公安厅长异地任职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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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公务员职位调动一、前言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越来越多的公务员面临异地调动的情况。
本文将探讨异地公务员职位调动的原因、流程以及对职业生涯的影响,并提出一些建议。
二、异地公务员职位调动的原因1. 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地区发展相对落后,需要从发达地区引进更多的人才来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2. 优化资源配置:将人才合理调配到各地区,使其能够发挥个人的专长和技能,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
3. 经验交流和学习:通过异地调动,公务员可以接触到不同地区的工作环境和管理经验,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三、异地公务员职位调动的流程1. 申请调动:公务员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意愿和工作需要,向上级部门提出调动申请。
2. 招聘、匹配和面试:根据公务员的申请和地方需求,上级部门会进行招聘、匹配和面试工作,确定最终调动人员。
3. 办理相关手续:确定调动后,需要办理调动所需的人事和行政手续,包括签订调动协议、报备相关单位等。
4. 安排适应期培训:为了使调动人员更好地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岗位职责,安排一定的适应期培训是必要的。
5. 入职后工作:调动人员到达新工作地点后,正式开始履行新岗位的职责和任务。
四、异地公务员职位调动对职业生涯的影响1. 职业发展机会:异地调动可以为公务员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开拓新的领域和岗位。
2. 专业技能提升:通过与不同地区的工作人员交流学习和共同工作,公务员可以扩大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知识面。
3. 人际关系网络扩展:异地调动可以帮助公务员建立更为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4. 适应能力锻炼:异地调动对公务员的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够锻炼自己应对新环境和变化的能力。
五、建议与总结1. 积极主动适应:对于异地调动的公务员来说,应保持积极的心态,主动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要求。
2. 加强沟通和交流:与新同事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交流,构建良好的工作关系,有助于快速融入新工作环境。
公安领导异地交流制度一、交流目的公安领导异地交流制度旨在促进公安系统内部的良性竞争,提高公安领导的综合素质,增强公安队伍的活力,培养一批具备跨地区、跨部门领导经验的高素质公安领导人才,为公安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交流范围公安领导异地交流制度的交流范围包括市级、县级公安机关的领导班子成员。
具体包括局长、政委、副局长、副政委等职务。
同时,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以将派出所所长、教导员等纳入交流范围。
三、交流方式1. 轮岗交流: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和程序,对公安领导进行轮岗交流,使其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担任领导职务,拓宽工作视野和经验。
2. 挂职锻炼:选派公安领导到异地公安机关挂职锻炼,深入了解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工作特点和难点,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专项交流:根据工作需要,对在某些领域或某项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公安领导进行专项交流,以充分发挥其专业特长和经验。
四、交流周期公安领导异地交流的周期应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一般可设定为3-5年。
通过设定合理的交流周期,既能保证公安领导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能促进其全面发展。
五、交流待遇公安领导异地交流期间,应享受与当地同级别领导相同的待遇,包括工资福利、住房补贴、交通补贴等。
同时,应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安家费或其他形式的补助。
六、组织管理1. 公安领导异地交流工作应由上级公安机关统一组织和管理,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和操作规程。
2. 各级公安机关应建立健全公安领导异地交流工作档案,对交流人员的任职经历、工作表现等进行详细记录和评估。
3. 上级公安机关应定期对公安领导异地交流工作进行检查和督导,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同时,应加强与地方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确保公安领导异地交流工作的顺利实施。
七、交流效果评估为了确保公安领导异地交流制度的实施效果,应对交流人员进行定期评估。
评估内容包括工作表现、能力提升、适应程度等方面。
通过评估,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不断优化和完善公安领导异地交流制度。
新任公安局长第一把火为何都烧在夜总会据河南媒体报道,11月1日晚,经公安机关缜密侦查,河南省公安厅组织警力,依法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涉嫌色情违法行为的郑州“皇家一号”夜总会进行查处。
此条消息一经披露,顿时在郑州及河南一些地方引起强烈反响,不少网友在拍手称快的同时,也不忘发短信、微博、微信相互调侃:“你在郑州还好吗?”“你若安好,便没唱歌!”等等。
似乎不管力度多大、战果多么辉煌,人们对公安打击夜总会这种行动已经见怪不怪了。
更有好事网友还就此事加以更为广泛的联想,说是北京市公安局上任百天捣毁了“天上人间”,河南公安厅长同样在任职百天之际端了当地最负成名的“皇家一号”,还有的举出更多的相同事例,进而发问——公安局长任职后的第一把火为何都烧在夜总会?问的好!为何呢?既然探究这个问题,那就不得不先从夜总会的功能本质来说起。
夜总会,泛指各类夜生活娱乐场所。
世界各地的夜总会,性质及定义皆不尽相同,夜总会内进行的主要活动也有相异之处,但大致都与唱歌、跳舞有关,客人也大都是来放松、取乐、消遣和找刺激的成年人,并喝喝酒。
现实中,提起夜总会,很多人头脑中便会闪现最关键的两个字一个是“夜”,一个是“会”。
也就是说,一个供男女夜晚私密相会的地方,人们当然不会往好处想。
既然大多数人不把夜总会往好处想,那么就说明大多数人有这种需求,于是,近年来,我国的不少夜总会便按照这个思路,逐渐发展成低俗表演、卖淫嫖娼等藏污纳垢的场所。
不少来夜总会上班的女孩子,在远离家乡和熟人的城市昼伏夜出,以赚取金钱为目的,牺牲青春年华、牺牲身体色相,过着夜鬼一样的生活,成为找刺激的男人花钱玩乐的对象。
人们公认,夜总会现象已经演化成现代文明疮疤和毒瘤,成为了传递负能量的地方,不仅带来了社会治安问题,而且还败坏了社会风气。
既然夜总会在人们心目中如此之“脏”,为何还要对公安机关打击夜总会说风凉话、发牢骚呢?毫无疑问,之所以如此,人们无非是对夜总会不良现象产生的土壤得不到清除有怨言;对夜总会背后存在的保护伞、靠山、后台等不正之风有痛恨;对夜总会等色情行业禁而不止、愈发泛滥而愤怒;对夜总会等黄赌毒不健康场所得不到根治而失望,等等。
“卖陕西面皮为啥还需要政府培训发证?办一个二级资质木工作业分包公司到底有多难?‘挂证族’的出现反映出创业者哪些无奈?”在第五届中国行政改革论坛上,江苏省宿迁市副市长沈海斌一口气抛出3个问题,核心却指向了一个问题——“连陕西面皮从业能力也需要政府认证,政府是不是管得太多了?”质问政府管得太多,如果出自普通老百姓,并不是新闻,而出自一个外地的副市长之口,自然引起舆论热议。
“通常说来,官员很少会在公开场合对外地政府决策或个人进行负面评价,沈海斌这相当于公开给人家陕西一个差评,能不受关注吗?”有专家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当然,他能站出来公开发声,除了应有的担当,还凭借着自己的良心和底气。
”“别人工作如何,关你什么事”“对事不对人,是官员在进行异地监督,或者‘隔空喊话’时,几乎都会恪守的一条准则。
”西部某市纪委党风室主任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这种批评,有可能最终双赢,“一方诚恳作出整改,一方获赞勇气可嘉”。
沈海滨在出任宿迁副市长之前的职务是江苏团省委副书记,他曾就取消审批的益处说过一句话,“打个比方,一个人长期戴着手铐脚镣让他跑一万米,给他喝再多的甲鱼汤都无济于事。
这时最需要的是把他的手铐和脚镣拿掉,让他轻装上阵。
”此次针对沈海滨提出的问题,陕西省人社厅很快回应,称“卖面皮需政府发证”是媒体误读,类似考核并非要设置行业准入限制,而是面向下岗职工和农民工作的职业技能培训,免费培训发证。
这样的解释,被舆论认为是给了公众一个及格的答案。
再观沈海滨这边,他作为宿迁市副市长去“质疑”陕西面皮,以至于有网友认为谈简政放权,应先从宿迁做起。
很快,据中国青年报调查,宿迁确已在清理相关资质方面迈出了步伐——除少数涉及公共安全、国计民生等必须由政府掌握的特殊职业、行业外,其他资格资质认证一律与行政脱离。
“这相当于是给宿迁做了次免费宣传,值了啊。
”江苏省一名干部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
海南日报在2007年也刊登过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批评海南旅游的一则新闻。
中组部5年前选派任职地方的66名厅官,19人已回京作者:王红茹来源:《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第43期2015年7月,50岁的辛国斌从青海省副省长任上调回工信部出任副部长,目前在工信部党组成员中排名第7位。
他也成为2010年秋中组部选派到地方任职的66名厅局级官员中“回炉”北京的最新一例。
5年前,时任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的辛国斌转任青海省海西州委副书记(正厅级),并于2013年7月就地提拔,出任青海省副省长。
当年同辛国斌一起赴任地方的另外65位中青年干部现状如何?又都走出了一条怎样的仕途之路?《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根据公开资料进行了梳理。
19人已确定回京任职,2013年回京最为密集2010年,中组部发起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央地干部交流任职,66名从中央和国家机关选拔出的中青年干部赴任地方。
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亲自出席了交流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当时国家选派的这66名厅局级干部,都是从国家机关中选拔出来的优秀中青年干部。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通过公开渠道统计到其中56人的信息,辛国斌是第19位已确定回京任职的官员。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66名赴地方交流的干部回京任职的情况最早发生在2012年,当年有3名干部回京,分别是出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的陈改户,出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的滕佳材和出任中宣部新闻局巡视员、副局长的张小国。
而2013年则成为这批干部回京最为密集的年份,当年共有10位干部回京,2014年回京任职的干部有5位,加上辛国斌,当年赴任地方的66位中青年干部中至少已有19位回京任职。
竹立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干部回京之所以多发生在2013年,主要是交流到地方的干部基本上是以3年为一个期限,之后还会有干部陆续回京工作。
回京官员中至少11人升任副部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统计,在已回京的19人中,至少有11人确定升任副部级。
为某某公安厅长感谢网友监督叫好!愿王帅事件不再发生!直播回放:某某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秦玉海做客人民网,与网民在线交流近日,某某灵宝警方跨省抓发帖网民的报道,一时间成为互联网上的舆论焦点,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某某公安厅厅长秦玉海4月16日做客人民网“全国公安厅局长系列访谈〞时表示,公安机关在王帅这个事情上,执法是有过错的,当地公安机关执法中没有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去办理。
如果定诽谤罪,王帅这个情况不符合诽谤罪的构成要件。
某某公安局已对这起案件作出了撤案处理,对王帅进行了国家赔偿。
我看到很多网友对王帅问题提出了很多意见和观点,感谢网友对某某公安工作的监督。
作为某某省公安厅长,出了这种问题,在工作上我也有责任,我向大家道歉。
作为某某警方一把手的秦玉海厅长在网上访谈时,坦承了警方的执法过错,并向网民道歉、感谢网民监督。
通过网络平台如此深刻高调地回应网上舆论,我们不禁感慨这位公安厅长不回避问题、不逃避责任的勇气。
公安厅长为什么道歉?厅长的话很明白也很实在,公安机关执法有过错,作为主管一地警务的领导干部,工作上出了问题应该负责。
而此前在灵宝事件中,那些回避问题、发帖辩解的官员们是否该为自己的言行汗颜呢?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政府公权力的使用涉及到民众的根本利益,“公权滥用,定损〞的道理搞不懂,“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就无从谈起。
在工作中,我们就是要提倡这种坚持法治、实事求是、勇于担责的态度,批评谴责那些无视法纪、回避问题、推诿扯皮的行径。
事实也证明,面对公共事件,政府公权力在实施过程中出了问题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能深刻清醒地正视问题,而去不负责任地遮掩与回避事实真相;不能及时有效地平息舆论,而去不计后果地为自己辩护与敷衍民众;不能主动灵活地化解矛盾,而去继续放任权力的肆虐而不被节制。
政府处理问题的态度和行动,直接影响了事态的进展、民众的言行及舆论的反应。
此外,公安厅长道歉时欢迎网友监督的表态,更让我们直接感受到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内涵。
流官制度的流弊黄钟异地为官制度既要保持为官者政令畅通的起码权威,你欢迎也好不欢迎也罢,听说过这个人也好没听说过这个人也罢,都得服从其号令。
这样一来,“地方主义”是被“克服”了,可那也势必会破坏地方的自我约束机制,县长市长干得好,即使任期不满,“上级”要把他们调到另外的县市去的话,这个县市的民众想留也留不住,县长市长干得赖,如果上级不处理他们,一县一市的民众再不满,也赶他不走。
当然啦,说得好听点,一地人民想有个好官员,就只能盼望上级“重视”、领导“关心”了。
可以说,这是制度设计上的一种自我拆台。
异地为官的中国传统不得在原籍为官,不能在一地久任的流官制度,是中国延续了两千年的一个古老传统。
不得在本籍担任地方长官的籍贯回避,在西汉就开始实践了,只是当时是否有明文规定,没有记载。
自从汉武帝中叶起,地方官任用的籍贯限制就越来越严了。
历史学家严耕望就说:“凡中央任命之地方官,上自郡国守相,下迄县令、长、丞、尉、边侯、司马均用非本郡人,刺史用非本州人”。
明文规定籍贯回避是从东汉开始的。
在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立了“三互法”。
什么是“三互法”呢?《册府元龟》里是这样说的:“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不得交互为官。
”按照这个规矩,在老婆的娘家当官就不允许,也不允许张三在李四的老家当官,同时李四又在张三的老家当官。
史弼调任山阳郡太守,可是因为他的老婆是山阳郡巨野县人,所以就要转任平原相。
从此,流官制度就沿袭了下来。
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刚开始甚至让“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后来就不限南北了,但除了学官外,“不得官本省”。
比如宣德年间,皇帝授予杨恭左布政使一职,可是遭到了吏部的坚决反对,说只有陕西的这个职位是空缺的,可是杨恭是陕西人,因此抗旨不遵。
到了清朝,流官制度又有所创新。
比如顺治朝时规定外官回避本省,教职回避本府。
可到了康熙朝,又针对虽然在外省任职可是却离本籍近的问题作出进一步的限制,虽是外省但距离本籍在五百里以内的,依然要回避。
异地任职领导干部的心理冲突探析作者:赵曾臻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8年第1期干部异地交流任职机制的长期实行,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干部队伍发展的需要,又是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手段,更是激发干部队伍干事创业活力的重要途径。
但同时也要看到,异地任职的领导干部不比在家乡和原单位熟悉环境,拥有较多的社会支持,在异地难免会遇到许多困难,他们在默默肩负着责任和使命的同时,承受着多方面的心理冲突和心理压力,如果无法得到有效的倾诉和排解,会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和领导效能的发挥。
因此,如何在新的就职地很好地进行心态调适、角色转化,从而提升履职能力,是每一个异地交流干部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异地任职领导干部心理冲突的类型及原因组织需要与个人需要的心理冲突。
作为合格的领导干部,既要政治过硬又要本领高强,既要有态度又要有能力,政治过硬即体现于领导认可、组织满意,然而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的个人需要与组织需要有时候并不完全一致,而组织的需要和要求始终是第一位的,这就不可避免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冲突和心理困境。
许多异地任职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重要岗位、公安、外事、央企外派等常年在异乡工作,长期与家人分离,作为个人的需要,他们很想陪在亲人的身边。
可为了工作他们无法照顾家庭,愧对父母子女。
由于缺少管教,一些异地任职干部的子女存在教育和心理问题。
异地任职的领导干部还需要适应当地饮食习惯、气候差异等。
随着八项规定的严格实施和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进,领导干部的隐性福利被取消,客观上增加了通讯、交通、时间等成本。
有些领导干部常年在他乡工作,沉重的工作压力使身心长期得不到有效放松和休息,一些干部感到孤独寂寞,成就动机下降,疲劳倦怠,心不在焉,有的甚至出现“走读”现象。
对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下降,不思进取、得过且过。
由于某些单位干部选用和安置不当,异地任职干部还存在同样的付出待遇比他人低一级,造成心理失衡工作积极性降低,成就动机下降的心理困境。
云南双警家庭异地调动成功案例
【实用版】
目录
1.云南双警家庭的背景和挑战
2.异地调动的原因和过程
3.成功案例的影响和启示
正文
1.云南双警家庭的背景和挑战
在美丽的云南省,有一对警察夫妻,他们因为工作原因,长期分居两地,面临着诸多生活和事业的挑战。
妻子李警官在昆明市公安局工作,而丈夫张警官则在曲靖市公安局任职。
由于双方工作繁忙,尤其是遇到紧急案件时,他们往往无法照顾到家庭,这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压力。
2.异地调动的原因和过程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警官和张警官决定申请异地调动。
他们在充分了解政策后,准备了详细的申请材料,包括工作表现、家庭情况以及对未来工作的规划等。
在经过多次沟通和协调后,他们终于成功地完成了异地调动。
李警官调到了曲靖市公安局,而张警官则来到了昆明市公安局。
3.成功案例的影响和启示
这一成功案例给其他双警家庭带来了积极的启示。
首先,他们证明了只要努力争取,政策是可以为个人实际情况做出调整的。
其次,这个案例也说明了,在面临家庭和生活压力时,寻求政策支持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
最后,这个案例也鼓励了更多的双警家庭,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他们克服困难的信心。
总的来说,云南双警家庭的异地调动成功案例,不仅为他们自己解决了实际问题,也为其他双警家庭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公安厅长异地任职:真能遏制腐败么?
据媒体报道,今年以来,已有名新任省公安厅厅长为异地任职,迄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长中,已有人为异地任职或“空降”任用。
事实上不仅公安厅长,省、市级领导为异地任职或“空降”任用的也不在少数,甚至可说更为普遍。
许多支持这一用人趋势的论点均认为,异地任职可避免裙带关系和地方小团体的泛滥,能更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对于掌握治安大权的公安部门主官而言,异地任职就更有必要。
是否真的如此?
即以警察系统而言,港英时代的香港皇家警察高管层核心多为外籍警官,本土高管寥寥无几,可谓彻头彻尾的“异地任职”,但这样的“异地管理体系”,却曾在上世纪年滋生了香港历史上最为严重的警察贪腐、渎职丑闻;省级公安厅长异地任职,实际上是借鉴了地方干部异地任职的成规,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各级政府三令五申,地方干部的贪腐问题依然层出不穷,没有什么确凿证据表明,异地任职的干部“贪腐率”比本地任职者更高,或者相反。
由此不难看出,异地任职的利弊另当别论,但指望用这种方法遏制腐败,恐怕是不现实的。
道理是明摆着的:贪腐的根源在于对金钱、地位、权力、享受的觊觎和贪婪,这种觊觎、贪婪绝不会“橘逾淮为枳”,而是可以随时、随处落地生根的;贪腐群体的形成和凝聚,从本质上是“权”和“利”的相互利用、相互结合,是一种利益共同体的关系,本乡本土固可狼狈为奸,“五湖四海”又何尝不能利益均沾;本土任职,固然可能受家庭、亲朋影响而沉沦,却也可能因有所牵挂、顾忌而变得谨慎,固然可能在贪腐后受到包庇,却也可能因本乡本土、耳目头绪众多而变得纸包不住火。
尽管体制不同,国情各异,但在大多数国家里,各级地方行政首长多对本级立法、民意机构负责,他们中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但其权力来源于本级立法、民意机构,并受这些机构的依法监督、制约。
在这种体制下,“异地做官”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地方行政首长究竟“对谁负责”、“受谁监督”的关系理顺,其权力来源于所在地方,责任也对应于所在地方,所在地方更可对这个“本土产生”的行政首长实施有效监督、审查,对于抑制贪腐显然更有效。
与之相比,异地做官固然有诸多管理上的便利,却也在事实上使地方行政首长的权力来源于上级,监督、审查也来源于上级,这样一来,贪腐未必能有效遏制,却滋生了“唯上不唯实”的官场歪风。
至于公安警察部门属于特殊领域,一方面,它需要相对独立于行政系统的权威,另一方面,由于其职能涵盖社会治安各“末梢”,要求其主官熟悉舆情、“接地气”,因此各国在是否“异地任职”方面做法不一,既有以“异地”为主的,也有主张“警政地方化”的,还有平行建立“国家警察”和“地方警队”两套相对独立体系的。
不论采取何种体系,都不可能百分百抑制腐败,而必须依靠成熟、完善的监督体制,严密、与时俱进的反腐法规,以及法规的严肃执行。
前面提到的香港警察从上世纪年代末的声名狼藉,到今天的以廉洁著称,靠的不是“异地任职”,而是自上世纪年代初所掀起的“廉政风暴”,以及包括年月日成立廉政公署在内,一系列有效监管机构、措施的落实。
追根溯源,“自家地面休做官”的地域回避制度,起源于汉代的“三互法”,自汉至清,在中国大地上断少续多,延续了差不多年,在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时代,这种地域回避制度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澄清吏治,但即便如此,贪腐和滥权现象仍代代有之,有时甚至十分严重,可见即便在那个时代,仅靠异地任职反腐倡廉也是不现实的,更何况如今时代变了,社会和民众更变了,仍然把思维凝固在古老的“三互时代”,恐更不可取。
由此可知,公安厅长也好,各级地方行政主官也好,促进廉政、遏制腐败的关键,是从法律上、制度上明确权力来源,落实权力监督机制,建立完整、科学、民主的管理体制,是依靠体制、法治来“管官”、来反腐,片面迷信“异地做官”的功效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