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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儒家思想概说xxxxxx 高级中学xx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典籍之多，研究者之众，是中国其它类别的传统文化无法比拟的。
儒家文化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而独领风骚，几乎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
因此，要了解中国，要了解中国文化，就不能不了解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在古代中国，历经两千多年的演变，形成了不同时期不同的理论形态，从来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儒家文化。
大体说来，儒家文化主要经历了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四个阶段，反映了儒家文化从发生、发展、鼎盛到转型的整个过程。
下面从三个方面对儒家文化作一简单剖析。
一、儒家学说的基本XX ---------- 仁（一）儒家仁学思想的基本内容1、仁者爱人―――仁学的核心XX 认为“仁”具有两重含义：一是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宗旨；二是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内心修养。
这两方面构成了孔子仁学的主要内容。
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爱人”是“仁”的核心，也是最高的道德原则。
孔子的“爱人”并不局限于血缘宗族的亲近关系，其范围从“亲亲”扩展到“泛爱”，由家族走向社会，使家族伦理转变成社会伦理。
“仁者爱人”还包括“能恶人”的内容。
孔子并不主张无原则地爱一切人，而是倡导“爱人”的同时也要“恶人”。
他认为，只有具备仁德的仁人，才能够喜爱应该喜爱的人，厌恶那些可恶的人。
行仁德的人厌恶不仁德的人，是为了让不仁德的东西不加在自己身上。
孔子主张的以“仁”对待一切人的思想，奠定了我国伦理道德的基础。
2、XX ―――为XX孔子既讲“泛爱众”，又讲“笃于亲”，这说明孔子的“仁爱”是有先后、远近、厚薄、亲疏的有差别的爱，而不是平等之爱。
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亲亲之爱是人类情感中最深厚的根源，离开了亲亲之爱、家族之爱，爱人的情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为爱人之情本身就是爱亲之情的扩充和放大。
儒家哲学思想
儒家哲学，主体含义为儒家思想里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富含的哲学思想。
这在中国古典文化思想流派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同时也受到千百年的敬仰和延续。
儒家学派是中国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学派，中华民族的文明，如果粗略地说，则可以儒家文化作代表，这指得是在中国文明体制的价值观念方面，也就是表现在中国政治哲学及家庭伦理观念上，以儒家价值观为基本立场，从而展开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人际伦理的规范，整体地是中华文明的主导思想。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等。
儒家哲学的主要课题:理性与情感【摘要】儒家哲学强调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平衡与调和，认为二者相辅相成。
在儒家思想中，理性与情感有着重要的地位，是道德修养的关键。
儒家对理性的强调体现在人的思考和决策过程中，而对情感的重视则表现在人际关系和情感修养上。
儒家认为，人应当通过调和理性与情感来实现全面发展。
理性与情感在儒家哲学中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的重要基础，平衡二者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
通过理性与情感的调和，儒家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提倡人们在面对世界和社会问题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善良的情感。
【关键词】关键词：儒家哲学、理性、情感、平衡、调和、理解、道德修养、全面发展。
1. 引言1.1 儒家哲学的主要课题:理性与情感儒家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流派之一，其主要课题之一便是理性与情感。
在儒家哲学中，理性与情感被看作是人类心灵中最基本的两种能力，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的道德品格和行为方式。
理性代表着人的思维能力和决策能力，是人类智慧和理性的表现；而情感则是人的内心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是人类温暖和共情的表现。
儒家哲学认为，理性与情感应该相辅相成，达到平衡与调和，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在儒家的道德修养中，理性与情感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理性和情感的相互促进下，人才能够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表现出真正的仁爱和善良。
2. 正文2.1 理性与情感在儒家哲学中的地位在儒家哲学中，理性与情感都被视为极为重要的元素，二者在人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理性被看作是人类独有的思维能力，是人们进行思考、判断和决策的基础。
儒家认为，通过发挥理性的力量，人们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实现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和谐。
理性在儒家哲学中被视为一种智慧的表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之一。
与理性并重的是情感，儒家强调情感的重要性。
情感是人类的天性之一，是人们之间建立情感联系的桥梁。
在儒家看来，人们的情感丰富多彩，有爱、善、怜悯等美好情感，也有愤怒、嫉妒等消极情感。
2009年第5期 山东教育学院学报 总第135期 收稿日期:2009—05—07作者简介:冀志强(1972-),男,河北宁晋人,研究生。
儒家仁爱思想中情感逻辑的悖论分析冀志强(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230039)摘要:儒家的“仁爱”思想中蕴涵了极为丰富的情感因素,随着“仁爱”思想的发展,诸多儒家代表人物提出了大量极具情感色彩的经典命题。
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孟子的“仁民爱物”,再到张载的“民胞物与”和二程的“万物一体”,儒家仁爱思想的情感视域也得到了不断的拓展。
仁爱的施予从人走向物,仁爱的性质从伦理走向生态,这便构成了这种情感逻辑的基本线条。
但是,这种“仁爱”思想的情感在施与的过程中却产生了问题。
尤其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遭遇到一个仿佛不可克服的悖论。
对于这个悖论的两极,我们只能通过实践来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关键词:儒家;仁爱;情感逻辑;情感悖论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16(2009)05-0028-04 儒家思想以“有为”为基本格调,强调个体的生存意义在于参与社会群体秩序的建构,而这主要是借助于他们所强调的“仁爱”思想。
孔子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修养学说,后世儒学大家走的也基本是这条理路,重视自身修养理论的建构并以此推进社会秩序的和谐。
作为道德修养的范畴,“仁”必然要涉及到自我和他者的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就包涵了丰富的情感因素。
在儒学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情感理论并非静态的沿袭,而是不断地得到发展并从而形成了类似于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的思想承传过程。
一、仁者爱人中的情与礼孔子以恢复周礼为己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修养学说。
我们知道,“仁”的意蕴是极其丰富的,并且他也从很多方面阐发了“仁”的内涵。
但是总的来说,孔子的理论就是关于“修己”的学问。
李耀先说:“这门学问基本上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立己,另一个是爱人”。
![[儒家,政治哲学]浅析儒家“中”道的政治哲学解读](https://img.taocdn.com/s1/m/e8e9aa55d4d8d15abf234ec5.png)
浅析儒家“中”道的政治哲学解读儒家政治哲学研究方兴未艾,如何建构儒家政治哲学研究体系,学界目前尚无定论。
政治哲学,旨在讨论和寻求最理想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方式。
无论何种政治哲学研究体系的建构,都应当对以下基本问题作出回应:权力的合法性、执政者的价值关怀、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秩序建构、正义或公正等。
通过对中道政治哲学内涵的发掘,可以补充传统儒家中道思想研究,管窥儒家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不離质。
儒家核心理念的政激输读,对于当下翻儒練治哲学体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中道:王道政治的合法性根据权力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哲学的始基问题。
儒家政治哲学研究开展的一个必要前提,是需要厘清儒家对权力合法性问题的论证。
儒家以王道正统说,证明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以圣王政治为最优政体,以王道治世为政制典范,追认亮、舜、禹、汤、文、武、周公为圣王道统。
其中,孔孟主张取法尧舜先王,荀子主张取法禹汤文武后王。
无论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儒家以是否合乎王道正统为权力合法的标准。
其背后的合法性根据是什么?儒家王道正统传承的根本又是什么?1. 中道:王道政治传承之本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朱熹,第37页),一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朱熹,第93页),追述尧舜禅让之道,向往上古道德治世;主张取法文武之道,提倡复兴周礼。
孟子言必称亮舜(《孟子?滕文公上》,朱熹,第251页),非务舜之道,不敢陈于王前。
(《孟子?公孙丑下》,朱熹,第242页)与孔孟推崇尧舜禅让的公天下政治不同,荀子主张取法禹汤文武等后王,即家天下之政,认为后王之世与当世相近,具有可取性。
而无论是公天下禅让之道,还是家天下私承之道,儒家王道正统皆以中为传世之本。
2.王道政治的合法性根据与中世纪西方政治哲学君权神授的合法性论证路径一致,儒家政治哲学的论证思维是天命王权。
如前所述,圣王政统以中相传,而背后莫不以天为权力施与的主体。
尧告诫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告诫禹道心惟微允执厥中,道心即是天心;文王受天命惟中庸,而王天下。
浅谈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哲学观2017-03-15 17:03:51 北方文学· 2017年1期刘娟摘要：要弄清先秦儒家哲学观具体是什么就必须要研究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和倡导内容。
儒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有师承关系，所以孔子提出了儒家哲学的模糊的观念，孟子和荀子在孔子的哲学观念的基础上更加清晰的、具体的完善了儒家哲学观念，使这种哲学观念影响了中国社会主流文化几千年。
关键词：儒家哲学；孔子；孟子；荀子；有为我国先秦时期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从孔子开始有孔子、孟子、荀子这三个主要的思想家。
先秦儒家是一个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学派，他们这三个代表人物是有师承关系的。
要想知道先秦儒家的哲学观点就要从这三个代表人物的思考理念入手。
一、孔子的思维特色就是提出了“仁”和“礼”的思想框架。
孔子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人，也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开启了人道学这样一个向度，所以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就是人道学的转向，把哲学话题从对天的考量转向到了对人的思考。
（一）儒家哲学的独特的理论贡献就是谈人道即做人之道，改变了人对人自身的一个看法。
孔子认为人在道的面前不是无为的而是有为的。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就是说人不是被动地遵循着做人的道理，而是主动地探究如何做人的道理。
孔子还认为人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社会群体的一员。
人是社会群体的一员，所以强调群体性、社会性。
因为人有社会性所以提出了社会如何重建。
孔子提出的“八条目”中最后的治国平天下，这个天下就是大社会的概念了。
所以儒家的哲学智慧表现在它认为人是社会群体，怎么把这个社会群体构建起来这是儒家的人道学的一个主题。
怎么构建这大规模的社会？就要组建一个帝国时代的大一统，摆脱分裂割据的乱世，所以大一统的诉求是儒家最早表达出来的。
（二）要建立大一统的社会就要遵循两个基本观念：其一，“仁”的观念。
社会要成为社会，人与人之间要有一种道德情感的联系，要找到人的价值共识，强调“仁”的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出了社会凝聚力；其二，“礼”的观念。
析《仁学》的三大层次及其思辨逻辑中国古代儒家学说在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仁学》也正是这一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孟子作为这一学说的先驱，更是弘扬《仁学》理论的最著名的极致，其道德思想也深深影响了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更决定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史的进程。
《仁学》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儒家学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构成也影响中国数千年的社会文化。
鉴于此，深入研究《仁学》的三大层次及其思辨逻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仁学》的三大层次可划分为社会层面、政治层面和道德层面。
社会层面包括以“五德”为核心的关系体系和分级机制，其中“德”一词有礼义、义政、孝爱、仁义和真信等十五种意义。
“五德”包含了道德礼仪、社会交往、社会秩序、政治秩序以及家庭教育等五方面内容，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和规则，它们也为建立和维护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秩序提供了根基。
其次，《仁学》的政治层面主要指以政治仁政为核心的政治领导理念。
其中“仁政”一词有“仁义”、“仁贵”、“仁声”和“仁谋”四种意义，它们将以“仁义”为出发点，致力于达到“普施仁政”、“仁政至善”的境界，其中“仁义”贯穿于“普施仁政”和“仁政至善”的整个过程，构成了《仁学》的核心价值。
再者，《仁学》的道德层面主要指以道德仁爱为核心的道德关怀理念。
“仁爱”一词有“自我实现”、“仁者无敌”、“行仁自谦”、“受仁解脱”等六种意义，它们致力于营造一个仁心仁世的社会环境，并努力营造“以仁待人”和“以仁为主”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观念，这些理念在数千年的演变中得到文化传承，也在不同领域中得到深入推展与应用。
最后，《仁学》的思辨逻辑拓展了儒家的哲学理念，探讨如何将三大层次的理念融入实践中，成为一种思辨逻辑。
以“仁”为出发点，构建一种以“重其唯仁”为本体思想的思辨逻辑，将“仁”作为建立美好社会的重要理念，并将其作为行为准则，以达到“普施仁政”、“仁政至善”的境界。
总之，《仁学》的三大层次及其思辨逻辑是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基础，它们不仅决定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精神特质，而且也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演变。
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系统
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系统一般被认为是一种以儒家学说为根基的逻
辑学。
其思想主要取自易经和《老子》，其核心概念就是道德行为的
由来——从道到德，由此可知，在儒家思想中，“道”是一切文化和
道德标准的概括，也是一切精神、文化和道德行为的来源。
然而，这
种概念似乎并不明确，也不容易被理解。
因此，儒家学说将“道”分解为六种不同的精神，即实、理、信、行、义和礼。
这六种精神，统称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旨在帮助
人们系统地理解道德行为的由来和未来发展。
其中，“实”代表实践，部分实践基于自然的规律，但它们也受到人们的道德影响；“理”则
指理性的判断，比如用逻辑分析来推断自然规律，进而帮助人们推断
和决定对对抗形式的行为；“信”则关注人们对精神上的信仰，即对
宗教信念和宗旨的认可；“行”则指人们的行动，它可以在自然规律
的基础上作出决定或实现目标；“义”则指个体及社会的道义，包括
正义、公平礼仪和职责；“礼”则关注自然上的行为规范，如因果律、博爱和节制。
通过对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理解，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儒家思想，也可以以此为基础，进一步阐释道德行为的含义，建立完备的道德体系，增强自己正确行使道德判断能力的意识，使之获得谦卑、敬畏、
宽容和仁慈等品质。
儒家哲学理性摘要：情感是孔子仁学的第一原则。
理性和情感的关系是孔子仁学的主要课题。
孔子以“仁是理性的普遍情感”这一论断解决了理性和情感的统一。
宋明新儒学以“生生”为核心，重新肯定了被佛学消解的理性和情感，在自然目的论中理性和情感完成了统一。
关键词：理性；情感；仁；生成德践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儒家的不易信条。
“亲亲、尊尊”的德性伦理，是儒家义理的核心内容。
在先秦，孔子首次为儒家的德性伦理提出了一个合理可靠的论证，其核心在于情感原则。
在孔子之前，“人为什么要过道德生活”这个命题是和具有人格神色彩的天、帝关联在一起的。
孔子的仁学，以情感为第一原则，以理性和情感的统一为主线，开创了以“道德何以可能和何以必须”为根本课题的儒家哲学。
孔子的仁学中，天的人格神意味淡化，而道德实践的主体－人的作用凸显，以亲情为起点的情感原则和有别于认知理性的实践理性原则双翼并举，最终指向一条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成圣之路。
道德何以可能？何以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一个普遍性的原则。
孔子从孝、悌这种真真切切的可感可验的家庭亲情为出发点，为他的仁学体系建立了一个普遍性原则－情感。
孔子认为，人是有情感的生灵，每个人从一出生，就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1]，从出生到老死，时时刻刻都处于父母、兄弟、朋友等五伦的情感互动之中。
情感生活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人又是有理性的生灵，每个人都能从“有限”的爱亲推广到“无限”的爱人。
既然情感是必须的，而且又可以是普遍的，因此，德性伦理就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有共同的，不因人、因时、因地而变的标准。
这样，孔子的仁学就为“人要过有德性的日常生活”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论证。
还应该强调的是，情感原则，是内在的。
因此儒家哲学注重体验、体证。
孔子为儒家哲学建立的主体性原则，以情感为核心的情感和理性相统一的原则，对后世儒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孟子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实际上就是指恻隐之情人皆有之。
儒家哲学的逻辑(1) : 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的严格化、精确化，演变为图灵机概念，随着第一台电脑诞生，图灵机的物理实现，人类认知和智能活动被认知科学家们乐观地认为可以转换成计算程序用机器进行模拟。认知科学就形成了“认知可计算主义”的研究纲领，对这种“认知的本质就是计算”，人脑计算机都不过是操作、处理符号的形式系统的总看法，我们的中国学者在各自的相关领域都作出了应答：洪定国教授用“显析序”与“隐缠序”概念、金吾伦教授用“构成论”与“生成论”哲学范畴、刘粤生教授用“结构信息”与“交换信息”的广义信息范型重新解释了“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的关系，这对认知逻辑的本质、人类认知活动经编码成为符号的过程作出了深刻阐明并提出了理论限度。
认知科学目前的理论困境和实践困难就在于它业已形成的图灵意义下的算法概念只能模拟认知和智能活动中的显序部分、形成构成论的原子抽象，或者按我们的说法叫经典的“结构信息”，它不能完全解释人类心智活动的内在机制及其体现出的灵活性、选择性和自涌现性。
吴学谋的泛系理论不是简单地依靠逻辑和图灵机算法，而是把结构信息作为素的集合与关系的集合（交换信息：五互八筹）构成的复杂大系统来模拟人类智能，以冲破目前所做的只求系统的局部一致性的狭隘途径；而王德奎探索用三旋生物、物理的途径和黄展骥的放弃逻辑的人工手段寻求大逻辑的自然机制，以及周礼全先生在语境和隐涵等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运用自然语言进行成功交际的图式（《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都反映了中国学者们力图解决认知科学的深层问题的阶段性成果。我们相信，沿着这一系列探索，结合近年来人工生命、进化计算某领域的新成果，将会产生认知科学新的研究纲领。
关键词：认知科学 可能世界 交换信息 新的研究纲领（信息范型） 一、引论：历史之谜 20世纪的逻辑学家根据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观念，再进一步严格化、精确化，建立起完整的模态逻辑语义理论--可能世界语义学。使我们可以从多元的角度去看待和探讨逻辑问题，也包括我们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去探讨逻辑问题并建立各种认知逻辑系统。
与上述过程极为相似的是，十七世纪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在三百年前用两个记号0和1的二进制算术来评注和阐述中国古代伏羲图的意义过程中，终于发现“六十四卦图中的64个六爻排列恰好与从0到63的二进制数字一一对应。这一发现使他异常兴奋，立即用法文修改和补充1679年的文章手稿，并将这一法文文稿送交法国科学院院报。”（朱伯--主编的《国际易学研究》第5辑第201页）在某种意义上，莱布尼茨是把易图的“可能世界”严格化，精确化了。但他如何把卦变图和爻变图演变成二进制算术、在走向符号化的同时，又不得不丢失易图的生生之易却是很少为人深究的。
董光璧先生在《易学与科技》的“易卦分类原理”中指出：“易图中的两仪、四象、八卦……就是阴爻和阳爻两个元素的无限重集的排列数。”（第85页）这里对卦变图所蕴含的卦变理论，早被莱布尼茨所揭示：“令人惊奇之处，是这种用0和1进行的算术竟然包含着一个叫做伏羲的古代的国王和哲人所作的线段的奥秘……中国人丢失了卦或伏羲的线形的意义或许已经有一千多年了；他们对（卦）作了诸多评注，却找到了我不知道离得多远的意义。最后它的真正解释竟然是从欧洲人那里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大约两年多前，我写信告诉了当时住在北京的著名法国耶苏会士、尊敬的白晋神父，我的用0和1的计算方法，他立即就看出这便是解开伏羲图的钥匙。于是，他于1701年11月14日写信给我，并给我寄来了这位哲学君王的伟大图形，一直到64；这使人对我们的解释的真理性毫无怀疑余地，以至于可以说，这位神父借助于我们告诉他的解开了伏羲之谜。因为这些图形或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丰碑，经过这么长时间后，又重新找回它们的意义，确是显得稀奇无比。”（转引自朱伯--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5辑，第205页）
但为什么被外国学者视为稀世瑰宝的卦变图，却为我国古代的一些学者视之为臆说呢？明董守谕说：“变卦之例，杂而不一者，各持师说也。愚之言变必欲与卦辞相符，此非愚臆也。”（董守谕，《卦变考略》卷上，第660页）清胡渭认为“李、邵为先天之学”，“既失《参同》之旨，又非《彖传》之意。”（胡渭，《易图明辨》卷九，第778页）。其实，董、胡的看法是透露了承接莱布尼茨思想而建立起来的现代认知逻辑系统固有弊端的征兆。
1、莱氏用0和1 的计算方法是否解开了伏羲图的钥匙。 伏羲图形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丰碑，如果仅仅是六十四卦图的数字结构，或者说“二元算术”（后人称二进制数字）即数字是用0和1两个基本符号组合去表示任意数字的方法，更具体说，它是满2进1的数系。那么它流传中国几千年也就不会成为众经之首。
2、六十四卦可用来表征六十四种可能出现的事或物。 古代中国，人们用它去预测自己在生产活动与生活中将发生的事情。从数学的概率论观点说，如果64卦代表对预测事物可能出现的64个答案，而每卦又有6爻，这就又出现了六类不同答案，按照概率独立事件出现的概率公式知，预测的命中概率应为1／64或1／64×6 = 1／384，这是近代概率论的数学理论。
3、中国宋代邵雍曾对八卦顺序进行量化：“乾七子，兑六子，离五子，震四子，巽三子，坎二子，艮一子，坤全阴，故无子。”这一八卦量化顺序，表明邵氏已给出了十进制与二进制的转换方法，但没有达到莱氏的显化阶段，更无法像莱氏那样应用于计算机的设计，今天的高速电子计算机，以及各种自动化控制系统、机器人、人工智能理论，也许人们只想到莱氏的“可能世界”，但却忘记了这也是间接应用和发展了《易经》中八卦进位原理。
4、莱氏解开伏羲图的钥匙，只打开了一个数字化的现实世界，却留下了可能世界的历史困惑。其实《易经》之精华还在于“道”和“阴阳”对立变化的道理。应该把《易经》看成是发现并应用相对现象与相对原理的一部古老巨著——应将六十四卦作相对表示。西方科技与精神文明中间之所以鸿沟日益加大，不能相称，无非是缺乏相对之理，走极性思维所致。“按八卦阴阳（隐显）之律动，即可与数位值同步作无限之延伸，（这里的数位值指的是位数排列）。然，阴（黑）阳（白）隐显之设定，本随心象而论，任取其一为显，则无穷大等于无限小，且太极八卦本属对应之零壹同位！可析可分，可背可向，可来可去，故单一逻辑，可获得最高旁通率！宇宙时、空??无无之数，因切割而兼寓‘有、无’，此一来去自如之逻辑壁合率，称零壹同位。”（陈子斌：《文明的生产力——河洛八卦开创新时代的新智慧》）。
黑格尔说，阴阳观念是中国人智慧的“全部科学”，这里指的正是中国哲学中的阴阳辩证法。若对中国二、三千来的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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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弟子有若曾说“礼之用，和为贵”，“和”、“和合”、“和谐”——这既是儒家辩证法的出发点，也是儒家辩证法的归宿点。在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儒家“和”的方法论、价值观和世界观，从学理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受到了猛烈地批判，认为它是跟辩证法截然相反的一种“反辩证法”思维方法，唯一的理由就是它过分强调“和”。孰不知，“和合”、“和谐”正是辩证逻辑推理的必然结论。如从价值层面上来看，只有人类存在，就免不了有对立和争斗，免不了革命和战争，但只有对立和争斗、有革命和战争，就永远抛弃不了“和”的价值和结果。可见，儒家辩证法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逻辑和方法上是一致的，但在价值和结论上是互补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可发现，儒学辩证法与近代的唯物辩证法最大的同中之异就是儒学辩证法减弱了斗争在事物运动中的重意义，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正是立足于揭扬事物的运动、发展、斗争和转化，具有实质上的革命性——马克思有句名言，即“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⑩恩格斯也指出，辩证法就是主观反映客观世界中那些到处盛行着的对立，“这些对立，以其不断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决定现实生活，⑩列宁则一再明确指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⑩只有斗争、运动、发展和转化事物才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和向更高阶段进步的过程中。这种斗争、运动、发展和转化的哲学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客观和科学的描述，决不是在主观上追求“仇必仇到底”的唯意志论的情感谊泄。斗争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灵魂。但是，把斗争性强调过了头，也就失去这个灵魂。因此，儒家“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观点，正可大补“绝对斗争性”之所缺。
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立足于中国哲学的辩证法去契合和会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从而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例如，毛泽东把对立统一规律用儒学哲学成语凝练为“一分为二”，有时也用“相反相成”的命题表述相似的思想。毛泽东除吸收了儒、老、法等学派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以外，还充分借取了中国传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此为中国古代真正科学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这些都构成了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主体来源。如果说，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一种概念思辨方式，是绝对理念的自我否定，在马克思那里把它改造成为一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而到了毛泽东手里则不仅是世界观和认识论，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整个革命策略的思想基础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逻辑。如周恩来曾经指出：“对于蒋介石的磨擦，毛泽东同志还说了三条原则，第一条出自《老子》，‘不为天下先’，就是后发制人，不先发制人。第二条出自《左传》，‘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你打边区我们就退几十里再说。第三条出自《礼记》，‘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有理，有利，有节，结果坚持了八年抗战。”⑩周恩来在这里列举的这三条辩证原则都不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而是源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即中国传统的思想。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方法既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应该说是打通近代最先进的辩证思维与中国传统儒家的辩证思维之路的典范。
参考文献： (1)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第849页，中华书局，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