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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金饰品上体现出的民族特色作者：贾冬梅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5年第05期【摘要】本文从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三件辽代文物中，探寻契丹民族的文化特色。
这三件文物都是金质带饰品，本文从它们的质地、纹饰、工艺三个方面阐述其民族特色。
【关键词】契丹金饰品民族特色在中国历史上，辽、宋、夏、金是继五代十国之后又一个分裂的时期。
在这四个王朝中，宋朝的工艺美术最重要。
宋朝实施了抑武修文的国策，这对当时工艺美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尚刚先生认为：在中国古代，两宋的社会文化素质最高。
辽和金是与宋同时存在于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都存在百年以上。
他们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我国的历史文明中写下了浓重的、不可或缺的一笔。
辽与金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与两宋同时存在，他们的民族文化，受到了两宋文化的影响，又融合了其他民族的特点。
但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坚定地保持了自己本民族的特色，在漫长的艺术历史上独树一帜。
吉林省博物院收藏了几件辽代的金带饰。
一件为金带銙，1972年9月王如昌于哲里木盟科左后旗海斯改公社牙马吐大队征集。
这件金带銙宽6.5厘米，高4.5厘米，重87.1克。
菱花形，下部焊接着一个方形的小孔，即为古眼。
带銙正面饰一条飞龙，张口吐舌，眼部突出，龙须卷曲，整条龙盘曲于云纹之上。
带銙通体镂空，在古眼上饰有水波纹饰，背部有对称长方形梁，用于穿带之用（见图1、图2）。
在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中，有一种民族服饰的组成部分，叫做蹀躞带，这种带銙就是蹀躞带上的一个组成部分。
“蹀躞”是系挂于带銙上古眼穿孔中的小带子[1]，带子上习惯系刀子、解锥、针筒、箭囊等生活与攻战的必需品。
“蹀躞带”就是这种配有蹀躞的腰带。
蹀躞带基本上由带鞓、带銙、带头及带尾等部分组成。
《辽史·仪卫志》记载：“武官七事：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
”在辽代，通常是通过“蹀躞带”上带銙的质料、形状、数量、纹饰来辨别佩戴者的等级。
中国古代金器大赏：辽代辽国金器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用的领域非常广泛，举凡生活用具、丧葬用具、祭祀用器、冠服配饰、马具等无所不包，尤以耶律羽之墓、吐尔基山辽墓、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陪葬品为重要。
其中丧葬用具最富民族特色，也是金器使用的重要领域，主要指面具、网络、靴或靴底等。
马具是契丹最富民族特色的器物，其风格独特，种类主要有鞍桥、带饰、缨罩等，其中鞍桥上常饰以双龙或双凤纹，其他用具上常饰忍冬卷草或配以龙、凤、鹿等图案装饰。
1992年,赤峰阿鲁科尔沁旗发现一座大型辽代贵族墓葬，经考古人员鉴定，这是契丹时期大贵族耶律羽之的墓葬。
耶律羽之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堂弟，契丹皇族成员，为当时契丹国宰相，权倾一时。
他的墓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金花银“万岁台”砚盒及砚是其中一件特殊文物。
（辽代“万岁台”铭金花银砚盒，1992年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此砚盒造型优美，装饰华丽，盒盖正面为栖顶式样，凸凹有形，错落有致：下端錾刻波涛，翻滚奔腾，蓄势待发；中部横冲腾龙，曲身回首，虬髯飘逸，极具视觉冲击力；三枝立莲穿绕于龙身，其中一朵盛开，经龙嘴衔立于龙头顶部，花蕊之上竖刻“万岁台”三字；上端錾刻远山浮云，一轮骄阳冉冉升起，恰似契丹政权悄然兴起于北方大漠，焕发着勃勃生机。
盒盖四边錾刻牡丹、忍冬卷草花纹。
（辽代“万岁台”铭金花银砚盒，1992年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微信编辑器构思编辑器辽代金器是北方草原地区民族文物的一枝奇葩。
有辽一代，北方草原地区的金器制作工艺已达到鼎盛时期，如这件双雁折枝金花渣斗，盘沿錾刻扇形图案，盘壁为四组牡丹纹团花，腹壁錾刻四组两两相对的鸿雁，图案部分鎏金，为典型的白地黄花的“金花银器”。
无论造型、工艺均具有浓厚的唐代风格，而主题纹饰又反映了浓厚的契丹民族生活气息。
（辽代双雁折枝金花渣斗，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鎏金双凤纹银盘属于食器具，通体鎏金，盘体呈五瓣花形，内底饰双凤缠枝纹，内沿饰折枝花卉。
契丹—辽音乐文化考察琐记（上）——对铜镜、埙、大螺和毛员鼓的音乐史料考察作者：陈秉义来源：《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 2017年第3期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一个少数民族，公元907年建国，与五代、北宋同时立国；就国号而言，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时，国号就称“大契丹”。
其后国号又在“大辽”、“大契丹”间多次更换。
辽于1125年为金所亡；1218年，西辽被蒙古灭，契丹立国的历史才告结束。
“大辽”曾在一段时间内单指燕云十六州，而同时期的契丹松漠『日地仍称“大契丹”。
虽然“契丹”、“大契丹”、“大辽”等国号更迭，但“大契丹”、“大辽”为其主要称呼。
从目前所出土的辽代墓志铭来看，“大契丹”为其前期的国号，而“大辽”为其后期的国号。
后世编撰《辽史》后人们才陆续称其为“辽”。
契丹—辽时代，统一了东北亚，贯穿了长城南北，使长城不再是一道屏障。
契丹—辽在与西域各国和各民族是交往中，使古老的丝绸之路得到延续。
契丹—辽在中国历史上还采取“一国两制”政治制度，成为后世的楷模。
契丹—辽音乐舞蹈丰富多彩，与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融合也极为广泛，为我们研究其音乐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视野。
但是，契丹—辽音乐史料收集存在很多困难：如契丹—辽时期的书禁政策，文字资料缺失；最权威的《辽史》是在契丹消失二百年后撰写，文字史证不全面；但是，契丹～辽流传下来的各种文物存有许多与音乐有关的图像资料，如壁画、砖雕、石雕等，历经千年，破损严重，特别是重修后的历史面目模糊不清；还有目前所见民间收藏中有一定数量的音乐史料，存在着鉴定上的困难。
《辽史·乐志》记载了辽代的雅乐、大乐、散乐等所使用的乐器约有五十余种：如雅乐用钟、磬、琴、瑟、箫、极、笙、竽、埙、鼓等；大乐用方响、筝、筑、卧箜篌、大箜篌、小箜篌、大琵琶、小琵琶、大五弦、小五弦、吹叶、大笙、小笙、筚篥、箫、铜钹、长笛、尺八笛、短笛、毛员鼓、连鼓、贝等；散乐用筚篥、箫、笛、笙、琵琶、五弦、箜篌、筝、方响、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拍板等。
馆藏辽代契丹贵族文物辽、西夏、北宋并立分布图辽代(907 ～1125)是中国东北辽河流域由契丹建立的地方政权。
由耶律阿保机创建。
其疆域控制整个东北及西北部分地区。
辽代是由一个较为落後的边疆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政治、文化较为低落，但长期与汉族比邻，并受先进中原文化的影响，故在文化及用玉制度上，均受中原唐宋文化的影响，玉也不例外。
辽代金银器以1986年出自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者为最精致丰富﹐有金面具﹑鎏金银冠﹑银丝网络﹑金蹀躞带﹑金花银靴等组成的殡葬服饰及錾花金戒指﹑缠枝花纹金镯﹑八曲花式银盒﹑金花银枕﹑錾花金针筒﹑金花银盒﹑银长盘﹑银唾盂﹑银盏托﹑银壶﹑银罐﹑银粉盒﹑鎏金银勺与马具等。
这些器具代表了辽国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为我们研究辽金玉器提供了可贵的参照。
同时由于墓葬保护较好，未受到盗掘，又采取了科学发掘的方式，为研究契丹文化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陈国公主】陈国公主，辽景宗孙女，耶律隆庆女儿，吴国公主妹妹。
嫁给萧绍矩（舅舅）。
陈国公主的面具辽代18岁的陈国公主的面具！辽代金面具长20.5厘米、宽17.2厘米、厚0.05厘米、重184克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现收藏于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薄金片，锤揲成形。
脸形丰圆，杏眼圆睁，鼻梁微隆，双唇抿合，两耳竖起。
面具边缘有穿孔，与银丝网络连缀之用。
驸马的金面具双龙纹金手镯辽代金双龙纹金手镯展开长18.2厘米面宽1.1厘米厚0.5厘米重138克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现收藏于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纯金，镯体宽扁。
镯口两端为龙头，镯面錾刻双龙缠绕纹。
辽代金银花靴辽代金银花靴高37.5厘米、底长29.2厘米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现收藏于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薄银片，锤揲工艺。
长靿，尖头，其上錾刻飞凤，间饰花卉纹、云纹，纹饰鎏金。
靴靿、靴面、靴底以银线缀合。
银丝敛衣驸马的鎏金冠玉组佩妆具形玉组佩少数民族出行会在腰间佩戴一些小工具，这些演化成这样的玉组佩。
辽契丹“纪事金银印”考述辽契丹“纪事金银印”考述辽契丹金银印中有种契丹文“纪事印”很独特，它往往将国家大事，帝后行迹、话语，用最精炼短小的印文记录刻印下来，传予后人，或随身携带驱邪避凶，或作为座佑铭鞭策子孙，或作为史鉴正身警戒。
此种“纪事印”为契丹人所独创，应是明请文人闲章的滥觞。
“纪事印”所记内容，因常与国家大事、帝后行踪有关，故多采用黄金或银鎏金质印材雕制，偶而可见全银质印，铜质“纪事印”则极其罕见。
“纪事印”印式多为正方形与长方形。
台式多为一层台式，偶见二层台式。
钮式较为丰富，有螭龙、交龙、玄武、盘龙、蟠龙、辟邪、狮子、乌龟、鹿、狗等等，少见凤凰、鹰鸟等飞禽钮式。
印文特点为全印不见“宝”、“印”、“章”、“记”等印章专业用语。
印文多为阳镌，冥印多为阴刻。
正印多为反镌（钤印为正），冥印多为正镌（钤印为反）。
字数以四字为主，多字少见，多字必为重要内容的重要印信。
印文排列读序（指钤印印文）一般多与书写顺序相同，四字印文即右行起从上至下，再左行从上至下，这种读序称为“正读”、“顺读”。
亦有第一列从右至左，再从第二列从右至左，这种读序称为“横读”。
也有左行起从上至下，再从右行起从上至下，这种读序称为“反读”。
还有从右行第一字起至左行第二字，再从右行第二字至左行第一字者，这种读序称为“斜读”或“交叉读”。
亦有从左行第一字起至右行第二字，再从右行第一字至左行第二字者，这种读序称为“反斜读”或“反交叉读”。
“纪事印”文字皆为契丹文，且基本为契丹小字。
汉字，契丹大字可能有，但目前尚未见有公布者。
“纪事印”契丹小字与墓志铭契丹小字相比，因受印玺形制限制，减少了许多“所有格、时位格”等后缀，很少用粘绵语词，故而更精炼准确。
因契丹小字主要为表音文字，故“纪事印”契丹小字印文翻泽，精心选择同音字，同义字，按印文本身内在逻辑和用词规律，在辽契丹印玺形制限制之内，百里选一，才能准确反映印文的真实含义，使该印的真正价值体现出来。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下颌托问题初探作者：付承章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7期摘要：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墓葬中出土的下颌托是充满萨满教色彩的器物。
该习俗可能起源于东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传统，并为大月氏、匈奴等族群吸收，后影响至中国内地。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范围内下颌托的使用者应该说是当时占少数但处于社会上层的萨满。
该类下颌托主要是利用头箍、连接条、勺形护托来箍紧头部，以保持头骨完整，不让头骨散落，根本目的则是为了护魂。
它多与丝织覆面相结合，而与其他质地覆面并不共存，使用丝织覆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掩盖萨满的面貌。
关键词：下颌托；北方民族；覆面；萨满教中图分类号：K28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7-0009-05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墓葬中，曾发现过墓主人使用下颌托随葬的习俗。
这种习俗虽然在中国境内其他地区也有所体现，但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范围内出土的下颌托，从功能、内涵、适用人群等方面都有着较为独特的含义。
本文拟在这一范围内，对考古发现的下颌托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一、对下颌托考古材料的分析（一）下颌托的考古发现情况目前，我国境内发现的下颌托主要分布于山西、内蒙古、陕西、河南、宁夏、湖北、湖南、四川、重庆、江西等地。
根据对已公布下颌托材料的梳理，在中国境内目前共发现89件下颌托，其中山西大同出土11件，内蒙古2件，两京地区18件，宁夏1件，湖北郧县2件，广州1件，成都1件，湖南3件，江西1件，安徽1件，三峡地区10件，新疆37件，另有1件传出土于中国北方地区，现藏于法国集美博物馆。
时代跨越汉晋、北魏、唐、五代、辽、两宋、元。
下颌托多发现于死者头骨附近，尤其是在下颌骨位置。
它的“使用无性别限制，亦不仅仅限于成人。
但从墓葬形制及随葬物分析，戴者皆有一定身份”[1]。
大同南郊北魏墓葬群是中国内地出土金属下颌托年代最早的地区。
Vol.40No.5May 2019第40卷第5期2019年5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Soc.Sci）金属钱币是我国古代常用的流通货币,不同朝代的金属钱币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辽代金属钱币既保留了中原钱币的特点及特征,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契丹民族特色,体现了辽代的经济繁荣。
辽代铸币情况较为复杂,可以从年号对其进行分类,也可从难求与易得为界限对其进行分类,下文主要采用以年代为界限的分类方式,为后续的论述做铺垫。
一、辽代金属钱币的分类辽代自开国以来就开始铸币,据史料记载最早的辽代金属钱币为“神册通宝”,发行于太祖年间,但是目前的考古发掘当中尚未发现本钱币。
同一时期的钱币还有天赞通宝,目前已经发现9枚。
就年代方面看来,年代越早的钱币留存越少,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及鉴赏价值,也就是收藏界视若瑰宝的上八品辽钱。
而自兴宗之后的辽代钱币的传世量相对较多,但是相对于其他朝代的金属钱币的传世数量而言,数量仍旧算不上太多,属于我们常说的下八品钱币。
此外,辽代还有一部分非年号钱币,这些钱币流传的数量不一,在下文当中会进行详细的讲解。
辽代为我国北方民族契丹的管辖时代,本时期维系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年代,经济处在较为繁荣的状态当中,历史上对于辽代的记录侧重于“打天下”,而非“守天下”,因而关于辽代经济贸易以及货币方面的记载相对较少,研究资料有限,对于辽代钱币的认识及研究存在着有待进一步补足之处。
近年来,随着内蒙古、华北及东北地区发掘的辽代钱币的问世,人们才逐步建立起对于辽代钱币较为真实的认识,并可以以年号为界,对辽代金属钱币进行分类。
这样一来,辽代金属钱币的研究视野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可以用钱谱中的二三十种简单概括,研究辽代金属钱币,应当更为全面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辽代钱币的解读与把握,走进辽代历史。
从宏观角度看来,辽代金属钱币大致可以分为行用钱和非行用钱两种,行用钱就是我们现在所指的代表某种价值的货币,非行用钱与之相反,是辽代人民用于祈福等活动的钱币,不属于通用货币。
辽代出土铜铃的研究辽是契丹族于公元916年在中国北方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封建王朝政权,到公元1125年被金朝所灭,历时达218年。
其辖地范围“东至于海,西迈金山,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总五京、府六,州郡一百五十六,县二百有九,属国六十”。
?譹?訛先后与五代十国、北宋、西夏等王朝共存200余年,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之一，是研究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为止，考古研究所发现的辽代墓葬已有上千座,而挖掘出有铜器的墓葬集中在契丹腹地，主要是当时的上京道、中京道、东京道。
其中以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为主要发现地，而北京、黑龙江、吉林、河北等地区也有小规模的发现。
对于中国古代铜器的研究,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是西周以及汉代的铜器,对于辽代铜器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尤其是对辽代墓葬出土铜器的系统研究方面更是缺乏,可以说基本没有。
在以往的著作中,对铜器进行深刻研究,专业性较强的专著很少，而其中涉及辽代铜器的更是可以忽略不计,提到铜器的大部分都是以鉴赏、收藏为主的。
如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罗伯健、李学中编著的《铜器鉴赏与收藏》,书中着重介绍了铜器的渊源与发展、铜器鉴定和欣赏、铜器的仿古作伪及识别等，并且主要提及的是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
李洁主编的《中国铜器》则针对性比较强,是以科学的态度搜集了铜器鉴赏和收藏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的资料,系统的交代了中国铜器的源流、特征和铜器所承载的内涵和收藏价值,书中单独介绍辽代铜器的篇幅较少,只挑选出了单独的铜器,如铜镜的属性等。
而关于辽代墓葬出土铜器的研究方面,文章要比书籍多一些,但是系统整合辽代墓葬出土的所有铜器,并对其进行分析的文章比较少。
其中何莲在《辽代墓葬出土铜器的研究》中系统的整理和介绍了辽代墓葬出土的铜器，并对铜器的出土情况、类型、纹饰、工艺、分期和铜器的文化内涵等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而以往的学者大多专注于其形制与分期的研究,如董新林的《辽代墓葬形制与分期略论》,?譺?訛刘海年、李访松的《辽代墓葬形制的分析与研究》,?譻?訛王秋华的《辽代墓葬分区与分期的初探》，?譼?訛而有关辽代墓葬出土铜器的相关研宄主要是以铜镜、带具、葬具等比较单一的器物为主,如木易的《辽墓出土的金属面具、网络及相关问题》，?譽?訛陈永志的《黄金面具、铜丝网络与祖州石室》。
契丹辽冠饰与蒙古族头饰考作者：唐健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0期摘要：本文从出土的契丹辽金银冠饰与存世的蒙古族女性传统金银头饰为视角着眼于錾刻工艺，对契丹辽金银冠饰与蒙古族女性传统头饰錾刻工具的制作、图案纹样、錾刻的技法和表现方法及其工艺流程多角度进行分析阐述。
希望本研究为錾刻工艺更好地传承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关键词：契丹辽冠饰;蒙古族头饰;錾刻工艺中图分类号：K8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10-0004-07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从早期的匈奴、鲜卑、契丹等到蒙古民族，在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和信仰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辽契丹民族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境内还有其他少数民族。
自辽代以来，汉族工匠不断北迁与当地民众融合，使契丹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在各民族文化交融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在诸多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中，相互融合且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蒙古民族就是众多文化之一。
在契丹辽和蒙古民族生活日用器具、饰品、马具及金银头饰中錾刻工艺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主要运用錾、刻、镂等方法，利用锤子和錾子在金、银饰件上依据传统纹样特征进行锤打刻画，创作出各种造型及纹样，使金、银饰件表面呈现出形态多样的平面图案纹样，或使装饰图案纹样造型产生浮雕式高低起伏错落于金、银饰件表面的工艺技法，其工艺要求制作者有一定的纹样绘制基础和造型基础。
在當代细金工艺中的錾刻工艺或行业里所谓的实錾，即錾刻。
由于錾刻大部分以各种花卉纹样为主，又称錾花。
《金银细金工艺和景泰蓝》一书中有“实錾分实作、錾作两部分。
实作是素胎錾，是将金、银、铜板直接打制成自然形状或图案，做成工艺品。
錾作在历史上主要是‘花活’錾，就是用各种工具在工艺品的素胎上錾刻出各种图案花纹，它不能独立成活。
实作和实錾的工艺技法是相同的，只是錾作更细一些。
”历经漫长的时间洗礼逐步形成的契丹辽冠饰和蒙古族女性传统头饰，不仅是在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与自然和谐的统一下产生的，而且也是民族特征的集中体现，通过独特的民族性格形成了新内涵与审美的特点，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情感，也是精益求精的手工艺者的情感体现。
燕⼭的出⼟⽂物——鎏⾦银⾯具
鎏⾦银⾯具
1971年建设东⽅红炼油⼚，开挖地基时发现了1个汉⽩⽟⽯棺，已是盗墓者劫后之余。
棺内发现了⼀个银质鎏⾦⾯具。
这引起⽂物考古部门的极⼤兴趣。
这个⾯具厚度为1.5毫⽶，通长31厘⽶（⾯部长25厘⽶、项长6厘⽶），最宽处22.2厘⽶，⽿垂和⽿部上边各有⼀个⼩圆孔，是系带所⽤，整个⾯具制作精良逼真。
炼油⼚和橡胶⼚⼀带是的⾦陵区，据记载,⾦太宗的恭陵即在此地。
于是，有⼈推断此⾯具就是恭陵遗物。
但有关专家根据史料和其它地区的出⼟⽂物判断，死者葬前脸覆⾯具，是契丹（辽）贵族所特有的葬俗，不会是⾦陵遗物。
《虏廷事实》中曾记录辽贵族⼊葬时，要“⽤⾦银⾯具，铜丝络贯⼿⾜”。
东⽅红炼油⼚⼯地出⼟的这种⾯具，在内蒙、辽宁等地的辽朝墓葬中均有发现。
图为东炼建⼚时出⼟的辽代鎏⾦银⾯具
⾦陵区为什么会发现辽朝的鎏⾦⾯具呢？原来，在⾦朝以前，炼油⼚周围⼀代曾是辽朝的皇家栗园，所出产的板栗专门供给皇帝贵族，为此还专门设⽴了“栗园吏”掌管栗园。
由此可见，这⾥出⼟辽代墓葬的鎏⾦⾯具也就不⾜为怪了。
鎏⾦银⾯具后来被送往⾸都博物馆，成为馆藏珍贵⽂物之⼀。
有兴趣的⼈可以去那⾥⼀睹它的精美。
契丹文“面‘敕宜速’背‘奉护天泰’”金银符牌释考契丹文“敕宜速”金银铜符牌是存世最多的辽朝官铸符牌，除材质、大小（规制）不同外，在背文上亦有多种情况。
有光背者，有阴刻文者，有铸铭阴文者，铸铭阴文又有文字大小两种。
从内容上看，阴刻文者多是为临时重要皇家任务而颁发，存世数量较少；铭铸阴文者，应是朝廷为负有特殊使命的机构人员颁发的长年使用的符牌。
套用当代敌特片的话，阴刻文者，即是北枢密院临时颁发的“特别通行证”。
而铸铭阴文者，是警备司令部工作人员的“警官证”。
前此，笔者已对北枢密院临时颁发的“特别通行证”进行过考释，今天本文将就一种铸铭阴文的“警官证”做番考释，为朋友们进一步了解辽的符牌制度提供一些参考。
这是一金一银铭文完全一样的两个牌子，牌高210毫米，宽61毫米，厚1.5毫米，穿孔内径10毫米，穿孔外径20毫米，孔沿厚4毫米，金牌重375克，银牌重286克。
面均阴铸“敕宜速”三个双钩文契丹大字。
背中间靠下位置均阴铸四个双钩文契丹文小字。
此四字即实先生曾译作汉语“天赐护奉”。
（见即实著《清宫玉厄契丹文铭补释》）笔者不敢苟同，因即实先生目为“赐”字的契丹小字本是汉语借词“泰”字，辽圣宗第二个年号“开泰”的“泰”，就是这个字。
而“赐给”的“赐”，无论契丹本语还是汉语借词，都不是这么写。
所以笔者认为把它译为汉语“赐”是不妥当的，而只有把他译为“泰”才符合这句契丹话的语言环境。
笔者以为，这句活汉语直译应为“天泰护奉”，按汉语语序整理后应为“奉护天泰”。
“奉”在这里是“任务”意思，是说“接受、执行的任务”。
“护”，是保护、护卫的意思。
“天”，是皇室，皇帝的代称，这里是特指“御帐”，即皇帝居住的地方。
“泰”，是平安、安定。
全句的意思是：“奉命护卫御帐安全”。
从译文可知这种符牌是一种“职司牌”，是写明持牌人所负使命的“身份证明”。
辽代哪些人可以持此金银牌“奉命护卫御帐安全”？查《辽史·百官志》知“北面御帐官”是负责辽帝后及北面官机构宿卫任务的职官。
谈及辽文化，就不得不提契丹人，这个消失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民族，无论史学还是文学描绘，大抵是野蛮残暴、喜欢不断侵扰中原王朝的形象。
加上古时关于契丹的历史记载零散且模糊不清，更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这一民族的神秘感。
所谓雁过留痕，兴盛一时的契丹人也曾留下大量的文明遗存，为今人勾勒出一幅幅鲜活的契丹画像，也默默诉说着他们的确曾在我们的历史上存在过，并创造出辉煌而独具特色的辽文化。
拨开迷雾，还原历史上的契丹文：冯翊 图：广东省博物馆从辽朝壁画中，可常见契丹男子手持各种武备、髡发的形象。
游牧民族的善战形象十分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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骁勇善战毫无疑问是其民族的一大特性。
契丹本意“镔铁”，即为很坚硬的铁。
这个铁血一般的民族曾趁着唐王朝的衰落而迅速崛起，创建了显赫一时的草原帝国。
辽全盛时，疆域东至日本海、黑龙江口，北至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带，西到阿尔泰山，南到山西北部雁门关、河北中部霸县（今霸州市）一带与北宋接壤，疆域面积为宋朝的两倍之多，并能维持相对长久的统治，足见其强大。
现代考古发掘为人们揭开了契丹族形象的神秘面纱，从现存辽代壁画可窥见一二。
壁画中的契丹人给人最直观的印象是迎面而来的草原气息，身材魁梧的男子，或弯弓持剑、或牵马弄鹰，彪悍的形象跃然而出。
作为马背上的民族，契丹人对马有着难以言说的钟爱，他们不仅骑马驰骋大漠与草原，也同样热衷于唐代流行的马球，追求激烈而惊险的竞技快感；他们还给爱驹打造奢华而精美的马具，尽显华美与威严。
那份昂扬自信，将雄浑与豪迈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形象与服饰上，《契丹国志·兵马制度》中这样记载：“又有渤海首领大舍利高模汉兵，步骑万余人，并髡发左衽，窃为契丹之饰。
”“髡发左衽”是古人对契丹人总体形象的高度概括，这是马背上民族的又一鲜明特征。
契丹文物精华（二）--陈国公主墓(2011-09-16 07:34:32)转载▼标签：分类：巡弋博物馆契丹文物展契丹华章陈国公主驸马银丝殓衣山西博物院杂谈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室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契丹贵族大墓，1986年进行考古发掘。
陈国公主（1000年—1018年）的伯父是圣宗皇帝，祖母是人所共知的萧太后，父亲是辽景宗第二子。
而驸马也非等闲之辈，他的姑妈就是萧太后，妹妹是圣宗皇帝的皇后。
算起来，这位契丹公主是嫁给了她的舅舅。
为了保证皇家的血统纯正，他们选择了近亲结婚。
公主死时年仅18岁。
驸马也在36岁的时候因病死去。
他们的婚姻只持续了两年。
我一直好奇公主为什么叫陈国公主，据百度说，陈国公主是个封号。
1】公主和驸马沉睡了千年。
他们头枕着金花银枕，身着银丝网络殓衣，脸上覆盖着纯金面具，脚穿金花银靴，胸佩琥珀璎珞，手握琥珀握手；驸马头戴金银冠，腰束金银带，带上挂银刀、刺鹅锥，躺在驸马左侧的公主更为雍容华贵，她的头部上方放置高翅鎏金银冠，双耳戴着珍珠、琥珀耳坠，脖子上佩戴珍珠项链，手腕戴着两对金镯，双手还套着11枚金戒指，身佩金荷包、金针筒和各种玉佩。
陈国公主墓是已知辽代出土最多的金银器，共出土金器31件，银器147件，共用金约1700克，用银1万余克。
金器含金量高达95%--98%。
他们向后人展现了最完整的契丹贵族厚葬习俗，令人惊奇，令人激动。
2】公主和驸马的脸上都戴着纯金面具。
不过它们现在已经天各一方，公主的面具留在内蒙古博物馆，成为展览中耀眼的展品。
而驸马的面具静悄悄的放在国家博物馆展厅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上，非常简单的介绍，不知情的人大概都不会多看它一眼。
面具用薄金片按照死者的脸型成型，眼、鼻、口、耳俱全，经过雕刻加工，形象逼真。
公主的面具脸短而丰满，也许就是按照公主生前的面貌制成的吧。
猜猜看，哪个是公主，哪个是驸马？3】他们身上都穿着银丝殓衣。
所谓银丝殓衣，有点类似汉墓中的金缕玉衣，只有契丹贵族才能享受。
辽代金银器研究辽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文化艺术和科技发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其中，辽代金银器具有独特的风格和精湛的工艺，既反映了契丹民族的独特审美，也展现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
本文将从工艺、文化与历史内涵三个方面对辽代金银器进行深入探讨。
一、辽代金银器的工艺特点1、制作技术精湛：辽代金银器制作工艺高超，如锤揲、焊接、镶嵌、镌刻等技艺十分成熟。
以锤揲法为例，工匠通过敲打金属片，使其表面产生塑性变形，形成各种纹理和图案，极具艺术感。
2、器形多样：辽代金银器种类繁多，包括杯、盘、瓶、盒、带饰等，形状和尺寸各异，满足不同场合和使用的需求。
3、纹饰独特：辽代金银器的纹饰既包括动物、植物、人物等形象，也有人物故事、宗教神话等题材，具有鲜明的契丹民族特色。
二、辽代金银器的文化内涵1、体现契丹民族审美：辽代金银器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纹饰，充分反映了契丹民族的审美情趣。
如器物上常见的龙、凤、牡丹等图案，体现了契丹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自然的敬畏。
2、彰显贵族地位与权力：金银器作为一种奢侈品，往往被赋予了社会等级和权力的象征意义。
辽代金银器的使用范围主要集中在皇室贵族中，体现了其尊贵地位和权力。
三、辽代金银器的历史价值1、政治联姻的见证：辽代金银器制作精良，彰显了契丹民族的工艺水平。
同时，许多金银器物还具有明显的北方游牧民族特色，体现了当时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2、经济繁荣的体现：辽代金银器的制作和使用，不仅展示了契丹民族的文化魅力，也反映了当时经济的发展水平。
金银器物的珍贵和稀有，更是彰显了辽代经济的繁荣和实力。
3、文化交融的见证：辽代金银器物中融合了中原、西域等多元文化元素，如器物上常见的龙、凤、狮等动物图案以及佛教、道教人物形象等，体现了不同文化间的交融与并存。
总之，辽代金银器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艺术形式，既体现了契丹民族的工艺水平和审美情趣，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状况。
通过对其深入探究，还可以进一步挖掘辽代多元文化的内涵和特点，为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提供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赤峰历史文化与文物精品（二）：璀璨的契丹王朝(2013-02-15 12:32:22)标签： 赤峰博物馆契丹王朝辽代文物精品辽三彩鸡冠壶分类： 古建古物源出东胡、由鲜卑的一支宇文部发展而来的契丹族，是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东晋时中原史籍已见契丹的记载。
唐末契丹族发展壮大起来，公元916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了“大契丹国”，公元936年辽太宗时，改国号“大辽”，先后与五代、北宋、西夏并存。
辽国极盛时，疆域东临日本海、西到阿尔泰山、北至外兴安岭和贝加尔湖、南到山西北部雁门和河北中部，成为拥有中国半壁江山的大帝国。
至公元1125年被女真所灭，历时209年。
辽亡前夕，契丹皇族耶律大石率领十万余众，西迁到中亚地区建立了疆域面积超过400万平方公里的强大王朝“西辽”，史称“黑契丹”，至1218年被蒙古帝国所灭，又存在了98年。
由于辽、西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以致亚欧大陆中部国家误以为整个中国都在契丹的统治之下，马可波罗游记里第一次向西方介绍东方时，就以契丹来命名中国，至今斯拉夫语国家中仍称中国为“kitay”（契丹）。
据考，现在的达斡尔族和云南保山地区的本人，就是契丹族的后裔之一。
契丹-辽是少数民族在草原上建立的第一个封建大帝国，共历九世，始终保留游牧民族习性，贵族帝君实行“四时捺钵制度”（流动中的草原王庭，“捺钵”是契丹语的行帐、营盘之意，辽皇帝出行的行宫。
辽将一年分为春水、秋山、纳凉、坐冬四个阶段，捺钵成为契丹朝廷临时所在），但统治中心始终在赤峰地区。
这个与中原宋朝分庭抗礼的王朝经贸发达，政治体制完备，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极富有民族特色又吸收了中原及周边先进地区精华，丰富多彩。
由于是在唐朝末年发展壮大起来的，盛唐文化对其影响颇深，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雕刻、壁画、陶瓷、建筑、丝织、钱币、宗教信仰、金银玉器工艺、丧葬习俗、体育娱乐等方面，掺揉了很多大唐盛世风貌。
契丹民族又极善于学习创新，辽三彩、辽马备、辽雅乐、辽京城建制、金属殡葬等无不反映着契丹民族的进步、开化和独特风貌。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5年第2期辽代契丹族金属面具与网络试析张 力 张艳秋(辽宁省博物馆 赤峰市博物馆)金属面具和网络是辽代契丹族葬俗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是研究契丹人习俗、宗教的宝贵资料。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
本文拟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金属面具与网络的来源和功能出发,提出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面具是世界范围内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契丹面具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源于其游猎民族习俗而产生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信仰的产物。
狩猎生产和巫术是面具起源最重要的因素,面具是原始伪装狩猎的工具。
在内蒙古巴林右旗的新石器时代岩画中,有一头戴兽冠,张弓搭剑的猎人,其冠做兽头形、竖耳、长嘴张开,为典型兽冠面具 。
另据满族 两世罕王传 和 萨大人传 云:面具 其源盖来自其 古昔狩猎 ,捕息兽或鸟群,头遮草伞,渐近捕捉得矣 。
随着萨满教万物有灵观念的形成,野兽被视为有灵性的生物,于是在狩猎巫术中出现了以面具遮面,以防野兽报复的内容 。
这是面具最初的掩蔽功能。
契丹国志 记载了关于契丹早期的一则传说: 有一主号曰喎呵,戴野猪头,披猪皮,居穹庐中,有事则出,退复隐入穹庐如故 。
有日本学者考证,认为这是一个戴猪头、披猪皮的萨满 。
这段文字也是契丹早期狩猎巫术中萨满形象的真实记录。
灵魂崇拜使面具的功能获得进一步发展。
古人认为头颅是灵魂的藏匿处,世界上许多民族存在过头颅崇拜 。
死人的头骨或骨骼作为含有 灵魂力量 之物而受到崇拜 , 假如它属于一个杰出人物如祭司或首领,更是如此, 刻成的面具,象征着灵魂或精灵 。
死者的头骨不仅在家中保存,而且还在仪式上使用,戴在头上以扮作动物和神灵,从而也就完成了头骨崇拜到面具的转变。
辽代金属面具的产生,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有学者将其渊源追溯到夏家店上层文化,这是颇有见地的。
在赤峰红山后出土过人面铜牌,宁城小黑石沟也出土了青铜人面,一般个体较小,长5厘米左右,但五官俱存。
类似后来的契丹金属面具 。
年代稍晚的资料出自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一号墓共出土了6件人面铜牌,皆出自女性的骨盆右侧,形制相同,中间为一人面,凸额、长鼻、突嘴、眼作圆圈形,外绕蛇状圈,在人面与蛇形之间有六个轴形连结,长9.2厘米。
据报告作者观点,这些墓葬应属于东胡民族,其年代相当于春秋晚期或战国时期 。
值得关注的是,以上提及的青铜人面均出自墓葬,十二台营子墓更明确出于一女性腰部,这些人面绝非普通饰品,而是萨满的法85器。
根据民族学调查材料,萨满死后,有陪葬神器之俗 。
东胡系的鲜卑族也有此俗。
近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北票喇嘛洞三燕时期(337 436年)鲜卑墓地,也发现了青铜人面。
第10号墓出土了一件鎏金铜人面饰,为椭圆形片状,正面以模压出的凸棱表现五官,两侧有耳,上下各有一个小孔。
从出土位置看,原应钉在棺内两帮板上,长10.5、宽7厘米 。
可见,东胡族系随葬面具的习俗,是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
契丹是鲜卑宇文部的别支,这一点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 。
因而东胡族系的随葬面具的习俗为辽代契丹人所继承,并发展成一种覆面的葬具,与此前简单的随葬法器有所不同。
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佛教对金属面具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
佛教是辽代的国教,中期以后达到极盛。
契丹国志 记载: 北妇以黄物涂面如金,谓之 佛妆 。
这是佛教影响在契丹人生活中的具体表现。
为祭祀祖先,契丹皇帝大量雕塑已故先君及后妃的 御容 像,其中就有金属类造像 。
辽史 礼志 载: 及帝崩 帝及后妃皆铸金像焉 。
又 辽史 地理志 载:仪坤州 建启圣院,中为仪宁殿,太祖天皇帝、应天地皇后银像在焉 。
从形式上看,佛教造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辽代金属面具,目前以陈国公主与驸马的两件金面具级别最高。
辽史 礼志 记载:公主下嫁, 赐公主青车二,头,盖部皆饰以银,驾驼;送终车一,车楼纯锦,银,悬铎,后垂大毡,驾牛,载羊一,谓之祭羊,拟送终之具,至覆尸仪物咸在 。
亲王女封公主者婚仪:仿此,以亲疏为差降 。
这两件面具的表情作双目圆睁状,可能是在墓主人生时制作,即公主下嫁时已作为陪嫁。
大多数的金属面具,双目微闭,神态安详,有的略含微笑。
造型特征与辽代的佛像极其相似。
从年代上看金属面具的产生时间与佛教极盛时期相当。
从工艺角度看,锤鍱一件金属面具和雕塑一尊佛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辽代佛教的繁荣为金属面具的出现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解放前,在鞍山出土的辽墓画像石中,有的墓主人端坐像造型与佛坐像完全一致 。
这种巧合意味着可能是同一批工匠所为,当然也不能排除有某种师承关系,但这毕竟为我们解释金属面具和佛像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旁证。
关于契丹金属面具的功能,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
日本学者滨田耕作认为面具的意义最根本是出于保护死者,使死者在走向黄泉的途中,避免恶灵的危害 。
另一种以陈永志为代表,认为面具是保护尸体,并粉饰死者 。
而盖山林认为,死者所戴面具应是 存亡者之魂气 。
这三种观点,第一种强调了面具在萨满教中的遮蔽功能,主要用于狩猎巫术中。
第二种则指出了面具包括网络的实际功能即敛尸。
在朝阳的一座金代中期的墓中,出土了一件铜面具,长14.7、宽13.1厘米,蓄须,为一成年男性形象,葬骨灰 。
此墓的葬法和面具尺寸,说明遮蔽和敛尸并非面具的主要功能,也意味着一直到金代中期甚至更晚,络尸葬在契丹人中依然存在,宗教因素的影响是主要的。
客观上,面具的使用,能掩盖死者面容不使其露死相。
比较之下盖山林的观点深刻地道出了契丹面具在葬俗中的宗教功能。
潘朝霖先生认为: 以面具陪葬,大概仍和祖先崇拜及驱邪分不开,使面具的宗教神秘色彩增浓,从阳间又闯入了阴界,所以有 魌头 之说,谓存亡者之魂气也 。
魌头 即面具,汉代应劭 风俗通义 云: 俗说:86亡人魂气飞扬,故作魌头以存之 。
在萨满教中,作为通灵法器的面具同样具有附着灵魂的功能,这样才能完成萨满沟通人神的特殊使命。
二根据现有资料,与面具不同,使用网络敛尸为契丹人所独有。
由于缺乏可用于对比的材料,给我们研究造成诸多困难。
有的学者推测,网络的产生,可能源于契丹族古老的树葬,将尸体置在树上,三年后收骨焚之。
为了防止遗骨的失落,当时可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用绳结网、或用渔网罩于尸上 。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在民族学调查中,不乏树葬的例子。
如鄂伦春族,就是把死者安置在用柳条编的篱笆上,然后在森林中选择两棵相距一米左右的松树,离地面一米处砍断,上面各固定一横木,柳条篱笆就放在横本上,上面在用柳条篱笆或树枝将死者盖好,即算树葬完毕 。
所以对于生活在水边的人群,用苇编或渔网敛尸是可能的。
辽代现实生活中使用网络的场面,出现在河北省宣化辽墓的壁画 散乐图 中,壁画中共有四人挽袖击腰鼓和大鼓,他们的双臂上清楚地显露出网格式的装束,似乎用锦彩编织而成 。
与考古发现中的网络相似。
因而专家推断,击鼓者可能是契丹族的巫师,而用锦彩编织成的网络则是巫师的法衣 。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挽袖外,这四位击鼓者与其他乐人在装束上无大区别,这一动作似乎要特别露出小臂上的网状图案,显示出其身份的特殊性。
在出土金属面具和网络的墓葬中,的确存在仅出面具或网络的现象,可能由于身份低的缘故,巫师下葬时穿戴的是有机质地的面具或网络。
目前,对萨满的法衣和早期树葬用于敛尸的渔网之间的关系,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们都是编织物。
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灵,因此,作为生活在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流域以捕鱼作为补充经济生活的民族重要生产工具的渔网,被赋予神圣的含义是可能的。
辽代早期的网络迄今尚未发现,但并不意味着无线索可寻,祖州石室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早期网络的新思路。
祖州石室位于辽祖州城内西北角的一处高台地上,是由七块巨大的花岗岩石板构成的一座巨大的石棚(见封底)。
长7、宽5.7、高3.6米,坐西朝东,石室内后壁平置一大石板,长4.7、宽2.5米。
对于它的功能学术界有很多种观点,根据近年发现的一些早期辽代墓葬的形制,以及石室在祖州城的位置,与祖陵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祖州石室是阿保机的权殡场所 。
此说可谓真知灼见,更为奇特的是祖州石室的外壁上刻着网格状纹饰。
考虑到石室的用途,可以推测,刻有网格纹的石室与金属网络应该存在相同的宗教功能,即保存尸体以不腐朽。
石室网络和金属网络应是契丹人对早期敛尸鱼网的深刻记忆和模拟。
在中原地区,类似的例子,最典型的莫过于汉代的 玉衣 。
在结构特征、组合形式以及由于材质不同而反映等级差别上,与网络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
二者相距六、七百年,出现这样巧合,究其原因,应是相近的信仰观念所致。
三以金属面具和网络覆尸的葬俗所反映的契丹人文化观念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根据面具和网络的功能,存亡者之魂并且保护尸体不朽,可推测的目的应该是再生,这与汉代穿 玉衣 的目的是相同的。
87辽代契丹人的这种葬俗,最早见于宋人文惟简 虏廷事实 ,云 其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采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 。
面具和网络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
但迄今为止,上述类似制作木乃伊的处理尸体的方法尚缺少明确的考古例证,但也不能完全否认其存在。
在史书中也可找到关于契丹人再生观念的零星记录。
契丹国志 记载了契丹传说中的一位君主: 后有一主,号曰乃呵,此主特一髑髅,在穹庐中覆之以毡,人不得见。
国有大事,则杀白马灰牛以祭,始变人形,出视事,已,即入穹庐,复为髑髅 。
这则 骷骨化人视事 的传说表明,在早期契丹萨满的法术中,死去的先祖可以复活并参与部族大事。
他们相信由于金属面具和网络的罩护尸体,人的灵魂得以保存,可以死而复生,仍然会自由出入阴阳两界,以另一种形式参与社会生活之中。
这在辽早期原始祭歌 焚骨咒 中得到印证,契丹人有焚化父母尸骨时所唱的酹祝之歌,夏时向阳食,冬时向阴食,使我射猎猪鹿多得 。
他们不仅认为人死之后仍然向活着的时候一样生活,同样也具有了鬼神的能力,超自然的能力,护佑家族。
这种观念甚至变成了某种常备的礼仪制度。
辽史 国语解 再生仪 条说: 国俗,每十二年一次,行始生之礼,名曰再生。
唯帝与太后,太子及夷离堇得行之。
又名复诞 。
至于纪念日期,并非在诞辰,而是另择吉日。
辽史 礼志 说: 再生仪,凡十有二岁,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三月,择吉日 。
关于再生礼仪式的具体程序, 辽史 中有记载,此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太巫在参加此仪式中,幪皇帝首、奉襁褓、彩结等物,是重要角色。
辽史 中认为再生仪目的是 使天子一行是礼,以起其孝心 ,有附会之嫌 。
因为孝道是契丹社会封建化的产物,契丹故俗是 贱老贵壮 。
萨满是人与神之间的使者,高级萨满便有了神的特性。
神作为有别于人类及其他一切存在物的特殊存在,其最根本的特征便是生命不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