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演进中人类文明与环境问题的关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环境问题一直伴随着文明的演进而存在。
不同的文明时期，其环境问题的表现有所不同。
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一方面，人类依赖于生态系统而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人类在自身文明的发展中又影响甚至损害着生态系统。
在这种人与环境的作用中，人类的经济活动引发了许多环境问题，而经济活动又是由人类的文化和社会所塑造和规范的，所以对环境问题的分析应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学科角度来加以探讨。
“可持续发展”就是人类应用文化的调适作用，在生态学原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态文明观。
人类是自然历史的产物，这是被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及考古学的证据所证实了的不争事实。
人类文明史是一部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
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成员，一方面适应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又改造着生态环境，并由此产生了环境问题。
不同的文明阶段，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方式不同，所造成的环境后果也不相同。
生态人类学是指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生态学的原理来研究人类社会、生态环境及其文化之间关系的科学。
生态人类学以人的适应和进化为研究对象。
生态人类学认为，人类通过劳动创造了文化，再通过文化作中介来适应自然生态环境。
文化是人类发展中得出的在自然生态环境中求得生存的方法，文化使得人类能够在其生活的环境制约范围内与他们所处的现有资源共存。
文明演进的早期，生活于相同或相似生态环境条件下的人们虽然在空间距离上相距较远但仍趋向于采用相近的适应方式，这表明了人类对自然环境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随着文明的演进，科学技术的发达，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依赖性下降而对其的控制能力上升，这时的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由适应转向控制。
然而，在人类与生态环境的互动过程中，生态环境也不是完全被动消极的，这时因为人类及人类系统被无可争议地包容在生物圈中更广泛的生命网络之中，人类的活动就必然受到生态学原理的制约，如果人类对生态环境的控制违背了生态学规律就会打破生态系统的平衡而引发生态环境问题。
人类文明发展阶段有多种划分，如将其划分为古代文明、中世纪文明、近代文明和当代文明。
为了阐明文明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和文化对环境的适应，以及环境问题产生的文化根源，采用将人类文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
一、狩猎采集文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大约80%的时期里一直以小规模的狩猎采集群体而存在，他们依靠周围的生态环境收集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和猎取动物而生存。
如果以今天人类取得的文明成果来看，这一时期的文明成果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它却显示了人类祖先所走过的最初的文明轨迹，对人类文明后来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狩猎采集人群对生态环境的适应主要表现在对周围环境情况的熟悉（如通晓季节变化、辨认可食植物、如何追赶猎物等），较大的迁徙性和区域群体的小规模性。
迁徙性和群体的小规模性通常是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密切相关。
现代狩猎采集社会的生态人类学研究表明，狩猎采集群体的人口密度很少超过每平方公里1人，群体规模平均25-50人，随着季节变化和追踪猎物而迁徙。
狩猎采集社会中的人们，虽然旱季或猎物稀少时要忍受一段时期的营养不良，但他们的生活也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即他们常年为生活而疲于奔命。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们每周工作2-3天就可以满足物质需要，剩下的全是闲暇时间。
在某些情况下，狩猎采集民族过着一种相对闲暇和安全的生活。
难怪有的人类学家把这种狩猎采集社会称为“丰富的野蛮社会”。
由于人口密度低、不生产剩余食物、分散的社会形式、以自然材料为工具和对“肌肉力量”的依赖，狩猎采集人群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一般来说是很小的，主要表现在对植物的过度采集、动物的过度猎取和纵火围猎对森林的毁坏，这就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环境问题。
为了解决生存危机，人类被迫迁移。
这样，一个地区停止人类活动后，生态系统就可得到恢复。
然而，到了狩猎采集文明的后期，随着人口的增加，生产工具（主要是狩猎工具）的改进，人类在向大洋洲和北美洲的扩张过程中造成了大型动物，尤其是大型哺乳动物在这两大洲的绝灭。
考古资料表明，北美洲在更新世以前存在有大量的大型动物，其中包括马、牛、骆驼、羚羊等。
更新世结束时约2/3的大型哺乳动物突然消失，其中包括象的3个属、巨型贫齿动物3个属、有蹄类15个属以及各种啮齿类和肉食动物。
没有证据表明这是由气候的变迁引起的，相反，灭绝的时间正好和人类进入到北美大陆的时间相吻合。
这些大型动物在没有防备人类的情况下遭到了灭绝性的捕杀，这就是所谓的“更新世过度捕杀”。
另外，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只不过时间更早。
许多碳-14测定的遗址证明从4万年到3万年前，人类已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出现。
从开始由人居住的很短时间内，人类已扩散到整个大陆，并对那里形形色色的栖息地，从新几内亚的热带雨林和高山地区，到澳大利亚干旱的内陆和潮湿的东南角都能适应。
今天这些地方同样没有大型动物，事实上连大于!##磅重的袋鼠也没有。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大型动物，如大型有袋类、巨型蜥蜴、巨蟒、巨鳄等在人类到达后的几百年内突然消失。
新西兰岛上的恐鸟，马达加斯加巨型动物区系（许多种类成年体重超过1公斤，包括大型陆生鸟、小型海马）的消失，时间正好和人类到达这些区域后的1000年相吻合。
人类向新大陆扩张过程中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恶果是造成了北美大陆进入农业社会后，既没有大型动物可供食用，也没有大型动物被驯化作役畜，这对北美早期农业社会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大洋洲，大型动物的绝种使澳大利亚土著和新几内亚人再也没有一种属于本地的家畜。
二、农业文明的兴衰在狩猎采集经济以后，随之而来的是农业文明。
由于狩猎采集经济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优越性，所以如果不是非常必要，人类是不会选择需要更多劳动和更多技术的生产经济的。
关于人类由狩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生产经济过渡的真实原因，虽然人类学界尚无定论，但一般认为是和人口压力及生态资源的限制密切相关的。
大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随着人口的增长、捕猎工具的改进以及大规模的纵火围猎，使得大量森林被毁，大型动物日益减少，生态资源消耗过度，迫使人们寻找新的资源。
人类在长达数百万年的狩猎采集生涯中，熟悉了一些利用价值大的动物和植物，并且通过反复不断地获取这些动植物，形成了所谓的人工选择压力，于是出现了驯化动物和植物。
例如在伊拉克所发现的家犬遗骨，便是这个历史阶段早期驯化动物的例证。
后来中东地区的人们驯化了欧洲野牛、棉羊、山羊、骆驼和猫；在东南亚、印度和中国，人们驯化了羚羊、瘤牛、水牛、象、猪、狗和鸡；在欧洲，人们驯化了鹅和兔；在南美洲，人们驯化了无峰驼；在非洲，埃塞俄比亚人驯化了驴。
人们在驯化动物过程中发展了游牧业。
新石器时代以后，人们在采集野生植物的过程中，逐渐熟悉了某些可食植物的生产规律，便由采集发展为种植，逐步培育出一些适合人类食用的优良农作物，进行有计划播种和收获。
真正的农业文明在大约7000年前随着集约型农业生产的出现而出现。
集约农业对单位面积上的土地需要投入更多的能量。
耕地、水利、肥料都是需要支付能量的。
集约农业使得新的农作物不断产生、产量不断提高、人口增长过快；增加的人口数量，又反过来要求更多的食物供给，因而毁林开荒，增加耕地面积就成了必然。
从人与生态系统的关系来说，集约农业的实质就是人类不断强占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空间，改变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使得原来具有丰富生物多样性、结构复杂、功能完备的自然生态系统被改造成物种单一、结果简单、功能不全的人工耕作系统。
如此循环，植被不断遭破坏，土壤不断被侵蚀，随之而来的是生态系统退化。
在一些生态系统脆弱的地区，如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的过度开发使得生命支持系统崩溃，灾难降临，甚至导致文明的衰落。
由于集约农业是为了解决某一问题而开始的，例如为了应付干旱，人们学会了挖掘沟渠。
但是干旱问题解决后，新的问题又可能出现，如人工灌溉可能引起矿物在土壤中沉积，或引起土壤中盐分增加。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又进一步集约化，修筑更大的堤坝，挖掘更深的水井，扩大灌溉面积。
这些努力可能一段时间有效，长期来看也可能引起更大的生态问题，如盐碱化、荒漠化。
公元前年晚期7000，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谷、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家乡，被丰富的森林与草原覆盖。
但随着在炎热气候条件下灌溉蒸发而来的土壤中盐分的增加使得每公顷的粮食产量在公元前2400年—2100年间下降了大约42%。
最后由于生态环境退化、气候变化和武装入侵的综合作用终结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由于生态环境退化导致文明衰落最明显的例子是中美洲早期的玛雅社会（位于现在的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
公元550年左右，以库班城为中心的玛雅人口大约为)5000人，到公元850年人口增加到约200000人。
但随着对森林的砍伐，亚热带降雨严重侵蚀了农业用地，到公元1000年，人口下降50%，到公元1250年，整个城市废弃。
从城市巅峰期到崩溃期抽取的样土分析表明，土壤内核里很少有树木的花粉（表明为彻底的森林砍伐）以及来自被侵蚀区域的泥石流覆盖的居住地的证明。
这种历史上发生的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事件在当代并不少见。
墨西哥瓦哈卡山谷农业的兴衰史就是证明。
该地区降雨较少（每年)%$—"!&毫米），主要集中在!—"月，所以灌溉主要靠水井和沟渠，农民种麦、甘蔗、豆、南瓜等，一般来说收入较稳定。
&%世纪!%年代以后，墨西哥政府推行现代化，大量贷款给农民发展灌溉农业，鼓励农民种植利润大但需要大量水分的苜蓿而放弃原来种植的作物。
其结果是经过一个短暂的繁荣后，农民发现地下水骤然下降。
为了维持生产，农民不得不挖掘更深的水井，使用更强有力的水泵。
随之而来的是生态环境负荷过重而迅速崩溃使农民在经济上陷入困境。
农业文明中的畜牧业是一种依靠繁殖、饲养牲畜并利用其产品（肉、乳、皮毛等）为生的经济类型，这是人们对特殊生态环境适应的结果。
在一些不适合于农业生产的地方，如草原、山地等环境下，畜牧业是一种可行的生计方式，它可以将人们无法直接利用的草、灌木的能量变成食物（肉、奶、血）。
此外，这些食物都是自动地“储存”在大型动物身上，直至人们需要食用或交换时才予启用。
由于单位面积上获取的能量较少，所以畜牧民族的人口密度较低。
与集约农业不同，畜牧业不力图改变所处的生态系统，因为他们并不从土地上直接获取能量，而是通过控制大型食草动物而生存。
因而人们对草原生态系统的干扰程度较小，生态系统的运转主要靠系统本身来维持，所以畜牧业的生态环境问题不突出。
草地上的牲畜数量受其生态系统内的种群数量调节，也就是说，当草场上的牲畜数量超过草场的承载力时，其种群数量就会自动下降；相反，当牲畜的种群数量低于草场的承载力时，其种群的数量就会上升，这就是生态系统的负反馈调节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