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他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坐了十年大牢,后来他差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约翰纳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数学家，彻底改变了数学领域的博弈论1928年，数学家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出生于西弗吉尼亚州。

他于2015年5月23日在新泽西州的一场车祸中去世，几天前他在奥斯陆（挪威首都）获得了著名的阿贝尔奖。

在2001年奥斯卡获奖电影《美丽心灵》中，纳什的故事被广泛传播开来。

早年(1928-45)纳什在他的诺贝尔自传中描述了他小时候读了很多书，包括康普顿的《图画百科全书》。

纳什很早就表现出对实验的极大兴趣。

在他12岁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的房间变成了一个实验室。

他摆弄收音机，玩弄电器小玩意，做化学实验。

在他读高三时，他获得了乔治-威斯汀豪斯奖学金。

追随父亲的脚步，纳什于1945年申请进入卡内基技术学院学习工程。

在卡内基技术学院（1945-48年）纳什在卡内基理工学院（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上了四年的大学。

纳什最初就读于化学工程专业，后来转到化学专业，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反抗该专业的制度化和课程中缺乏数学的严谨性。

作为一个天生的研究者，他反对这样的观念，即衡量一个人的表现：不是看他的思维能力有多强，而是看他在实验室里能不能处理好吸管和进行滴定"（纳什，1998）。

当他回到大二时，纳什发现一群出色的新研究人员加入了大学的教员队伍，包括物理学家约翰-辛格、理查德-达芬，以及数学家劳尔-博特和亚历山大-温斯坦。

从一开始，纳什就以他的聪明才智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他们最终促使他从化学转向数学，并认真考虑学术生涯。

到了第二年的中期，他几乎只专注于数学。

最后我在数学方面学到了很多东西，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以至于我毕业时，他们除了给我学士学位外，还给了我一个硕士学位。

到1948年春天，也就是他大三的时候，纳什已经被哈佛、普林斯顿、芝加哥和密歇根大学录取。

在卡内基，达芬和辛格都建议纳什选择普林斯顿。

尽管哈佛大学是他的第一选择（因为其声誉、社会地位和师资），但纳什在普特南竞赛中表现平平，导致哈佛大学提供的资金略低于普林斯顿大学。

厉以宁：“人的城镇化”是当前之重2012年1月13日，厉以宁在作题为“社会信用和企业发展”的报告。

来源：新华网厉以宁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在1980年代初即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小组成员。

他的另一个身份也广为人知——总理李克强的老师。

他的观点一直备受各界关注。

“湖边残雪风吹去，墙外麦苗青几许。

一行燕子报春来，小径花丛闻笑语。

”这是厉以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写的短诗。

政论作家马立诚称，它描写了当时中国局势的变化。

多年后，厉以宁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记忆犹新。

在2000年的文章《中国选择的改革方式是正确的》中，他写道：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开辟了道路。

他认为，面对当时盘根错节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选择的改革方式是：先从农村改革开始，再转入城市改革；而在城市改革中，以企业改革为主线，同时进行经济方面的一系列配套改革，逐步取得胜利。

他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

农村的改革使家庭承包制确立下来。

到80年代初，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而正是由于农村改革取得了成就，所以从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起，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入城市。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届三中全会两次大会之间，1980年4-5月，时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的厉以宁，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就业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了股份制。

“当时一种思路是要搞所有制改革试点——既然要走市场经济的路，就必须重新塑造社会主义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

微观经济基础就是企业，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产权必须明确，投资主体必须明确，企业必须承担责任。

谁来搞？怎么搞？股份制。

”厉以宁后来回忆称。

他也因此被称为“厉股份”。

但厉以宁对外表示，自己不很喜欢这个称谓，“因为它不准确”。

在此后的时间里，随着形势发展，国企改革问题被提上议事议程。

四年后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企改革成为重中之重。

此后，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出现了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税利分流以及股份制试点，探索搞活企业的多种经营方式。

中国名人故事之钱学森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故事发生在1958年。

那一年，中国在搞“大跃进”，粮食亩产要一年翻番，各地都在“放卫星”。

1958年夏收结束，各地的高产纪录不断被刷新：6月8 日，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宣布，小麦亩产2105斤，四天后，这个县又宣称亩产增加到了3530斤。

6月12日，遂平县酷山卫星集体农庄实现小麦亩产3520斤，报纸的新闻标题为《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

这是第一次出现“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

就在酷山卫星集体农庄放出“卫星”后的第四天，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详尽而“科学地”论证说：“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

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传说古希腊哲学大师苏格拉底的3个弟子曾求教老师，怎样才能找到理想的伴侣;苏格拉底带领弟子们来到一片麦田，让他们每人在麦田中选摘一支最大的麦穗——不能走回头路，且只能摘一支。

艾文·巴林的处女作“来自晴朗意大利的玛莉”(Maryfromsun-nyItaly)，仅卖得35分，但三年后，“亚历山大爵士乐团”已一跃而获得，这首曲子不但使美国音乐进入一个新纪元，而且也使巴林一夜成名。

在另一篇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

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

林毅夫：预言“中国奇迹”作者：王敏杰来源：《晚晴》2015年第06期20年前，在中国还极为贫穷的时期，他曾预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当时这个被认为是妄想和天方夜谭的预言如今却真的成为了现实。

怀着报国梦想的“叛逃者”林毅夫，原名林正义，1952年生于台湾省的一个乡间的贫困家庭。

他自幼聪明好学，特别喜欢历史。

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先烈们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感染着这个热血青年，形成了强烈的大中华情结。

后来，他送给妻子陈云英的定情物，竟是一本“锦绣山河”的画册，里面是唐诗宋词里的黄河和长江。

他曾经是金门驻军的一名连长，每当夜深人静，林正义就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美建交等消息让他充满了希望，他渴望能为国家复兴尽力，但当时两岸对峙的现实让林正义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1979年5月16日深夜，他作出了一个生死抉择，纵身跳入海中，带着对祖国大陆的美好憧憬，游到了距离2000米外的厦门。

台湾军方为防止泄露军机，以“失踪”结了案。

所幸的是，他这一跳碰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

到了2002年，台湾军队确认林毅夫就是1979年“叛逃” 大陆的林正义上尉的事实，对其发出了《通辑令》。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应邀到复旦大学开展讲学活动，回国前顺道来北大演讲，林毅夫是当时的翻译。

舒尔茨叹服其流利的英语水平，推荐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这又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机。

1982年林毅夫获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1986年又成为耶鲁大学博士后。

1987年他返回了北京，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海归经济博士后。

随后进入北大，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任中心主任，成为中央经济政策的高级智囊之一。

2007年，林应邀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上发表演讲，成为登上这个国际经济学界顶级讲坛的第一位中国学者，他被认为是中国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人。

2008年2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发表声明，正式任命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为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求索中国经济发展的探路者作者：金辉来源：《决策探索》2014年第17期若干年后，当人们谈论起中国经济学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务院参事林毅夫教授想必是一位绕不过去的传奇人物。

奔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摇篮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改革开放后第一位从海外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担任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当然，他最主要的贡献还是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问题的真知灼见与深邃思考。

朗润园里的中国经济研究智库1980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访问北大。

林毅夫因兼具经济学专业基础和英文功底，被推荐担任舒尔茨的随行翻译。

在与舒尔茨的接触中，林毅夫获得了舒尔茨的欣赏。

舒尔茨回国后不久，即给北大寄来信，邀请林毅夫到美国读博士，并为他提供了全额奖学金。

1982年，林毅夫来到芝加哥大学师从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

他用4年时间拿到了别人要用5至7年才能拿到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和实证》被舒尔茨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而后，林毅夫转至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攻读博士后。

1987年，林毅夫完成耶鲁大学博士后的研究。

面对世界银行、加州大学洛杉矶和圣地亚哥分校向他发出的邀请，林毅夫都谢绝了，他毅然带着妻子和儿女，回到北京，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回国后，林毅夫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所属机构从事研究。

1994年，林毅夫结束了在国务院研究机构的任职，与易纲、海闻、张维迎等几位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者一起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创办了如今名扬海内外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并出任该中心首任主任。

从此，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传奇在这里诞生。

一时间，这里成为了海外归国学者的大本营，人才荟萃，易纲、海闻、周其仁、胡大源、姚洋、卢锋、宋国青等都曾经或仍旧在这里工作。

这批朗润园的学者们，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不断发声，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赵元任：多好玩儿的语言赵元任（1892—1982），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苏武进（今常州）人。

中国语言科学创始人，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

他有“录音机”的耳朵和说语言的能力，会说33种汉语方言，通晓英、法、俄、德、日、西班牙、希腊等多国语言。

1918年留学美国，在康奈尔大学1主修数学、物理，后又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1年再入哈佛大学研习语音学。

1925年6月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2导师。

主要著作有《国语新诗韵》、《中国语字典》、《粤语入门》、《中国语语法之研究》《中国话的文法》、《中国话的读物》、《通字方案》等，发明五度标音法。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最年轻的一位赵元任，他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为他是在那儿土生土长的人。

英国哲学家罗素3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

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

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

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赵元任到法国参加会议。

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

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赵元任曾经用口技“表演过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4，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

这趟“旅行”，“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结果赵元任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

曾经有人问胡适：“在先生这一辈的人中，先生恐怕是最聪明，天才最高的了吧？”胡适立刻回答说：“不然！赵元任先生就比我聪明！”留学美国，学数学、物理、音乐和哲学，一生教书、作曲、录制唱片，最高的成就却在语言学上，被尊称为汉语言学之父，却对女儿说研究语言学只是因为“好玩儿”，连做学问都是如此，难怪胡适说他“生性滑稽”，这样的赵元任究竟是何许人也？赵元任于1892年11月3日，生于天津一个书香官宦之家。

【名人故事】经济学家郎咸平的故事郎咸平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和评论员，他的观点和见解常常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并且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重要观点。

郎咸平出生于1955年，他的家庭背景并不富裕。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上大学之前，他已经通过自学掌握了数学和经济学的基本知识。

后来，他被清华大学录取，并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郎咸平在大学期间就展示了他对经济学的浓厚兴趣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他不仅考取了全校第一名，而且还在全国范围内多次获得奖学金和荣誉。

在他的研究生期间，他决定研究国际经济问题，并对中国的经济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在毕业之后，郎咸平进入了一家著名的研究机构工作，并在这里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

他的职业生涯并不顺利。

由于他的观点与传统经济学界存在较大的分歧，他常常受到质疑和批评。

郎咸平并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通过与同行的广泛交流和深入探讨，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和观点。

郎咸平的事业从1992年开始迅速崛起。

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独到见解和准确预测赢得了广泛认可和赞赏。

他预测到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十年内将取得巨大的成就，并指出了一些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这些观点促使政府和企业开始重视并改变他们的发展战略。

除了学术研究，郎咸平也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并经常在电视节目和论坛上发表演讲。

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众解释经济问题，批评不合理的经济政策，提出改进政策的建议。

他的观点常常引起争议，但他依然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并努力推动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

郎咸平坚信，经济学家应该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研究和分析问题，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方案。

他认为经济学应该服务于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

正是基于这个信念，他不断努力地为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做出贡献，并为人们提供了宝贵的经济学知识和见解。

郎咸平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是什么样子。

经济学家名人故事：孙冶方: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早在年,孙冶方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也要遵守价值规律。

在当时意识形态高于学术形态的中国来说,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同学术上的是非关系这对矛盾,是学者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孙冶方的一生,有两个颇让后人思索的数字:一个是他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投入白色牢狱天;另一个是他从事经济学理论探索而在文革中身陷红色囹圄年。

孙冶方原名薛萼果,江苏无锡人。

他是新中国最早提出要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实行改革的人。

如今,改革开放走过年,中国已经实践的市场经济,恐怕早已超出了孙冶方的想象,但他的理论活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却是极具开拓性的。

在中国农村调查中崭露头脚岁那年,孙冶方考取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

在这里,他遇到了中共最早期的党员张效良。

年,岁的薛萼果站在党旗下。

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孙冶方到苏联中山大学留学。

受党内宗派主义和肃反扩大化的影响,他因江浙同乡会的莫须有罪名被给予警告处分,年他几乎是被遣送回国的。

年,上海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孙冶方被捕。

由于国民党没有查到任何证据,孙冶方在被关押天后,由在上海的无锡同乡钱俊瑞保释出狱。

钱俊瑞当时在陈翰笙领导下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工作。

在当年那场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中,有共产国际背景的陈翰笙主张从社会调查入手,搞清楚中国社会的性质。

他所主持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从自己的家乡无锡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农村经济调查。

透过同学、同乡关系,陈翰笙身边聚集了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如薛暮桥、钱俊瑞、骆耕漠、徐雪寒、千家驹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经济学家。

天的牢狱,让孙冶方与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正好成为他安身立命的场所。

他与他的堂哥、后来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一起投入到对中国农村调查的行列。

后来,两人共同《中国农村》杂志。

后来,薛暮桥回忆:由于冶方同志读马列主义著作最多,在我们所写出的几十篇论战文章中,他的文章理论水平最高,而且深入浅出,最有说服力。

大时代中的于光远一——二十岁前的书迷腾讯网大家徐瑾10月8日20:552013年9月26日，刚好在中国人民共和国64周年庆典之前，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离世，享年97岁。

于光远曾被评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人，一众悼念文中，满目尽是时间的重量，这位曾经位居庙堂之高的经济学家，其百年人生，背后也对应着中国现代历史一个世纪的隔海沧桑。

正如他90岁时，不无打趣地形容自己的一生，“我这一生，大致从初生儿、婴儿，到儿童、少年、小学、初中，再到半工半读、为家庭承担责任，然后又不顾家庭参加革命，走上了曲曲折折的道路。

”往事究竟是否如烟，隔着时代的重重迷雾，我们对于这位从进步学生到宣传高官再到经济学家的老人了解几分？事实上，即使对于不少经济学系学生，他的名字也过于陌生，除了经济学家，于光远的身份还是官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学术与政治之间，历史与认识之外，时代与掌故之内，于光远的故事有什么启发？当于光远还叫郁锺正之际，还是一个懵懂少年，1915年出生于上海。

郁家在上海曾是个大家族，不过到于光远父辈这代基本瓦解，但是余风仍存。

其父亲曾赴英国深造，早期拥护共和，后来还流露无政府主义思想，其母是常州人，思想开通，两人对于于光远影响甚大。

在回忆录的小故事中，于光远甚至自己起了一个性别不那么明晰的名字叫“铃铃”。

铃铃开始记忆的第一件事，就是三岁在幼儿园不小心弄翻同学的饭桌而躲起来，结果老师与母亲一直在寻找他；躲在暗处的铃铃听到他们着急的话，找到之后也没有责备之意，铃铃开始觉得自己挺重要，心态从害怕转为得意，这件事情一方面让于光远有了自我意识，另一方面也让他开始知道闯祸应该有担当。

另一件事发生在7岁，铃铃去苏州参加舅舅的婚礼，父亲无聊之下给他念了一段《三国演义》，“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开启了铃铃对于书本的热爱，“书上有这么有趣的东西”，其父藏书也成为他第一个图书馆。

从此，从铃铃到郁锺正再到于光远，终生对于书本热爱未改，于光远曾经说自己的学历中应该少不了添加多家图书馆，图书馆给予他的知识不亚于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