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性的自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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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探究从20世纪初,中国文学就在现代性的浪潮中不断前进着。
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也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两个相对的概念,现代性是指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类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变化。
而后现代性则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和批评,强调种种现代化的弊端和问题。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较量,在不同层面和领域都存在着明显的痕迹。
首先,在小说创作方面,尤其是随着新生代作家的崛起,许多新作品逐渐呈现出明显的现代性特征。
例如,在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中,通过以“禁忌”为线索,引人深入了解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两个重要历史阶段中的普通百姓的生活和遭遇,全面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中人与社会、人与命运的关系,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波及和影响也逐渐在当代小说领域中得到了体现。
蒋方舟的小说《白夜行》在探寻同性恋、恋童等问题的同时,还展现出她对于现代化背景下人际关系和情感关系的怀疑和批判。
这种批判意识不仅体现在故事情节上,还表现在对小说形式的探索上。
王安忆的《长恨歌》则是更明显的一种后现代主义特征的体现,她反复地使用着文本互引、自反性、叙事游戏等手法,让读者置身于一个摇摆不定、变幻不止的提醒,重新思考历史和现代的关系。
其次,在诗歌领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对比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近年来,在中国诗坛,后现代主义在诗歌创作中的影响日益显现。
例如,臧棣在其诗集《墨香图》中透过繁复的文本组合实现了对文字和符号的反思,靠着语言的滑移、句法和语法的捏合、找字玩科技等技巧,使诗歌在语言上达成动态的意义建构和视觉化效果。
还有具有象征主义色彩的李志民、以文字与图像的交互为特色的温卫东等人,都在各自的诗歌创作中发掘和解构现代性的“真实性”。
不过,在后现代思潮大规模涌入后,部分诗歌创作也出现了轻视纯粹美学的危险趋势。
资本逻辑的现代性悖论及其合理规制作者:杨生平张晶晶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0年第02期摘要:资本逻辑是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本身所呈现的一种内部联系,它不仅是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也是市场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更是资本本性在全球视域内的必然选择,是增值逻辑和扩张逻辑的内在统一。
资本逻辑批判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核心,通过对其实体形态、关系形态和观念形态的深度批判,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
这种悖论性的存在根源于资本逻辑本身,是资本二重性的必然结果,成为生产方式本身所无法克服的内在弊病,必须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让资本创造的财富为全体劳动者平等地享有。
资本逻辑本身就蕴含着超越资本逻辑的潜在力量,这不仅是资本自反性的必然结果,也是扬弃资本、超越资本逻辑的内在动力。
我们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共同富裕为本质,培育资本的伦理精神和人文情怀,建构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制度体系。
关键词:资本逻辑;现代性;悖论;自反性;社会主义制度中图分类号:F091;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20)02-0016-08资本逻辑是资本所呈现出的反映生产关系本身的一种内在联系,是资本与形而上学①的理性结合,成为助推现代社会高速运转的“中轴系统”。
它不仅是资本增值和扩张的内在需求,也是吸收先进科技革命成果的必然选择,成为资本主义运行发展的根本作用机制,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创造社会财富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效率显著提升,资本与科技的融合日益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但与此同时,资本逻辑带来的文化冲突、生态危机、貧富差距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亟需对其进行有效规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助推经济进步的作用不容忽视。
因而,如何在肯定资本逻辑正面效应的前提下,有效规避其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本逻辑是现代社会的全新课题。
2023年1月第1期总第249期理论与改革THEORYANDREFORMJan.,2023No.1(TotalNo.249)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高质量’导向下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效性研究”(21ZDA110)、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程度的评价研究”(19AZD017)。
作者简介:姜晓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郑时彦,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23]01-0130-013 DOI:10.13553/j.cnki.llygg.2023.01.010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发生机理与阻断机制姜晓萍 郑时彦 摘 要: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是乡村振兴阶段巩固扩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基础和前提。
本文通过提炼自然灾害频发、生命健康隐患、市场风险增多、政策执行偏差等乡村振兴中的主要风险点,总结可能引致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关键事件;基于“传统—现代”视野,从传统的持续影响与现代性的自反性两方面进一步解析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点的深层次诱因;归纳乡村振兴阶段结构与制度的变迁、风险环境、风险抵御机制与规模性返贫四大关键要素,通过分析其互动过程,揭示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的演化逻辑与发生机理;最后基于上述分析,从实现源头识别、转向合作治理、推进主体性重塑三个方面构建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的阻断机制。
关键词:乡村振兴;规模性返贫风险;发生机理;阻断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习近平反复强调要“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1]。
中央《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将“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2]作为重要目标。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摘要:在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大局环境下,众多文学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的逐步完善当中。
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希望通过文明的重塑来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进而逐步丰盛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关键词: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民族精神;人性解放中国近现代文学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它对我国文学事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充沛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面的矛盾与冲突。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精神核心是启蒙,是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思想的重新审视,它呼吁人性解放、主张张扬个性,同时也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开展潮流。
我国驰名的文学家周树人先生一生从事于国民思想和国民性的探索,他的?祝福》一文充沛反映现代文学的启蒙潮流。
该文以年关之夜匆匆由外地赶回家中的“我〞为引线表达了整个故事,作为一个“现代化〞、拥有全新精神世界及语言体系的“外来者〞,面对一个封建守旧的鲁镇,“我〞所接受的思想教育完全不能融入其中,甚至会对鲁镇腐朽的思想观念感到无比沉痛和悲痛,而“我〞也被长期遵循封建礼教和思想的鲁四老爷所排斥,见面就应酬“大骂其新党〞。
从鲁四老爷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沉浸于传统文化不能自拔的老者形象,他们对新生事物充斥敌对心理。
从勤快迂腐的祥林嫂身上“我〞看到一个备受传统礼教和封建宗法所迫害的女性形象,祥林嫂认为“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因此,神神秘秘的来问“我〞人死后是否有魂灵,“我〞惊讶、吃惊、疑惑,为什么一个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关怀的不是自身问题,反而是自己死后的情况,可见封建礼教制度对其迫害的程度之深。
“我〞所看到的有悲痛、失望,对于一个善良朴实的人死后亦然被骂“谬种〞时,所发出的各种感慨。
从现代文明的视角来看,无论是鲁四老爷还是卫老婆子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其长期受封建礼教浸淫的本性表露无遗。
精神文化才是治疗疾病的良方,沈从文认为西方文化腐蚀着人们的德行,造成民众精神和人格上的病弱,让民族不足生机和活力,传统的民族德行和品质仅存在于不受现代文明浸染的人性之中,只有那里供奉着“人性〞和“希望〞,?丈夫》就是这样一首人性之歌。
西方现代性的自反性王明科(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 南昌 330022)摘 要:审美现代性与理性现代性构成了现代性的矛盾与张力,而审美现代性与理性现代性的各自内部本身也是一种悖论性存在。
康德、黑格尔、凯尔纳、贝斯特、贝尔、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弗罗伊德、海德格尔、萨特、韦伯、卢卡奇、阿多诺、霍克海默、哈贝马斯、吉登斯、利奥塔、福柯、波德莱尔、本雅明等许多西方学者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西方 现代性 反思从语源学角度看, 现代性 这个术语在英语里至少自17世纪就已经通用,1627年出版的 牛津英语辞典 首次收选了 m odernity 即 现时代 。
由于德语中 die M oder ne 与英语、美语中 m odernis m 只是从某个方面而言与法语中 m oder n it (现代性)的意义重合,于是造成了现代性的许多歧义与误解。
托拉斯 华尔普尔在1782年的一封信中谈到查特顿的诗时说过 节奏的现代性 。
法语中现代性一词出现比较迟,一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使用。
利特雷在泰奥菲尔 戈蒂耶发表于1867年的一篇文章中发现了此词。
新近出版的 罗贝尔词典 发现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849年问世的夏多布里昂 墓畔回忆录 里,并将 m odernite 是在贬义上使用,指日常现代生活的庸俗和低劣。
波德莱尔1859年在一篇论文里也用过 m odernite 。
从语义学角度看, 现代性 这个术语有学科与个人的差别。
就学科而言有制度现代性、政体现代性、政治现代性、经济现代性、技术现代性、科学现代性、军事现代性、哲学现代性、社会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文学现代性等。
就研究者而言,西方与中国不同,同一国家中的不同视角的学者其观点也各有不同。
西方现代性是过去几百年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结果,西方现代化与理性化过程相联系,现代性是作为理性化过程的结果而被显示,而且这个结果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西方现代性于19世纪上半期就开始出现分裂:一种是资本主义的作为科技进步、工业革命的理性现代性或社会现代性,一种是反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美学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如艾略特眼中的西方现代性已经丧失了创造性而只剩下一堆破碎偶像。
具体而言,审美现代性与理性现代性构成了现代性的矛盾与张力,而审美现代性与理性现代性的各自内部本身也是一种悖论性存在。
许多西方学者提出了 自反性现代化 的概念。
康德是第一个以理性为思考对象并成体系的哲学家,以 先验性 名义提出科学知识、道德行为、社会公共权利等方面的 现代性 条件,以理性为核心高扬人的主体性,以人为目的本身肯定了人自身所具有的无限价值,树起一种人为自然立法、为道德立法、为社会立法的现代性精神。
但其不可克服的悖论是:理性既是其哲学基础与思想价值又是其陷入困境的根源,由于现代性的理性哲学66 德 乌尔里希 贝克、 英 安东尼 吉登斯、 英 斯科特 拉什: 自反性现代化 ,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
奉行 意识哲学 范式,所以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弄清在意识哲学范式内何以产生并陷入现代性难题。
从笛卡尔到康德的传统理性哲学的致命之处是:脱离人们的具体历史背景与实践活动,片面地立足于主客体关系,设定一个自主的理性主体与作为客体的整个世界相对立,使理性单一化为工具理性,关注如何利用理性去主宰自然而不考虑理性的其它多种表现形式应有的位置,形成逻各斯中心主义。
康德现代性哲学的内患在于其寄希望的理性是建立在乐观理性与丑恶现实相悖谬的基础上。
康德现代性哲学暗含两大前提:一是每个个体必须有极为明智的理性能力,能够为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思考即为自己立法;二是社会必须是一个一元的社会。
而这两大前提其实在现实中是没有多大保障的。
其实理性是在人的社会历史活动中形成的,不存在孤立的超时空的 先验主体 ,因此就没有 先验理性 。
传统理性作为审判一切的法官,陷入了一种循环论证的窘境:即从理性推演出规范,又用规范来证明自己知识的合法性,其悖谬是既然理性是一切的标准,但它有什么根据能够证明自身是这样的标准呢?所以现代性难题的克服需要一个新的立足点,许多在传统意识哲学中的人其实对传统意识哲学的弊端早有觉察并试图克服。
黑格尔批判启蒙本身的浮泛和不彻底,他把理性设定为绝对精神在发展过程中的展现,并作为统一力量把有限包含于自身之内。
黑格尔把 自由 视为一切权利的根本,视为现代世界中伦理、政治、与社会思想的原则,以 合理性 概念提出了现代性的规范与标准问题即现代性的应当问题: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但黑格尔把理性作为个别事物的普遍性的灵魂与本质,作为一种既把握了同时又实现了自身的绝对精神并使之实体化,不论自由或伦理生活从家庭社会到国家都是绝对精神的实现,因此将理性弘扬到一个极端,理性既是思想又是事物的本质与存在的真理以及真理的实现,理性就是一切,成为一种无所不能的东西与神话。
凯尔纳、贝斯特将现代性理解为特定的历史时期与历史的断代术语,指涉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转型,这样很容易将 现代性 与 现代 混淆。
贝尔将现代西方社会理解为经济、政治、文化三大体系:经济技术的功能理性强调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利益,政治掌管暴力的合法使用以调整冲突而维持社会传统或宪法所体现的公正,文化作为象征领域主要与生活的意义相关。
贝尔认为正是这三个领域轴心原则的差异、对立及其变革的不同节律,构成了现代性之紧张冲突的结构根源。
马克思指出分工与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造成了工人的极大异化, 共产党宣言 里说: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 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
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对现代社会充满着悲观。
尼采发现: 从前,人们以正直高贵的态度鄙视从事金钱交易的商人 现在,商人是支配现代人类心灵的力量,成了现代人类最令人羡慕的一部分 现代人大约也仅仅保留了一种美德,即果断。
遗憾的是,实际上毋宁说比比皆是永不满足的肮脏贪欲。
尼采为批判理性诉求的是非理性,以酒神精神来克服现代性的分裂。
尼采对理性的批判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强调权力而拒斥理性,二是强调审美而拒绝分化。
弗罗伊德就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开出过精神分析药方。
海德格尔对人类无家可归状态表示了深深忧虑,他借助 原始直观的思 来分裂理性之统一,认为现代性的本质是主体性的形而上之学,为拯救现代性就必须唤醒 存在 ,由于技术是主体性形而上的根源,因此就要以 思 与 诗 超越技术而回归到 现代性 的本源,以 存在 为基础67西方现代性的自反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4页。
尼采: 悲剧的诞生 ,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第134~135页。
和本质,以 艺术 为根源, 思 入到 现代性 中以颠覆 现代性 ,批判 现代性 就是思考 现代性 。
萨特以 虚无与存在 对科学与分析理性进行了抨击。
韦伯 铁笼 说深刻地反应出对现代性的质疑以及对整个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质疑。
现代性的形成过程展现为由一神论向自然神论乃至向无神论的转变,由虔诚的宗教崇拜向世俗主义的转变,韦伯将这一过程称为世界的祛魅化过程。
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理性化(合理性、理智化),理性化包括文化、社会、个人的理性化。
文化理性化是指世界的祛魅也即宗教世界观图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
社会理性化体现在新社会结构的经济和行政两大系统中:经济的合理性体现在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核心的资本主义企业的运行管理以理性为根本,而依据集中稳定的税赋体系控制集中领导和军事权利来垄断立法与法律权利并通过专职官员统治的组织形式的官僚制符合了合理性的行政管理。
个人理性化是指伦理理性主义渗透到个人生活当中,职业观被认为是一种合乎伦理道德的明确生活准则。
韦伯说: 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
其实,理性化就是理智思考与计算,是人们观察事物时使用的而不是来自事物本身,只有在人从特定角度观察事物时才有合理性与非理性之分,事物本身无所谓合理性与非理性:对于一个享乐主义者,禁欲是非理性的;而对于一个禁欲者,享乐则是非理性的。
韦伯从功能上将理性区别为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又从表现上将理性区别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其实其中都包含着非理性因素:从工具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来看,价值合理性或实质合理性就是非理性,反之,从价值合理性或实质合理性来看,纯粹工具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是实质上的非理性,而作为过程的理性化实际上是形式(工具)合理性的扩展过程,形式(工具)合理性与实质(价值)合理性分离与冲突的结果是前者压倒了后者而占据了社会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出现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结局:一是意义的丧失即价值的多元性,二是自由的丧失即人的独立性不复存在。
卢卡奇的 物化 说指出 人自身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变成了客观的、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东西,变成了背离人的自律力而控制了人的某种东西。
劳动者在理性化过程中不断被沦为单纯机械的附属品成为机械体系的一部分, 理性化 与 物化 成了一枚铜板的两面。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认为现代性的双重困境即非正义和虚无主义都源于启蒙理性的抽象性,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应让位于启蒙理性和工具理性批判,他把工具理性看作是同一性思维,认为它抽调了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间的感觉的、语言的、社会的中介,压制了人和自然中的偶然的、感觉的、特殊的东西。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认为,理性之所以变成非理性的原因恰恰在于它试图从自身中排除掉一切非理性因素而使理性变得不能理解使它自身成为可能的东西即它所依赖的非理性因素,其结果是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它既无能力反思自身被运用的限度,也无能力反思它所应用于其上的特殊对象的性质。
与理性工具化相伴随的是艺术语言和科学语言的日益绝对分离,前者变成不具有认识内容的 似形象 ,后者变成与被归类的东西毫无模拟相似性的纯粹符号,这就是现代性语言的双重性。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认为,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几乎无孔不入,现代性的危机主要是理性的危机,支配与贫苦(非正义)是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化的后果,而异化和无意义(虚无主义)则是资本主义文化理性化的产物,现代科学的合理性及其对方法首要性的追求构成现代理性危机的核心,人在探求控制自然的当中发展了他的合理性,但现在却把他的理性变成了控制的工具,而这种控制并不限于对环境、自然、他人的控制,也会反身控制人的内在自然,所谓的工具理性就是不顾其对象的理性。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绝对不是反对启蒙本身,也并不认为权利与知识是一回事,相反追问知识如何能够变成对统治68社会科学评论 2007年第2期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