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方面浅谈李约瑟难题

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方面谈李约瑟难题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罗曼予）
[文章摘要]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就近代科技的发展问题提出了“李约瑟难题”，各国学者从科学史、社会学、文化学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得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本文拟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出发谈谈对这一问题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思维方式；李约瑟难题；差异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权威，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者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1]
李约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层的思考，他补充到：“为什么近代科学，即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在先进技术上的应用，只在伽利略时期的西方才接二连三地产生呢？这是一个许多人已经提出的，但很少有人能回答的最明显的问题。

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间，在把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应用于实际需要方面，东亚文化要比西欧有效得多呢？”[2]
李约瑟对这个问题作了多方面的探讨与解答。

他指出，社会结构是科学技术产生的土壤，知识分子是科学技术的主体，经济结构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这三者的不同导致东西方科技发展的差异。

后来，李约瑟又提出了“水利社会论”和“恒温器理论”来解释此难题。

前者认为，中国近代科学未能发展的原因是由于中国是个“水利社会”。

他认为中国属于季风区，降雨有很强的季节性，灌溉、防洪、水利成了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

为了将大量人力物力集中于水利工程建设，导致了中国高度的中央集权，进而导致了官僚制度和科举取士的产生。

国家把大量精英都
网罗到仕途上来，使他们热衷于作八股文章和仕途，而中国的科学技术就这样逐渐走向衰落。

“恒温器理论”指中国地大物博，人民自给自足，地理上相对封闭，文字和制度稳定，使中国像是一个能保持平衡的恒温器，有类似于人体自控的功能。

这种恒温器在一定阶段内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又过于保守，最终阻碍了科技的进步，导致科技由盛转衰。

另外，李约瑟还提出过“国民性论”，认为中国国民性比较落后，缺乏自主，喜欢盲从，易被人统治，这也是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原因。

李约瑟的答案虽然缺乏系统性和深刻性，但也不乏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对于这个问题，各国学者从各个层面作了思考。

杨振宁认为，是中国思想土壤不良。

他指出，技术领域的进展可能相对是最不重要的，而自然哲学的进展恐怕是最重要的，而中国缺乏这种思想土壤。

如当时的哲学家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就是反科学的，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爱因斯坦也曾对这个问题作过科学解释。

他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

如果这些发现果然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

”[3]近代科学离不开实验方法和对实验结果的逻辑分析与综合，中国古代的科学方法缺乏实验，研究工具的粗陋也不利于科学认识深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确实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重要原因。

在我看来，“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复杂性的难题，由多个解构成其解答。

中国科技由盛转衰是由复杂的主客观条件综合造成的后果，影响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政治体制、教育体系、经济基础等。

由于我能力有限，所以就拟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方面来谈其中一个解。

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科学传统，直接导致了特点各异的思维方式与方法，从而也就决定了科学发展的不同。

西方近代科学革命是在中世纪长达一千年的宗教神学统治下爆发的，而中国近代科学的衰落是在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较高水平上开始的。

在探讨导致东西方近代科学两种不同走向的原因时，必须关注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特点。

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不仅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影响到整个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

从科学的角度考察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可以发现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东方注重传承传统思想，讲求诠释经典，而西方崇尚批判的科学思维。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注重从文本解读思想，讲求诠释经典。

从孔子开始就倡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中国学者长期形成“笺注经书”的学术传统，喜欢注解前人、诠释经典，甚至在诠释经典时，注不破经、疏不破注，对真理的认识，对传统的理解，对权威的态度和对历史的评价往往拘泥于旧义陈言，不思创新，这种思维方式虽然对承传先哲的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却使经学取代了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笺注主义替代理论创新，容易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制约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遏制了思维的个性化，对科学和学术的进步非常不利。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历来不注重科学思想，往往把新思想、新理论、新学说视为异端邪说，把技术发明斥为“奇技淫巧”，所以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新理论、新学说如《水经注》，只能通过表面上笺注经书而实际上融入新内涵的形式阐发出来。

有的学人则淡薄功名，追求国计民生之学，但不善于在实践中提炼科学思想，导致整个民族科学水平的衰竭。

与东方学者的思维往往固步自封、传统守旧相反，西方则推崇批判前人的科学思维。

“科学真理”有其相对性，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特定认识的反映，它永远也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科学总是在怀疑中前进、在批判中发展，而科学创新离不开这一过程。

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对神话自然观的批判。

近代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认为，科学面前没有权威，只有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和实验，因此亚里斯多德的所有理论包括方法也必须接受怀疑和批判。

能分析微观高速物质运动规律的量子力学是在批判牛顿力学的基础上产生的。

现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等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发展，已形成了现代系统思维的崭新方式，也是在批判传统的以决定论为核心的线性的和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由此可见，科学精神的本质是怀疑，科学进步的动力是批判，科学批判精神的核心是不断去追求真理。

第二，东方传统思维重悟道，思维重心在纲常伦理，而西方则崇尚理性的科学思维。

与西方的科学不同，中国传统的认识方法是笼统的、直觉的，缺乏分析。

中国传统“格物致知”中的“物”并非指物质或万物的“物”而是作“事”解。

所谓的“格物穷理”的“理”，也不是物理的“理”，而是所谓的绝对真理和绝对智慧的“天理”。

“格致”的对象和范式所产生的思维方式与西方是截然不同的。

在如何
“格致”即方法上，中国古代倡导的是“用心悟道”、“心包万理”，而不是锻造思维的工具和手段。

“心外无物”这种主观内求的思维方式把认识活动导入了道德修养，使人忽视了对外界的实践，也忽视了书本外外的自然知识。

“穷理”也只是对封建纲常穷根究底。

“格物穷理”实际上是种修身的方法，而非探究万物的奥秘和物质的本质。

中国传统的“格致”思维方式决定了其在科学上难以有所成就。

此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经验型的思维，抽象化程度不高。

如中国古代造出了一系列伟大建筑，但缺乏建筑学理论。

这样的经验性思维一般是就事论事得出关于个别事物的知识，只达到抽象的低级阶段。

或者通过类比、比喻来明晰道理，有时偏于主观，缺乏理论分析。

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作为思维内容的经验与作为思维形式的逻辑的结合，科学是建立在经验与逻辑基础之上的理性思维。

西方注重思维工具的运用与发展，科学的思维方式通过思维工具的不断发展进行承传。

西方学者不断地发展数学这一客观的思维工具。

欧几里德几何学是第一个在思维的条理性、语言的严谨性、体系的严密性和推理的逻辑性上都完美的数学公理的演绎系统。

力学的本质被牛顿用数学公式揭示，为科学如何运用数学方法提供了示范。

爱因斯坦用数学公式揭示了物质世界的能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

当代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数学方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使数学工具和方法向不同的科学领域渗透。

除了数学思维工具的锻造，西方学者同样崇尚逻辑思维工具的运用与发展。

如对自然的本源的思考上，毕达哥拉斯则力图用逻辑的方法通过抽象的“数”及其关系来描述。

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孕育了科学理性的精神，锻造了科学思维的工具，以其为核心的演绎逻辑，开创了逻辑的形式化、公理化、抽象化和体系化，这些对科学进步的意义是深远的。

要想彻底解开“李约瑟难题”还需要时日，这一难题值得科学史、社会学、文化学等方面的研究者深入探讨。

只有深入认识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根源，才能努力改变不利于科技发展的贫瘠土壤，增加科技土壤的肥力，使中国科学技术重新发出光彩。

注释：
[1] [2]王国忠.李约瑟与中国[M]. 上海：上海科普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页[3]陈明远.对爱因斯坦的误读[J]．文汇报，1998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