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白话文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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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与实践者。
由于白话文是新生事物,当时社会上对此的反对异常激烈,反对白话文运动的有大学者吴宓、黄侃、林纾、梅光迪、章士钊等人,尤以黄侃为最。
黄侃乃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大弟子,恃才傲物,其狂妄与尖刻是出了名的。
黄侃年轻时曾拜访大学者王闿运,王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钝犬啊。
”黄侃听罢美言,狂性立刻发作,竟道:“你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你的儿子。
”好在王闿运通脱,并未计较。
如此狂狷之人,又是反对白话文最凶者,黄侃对胡适进攻的火力之猛可想而知,一有机会便冷嘲热讽。
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
黄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
”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个哈哈,胡适则气得脸都白了。
又一次,黄侃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
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仅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这一次,胡适回击了,而且巧妙得令人拍案叫绝。
也是在课堂上,胡适大讲白话文的好处时,有位同学不服气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一点缺点都没有吗?胡适微笑道:没有。
这位学生想起黄侃关于文言文电报省钱的论调来,反驳道:怎会没有呢,白话文语言不简洁,打电报用字就多,花钱多。
胡适说:不一定吧。
要不我们做个试验。
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
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非常省钱。
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同学们果然纷纷拟稿,最后胡适从电稿中挑出一份字数最少的且表达完整的,其内容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
胡适念毕,不无幽默地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
胡适的小故事当时竺可桢和胡适都在上海的一所中学念书,俩人是同窗同学,但是胡适在背后评论竺可桢说他学习用功过度,肯定活不过20岁,而竺可桢无意中从别人口中听到了这句话吓出了一身冷汗,从此发誓开始锻炼身体,以后每天早上即使下雨下雪也要到校园中去跑步练剑,最后成功把自己的身体练好了,也活到了84岁。
事实上,两位大师的人格特征可以从朱克祯和胡适对预期寿命的博弈中看出。
胡适很幽默,关心朱克贞的身体。
朱可桢非常谨慎和低调。
他还听了胡适的亲切提醒,开始锻炼身体。
从那时起,朱可桢开始热爱体育。
显然,胡适输掉了对预期寿命的赌博,胡适最终在50多岁时因过度担忧而去世,而朱克祯一直活到新中国成立。
竺可桢与胡适赌寿命这件事儿还有一个小插曲,当胡适死后竺可桢非常伤心,在当天的日记中感叹当年胡适这个聪明人也说了一句错话,他曾经预言过自己活不过20岁,但是胡适最后的寿命却比不过自己,自己一定要爱惜身体。
看来胡适的死对竺可桢的启发很大。
事实上,归根结底,这两位名人并没有直接押注谁会活得更长,只是因为胡适的笑话被朱克贞听到了。
从那时起,他们开始努力锻炼,但这件事已经流传下来,两位大师直接押注生命的话题已经在后代口中演变。
说起白话文,相信大家都不感到弥生。
因为在当今的这个,无论是平常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还是读书写作,我们用的几乎清一色都是白话文,可以说白话文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命和血液中,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而说起白话文的由来和推行,那么就必须要提到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那就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胡适,胡适与白话文的关系那是非常紧密的。
胡适先生一生对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学等多方面都有过深入的研究,但他对后世最大的贡献无疑应该是大力推广和推广白话文。
胡适不遗余力地推广白话。
他不仅对这种宣传和号召感到满意,而且还进行了实践,并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告诉公众白话的优点和好处。
无论是写学术文章还是为报刊撰文,他都用白话文写作。
吾胡适者,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江苏吴县人。
幼时家贫,然父母教诲甚严,故自幼好学。
及长,遂入吴县中学就读,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适值新文化运动兴起,吾深受其影响,立志以革新传统文化为己任。
吾在北京大学期间,师从陈独秀、鲁迅等诸先生,学习文学、哲学、历史等知识。
适值五四运动,吾积极参与其中,主张民主、科学,反对封建迷信。
运动后,吾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
吾主张白话文运动,认为白话文易于普及,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
于是,吾撰写《文学改良刍议》,提出“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言之有文”的文学改良主张。
此书一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白话文逐渐取代文言文,成为主流。
吾在学术研究上,主张实事求是,追求真理。
曾研究《红楼梦》,提出“红学”新说,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体小说。
此外,吾还研究《诗经》、《楚辞》等古代文学,提出许多独到见解。
吾曾任《新青年》杂志编辑,提倡新文化,反对旧道德。
在杂志上,吾发表了许多关于文学、哲学、历史、社会等领域的文章,引领了一代人的思想。
吾认为,教育是国家之本,主张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素质。
曾参与创办中国公学、光华大学等学校,致力于培养人才。
吾在政治上,主张民主、自由、平等。
曾参加国民政府,担任过教育部部长、驻美大使等职务。
在任期间,吾致力于推行民主改革,提倡科学教育,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吾一生勤奋好学,著述颇丰。
著有《胡适文存》、《胡适自传》等书,其中《胡适自传》详细记载了吾一生的经历和思想。
回顾吾的一生,吾深感知识的力量。
吾相信,只有通过学习和实践,才能不断进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
吾愿以此自勉,也希望后人能够继承和发扬吾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吾胡适,虽已离世,然吾的思想和理念仍将流传于世。
吾坚信,在未来的岁月里,吾的学说将继续引领中国走向光明未来。
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的故事源于20世纪初的中国语文改革运动。
在这一运动中,一些学者和作家提倡使用白话文来替代传统的文言文,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这一改革运动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阿
故事的主人公是胡适,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也是白话文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他曾发表一篇名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提出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
胡适认为,文言文过于复杂和繁琐,不适合现代社会的交流和表达,而白话文简洁明了,易于理解和传播。
然而,胡适的主张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
他们认为,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的优越性,不能轻易废除。
此外,一些人担心,白话文的推广会影响文学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性。
在这场争论中,胡适的观点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
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深入开展,白话文逐渐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流。
直到今天,白话文仍然是我们的主要书面语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文化改革和创新需要面对各种挑战和阻力,但只要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就有可能取得成功。
同时,我们也应该尊重和继承传统文化,使之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有关胡适白话文的小故事
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
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不模仿古人""不用典故""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八项主张,明确提倡使用白话文,他还说:"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
胡适先生一语成谶,白话文展现了它的勃勃生机,一直使用到现在。
当初,为了推广白话文,胡适他们一帮人可没少费心思。
白话文在推广之初,也并非是一帆风顺。
有很多人就"看不惯"白话文,和胡适等人唱反调。
这其中,黄侃是比较有名的一位。
胡适在北大任教,一次公开讲课中,他说白话文比古文简洁。
有学生提出反驳。
于是,胡适就出了一道题,就如何回绝行政院秘书一职草拟电文,学生用古文,胡适用白话文,看谁使用的字少。
学生给出的答案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用了十二个字。
胡适给出的答案则只有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
学生们听了,无话可说。
胡适与白话文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胡适这个名字是和白话文联系在一起的。
是他发起的白话文运动使我们摆脱了文言文的束缚,走进了“我手写我口”的现代社会。
至今,人们一提起五四运动,就会联想到文学革命;一提起文学革命,就会联想到白话文运动;一提起白话文运动,就会联想到胡适和他的那篇《文学改良刍议》。
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胡适本人也是这么联想的。
在后来回顾白话文运动的文章中,胡适一再说“胡适一班人”如何如何,好象这白话文运动真的就是这“一班人”搞起来的似的。
在《白话文学史》的引子中,胡适第一句话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讲白话文学史呢?”然后,他自问自答道:“第一,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
”这“三四年来”是指自1917年以来,因为胡适的这个引子写于1921年;而这“几个人”就是“胡适一班人”。
所以,这句话看上去好象是胡适觉得被人诬陷“凭空捏造”而感到冤屈,他要为自己辩诬,但实际上,他是在得意地告诉读者:“白话文学是这三四年来这几个人造出来的。
”按照传统的说法,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起源于胡适那篇发表于1917年元旦的《文学改良刍议》,而其胜利的标志是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中小学陆续采用白话(“国语”) 课本。
这就是胡适所说的“三四年来”的意思。
但是,胡适后来也曾承认,他以为“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在1923年3月12日给韦莲司的信中,胡适说,他曾预计文学革命“需要十年的讨论,到达成功则需要二十年。
”(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60页)。
而陈独秀则更悲观,他在《文学改良刍议》的末尾附了一个“识”:“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
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
”也就是说,陈独秀以为在他的有生之年都不太可能看到白话文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
这是怎么回事呢?就算胡适去国多年,不了解国情,判断失误,那么陈独秀这个老革命党怎么也会对形势看走了眼呢?那么,文学革命迅速胜利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介绍胡适的文学革命之前,有必要区分“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这两个概念。
胡适与白话文引言白话文作为一种简明清晰的表达方式,对于现代汉语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胡适被誉为白话文运动的奠基人和推动者。
本文将从胡适的背景、思想和影响等方面进行全面探讨。
胡适的背景家庭与学业胡适于189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贫寒家庭。
尽管家境贫困,但他家人对知识的渴望和教育的重视使得他能够顺利接受学业。
胡适在求学过程中表现出色,被各校瞩目,最终获得了赴美留学的机会。
留学经历与西方思想的影响胡适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并在此期间接触了许多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伯特兰·罗素等。
这些西方思想对于胡适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观念,并在后来的白话文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胡适与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的背景与意义白话文运动起源于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旨在通过运用通俗易懂的口语表达方式,提高文字的传播效率,促进百姓的教育和文化素养。
胡适作为该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致力于推动普及白话文,使其成为现代汉语的主流表达方式。
胡适的理论观点胡适提出了自己关于白话文的理论观点,主张将白话文与文言文相区别开来。
他认为白话文应该注重口语性和生活性,让普通民众易于理解和接受。
他还提倡用白话文进行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以推动现代化进程。
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者胡适除了提出理论观点外,还通过自己的实践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发展。
他主持编辑了《新青年》杂志,该杂志成为了白话文运动的重要宣传媒体,传播了大量的白话文作品和思想观念。
他还发起了一系列关于白话文的讲座和讨论活动,积极推广了白话文的应用。
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与意义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使得白话文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字表达方式。
它不仅提高了文字的传达效果,也推动了现代汉语的发展和规范化。
白话文的推广使得普通百姓能更好地参与社会事务,也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结论胡适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奠基人和推动者,通过自己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活动,促进了白话文的普及与发展。
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陕西教师考试普通话朗读美文——《胡适的白话电报》三十年代初,胡适在北京大学任教授。
讲课时他常常对白话文大加称赞,引起一些只喜欢文言文而不喜欢白话文的学生的不满。
一次,胡适正讲得得意的时候,一位姓魏的学生突然站了起来,生气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毫无缺点吗?”胡适微笑着回答说:“没有。
”那位学生更加激动了:“肯定有!白话文废话太多,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的目光顿时变亮了。
轻声地解释说:“不一定吧!前几天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请我去政府部门工作,我决定不去,就回电拒绝了。
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
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个意思,用文言文写一个回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胡教授刚说完,同学们立刻认真地写了起来。
十五分钟过去,胡适让同学举手,报告用字的数目,然后挑了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报稿,电文是这样写的:
“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白话文的意思是:学问不深,恐怕很难担任这个工作,不能服从安排。
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不错,仅用了十二个字。
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五个字:
“干不了,谢谢!”|
胡适又解释说:“干不了”就有才疏学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谢谢”既对朋友的介绍表示感谢,又有拒绝的意思。
所以,废话多不多,并不看它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只要注意选用字词,白话文是可以比文言文更省字的。
节选自陈灼主编《实用汉语中级教程》(上)中《胡适的白话电报》
)。
胡适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典故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文言文和白话文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适的典故中,最著名的就是他提出的“胡适文言文和白话文之争”。
这个典故源于1920年代早期,当时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关于是否应该推行白话文改革的激烈辩论。
胡适主张以白话文作为日常交流和教育的语言,反对继续沿用庄重、复杂的文言文。
他在《古文观止后记》中写道:“吉甫著书者处处现见自己的童年,童心总因横蛇野兔为之寒栗,宁安露血,而欢快莫稽。
”意思是说现在的人们在读古文时总是沉浸在其中的童年回忆和乐趣之中,而不是因为文言文的庄重而感到愉快。
他也在《文章教育批评》中说:“文言文是我们祖宗用以忍受霸占国土的外族无道之辞令的工具,是近三百年来中国精神生活的坟墓。
”他认为,文言文不再适应当时社会的要求,白话文应该成为新的语文形式。
胡适的观点引起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极大争议。
其中支持白话文改革的人认为,白话文可以更直接地表达思想,更方便被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而反对改革的人则认为文言文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是国文瑰宝,不能轻易抛弃。
白话文改革最终在中国大陆得到实施,并成为现代中国的正式文字。
胡适对于文言文和白话文的争论,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更是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传统与现代、国族与普世价值的思考。
他以坚定的信念和清晰的论述为白话文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2014年北京教师资格考试普通话朗读材料:胡适的白话电报三十年代初,胡适(Hú Shì)在北京大学任教授。
讲课时他常常对白话文大加称赞,引起一些只喜欢文言文而不喜欢白话文的学生的不满。
一次,胡适正讲得得意的时候,一位姓魏的学生(xuéshenɡ)突然站了起来,生气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毫无缺点吗?”胡适微笑着回答说:“没有。
”那位学生更加激动了:“肯定有!白话文废话太多,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的目光顿时变亮了。
轻声地解释说:“不一定吧!前几天有位朋友(pénɡyou)给我打来电报,请我去政府部门工作,我决定不去,就回电拒绝了。
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
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个意思(yìsi),用文言文写一个回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胡教授刚说完,同学们立刻认真地写了起来。
十五分钟过去,胡适让同学举手,报告用字的数目,然后挑了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报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白话文的意思是:学问不深,恐怕很难担任这个工作,不能服从安排。
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不错,仅用了十二个字。
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ɡàn?bùliǎo),谢谢(xièxie)!”胡适又解释说:“干不了”就有才疏学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谢谢”既//对朋友的介绍表示感谢,又有拒绝的意思。
所以,废话多不多,并不看它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只要注意选用字词,白话文是可以比文言文更省字的。
文章来源:中公教育北京分校北京教师招聘网/html/jiaoshi/yueduziliao/。
胡适与白话文小故事【篇一:胡适与白话文小故事】。
1934年秋,胡适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又对白话文的优点大加颂扬,这时,有些醉心文言文的学生,听不入耳,心中厌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
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魏姓学生,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道: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
那位学生更加激愤地反驳道:肯定是有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扶扶眼镜透出沉思的目光,然后柔声细气地解释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
复电是用白话写的,也很省字。
请学生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胡适说完这段话后,只听得课堂内嚓、嚓的取纸声,顿时整个教室呈现出紧张沉寂的气氛,每个学生都在开动脑筋,认真地编写电文。
15分钟过后,胡适让学生们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
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存在即合理,新出现的事物总是在一些方面超过以前的东西。
这个白,我觉得是撇去了文言文中的那些虚无的东西,剩下一些直白简练的,上面就是很有趣的例子。
为什么会干不了?相比文言文的回答胡适先生的话缺少事情的原因,我想要是一个不明白胡适先生的人看到这段话一定会追加提问这样不但增加回电数量且会给人一种狂妄浮躁无诚意的感觉,而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则不同既详细说明自身干不了的原因是才学疏浅又以恐字表达自身的谦虚不堪从命就更是增加了尊敬对方的意味,故我认为文言文并不比白话文差且在文化传承上较之更为重要。
如果在平时的语言环境中塑造一种不卑不亢柔和的氛围创造一种个人与社会的良性循环那么重新恢复文明之邦的美名将不再是梦!而文言文我认为将是实现这个美梦的不二之选!。
毛与胡适的恩怨本文作者:赵映林一如果生活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只要向任何一个知识青年提问:你喜欢读什么杂志?他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新青年》杂志。
如果再问他:你最敬佩的人物是谁?他同样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胡适和陈独秀。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毛泽东就曾这样回答过提问。
凡读过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势必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
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
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
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只比毛泽东大两岁(胡适生于1891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
还在毛泽东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因鼓吹和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
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那时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
毛泽东曾不失时机抽空去旁听过胡适的课。
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
后来,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作过报告,解答问题。
从这,我们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尊重和仰慕。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蔡元培、吴玉章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
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七、八个月来,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组织和准备的工作上。
可到了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法国了。
当时,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理解。
对此,毛泽东作了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
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一年多后,也就是在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又说到这件事: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
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
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
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由此可见,毛泽东之所以最后决定不去法国勤工俭学,主要原因是在于他要了解中国的国情,研究国内的问题。
他认为这样对国家、对民族是更为有利的。
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内最了解国情、最了解农民的领袖。
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的形成,不能说与此没有渊源关系。
毛泽东不去法国的第二个原因呢?则是与胡适的态度有关。
毛泽东为是否出国一事,专门问过胡适,胡适赞成、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
因为胡适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胡适的《非留学篇》一文,说明毛泽东读过这篇文章,受到这篇文章影响。
毛泽东不去法国留学的第三个原因,还与那一时期刚好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关。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
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胡适不想谈政治,但这时已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
当时在报刊杂志上见到的主义,在文人学者嘴里的主义是琳琅满目: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而社会主义也是五花八门:基尔特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
建国后把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解释成单纯反对马克思主义,不免有为了证明自己正确而不惜曲解他人之意贬低他人之嫌。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针对一切主义的,而非专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胡适对主义的抨击,其矛头针对的是当时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方法。
在胡适看来,那种高谈主义而不研究具体问题是思想上懒的表现,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这是一;其二,胡适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但强调抽象的主义要少谈,因为每一种主义都蕴含着救时的具体主张,如若我们不去实地研究这个社会的需要,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曲,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怎么能有用处呢?其三,胡适认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其四,胡适认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到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负责任、自欺欺人的梦话。
胡适反对把主义当作绝对真理和终极教条,反对把主义当作金科玉律的宗教教义顶礼膜拜,看出了盲目崇拜主义的危害。
胡适简直是在为以后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们画像。
但是,胡适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他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使人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
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
胡适胡适的这些观点遭到了反驳。
陈独秀因为被北洋军阀政府关在监狱里而没有参加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对当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实际上是投身民众运动抑或继续坚持思想启蒙之争。
也就是说谈不上是什么反对马克思主义。
还要说明的是,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首先并主要发生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但直至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李大钊始终都认为自己与胡适之间的友谊超过自己与陈独秀之间的友谊。
毛泽东在这场争论中是什么态度呢?就目前见到的史料,笔者认为毛泽东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因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等,共计七十一大类,其中的教育、女子、劳动、华工、实业、交通、财政、经济八大类又分列出八十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如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合计一百四十四个要研究的问题。
既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当然不可能跑到国外去研究。
所以,毛泽东也就不去法国了。
而五四运动的发生更坚定了毛泽东留在国内参加火热斗争的决心。
之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手创办了文化书社。
书社里重点销售的图书也有胡适的一些著作,如《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白话书信》、《短篇小说集》,或是登载胡适文章较多的刊物《新生活》,还有就是胡适的老师美国杜威教授的书,如《杜威五在讲演》、《实验主义》、《现代教育的趋势》、《美国政治的发展》等。
从文化书社销售的这些书刊,也折射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与立场。
二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不仅受到胡适的影响,而且在从事革命活动时也得到过胡适的支持。
《西行漫记》记载说,1919年,毛泽东在回湖南的前夕,曾专程前去拜访胡适,目的是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
胡适欣然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表示尽力给予支持,以后他也是这样做了。
说明胡适不是口是心非。
是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
当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时,胡适看过之后立即在8月 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新书评介》一栏中,对毛泽东的文章和《湘江评论》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
胡适撰文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
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样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
接着他又专门对《湘江评论》和毛泽东的文章作了高度评价。
胡适写道:《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
《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
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
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此时的胡适已经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可却对充满反叛精神的《湘江评论》与毛泽东的这篇《民众大联合》的文章给予这样高度的评价,也反映了当年风云际会、名满天下的新派教授胡适对青年毛泽东的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