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的现代性根源

求　索/2005/1生态危机的现代性根源张彭松摘　要:从直接性来说,生态危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是人对自然控制的无反思状态造成的。

而人与人的“我与它”式的功利性关系在文化深层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

它们都根植于“现代性断裂”的文化危机。

只有在现代与传统互镜的基础上,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信念,建立人与人之间互为主体的共同体,才能够缓解生态危机给人类造成的压力。

关键词:生态危机;现代性;文化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90X(2005)1-104-03作　者: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哲学博士;河北,秦皇岛,066004一　生态危机的直接性根源从直接性来说,生态危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

人通过现实的实践活动使自在自然转化为人为自然,使自然的原生态受制于人的文化创造。

这其中有积极的成果,也有消极的因素。

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转化的效果是不同的。

在前工业文明时期,人化自然处于匮乏状态,人类依赖于天然的物质资源的直接效用。

到了工业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知识的积累,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体现了人类征服自然的主体性,但随之现代文化的消极因素也就凸显出来。

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卢梭早已预见到这一点,这正是他比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高明的地方。

可以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生态危机还是属于近现代社会工业化之后的事情。

在传统社会中,人依附于自然,人对自然的基本价值观念形象地说,即“大地是母亲”。

人遵循的是“万物有灵论”,也就是说,人可以和自然抗争,但永远也不可能成为自然界的真正主人,自然的内在价值始终是人不可跨越的界限。

即使在近代西方的文化观念中,人对自然的态度仍然保持着泛神论。

如,斯宾若莎的“实体”即是自然。

而到了现代社会,人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来控制自然界,人与自然的主奴关系角色发生了根本转换,自然完全被启蒙时代的理性精神和自由意志“祛魔化”(disen2 chant m ent),相应地,人也就成了地道的自然界的合法操纵者和控制者。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在现代社会中,自然赤裸裸地成了人的“加工材料”和“储备物”,它完全失去了自在自为的独立特性,随之人类自身也成了“无保护”的“被抛”于世的存在,人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可能拯救自然及人本身。

所以,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都在竭力反抗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即把人的价值放在上帝位置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

①在现代社会中,人对自然的工具性价值或观念推动了现代社会的高速运转,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但是,是否由此就可以断定,人的这种对待自然的工具性态度或观念就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不必通过复杂的理论分析,而仅仅关注一下周围的事实世界所发生的消极性变化即可看出。

大气污染,臭氧空洞,森林覆盖面积骤减、生物种类趋于单一化以及核污染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等等无不反映出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恶化程度之严重性。

这种急剧恶化了的自然环境正在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

悲剧性的是,这种威胁根本上不是来自自然界的无情,而恰恰来自启蒙以来的现代人过于外求的先验主体性活动方式或观念。

有一种观点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人的主体性的膨胀,反对以人为唯一价值标准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返回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存在状态”。

这其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本。

问题是,在这种“自然存在状态”中人的价值何在?习惯于以工具理性的方式思考和生存的现代人又如何能够返回到以自然为本的“天人合一”状态?这都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并且,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也是基于人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这一状况而强调自然相对于人的价值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优先性,然而这种理论的终极目的归根结底仍然是为了人自身的考虑,这就使非人类中心主义者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

其实,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如何正确理解现代人的主体性观念?笔者认为,非人类中心主义者所反对的主体性实际上是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现代人的主体性,是狭隘的个人意义上的占有性主体。

有必要拓展主体性的内涵,以此为基础人类完全有可能形成一种更高层面、意义更宽泛的主体性理念。

换言之,人保护自然是为了人自身的目的,人没有完全超越于自身之外的为“他者”的目的。

从这一意义来说,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的主体性以及与之相应的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无法彻底取消的。

但人的主体性不是单一的,而且与人的主体性概念相应的为人自身的“目的”,其内涵也是宽泛的,人可以确立比物质利益与享受更高的“目的”:伦理、审美和宗教等等精神层面的创造性与超越性。

与物质利益这一外在目的相比,人的精神上的满足也许更为长久和充实。

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对自401身欲望的自觉控制同样体现为人的主体性力量。

只是在近现代西方社会,人的主体性观念才单向度地体现和外化为人对自然的绝对控制和对物质利益的疯狂攫取。

因此,我们绝不能以现代人的价值标准一概否认主体性及其人的目的的多层次和多维度,否则,就会漠视客观历史的总体性存在。

然而,令人悲观的是,现代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在市场同一性逻辑的操纵下,使人自身的欲望人为地、无限制地向外延伸,从而遮蔽了人的源始的基本的自然性的存在意义和界限,反而使现代人在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现代社会中失去自我批判与反思的能力,使人类自身沉迷于商品“拜物教”的狂欢中。

现代人对自身已不再进行苏格拉底式的扪心自问: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没有经过理性审视的生活是否值得去过?与之相反,现代人始终固执于一个信念,人生有限,应该及时行乐的现代性心态。

可见,生态危机真正的内在根源不完全在于人对自然的关系,而在于现代人的价值信仰危机,更深层面的是现代人的文化危机。

启蒙精神宣扬人的现实生活与幸福高于来世,甚至否定来世的客观存在,反对宗教式地对彼岸幸福与至善的追寻。

这一直是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主导性文化精神。

在启蒙运动初期,这种文化精神曾显示了积极的作用,打破了中世纪人受制于上帝的消极状态,但是,随着“现代性的断裂”,直到现当代西方社会,这种文化观念才充分暴露出它自身的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缺陷。

其表现为,不仅人对自然的暴虐在加深,而且人与人的对立状态和潜在的毁灭威胁也仍在继续。

在现代性的社会中,人对人的毁灭的危险性远不亚于人对自然的破坏程度。

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性表面平静和繁荣背后隐藏着高度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一旦爆发,其后果将无法想象。

鲍曼也认为,二战的集中营大屠杀之所以迅速而有效地进行,绝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而是现代性的单纯制度化、理性化的结果,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二　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对之所重视的程度是不同的。

在马克思那里,他没有回避生态问题,也不是没有预见到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出现的生态恶化的可能性,但他认为,在人类所面对的各种矛盾中,更主要的应是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和社会制度的问题。

只有根本消除人与人之间对立的异化状态,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才能够根本解决。

与马克思的观点不同,海德格尔,尤其是他的后期思想,非常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他认为,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相比,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为根本。

这里无法评价他们的观点谁之正确,只能说在不同的时代或历史时期他们各自的理论侧重点不同而已。

但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那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密不可分的。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受制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更是如此。

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反映在人对自然的态度或文化观念上。

这里就两个侧面来谈现代性由于过于脱离传统而造成的文化危机。

在西方传统社会的文化观念中,尤其是中世纪的价值观,强调人是神或上帝的创造物,在当时这一基本观念甚至不需要经过理性分析和经验材料来加以论证,它更多的是诉诸于人的无条件的绝对信仰。

神或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人可以加工和整理自然,却不能完全按照人的主观意愿随意去改造和处理自然,因为自然与人类一样都是有灵性的存在。

人改造自然必须遵循宇宙的整体和谐。

离开了这个大前提,人的行为就是亵渎神灵,人的存在也毫无意义甚至荒谬。

人对自身的认识也同样如此,人只有认识到外在的“大宇宙”,才可能真正认识自身的“小宇宙”,反向的思维方式在传统社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社会都无法想象。

此外,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生产力低下,人对自然的态度或观念直接规范和制约人类社会的政治和伦理关系。

从西方近代社会开始,随着神或上帝的理性化、人本化的过程加剧,即由“神义论”向“人义论”过渡的完成,人不再需要宇宙整体和谐的观念设定,它作为人的纯粹形而上学的超验建构被抛弃。

在这种宏大的文化背景下现代人在突出强调人对自然、社会的占有主体性的同时,人自身也受到自然和社会的无情反抗。

这种矛盾都是依靠现代性的同一性逻辑无法根本克服的悖论。

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随着人征服自然的主体性的提高,自然反过来似乎成为人的一个附属物,人彻底战胜了自然。

这是现代人的思维和生存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现代人的一种“主观假相”。

现代人自封为宇宙的主宰,杀死上帝,又取代上帝的终极位置而奴役万物,正如舍勒所说,这是现代人的一种狭隘的“报复”和“怨恨”心理所致。

事实证明,人对自然的无限控制和掠夺必然遭到“自然的反抗”。

这从反面也印证了人对自然的控制应该有其内在的限度。

超过了这一限度,自然就会反弹人类自身,甚至对人类进行无情的报复。

据有关统计,在现代社会中人类所遭受的自然灾害多半是由于人类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并且这种自然的灾难出现的频率、危害程度和波及范围都是历史空前的。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谓现代人类的“高级”文明从表明上看似乎是坚不可摧的,但只要对自然破坏的程度超过了自然界本身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那么,人类受到毁灭的威胁和报应完全是可能的。

现代人类文明在科技的一路高歌中陷入了盲目的乐观主义而遗忘了人自身所应具有的有限性。

只有自觉地限制自身,人才可能保持与自然的真正和谐与融洽。

所以,当前的生态危机从直接性说就是现代人对自然征服的无限度、无批判和无反思的状态造成的恶果。

人类只有及时悬崖勒马,转换现代性的单向度的思维方式或文化观念,才可能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走上良性的发展轨道。

在这里,我们不妨体会海德格尔用非常形象的语言对“人”这一虽然特殊,但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贵的存在者的态度,或许从中能够获得一些体悟。

他说:“让我们设想一下处于广阔无垠的黑暗宇宙空间的地球吧,它犹如一颗微小的沙粒,与另一颗最近的沙粒相隔不下一公里。

在这颗微小的沙粒上,苟活着一群浑噩卑微的、自问聪明而发明了认识一瞬的动物。

”因此,“存在者整体中,我们没有丝毫的理由说恰是人们称之为人以及我们自身碰巧成为的那种在者占据着优越地位。

”②现代社会出现的这一主体性悖论,即人越是征服自然,自然作为独立性的存在,越是反抗和惩罚人类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