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理论：
整体性治理就是以公民需求为治理导向，以信息技术为治理手段，以协调、整合、责任为治理机制，对治理层级、功能、公私部门关系及信息系统等碎片化问题进行有机协调与整合，不断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为公民提供无缝隙且非分离的整体型服务的政府治理图式。
整体性治理理论对新公共管理的一种修正。新公共管理是从经济和社会的视角看待政府的管理，其背景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对效率的要求，西方现代工业社会对公共服务提出的多元化的要求，以及官僚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方式由于繁文缉节和低效率而遭到普遍垢病。因此，新公共管理所采用的治理方式，比如强调绩效、结果、分权以及解制、效率、重塑政府等都反映了当时时代的要求。
而整体性治理理论则是以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整体性运作为出发点的，其背景是信息时代的来临。20世纪90年代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遍应用，使新公共管理的一些治理方式被终止或被改革。新公共管理在提升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服务提供者的竞争过程中引入多样性等诸方而取得了不少的成功。但是，新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分权化与解制也使政府机构破碎化，极大地增加了决策系统的复杂性。而信息技术的发展要求政府管理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在登力维看来，数字信息时代的治理的核心在于强调服务的重新整合，整体的、协同的决策方式以及电子行政运作广泛的数字化。
此外，与新公共管理要打破官僚制的努力不同，整体性治理是以官僚制作为基础的，即整体性治理强调，信息技术的运做是以官僚制组织为基础的。正如菲利普·库琅所言，现代公共管理是在垂直的权威模式和平行的协商模式互相交叉的情况下运作的。唐纳德·凯特尔在评论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著的《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书时曾指出，“戈德史密斯和埃格斯的最深刻的见地是，必须按照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层级结构建立纵向的权力线，并根据新兴的各种网络建立横向的行动线。”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意义是相对于新公共管理理念的缺陷而言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公众为中心，改进了“管理主义”的价值倾向。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一种以效率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改革运动，对市场机制、私人部门的管理原则和工具及方法推崇备至，具有“管理主义”的价值倾向，严重损害诸如公平与正义、回应性、责任性等民主价值。整体治理以公众需要和公众服务为中心，强调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通过协调、合作、整合等方法促使公共服务各主体紧密合作，为公众提供无缝隙公共服务，把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置于首要位置，具有“宪政”特征。
(2)以整体性为取向，克服了碎片化管理的困境。新公共管理改革通过结构再造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形式，即扁平化与分散化的组织结构形式，但直接而临着组织不协调的困境。同时，新公共管理通过竞争机制提供高质量、多样化的服务，但组织间
“在引入竞争机制的同时，却忽视了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造成碎片化的制度结构。”在整个公共部门中，各部委与执行局缺乏合作决策机制，形成碎片化治理的困境。整体治理则借助信息技术的优势，通过建立一个跨组织的、将整个社会治理机构联合起来的治理结构，既克服了政府组织内部的部门主义、各自为政的弊病，又调整了社会和市场的横向关系，并发挥政府的战略协作与统筹服务的作用，构建一种政府与市场和社会通力合作、运转协调的治理网络。
(3)以综合组织为载体，修正了过度分权带来的弊端。新公共管理倡导“分权化政府”，但过度分权也造成了组织间信息失真和沟通不畅，使地方利益主体为追求各自利益而加大了离心力，降低了政府聚合力量服务公众的能力。整体治理修正了新公共管理过度分权产生的多头等级结构的弊端，提倡一种横向的综合组织结构，这种综合组织建立在官僚制等级基础之上，强化了中央对政策过程的控制能力，为跨部门联系与合作提供了便利。
(4)提供一套全新的治理方式与治理工具。整体治理理论以整体主义为理论基础，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平台，对不同的信息与网络技术进行整合，推动了政府行政业务与流程的透明化，提高了政府整体运作效率和效能，使政府扮演一种整体性服务供给者的角色。
治理理论（Theories of Governance） 作者介绍：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教授（1934－）是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代表人物，曾任《公共行政理论与研究》杂志的主编，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会长。1987年起出任堪萨斯大学埃德·斯滕尼特聘教授之职。此前，他还担任华盛顿大学校长十年，同时担任密苏里大学公共与社区服务学院院长，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副院长等职。自1991年以来，弗雷德里克森一直担任《公共行政研究与理论》（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ory）杂志的主编，并曾担任过美国公共行政学会的主席。1990年获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和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学院全美联合会共同颁发的“杰出研究奖”。1992年获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为公共行政专业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颁发的“德怀特·沃尔多奖”。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发展了社会公平理论，认为经济和效率不是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应是社会公平（social equity），主张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强调公共行政组织变革的终极目标是建立民生行政之模型，强调公共行政的顾客导向。新公共行政学派对威尔逊以来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与唾弃。他们认为，建立在这种二分法基础之上的公共行政研究局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执行政策上，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政府机关预算、人事、编制等内部事务以及大量其他的所谓“中性”问题上，相反却很少重视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政策制定与政策分析等问题的研究，致使公共行政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问题、处理社会危机的需要。 新公共行政强调公共行政不能保持价值中立，应当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不仅要关注以经济的、有效的方式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要把社会公平作为追求的价值目标。要实现社会公平，必须以设计出一种新的具有灵活性的组织体制，以取代呆板僵硬的官僚组织体制，这种新的组织设计必须实现两个目标：第一，顾客导向，即将公众的需求作为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第二，应变灵活，即组织结构弹性大，能够对外界刺激作出迅速的回应，这种回应是评价现代政府组织结构与功能的重要指标。这样分权、权力下放、项目、组织发展、责任扩大、冲突、顾客至上、参与和沟通就成为新公共行政分析组织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 一、背景：公共管理对于治理理论的需求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公共行政可以说是官僚机构、科层和问责的同义词。在20世纪最后25年间，由于赤字增加、经济滞涨、对于福利国家承诺中断的觉醒以及公众关于政府侵犯个人自由的共识等，工业化民主国家在政府目标和手段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公共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世纪之交的新浪潮 一.公共治理理论的兴起：公共管理的新范式 二.公共治理实践的展开：民主管理的新愿景 三.公共治理范式的传播：中国公共管理的新世纪 一、公共治理理论的兴起：公共管理的新范式 （一）公共管理的崭新范式：公共治理理论的勃兴 1.从20世纪的公共行政新浪潮到21世纪的公共治理新浪潮 (1)1887年W·威尔逊发表《行政研究》，开始了20世纪工业化国家的公共行政新浪潮。其结果，通过“政治和行政二分”，一方面，针对立法权偏重的“国会政府”格局,健全了以总统制和文官制为基础的现代行政体制；另一方面，在学术上也让现代行政学研究从政治学中脱颖而出，成为20世纪的一门显学。 (2)1989年世界银行发布“治理危机”报告，开始了21世纪全球性的公共治理新浪潮。其现状,Google英文检索：governance达385,000,000条；百度中文检索：治理有12,700,000条(06/3/5)。表现出全球性的治理热潮和中文世界治理的兴起。 2.从“单一统治”到“多元共治”：治理的内涵的根本性改变 （1）西文世界governance的简要考察 governance源于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操舵”，意指控制、操纵、统治，分别以governance 指与其相应的方式，以government指与其相应的机构。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下，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排他的，统治的方式是集中的、垄断的。虽然现代政治实现了竞争性和多元化的民主制度建设，但是现代政府管理依然遵循陈旧的单一、集权和垄断的方式。 美国学者V.Ostrom从1960年代起，批判了单中心、集权化的官僚行政管理,并以复合共和制为基础,论证了多中心治理的新模式。1990年代,这种多元共治的模式得到广泛认同,导致遍及世界的从公司、社区、城市、区域到全球的治理浪潮。Governance的内涵就此发生了从“单一统治”到“多元共治”的根本转变。 （2）中文世界“治理”的简要考察 上古汉语一般为单音节词，把治和理分别使用。治，用作统治、整治、秩序化、安定之义。中古后，双音节词渐兴，治与理合用为治理，意即通过统治和管理使社会秩序化而安定。如张居正《答耿楚侗书》：“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可见，中文“治理”和西文governance 的传统含义大致相同。 2000年俞可平等介绍和研究治理问题，“治理”的词义才发生从政府“单一统治”而转向社会“共同治理”的变化。 （3）治道、管制、管治、治理，还是共治：关于governance汉语译名的讨论 目前，governance的中文对译情况有些混乱，前后有“治道”、“管制”、“管治”和“治理”等几种译名。 较早有刘军宁、毛寿龙的“治道”之译，这个对译与governance偏于方法的字面意义相合，但除了在有形上传统的政治学界有人使用外，未能在应用主导的行政学界得到推广。 同期有城市规划管理学界受港台同行的影响，对governance使用“管制”的中译。但“管制”一词在大陆被用作仅比“专政”轻一级的严酷监管之义，与governance的新义截然相反，造成极大的误会。后来又将“管制”调整为“管治”。 governance最普泛使用的对译是“治理”，但由于“治理”往往与政府单方面管理相混，比如常见的“政府治理”就是如此，我们认为“治理”的对译不能从这种含混中区隔出
整体性治理 整体性治理就是以公民需求为治理导向，以信息技术为治理手段，以协调、整合、责任为治理机制，对治理层级、功能、公私部门关系及信息系统等碎片化问题进行有机协调与整合，不断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为公民提供无缝隙且非分离的整体型服务的政府治理图式。 兴起 整体性治理理论对新公共管理的一种修正。新公共管理是从经济和社会的视角看待政府的管理，其背景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对效率的要求，西方现代工业社会对公共服务提出的多元化的要求，以及官僚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方式由于繁文缉节和低效率而遭到普遍垢病。因此，新公共管理所采用的治理方式，比如强调绩效、结果、分权以及解制、效率、重塑政府等都反映了当时时代的要求。 而整体性治理理论则是以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整体性运作为出发点的，其背景是信息时代的来临。20世纪90年代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遍应用，使新公共管理的一些治理方式被终止或被改革。新公共管理在提升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服务提供者的竞争过程中引入多样性等诸方而取得了不少的成功。但是，新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分权化与解制也使政府机构破碎化，极大地增加了决策系统的复杂性。而信息技术的发展要求政府管理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在登力维看来，数字信息时代的治理的核心在于强调服务的重新整合，整体的、协同的决策方式以及电子行政运作广泛
的数字化。 此外，与新公共管理要打破官僚制的努力不同，整体性治理是以官僚制作为基础的，即整体性治理强调，信息技术的运做是以官僚制组织为基础的。正如菲利普·库琅所言，现代公共管理是在垂直的权威模式和平行的协商模式互相交叉的情况下运作的。唐纳德·凯特尔在评论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著的《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书时曾指出，“戈德史密斯和埃格斯的最深刻的见地是，必须按照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层级结构建立纵向的权力线，并根据新兴的各种网络建立横向的行动线。”
概念整合理论： 1.概念整合理论是心智空间理论的发展，心智理论是两个或多个空间合并而产生的层创（novel）推理。映射（mapping）被用来建立和开发概念整合的处理过程，对背景知识的激活。概念整合过程可以把真实的东西、虚构的东西、意像中的东西概念化；概念整合模型中生成的推理常常可以引导概念化者的知识基础和推理能力产生变化。 概念整合理论是建构混合认知模型的理论。（前言） 2.概念的体验性： 人类生存在客观世界中，当人们把客观世界的对象范畴化、概念化时才形成了概念，概念藏匿于人的思维中，通过认知过程概念可以被符号而形成语言系统。 概念是人认识世界的产物，是对事物本质的反应，是对一类事物进行概括的符号表征。（赵艳芳2001:81）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句，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情采）“故形立则章成矣，发声则文生矣。”（原道）“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诠赋）“情动而言行，理发而文见”（体性） 这段文字说明客观世界作用于心，心生言、言生文。 概念是体验的，是经过心智加工的，体验越深，概念的印象也就越深。（例如：911）
概念来源于知识。不同的知识范畴可归结为不同的概念。人的心智会将具体的、体验的知识上升为概括的、抽象的概念。 概念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体验的、凝练的表达，心智的体验加工是心智的体验加工是概念的终端产品，概念被视为认识科学的中心。（Robert.A. Wilson, Frank.C. Keil, 2000:177） 概念是通过经验，特别是通过感知和肌肉运动能力而得到的。（Lakoff& Johnson 1999:497） 海德格尔坚持认为：“人类离不开概念，概念是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的经验都是概念性的，是已经验的概念。”（[法]马克.弗罗芒.默里斯，2004:68）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人们在头脑里生成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内部联系了”（毛泽东实践论） 2.概念的范畴： 概念的形成以认知范畴为基础，概念是人的思维单位。 概念是由具有该范畴全部通常属性的原型所表征的。（Rosch and Mervis, 1995:7 :537-675）
公共治理理论 一、公共治理理论产生背景 1、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生的社会、经济和管理危 机，推动了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范式变革。 2、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政府公共管理的范围日趋扩展， 规模不断扩大，公共行政获得了相对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地 位。 3、公民社会发展的需要。 4、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5、西方学者的努力和众多社会组织集团的迅速成长。 二、治理的含义 1、治理的基本含义： “治理”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 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 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 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 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 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它特别地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 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 用。 2、罗茨（R.Rhodes）关于治理的六种不同定义： a.作为最小国家的管理活动的治理，它指的是国家削减公共 开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 b.作为公司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指导、控制和监督企业运 行的组织体制； c.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 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 d.作为善治的治理，它指的是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 服务体系； e.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它指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 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 f.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它指的是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
上的社会协调网络。 3、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关于治理的五种观点 a.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 机构和行为者。 b.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 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 c.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 间存在着权力依赖。 d.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 e.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 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 4、治理与统治的区别 a.本质性区别：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 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 b.主体的区别：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 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 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 c.权力向度的区别：治理的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统 治的权力向度是单一的、自上而下的。 三、公共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1、治理的主体多元化 公共治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包括有： a.政府部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其他公共权威）现实中 的政府具有复杂的结构，地方、中央和国际层面的政府及不 同部门构成了多层级、多中心的决策体制，众多权威交叠共 存是这一体制的主要特征。 b.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 但又不限于政府。只要各种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行使的权力 得到公众的认可，这些部门就可能成为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 心，即可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 2、主体间责任界限的模糊性 治理主体间的责任界限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与治理主体
我国城市治理的成就及改进的思路 与目标 中国城市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突出表现在： 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改革初期，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17.92%。到2007年底，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44.94%，与1978年相比上升了27.02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93个百分点。如果把流动人口包括进去，这个比重还要高。城市个数由193个增加到656个，初步建立了合理的城镇体系。 基本建立了城市市场体系的框架。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但城市改革很快以企业改革为核心，并从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领域全面展开。经过30年，基本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基本建成。城市成为中国市场体系的支撑，城市经济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主体。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城市二、三产业发展迅速，综合经济实力增强，在区域中的经济中心作用明显增强。2006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土地面积仅占全国6.4%，总人口占全国28%，但地区生产总值占到全国的62.7%。 城市社会进步明显，教育、科技、体育、文化事业发展迅速。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和质量水平空前扩大和提高，城市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市政公用事业和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园林绿化、环境卫生等设施得到普遍提高。 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城镇居民的经济收入大幅度增加，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5.8元，如果以1978年为100，则2007年的指数为752.3。住房是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识，1978年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只有6.7平方米，而2006年人均已达27.1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20.4平方米，居民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明显改善。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007年的36.3%，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从总体上看，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城市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在改革开放前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实行行政主导的“大一统”式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我们对城市管理体制和城市治理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1980年实行的财政“分灶吃饭”是城市改革
西方治理理论综述 （一）治理的涵义 1、治理的内涵 以“governance"(“治理”)为题材的理论著作的涌现，反映着社会科学界对统治以不同方式体现出来的模式感到的兴趣。无论传统用法或辞书上的解释，都以“治理”为“统治”的同义词。但在愈来愈多的讨论治理的著作中，它的用法和内涵都转移了方向，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 在众多定义中，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治理定义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是个人和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民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2、治理的目标 简单地说，治理的目标就是实现“善治”。善治涉及到：“一种有效率的公共服务，一种独立的司法体制以及履行合同的法律框架；对公共资金进行负责的管理；一个独立的、代议制的立法机构负责公共审计机关；所有层次的政府都要遵守法律、尊重人权；多元化的制度结构以及出版自由。”（来福特维奇把善治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系统意义的、政治意义的和行政管理意义的。）——这是一个“政治——行政”的治理框架。 治理的目标在于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强调政府和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它不仅关注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公共部门，而且重视公共政策与社会资本的相互连接，强调非市场力量的凝聚(如公民和非营利部门的参与)。可以说，治理在公共管理的语境下，是以企业精神重塑政府，以社会资本的力量来应对政府合法性危机的公私合作的结构和过程，其目标在于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及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是一个“社会——政治”的治理框架。 在美国，治理主要是通过调整技术层面的权力配置尤其是政府内部的权力配置来提高政府绩效，回应当前治理存在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内部解制型治理，而不关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 3、治理兴起的主要原因 西方福利国家出现管理危机是治理理论兴起的根本原因。 治理理论的兴起还与市场和等级制的调节机制发生危机有关。 治理理论的兴起还与众多社会组织集团的迅速成长密切相关。——公民社会的成长 经济全球化直接推动了公共治理模式的产生。经济全球化使人们的活动跨越了国家疆域的限制，因此也产生了一些国际性的跨国经济、社会组织，直接导致新的管理领域和管理主体的产生。 治理理论的产生受惠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于管理的影响是革命性的。一方而它使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播更为便利，缩短了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之间的相对距离，密切了管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沟通、反馈，从而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回应性和依赖性。另一方而，信息技术也增强了公民和社会在信息和知识方而的拥有量，从而削弱了传统政府的优势地位，对于传
基于概念整合理论解读新词“灰犀牛” 发表时间：2019-06-24T11:43:20.417Z 来源：《成功》2019年第4期作者：李楚睿 [导读] 词汇的发展日新月异。从概念整合理论出发解读不断涌现的新词，可以探究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认知世界的规律。本文基于“灰犀牛”一词展开讨论，探究其产生的社会语境和新创意义“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事件”的产生机制。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南京 210046 【摘要】词汇的发展日新月异。从概念整合理论出发解读不断涌现的新词，可以探究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认知世界的规律。本文基于“灰犀牛”一词展开讨论，探究其产生的社会语境和新创意义“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事件”的产生机制。 【关键词】概念整合；灰犀牛；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事件 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语言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更新，不断产生的新词和新流行语因其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被广泛运用，不少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新词汇的来源、构词手段、构词特点和规律等方面进行研究。新词的语义建构过程是新词语义组成成分语义、语境意义以及新生概念之间的相互整合过程。因此，本文基于认知主义语言学中的概念整合理论对2017年度新词——“灰犀牛”进行探究，解析其新创意义的形成。 一、概念整合理论及其原理 Fauconnier & Turner提出的概念整合理论是对心理空间理论的延续和发展，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向论述两个心智空间中的信息如何互相映射并整合起来，以解释新概念产生之根源，即“对两个来自不同认知域的概念有选择地提取其部分意义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复合概念结构”（张云秋、王馥芳，2003）。 概念整合理论的关键是概念整合网络。典型的概念整合网络包含四个心理空间，即两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空间和一个复合空间。概念整合的过程中，心理空间通过组合、完善、拓展三个途径确保整合过程的顺利进行。组合指输入空间中的元素通过建立某种关系在融合空间中组合起来；完善步骤中，人们的背景知识被激活，从前一步骤组成的结构通过背景知识丰富，最后通过想象力将心理空间拓展。这三个步骤是人类在认知客观世界的基础上获得新概念产品的连续过程（张玮玲，2017）。 二、“灰犀牛”一词产生的社会语境 “灰犀牛”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米歇尔?渥克于2013年1月在达沃斯全球论坛上提出的。2017年7月，人民日报刊发《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一文，文中提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增强忧患意识。……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这是人民日报首次提到“灰犀牛”概念，此后，“灰犀牛”一词频繁见于报刊杂志和网络，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的报道中。 例如：1.“灰犀牛“不容忽视，用预警机制化解股市风险（新京报，2019年2月21日）2.美国国债经济突破22万亿美元，又一头威胁世界经济的“灰犀牛”？（文汇报，2019年2月15日） “灰犀牛”经常被当做金融术语使用，例1-2就主要指在金融市场内经常被提示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大概率风险事件，例如股市风险、国债攀升以及整体金融市场的危机。 下面的例子：1.养老问题缓缓奔来的“灰犀牛”。（金融界，2018年11月15日）2.倪鹏飞：房地产税开征不应前怕狼后怕虎若贻误时机恐现楼市“灰犀牛”（华夏时报，2018年8月21日） “灰犀牛”一词也广泛用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借以指代那些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危机，比如例3-4中的养老问题、房地产税等问题。从全球化视角来看，当前全球化、气候变化、难民等全球性社会问题都正面临巨大的“灰犀牛”风险。 三、“灰犀牛”新创意义的产生 在米歇尔?渥克《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中，作者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在非洲大草原旅游的游客，因为想拍一张完美的犀牛照片而忽视了向导不要距离犀牛太近的警告，直到距离犀牛很近的时候游客才意识到危险，而当犀牛以几倍于人类奔跑的速度向游客冲去，游客想逃脱却发现可行的方法都已失去时机不再奏效。随后在书中，作者用该词来指代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事件。 “灰犀牛”和“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事件”，两者之间存在“厚积薄发，前期不受重视，但爆发后后果严重”的共同特征，但它们并不完全相关，因为分属于动物和事件两个空间域，从早期理论运用上来看，似乎并不能将两者进行整合。 而沈家煊在2006年提出的“糅合性整合”，就是将两个相似但不相关的概念整合，糅合的基础是相似性，由相似性将两个不相关概念域中的相似性成员的性质整合在一起而产生新概念意义，这一整合具有隐喻结构。因此，“灰犀牛”这一动物空间域的属性，激活我们对相似却不相关的事件空间域成员“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事件”整合在一起产生新概念意义(邱艳萍，2014)。 输入空间1中的灰犀牛，其特点是反应迟缓、看似不具备危险性、脾气暴躁，而在输入空间2中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事件，其特点是潜伏期长、易被忽视、破坏巨大。在认知推理过程中，这两者的性质通过跨空间映射，将两个输入空间有选择地一起投射到复合空间，形成了新创结构：灰犀牛是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事件。在此基础上，认知模式将两者的意义进行组合，并借助有关灰犀牛的背景知识的完善，通过联想赋义进行拓展，得出“灰犀牛”一词的隐喻意义。 作为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词汇的创造尤为迅速。通过概念整合理论的分析，既可以解释新词的意义建构，也可以探索新词表层含义背后所隐藏的人类深层思维认知，为词汇意义和认知主义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参考文献： [1]陈建民.中国语言与中国社会[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103. [2]邱艳萍.从概念整合理论来看“临时工”新创意义的生成[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2）：98-102.
整体性治理理论及对本研究的适用性分析 本篇论文目录导航： 【题目】云南省公路局养护设备优化管理探析 【绪论】整体性治理下公路养护设备管理研究绪论 【第一章】整体性治理理论及对本研究的适用性分析 【第二章】云南干线公路管养体制概述 【3.1】云南省公路局养护设备管理现状 【3.2】公路局养护设备管理现存问题 【3.3】养护设备管理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第四章】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养护设备管理顶层制度设计 【5.1 5.2】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整体布局及养护设备配置 【5.3】全面实行养护设备动态管理 【结论/参考文献】公路局养护设备保养管理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第一章整体性治理理论及对本研究的适用性分析 云南省公路局养护设备管理体制的完善，契合整体性治理理论。本章通过阐述整体性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和特点，梳理其发展的脉络，发掘其理论内涵和要义，深入地分析整体性治理理论在完善云南省公路局养护设备管理体制方面的适用性，是分析研究云南省公路局养护设备管理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整体性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和特点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罗西瑙认为，“治理
”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活动。这个目标不一定需要强制力量以让别人服从，事实上依赖于主体间重要性的程度，甚至超过了颁布的宪法和宪章①.罗茨认为，“治理”应包含六个方面的内容： （1）最小的国家管理活动；（2）公司管理的治理；（3）新公共管理的治理；（4）善治的治理；（5）控制体系的治理；（6）组织网络的治理。 彼得斯提出了四种政府治理模式，以区别于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②.邓哈特在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公共服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数字化产品在发达国家的普遍应用，逐步兴起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整体性治理政府管理模式（Holistic Governmance），这一理论强调了信息时代背景下的整合与协作。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 英国早在18 世纪进行城市人口收集和分析时，就使用了整体性的工作方法，很好地利用了政府部门间的协作关系，有效实现了人口信息的统计，开创了整体性工作的理念。1845 年，英国的《诺斯科特·屈威廉报告》中提出了跨功能协调的理论要求，以合并观点、增加战后的国家福利。1981 年哈丁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出了按功能性组织原则来进行观点合并的要求，从多个方面进行协调成为当时政治议案的重要内容。二十世纪60 年代，由于英国福利制度在协调方面的失败，需要对其进行弥补。思博（Seebohm ）委员会为
“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演进 《大都市区治理的理论演进》p84-85 “公共选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主张运用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来源很广，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马蒂森和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的国家和民主学说。该学派的开创者一般被认为是乔治·梅森大学的詹姆斯·布坎南，重要的代表人物包括戈登·塔洛克、罗纳德·科斯、威廉·尼坎南等。而在打都市区和地方政府研究方面，注明的学者包括查尔斯·蒂伯特、奥斯特罗姆夫妇、罗伯特·沃伦和罗伯特·比什等。 蒂伯特认为，相对于联邦支出而言，地方公共支出的模式更好地反映了居民的公共政策偏好。这是因为地方政治领导权是以自我利益为基础，需要维持是以或最大限度的优势以及共同体的规模，进而保证“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反映了居民愿望的收入和支出模式”。虽然蒂伯特从未专门概括这一思想，但是他的观点还是很快被学者们归纳为市民消费者选择居住地时“用脚投票”。这种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被称为蒂伯特模式。据统计，仅求证或扩展蒂伯特假说的论文就有上百篇。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蒂伯特认为他的模型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并承认“作为消费者的投票人如果没有完全的只是明确的偏好，那么也不会有完全的流动”。 1964年，赫茨发表了一篇题为《地方对地区范围城市政府服务》的文章，进一步支持了奥斯特罗姆、蒂伯特和沃伦等人的观点。他认
为不同种类的服务所要求的适宜的政府组织地理范围不同，在决定政府服务职责的时候，应考虑经济、政治、行政等相关因素。他认为特定的规划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更加有效，而一些情况可能正好相反。考虑到政治的因素，民众越接近政府，渎职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他可以推动新的途径，改善管理，提高效率和服务水平。确保变化演化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发生。从而他得出结论：有效的市民消费对政府的反馈在同样支出的水平下可以比不存在这种反馈的情况下产生更好的服务。 对“公共选择”学派有关大都市区治理观点的评价《大都市区治理的理论演进》p92-94 “公共选择”学派对于更好第理解大都市区治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 第一，使人们从先前过于关注正式的结构转移到关注个人的需要和偏好。“公共选择”理论兼顾公共与死人利益，考虑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强调个体的需要和选择，通过社区利益的民主管理来保护个人的自由，这与带有一定排他性特征的大都市政府相比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此外公共选择理论对过去学术界流行的“大政府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不少学者认识到，视图通过合并、煎饼等大都市区范围内的政府结构的重组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大都市区发展
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再到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演 变与发展 07403 刘洋长久以来，韦伯的官僚制和科层制牢牢占据着公共管理的核心理论地位，但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和科学理论的不断进步，韦伯的理论在应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科技的新成果和公民不断变化的新需要上便显得有些捉襟见肘。新的公共管理理论的出现势在必行。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理论界的创新成果频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以及现在十分流行的整体性治理理论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与此同时，也未免让人感到眼花缭乱，无从下手。本文参考大量此方面的理论文献，来梳理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再到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 1，背景与产生。第一，西方国家摆脱困境的需要。二战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历了一段黄金时期，然而到了20 世纪60 年代末，发展的高峰跌入危机的深谷，面临一系列困境。这些困境主要有：(一)政府角色膨胀和规模扩大引起民众的不满；(二)经济衰退和财政压力的加剧；(三)社会问题与政府不可治理性增加。第二，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是公共管理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第三，政府管理和民主制度方面的矛盾。以韦伯官僚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行政体制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而西方国家民主的现状也难以满足民众的“民主需求”。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政府改革，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重塑政府”“运动企业型政府”“政府新模式”“市场化政府”“代理政府”“国家市场化”“国家中空”等理论相继出现，他们打破了单向的等级指挥关系，建立了互动交流和导向管理，努力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作用, 积极借鉴私营管理的技术和方法, 不断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这一时期出现的这些理论便都被划为新公共管理理论。而这其中由以奥斯本和盖布勒提出的重塑政府理论最为著名。 2，主要理论概论。“重塑政府”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奥斯本和盖布勒总结美国改革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的经验，宣扬政府管理的新范式1。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概要便是他们提出的重塑政府的十大基本原则：（1），起催化作用的政府: 掌舵而不是划桨；（2）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3），竞争性府: 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4），有使命感的政府: 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5），讲究效果的政府: 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6），受顾客驱使的政府: 满足顾客的需要, 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7），有事业心的政府: 有收益而不浪费；（8），有预见的政府: 预防而不是治疗；（9），分权的政府: 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10），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 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2 英国著名公共管理学家胡德(C. Hood) 将新公共管理的特质归纳为: 公共部门管理专业 1【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公营部门》【M】上海市政协编 译组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公营部门》【M】上海市政协编译组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地方治理理论述评 引言 地方政府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了解前者，就不能了解后者。在欧美，地方政府被视为民主政治训练的场所、公民道德和意识培养的基地、切合公民需要的公共服务和产品的提供者、中央政府集权倾向的制衡者之一。而地方政府最为主要的任务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一股以效率和效益为名称的城市改革运动。这场改革要求在全美城市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合并、兼并，尽可能地减少地方政府单位的数量，理想的结果是一个包括郊区的城市地区只有一个政府。但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地方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决不能仅仅依赖于地方政府，需要将视野扩展到地方政府与私人部门、NGO和市民之间的关系。传统的有政府主导和影响的地方公共舞台成为多重组织和个人与政府共同表演的场所。政府更多的是协调者而不是控制者，是掌舵者而不是划桨者，是服务的供应者而不必是生产者。因此，传统的地方政府全能角色必须进行分解和重构。 一，邻里关系 首先，我们必须对“邻里关系”这一重要概念作出澄清并对其进行讨论，因为这一概念是地方治理理论的一块基石。 （一）邻里关系的定义。Seebrook对邻里关系的定义是：在一个区域内，大多数人认识周围住着的人，而且很可能认知每一个人的年龄划分，知道所有标志性建筑和区域中心。 可以说，邻里关系提供了一个研究日常生活的社会关系的一个有用的维度。它聚焦于一个关键的生活空间，在那里人们怎样接近材料和社会资源，怎么传递一个机会，生活在那里的对于自己或者外来者而言，标志性方面是哪些。地区劣势肯定存在，但它不仅因为在地方房屋市场和人们所在城市版图的地理位置。对于困难的社会体验加强了人们已有的困难体验。一些在邻里关系的人们尽全力来为自己创造最大化的机会。这里面的一个关键的变量是这些活动和体验是否发生在一个业已建立的社会互动的社会世界里。
“十三五”时期的特大城市治理 特大城市，从字面上理解，是指规模特别巨大的城市。其显著特征是，经济和人口聚集规模大，建成区占地面积多，创新能力强，在所在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划分标准，纳入本文研究视野的特大城市有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天津、南京、广州、沈阳八座。 特大城市规模体量大，聚集能力强。其发展动力既有经济聚集因素，也有行政推动因素。其发展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等级高。八座特大城市中，中央直辖市4个，副省级城市4个。较高的行政等级强化了这些城市的资源掌控能力和经济与人口聚集能力。 2.经济实力强。八座特大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的20%左右。八座特大城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除重庆外，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倍以上，深圳甚至高于2倍以上。 3.外来人口聚集多。八座特大城市的外来常住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近20%。除重庆、沈阳外，外来常住人口占比普遍较高，外来常住人口的大规模聚集构成特大城市的显
著特征。 4.民用汽车保有量多。八座特大城市的民用汽车保有量 占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的15%左右。按照人均保有量计算，除上海外，其余七座特大城市的人均民用汽车保有量都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人均道路面积少。除南京和天津外，其余六座特大城 市的人均道路面积都低于全国城市的平均水平，特别是，上海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3，北京略多于1/2，广州不到70%。 6.房价收入比高。按照国际经验，房价收入比6-7是合 理区间。八座特大城市，除重庆和沈阳处于合理区间外，其余六座特大城市明显偏离合理区间。房价收入比过高成为特大城市的显著特征。 7.优质教育医疗资源聚集。八座特大城市聚集了众多的985高校和211高校。其中聚集985高校20所，占全国985高校39所的51%；聚集211高校56所，占全国211高校118所的47%。八座特大城市聚集了众多的三甲医院。全国共有三甲医院769家，其中分布在八座特大城市的有194家，占比25%。 8.能耗集中。八座特大城市用电总量占比高，人均用电 量大，是全国重要的能耗中心。 中国特大城市治理需要探讨的问题 中国特大城市发展中存在的共性问题是：人口过度聚集、
治理理论 编辑本段一、治理的定义 随着全球对公共治理的关注变得更为广泛和日益重要，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出现了多种说法，直到现在治理仍是一个相对模糊和复杂的概念。“治理”被定义为多种，如“在管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权力的行使方式”，如“个人和机构，公共或私营，在管理公共事务上多种方式的的总和，如“确定如何行使权力，如何给予公民话语权，以及如何在公共利益上作出决策的惯例、制度和程序，这些定义有助于我们更加明确治理这一概念的内涵。然而，鉴于关系概念的性质，“治理”永远不可能被定义成一个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通用方式。 编辑本段二、治理理论的演化及主要特征 对治理的关注，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新公共管理不能有效解释当代公共决策的更加复杂和动态的过程而不断向前的。两个最早的表现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地方治理”和产生于80年代后期的“公司治理”运动。截至20世纪90年代，这些不同的概念整合成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公共治理”，它把单独的公共机构的公司治理与政策网络联系起来，通常涵括了公共部门的各个层级。 治理的特征大部分学者比较趋同，概括起来如下： 1.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2.主体间责任界限的模糊性。 3.主体间权力的互相依赖性和互动性。 4.自主自治的网络体系的建立。 5.政府作用范围及方式的重新界定。 总之，治理是一个内容丰富、包容性很强的概念。 编辑本段三、治理理论的失效 治理理论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治理也不是万能的，它也内在地存在着许多局限。
Bob Jessop将治理理论的内在困境概括为四种两难选择。一是合作与竞争的矛盾，二是开放与封闭的矛盾，三是治理性与灵活性的矛盾，四是责任与效率的矛盾。 在90年代的发展问题的辩论中，“治理”概念之发挥核心作用最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属于全球化和跨国组织的领域。这种治理理论或者说是全球治理理论削弱了国家主权和主权政府在国内和国际治理中的重要作 用，客观上有可能为强国和跨国公司干涉别国内政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所以，对于这一危险倾向，我们必须给予高度的警惕。 编辑本段四、当前治理理论的应用 针对如何克服治理的失效，不少学者和国际组织提出了“善治”(good governance)概念。“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它的本质特征在于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它强调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以及公民的积极参与，实现管理的民主化。 善政被普遍认为是减缓贫困的一个关键因素(世界银行，2001)。西方学者Grindle认为，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具有改革思想的公民，以及国际发展社会的学者和从业人员来说，善政不仅已经成为减少贫困的当务之急，也已成为发展的当务之急。在他的文章中，向我们展示了详细的善治议程。 从政治倾向上看，治理理论虽然主要是一种公共管理理论，但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借鉴治理理论时，必须有所鉴别。尽管如此，治理理论对我国的政府体制改革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编辑本段五、治理理论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治理理论要想在中国实现其善治的目标，除去其本身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受到我国现有国情的影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官本位思想严重，全能政府色彩浓重，较少采取合作、互动的方式。同时，中国民间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较弱。但是治理理论提出的“善治”模式，从某种角度讲可以成为中国政府改革的参照。 1.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有限、责任、法治、服务政府的观念。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但并不否定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和重要作用。 2.充分发挥党组织和人大、政协的整合、启蒙作用，增强治理能力。党的组织、人大、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一大特色。首先是党的角色和职能的转变，从行政主体的二元结构中撤出，专门从事对政府权力的控制、监督和调节。其次，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我国这种议行合一的结构决定了人大是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一座桥梁，既能整合民意，又能监督政府。再次，政协发挥着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其成员是我
[概念整合理论的基础] 概念整合理论 概念整合理论的基础概念整合理论概念整合理论的基础概念整合理论摘要。概念整合理论结合了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正日渐成为交叉学科的研究热点。 概念整合理论是建立在一定的认知基础、心理基础及生物神经基础之上的，本文主要从上述三个方面对概念整合理论的基础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概念整合认知基础心理空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为代表的认知语言学家提出了一种意义构建的理论框架（，1998、2002）概念整合理论，也称合成空间理论（，，.）。概念整合是一种心理空间（）网络映射的动态认知过程（-），"概念整合理论结合了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正日渐成为交叉学科研究的热点"。（王正元，20xx）本文拟从认知、心理及生物神经等方面对概念整合理论的基础进行探讨。 1.认知基础传统的观点认为人类进行有意义思维和理性活动的能力是抽象的，一切有意义概念和理性都是超验的（）；而认知语言学的观点则是意义（）是指针对能够进行思维和理性活动的人类而具有意义的东西。人的肉体经验和运用想象机制的方式对于人们如何建构范畴、理解经验是至关重要的。（，1987；转引自王寅，2002）（1980）率先讨论了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问
题，随后提出了"经验主义现实论"（）。（1987）认为我们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并非对客观世界的镜像反映，而是由我们的身体经验所形成，尤其是感觉运动系统的经验。（1999497）明确提出，"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并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被理解。 "（，1999497）认为认知的无意识性、心智的体验性以及思维的隐喻性是体验哲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王寅，2002）概念整合理论将意义视为人的思维模式，即相对于一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认知体验，意义由大脑操作的心理网络模式整合而成，对其理解源于环境与人的不断相互作用。意义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进行跨空间投射（）和实时（-）整合，从而在主客观结合的基础上理解信息概念的意义。 因此，概念整合理论是建构在体验主义认知论的基础之上的。 2.心理基础概念整合理论有着一定的心理基础，心理空间理论即是概念整合理论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1985）在心理空间（）中提出了心理空间理论，他认为心理空间是人们进行感知、想象、记忆或思维的表征，是人们在思维、会话时，在大脑中临时、动态建构的一些相关信息的概念包（）。（，1994）（1985）提出了辨认原则或称可及原则（），用来规范实体与表示指称的语词之间的关系，可及原则在意义的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人们思维与会话时，在语法、语境和文化等压力的综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