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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的治理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是一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和方法的课程，其中治理理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治理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治理问题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的系统总结，它旨在指导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实践。
本文将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中的治理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以及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实践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治理观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社会治理是社会发展和实现共同利益的重要手段，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治理要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强调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指导，倡导社会主义道德和文化建设。
此外，马克思主义还提出了通过党的领导来实现社会治理的原则，强调党的领导地位的重要性。
二、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是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认为政权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国家的组织形式，是一种特定社会阶级统治另一社会阶级的工具。
在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中，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治理的核心内容。
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联合专政，它通过国家机器的建设、运行和调整，实现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
三、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实践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通过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积极性和主动性，对社会进行组织和管理，以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目标。
在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实践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权益，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实践的关键在于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特色。
党的领导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坚持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为实现社会主义治理总目标提供坚强领导和保障。
行政管理学治理理论行政管理学治理理论指的是通过管理和组织来实现政府目标的学科方向。
它涉及到公共管理、政策制定、领导力以及其他相关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实践。
行政管理学治理理论涉及到公共组织的高效管理和治理，为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提供了管理和决策支持。
本文将探讨行政管理学治理理论的相关概念、原理和实践，并对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影响进行分析。
在行政管理学治理理论中，治理是指通过组织、领导和管理来达到公共目标的过程。
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需要有效地制定政策和管理资源，以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
行政管理学治理理论涉及到组织和领导力的相关原则和实践，以及在不同环境下实施这些原则和实践的方法。
行政管理学治理理论的相关概念包括公共管理、政策制定、组织理论等。
公共管理是指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对资源的分配和管理，以实现公共利益。
政策制定是指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制定和实施政策来解决社会问题。
组织理论是指关于组织结构、文化和领导力的相关理论。
行政管理学治理理论的基本原理包括透明、效率、责任和参与等。
透明是指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对决策和行为公开和透明。
效率是指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通过合理的管理和组织来实现公共目标。
责任是指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对公民和社会负责。
参与是指公民和社会对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进行监督和参与决策的过程。
在行政管理学治理理论的实践中，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需要根据具体的环境和需求来实施相关原则和实践。
例如，政府在推行政策时需要考虑社会和经济的实际情况，以及公民和社会的参与和监督。
在组织管理方面，领导者需要考虑组织结构和文化，以提高组织的效率和透明度。
行政管理学治理理论的实际应用有着深远的影响。
通过运用相关原则和实践，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可以提高透明度、效率和责任感，从而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
同时，公民和社会也可以通过参与和监督，对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的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行政管理学治理理论涉及到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的管理和组织原则和实践。
治理理论及其中国适用性——基于公共行政学的视角治理理论及其中国适用性——基于公共行政学的视角近年来，治理理论在中国学术界和政策制定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治理理论是指对于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协调和处理的理论和方法。
治理理论的发展是对传统公共管理模式的一种超越和拓展，强调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合作与互动，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从公共行政学的视角来看，治理理论在分析和解决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和适用性。
首先，治理理论突出了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协作与互动。
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以政府为中心，强调政府的权力与责任。
而治理理论则通过加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使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这一特点恰恰符合了中国实际情况，中国政府面临着庞大的人口、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全球化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与互动愈发重要。
其次，治理理论注重社会参与和民主化的实践。
在治理理论中，社会的参与和民主的决策过程被视为理想的治理模式。
过去的公共管理模式一般缺乏对社会参与的重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仅限于政府的一言堂。
然而，治理理论则通过推动社会参与以及多元利益的协调，使决策更加符合社会各方的期望和利益。
以中国为例，中国政府进行改革开放已经逐渐承认了社会各界的参与权利，一系列的民主制度和政策措施被引入，以增加公众参与的机会。
而治理理论的理念恰可在中国的实践中提供参考和影响。
再次，治理理论强调系统化和协同性。
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往往将公共事务分割为不同的部门和职能进行管理，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作和协调。
相比之下，治理理论注重系统性思考和整体性研究，强调各部门之间的互动和协同。
这种理念在中国在实际中尤为重要。
中国政府庞大且复杂，部门间的协调与整合一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治理理论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工具和方法，使各部门能够更好地协同工作，提高政府的绩效。
第十四章治理理论治理理论的提出、涵义、特征1、治理概念的提出2、治理内涵的界定罗茨（R．Rhodes）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
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
接着，他还详细列举了六种关于治理的不同定义。
这六种定义是：（1）作为最小国家的管理活动的治理，它指的是国家削减公共开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
（2）作为公司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指导、控制和监督企业短资旬组织体制。
（3）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人政府的公共服务。
（4）作为善治的治理，它指的是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
（5）作为社会一控制体系的治理，它指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
（6）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它指的是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
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报告：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这即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作为一种政治管理方式，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3、治理理论的特征第一，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社会权力的中心；第二，治理理论认为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
第三，治理理论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希望在管理系统内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组织性和自主性；是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第四，在政府完成社会职能的手段和方法方面，政府除了采用原来的手段之外，还可采用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以提高效率，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治理理论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本文将对治理理论进行总结，分析其核心观点、主要流派及其在我国的应用。
一、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参与、权力下放、合作共赢。
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相比，治理理论更加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强调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应共同参与治理，形成合力。
1. 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应相互合作，共同承担责任，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2. 权力下放：治理理论主张政府应适度放权，让市场、社会组织等在特定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提高治理效率。
3. 合作共赢：治理理论强调在治理过程中，各方主体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共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二、治理理论的主要流派1. 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应借鉴企业管理经验，提高治理效率。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奥斯本、盖布勒等。
2. 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强调公共行政官员应关注公民需求，以公民为中心，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彼得斯、沃特曼等。
3. 企业家政府理论：企业家政府理论主张政府应像企业一样，追求效率和创新，以更好地服务公众。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奥斯本、盖布勒等。
4. 社会治理理论：社会治理理论强调社会多元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协同作用，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鲍登、科恩等。
三、治理理论在我国的应用1. 行政体制改革：我国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借鉴了治理理论的相关观点，推行权力下放、简政放权，提高政府治理效率。
2. 社会治理创新：我国在社会治理领域，积极探索多元主体参与、合作共赢的治理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
3. 智慧城市建设：我国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注重运用数字技术，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实现治理现代化。
总之，治理理论为我国治理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
在今后的治理过程中，我国应继续深化治理理论的研究，推动治理实践创新，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治理理论引言治理理论是指对于社会、组织或系统进行管理的原则、方法和模型的研究。
在现代社会中，良好的治理理论对于提升社会运作效率、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介绍几种常见的治理理论，包括科学管理理论、制度理论和实施理论。
通过了解这些理论，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治理，推动组织和社会的发展。
一、科学管理理论科学管理理论，又称泰勒理论，是由弗雷德里克·泰勒于20世纪初提出的。
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通过科学方法来提高组织的效率。
泰勒提出了一系列管理原则，包括工作量的标准化、劳动分工的合理化和绩效考核的严格化。
科学管理理论的出现对于组织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工作流程精确可控，员工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科学管理理论的优点是能够在组织内部建立起科学的管理体系，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
然而，该理论也存在一些问题。
泰勒的理论过于强调工作量的标准化和绩效考核的严格化，可能会使员工产生压力和不满，进而影响工作积极性和团队合作。
二、制度理论制度理论是从社会制度的角度研究治理的理论体系。
它强调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不仅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也对组织和社会的运行产生影响。
制度理论认为，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激励人们合理行为，保护各方利益，维持社会秩序。
制度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制度对于组织和社会的重要性。
良好的制度可以为组织提供稳定的环境，使其能够获得长期的发展。
相比于科学管理理论，制度理论更加关注组织的长期发展和社会利益的平衡。
然而，制度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它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如政治、文化等，以制定适用于不同情境的制度。
三、实施理论实施理论是指将治理理论应用于实际治理过程中的方法和策略。
在治理实践中，不同的治理理论可以结合使用，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和实施。
实施理论关注组织内部的沟通协调和决策实施，旨在促进决策的有效执行和组织的稳定运行。
实施理论的核心原则是科学合理的决策和有效的沟通协调。
在实施理论中，强调组织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合作，以达成共识并推动项目的顺利实施。
国家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国家治理理论是一种可以客观考察和评价政府治理活动的学科，
是国家社会共同体的治理性文明的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国际政治经济
学和国家政府治理水平论是国家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一种由国家
社会关系，政治结构，社会分工，法律法规，政府机构，政府控制，
政府监督，政府行政，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公共资源分配，决策和
实施等元素组成的学科。
国家治理理论强调了公共治理、民主治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的关系，指出了政府治理的原则和方法，提出了政府改革的指导思想。
在治理理论中，政府作为改革的主体和创造者。
政府以国家想法为指导，以统一的行政管理机制作为手段，把政府的职能转变为全面的解
决方案，以使政府的行政作用和社会服务更加科学、高效、均衡。
政府改革要借助治理理论，把政府功能重组、改革，注重运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政府工作有效组织、完善行政管理，加强政
府的建设和管理，在全面实现中划出政府参与和市场参与的一个平衡点，构建公平、科学、有效、可持续的政府治理体系。
治理理论还关注着政府社会关系和政治调解的问题。
国家治理理
论不仅仅关注单一部门的研究，而是要关注政府和社会各部门之间的
关系。
它指出，国家必须在政府、社会和市场三方之间建立正确的社
会分工和关系，实施协调一致的政策，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
总之，国家治理理论是一种依据国家的发展目标分析当前政府治
理状况，来改革政府组织体制，改善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运行秩序，
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学科理论。
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一、概述治理理论，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旨在探讨如何有效地管理和引导社会、政治和经济系统的运行。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复杂性的不断增加，治理理论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变得越来越广泛。
本文旨在阐述作为理论的治理的五个核心论点，以深化对治理理论的理解，并为实践中的治理活动提供理论支持。
这五个论点分别是：治理的多元性、治理的网络性、治理的层级性、治理的动态性和治理的制度性。
通过对这些论点的深入探讨，我们将更好地理解治理理论的内涵和价值，以及它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和应用前景。
1. 治理理论的概念及其重要性a. 权力分散与合作：治理理论背离了传统行政管理中单一权威中心的观念，主张权力应当在多个社会主体间分散并共享。
这些主体包括但不限于国家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NGOs）、公民社会组织、企业、专业团体、社区以及个体公民。
它们通过协商、合作、伙伴关系等方式共同参与决策过程，解决公共问题。
b. 网络化与互动性：治理理论强调决策过程的网络化特征，即各个主体之间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网络。
这些网络跨越边界，超越等级，通过对话、协商、谈判、联盟等形式，促进信息交流、资源分配与行动协调。
这种互动性有助于增进共识，提高决策效率与执行效果。
c. 规则与制度基础：治理并非无序的权力分散，而是基于一套明确或隐含的规则、规范、标准和程序进行。
这些规则可以是正式法律、国际条约，也可以是非正式的社会规范、行业标准或道德准则。
它们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确保治理过程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d. 公共目标与价值导向：尽管治理主体多元且权力分散，但所有参与者共同致力于实现某些公共目标，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环境保护、人类福祉等。
这些目标体现了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如民主、人权、法治、可持续发展等，构成了治理活动的导向和评判标准。
a. 应对复杂社会挑战：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许多社会问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网络安全、跨国犯罪等呈现出跨界、多维度的复杂特性，单靠政府力量难以有效应对。
治理理论（Theories of Governance）作者介绍：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教授（1934－）是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代表人物，曾任《公共行政理论与研究》杂志的主编，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会长。
1987年起出任堪萨斯大学埃德·斯滕尼特聘教授之职。
此前，他还担任华盛顿大学校长十年，同时担任密苏里大学公共与社区服务学院院长，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副院长等职。
自1991年以来，弗雷德里克森一直担任《公共行政研究与理论》（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ory）杂志的主编，并曾担任过美国公共行政学会的主席。
1990年获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和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学院全美联合会共同颁发的“杰出研究奖”。
1992年获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为公共行政专业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颁发的“德怀特·沃尔多奖”。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发展了社会公平理论，认为经济和效率不是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应是社会公平（social equity），主张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强调公共行政组织变革的终极目标是建立民生行政之模型，强调公共行政的顾客导向。
新公共行政学派对威尔逊以来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与唾弃。
他们认为，建立在这种二分法基础之上的公共行政研究局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执行政策上，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政府机关预算、人事、编制等内部事务以及大量其他的所谓“中性”问题上，相反却很少重视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政策制定与政策分析等问题的研究，致使公共行政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问题、处理社会危机的需要。
新公共行政强调公共行政不能保持价值中立，应当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不仅要关注以经济的、有效的方式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要把社会公平作为追求的价值目标。
要实现社会公平，必须以设计出一种新的具有灵活性的组织体制，以取代呆板僵硬的官僚组织体制，这种新的组织设计必须实现两个目标：第一，顾客导向，即将公众的需求作为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第二，应变灵活，即组织结构弹性大，能够对外界刺激作出迅速的回应，这种回应是评价现代政府组织结构与功能的重要指标。
这样分权、权力下放、项目、组织发展、责任扩大、冲突、顾客至上、参与和沟通就成为新公共行政分析组织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
一、背景：公共管理对于治理理论的需求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公共行政可以说是官僚机构、科层和问责的同义词。
在20世纪最后25年间，由于赤字增加、经济滞涨、对于福利国家承诺中断的觉醒以及公众关于政府侵犯个人自由的共识等，工业化民主国家在政府目标和手段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政府的官僚级次逐渐变得弱化，权力日趋分散，同时也越来越希望减少其作为私人部门的政策主导者的角色。
政府管理方面更多地开始采用以市场为基础的管理和资源配置机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越来越多地依赖私人部门或私人组织、不断努力缩减政府规模，并分散政府作为社会政策主导核心的权力。
在上述变化过程中，政府自身的属性开始受到质疑，市级、州乃至联邦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也变得不再清晰，而出现了和其他辖区以及私人部门的融合。
到20世纪末，出现了所谓的“空心化国家”（hollow state），即比喻政府在大多说情况下将公共服务的提供外包给非营利组织系统，从而减弱自己作为公共产品直接提供者的角色。
以上政府角色及其时间的变化对原来的公共管理理论提出了很多挑战，甚至对公共管理领域的核心概念进行了重构。
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管理中的“公共”指的仅仅是政府，随着政府角色的转变，特别是后来出现的所谓“空心化国家”，实际上“公共”一词的概念范围扩大了，除了政府，其中还包括大量的机构和组织，而且及还要考虑这些组织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政策制定当局之间的联系。
而这些机构和组织在传统意义上是被排除在政府范畴之外的。
公共管理在应用实践领域需要重新定位，理论所要解释对象的数量和复杂性也大大提高。
公共管理在学术领域的拓展反映为对“治理”概念的兴趣与日俱增，事实上，在该学科代表性的文献里，“治理”一词逐步成为“公共管理”的替代或代名词。
“治理”概念的兴起，也为公共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理论方向。
例如，加维（1997）将治理作为区分传统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方法。
（传统公共管理基于政治——行政二分法，新公共管理基于对分散式网络越来越多承担起公共服务提供的理解）。
另外，“治理”还被认为是理解政府项目实际上如何运作的更有效的方法。
但是作者认为，由于目前由于缺乏普遍一致的概念界定，治理目前在更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对变革时代经验实践的认知，而不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理论体系。
所以与以前相比，虽然官僚机构及其管理的韦伯模型与公共管理的相关性有所减弱，但较之仍有些模糊的“治理”概念，他们还是很有力的理论工具。
尽管如此，关于“治理”的争论很激烈，在一些学者看来，“治理”作为研究学科具有重构公共管理的潜力。
大量研究者都为研究“治理”理论付出了很多艰苦的努力。
在正在逐步兴起的治理理论领域，公共管理者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主要源于针对分散化政府日益增多的情况：在社会中政府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该角色如何履行？这些提供公共服务的新做法是否能够充分地对民主程序负责？作者这篇文章主要将治理领域争论中的一些主要观点进行介绍，并探讨它们是否具有为该学科提供理解和解释21世纪公共管理所需理论工具的潜力。
二、治理的新模型首先，是治理的新模型。
代表人物是劳伦斯·林恩 (Laurence E.Lynn,Jr.)，卡罗琳·亨德里奇及卡罗琳·希尔（Carolyn J. Heinrich and Carolyn J.Hill1999,2001）。
在他们看来，治理概念有潜力将支离破碎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统一起来，他们提供了共同的解释目标，试图建立广泛的研究计划，并为执行该计划提供框架。
林恩等认为，所有与治理相关的研究其核心问题在于：“公共部门、公共机构以及公共项目和活动应当如何组合和管理，一起实现公共目标？”。
林恩等学者的目标是提供建议，提出研究设计和解读的途径，试图为治理的研究工作建立系统性基础。
林恩等学者认为治理研究中有两个首要的思想前提。
第一个是制度主义，特别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实践。
结构性制度安排塑造了组织内部的行为，也决定着组织的绩效，并且形成其与外部行为者的联系。
第二个是对网络的研究。
强调“多重社会行为者在讨价还价、实施和传递的网络中扮演的角色”。
他们将治理定义描述为：“包括法律、管理规则、司法管制及限制、描述和从事政府活动实践的制度系统，类似这样的活动可以被宽泛地界定为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传递”（林恩等2000，3）在定义中包含组织、财务和程序结构，法律法规，政策管制，可用资源，管理规则以及制度规范等很多独立但彼此联系的因素，这些因素的特定整合被称为“治理体制”。
每个体制中都包含着大量唉某个特定领域决定公共服务提供的构成因素，包括政策领域、政策活动的类型、特定的地区以及特定的组织等。
这些治理体制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被他们称为“治理逻辑”（logic of goverance），这一流程通过立法、执行以及司法等行动将公民的价值观和利益联系起来。
林恩等以简化的形式，通过模型对治理逻辑进行了表述，公式如下：这个简化模型为治理的经验研究提供了起点。
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并不是彼此独立的，同时林恩等还意识到其他的理论研究或特定研究目标可能会需要将其他变量涵盖在内。
作者认为，虽然林恩等人提出的概念和模型并非真理，但他们的研究注重治理的多层面属性，而这点在以前的学术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反映，也没有被赞成分权的学者充分认识到。
对于设计有助于解释并提高分散化管理政府的绩效的研究计划来说，林恩等学者提出的治理概念和模型无疑为其提供了基础。
但同时作者认为，林恩等人的这种观点就其进一步发展成为成熟理论力量的潜力而言，仍存在不少疑问。
首先，他们的概念和模型都过于简练。
他们提出的模型企图将所有因素都包含在内，也就存在着毫无解释力的风险。
通过在各个学科的大量文献中提取共同目标和方法论，从而形成界定清晰的研究计划，无疑将是一项涉及范围广泛、极具复杂性的共工作，然而，这个包罗万象的目标同样也是该治理理论最大的弱点，以至于在将其作为系统的指南时收到质疑。
作者认为，当林恩等运用其横扫一切的概念来处理模型构建中的具体问题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治理的范畴。
就连林恩等学者自己也认识到，如果关于治理的定义太庞大，那么将有可能缺乏具体的意义。
其次，即使这些因素能够建立更简单及更概括的模型，它却往往无法得出一般性的结论。
治理体制是通过其政策领域来进行构建的，不同类型的政策会引发不同的治理问题。
作者举了一个例子是，对于福利问题所适用的方法，未必同样适用于环境保护问题。
另外，林恩等学者的模型还存在其他一些技术方面的难题，其中包括使得研究者们采用更为复杂的方法论以及在解决一些难以测度的问题时遇到的困难。
对于如何将大量非固定的解释目标纳入基于概念和方法论描述的研究计划，他们的研究关注甚少。
三、将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对林恩等人研究最大的批评就是其对于治理概念的界定太过宽泛、包罗万象以致失去了具体的意义。
第二种关观点是将治理等同于新公共管理（NPM），有时也被称为“新管理主义”，以此给出更明确的概念边界。
代表人物是唐纳德凯特尔（Donald Kettl 2000，1-2）。
唐纳德凯特尔在对公共管理改革运动进行广泛回顾后，指出了这场发生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地区运动的共同点，其共性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1)生产率。
“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
(2)市场化。
改革旨在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杠杆机制来解决传统官僚机构的问题。
(3)服务导向。
更好地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建立联系并借助公共服务来改善顾客的满意度。
(4)分权化。
将政策的决定尽可能地接近那些可能受到这些决策影响的人。
(5)政策。
改革似乎能够改进政府的创新、改革管理公共政策的能力。
(6)问责制。
改革旨在促使政府兑现自己的承诺。
凯特尔认为，从本质上讲，这场管理改革运动代表了关于治理的争论：即政府应该做什么？如何能够最好地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具备怎样的能力？因此，在管理改革中的治理被认为是“政府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核心所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对于这种关系的重新评估作为核心，则表明管理领域政治的根本转变。
关于治理争论的最终结果是新公共管理的出现。
虽然在新公共管理中有许多变量，但其中的主要变量借助于两个模型来进行分析和预测，即西敏寺模式（Westminister model）和政府再造模式（reinvent government 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