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改革开放三十年

诗歌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编者按]2008年10月10日,诗刊社与天津市作家协会在天津联合举办了一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诗歌创作座谈会,与此同时,我们又约请诗歌界几位知名人士就诗歌与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一主题发表意见。

我们在此基础上摘要发表有关观点。

林希(诗人、小说家):改革开放,平反冤假错案,在我是有切身感触的。

1980年,忽然告诉我,你的事没有了。

平反,回到文学岗位。

我开始写诗,用一颗赤子之心,从我的遭遇中,反思民族的命运。

要感谢那个时代虔诚的读者,我的一组《无名河》得到读者肯定,后来还得了大奖。

从诗歌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时代,能有如此真诚的心灵去歌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

诗人应该活得更有尊严一些。

改革开放进程中也出现一些新问题。

在剧烈分化的社会动荡中,一些诗人失去了勇气和责任。

严肃的读者不难发现,欲望写作的潜流已经潜入诗坛,而更多严肃诗人的作品,却以销路不畅为借口被拒之于出版社大门之外。

当诗人的眼睛里不再充满泪水,诗歌就不再是时代的声音。

我们痛苦地发现,诗人们珍贵的眼泪在民族巨大灾难的时候涌现,原来中国诗人并没有失却良知,但我们更有权利期待诗人们能在社会兴旺时期对我们的生活做出深刻的思考,我们期待听到历史真实的声音,我们有权利听到诗人真诚的歌声。

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尽管诗歌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尽管诗人对诗歌生存状态的不满由来已久,尽管我们深信一种枯竭而单调的诗歌不可能永存,即使在严酷的时代,诗歌变革的潜流依然在无畏地积聚并等待着冲决。

但显然,要是没有一个广阔的背景,没有一个强大的支持,在中国,一切的可能也将成为不可能。

所以,我始终认定,是思想的解放促进了艺术的解放,伟大的时代将造就伟大的诗歌。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诗歌的浮出水面,是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步相伴随的。

经历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冲击和现代经济的谋求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

而包括写作权利在内的许多权利,在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得以极大的发展。

我谈两个问题。

一个是写作的自由。

我们可以想想它争取的过程以及它在今天所拥有的程度。

当然也有新问题。

下半身、垃圾派的出现,从客观上证明这是历史的宽容,但中国人能否学会使用这种自由?自由不能滥用。

诗歌界的一些乱象,就是自由滥用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技术的成熟,以及在文本方面的复杂,并没有使诗歌建立起应有的信誉。

面对一个具体文本,可能会说很不错,经得起语境转换。

现在来看,八十年代最复杂的写作也显得简单了,有些不过是中学生的写作水平。

过去主要强调伦理学意义上的真善美,今天,不仅要写真善美,而且要写出整个世界的复杂性。

今天的诗歌更成人化了。

如果说朦胧诗是诗歌的青春期,今天的新诗写作则走到了成人期。

技术含量比朦胧诗更高了,但为什么在整个文化格局中,诗人却没有建立起应有的地位呢?没有办法很快改变。

对诗歌传统的根基因素,我们还是应该乐观的。

今天怎样来传承我们的传统,还要拭目以待。

道路是漫长的。

相信巨人不会是有祈求就能出现的,这需要文化的长期积累。

林雪(诗人、《天津文学》编辑):2005年前后,我对沈阳铁西区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向往,那时每天都坐着公交车去那里转。

工人村、商业街、已经拆迁的工厂、车间、工人宿舍和食堂等等。

那时,作为一名媒体工作者,生活在那个城市的市民,有一种本能的直觉,就是你将要亲眼见证一些东西的消失,也亲眼要看见一些东西的建立。

是那种要作为见证人的意识。

八十年代以前,沈阳是个功勋的、光荣的、英雄的城市。

工人阶级骑着自行车后面夹个饭盒,迎着朝阳,走到每个副部级的大厂,那个时候,工人阶级的身份是非常明确的,内心充满了光荣和骄傲。

现在和铁西区的下岗工人聊天时,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完全改变了。

所以,写与那里的工人命运有关的诗歌,就不能粉饰现实。

底层写作的概念虽然有些问题,但是在这个写作的潮流里面,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

许多诗里的主人公,都是人生超出想象力的忍耐,和崩溃前的沉默。

工厂的住宅,白天满是失业的、无所事事的人们。

太阳升起落下,人们饮食男女。

零星的小商贩生意给这里带来一点商品气息。

晚上,各家交错的炖菜味儿,又给这里添加了市井的酸败的味道。

社会主义文化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创造的文化,我们应该回过头来向这个文化寻找资源。

这个资源指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美、真诚等等。

人类的基本价值尺度都在消失,人越来越富裕,但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隔阂。

而诗歌就是要往这里面注入一些温情的东西,反对遗忘,建筑纪念。

要有一种类似责任或使命的感情:去变成他们的声音,抗议将他们的价值虚无。

人们越生活得无言,诗歌越应该为之呐喊,越要重新找到一个时代道德精神上的起点和支点,战胜那种集体内心的空洞虚无。

我觉得这就是诗歌的意义。

刘功业(诗人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驻会签约作家):三十年来的诗歌发展,最突出的就是诗人和诗歌社团的广泛崛起,学生刊物和民刊的蓬勃出现。

诗歌的发展,也显现了自由的艺术精神与开放的思想潮流正在越来越被人接受。

我们这一代人,是踏着改革开放的鼓点走进大学校门的。

当年,北大的未名湖,武汉的珞珈山,我们山东大学的云帆,吉林大学的学生社团,学生刊物,都成为全国的旗帜。

后来,诗歌重归象牙之塔。

疏远了大众情感,也疏远了百姓心灵,成为个人的独吟、语言的玩物。

诗歌和诗人在经济的压力中承担着难以承担的历史责任和社会担当。

近些年来,很少有诗集能在出版社里正大光明地出版。

连高考,都取消了诗歌。

诗歌成为最早以买书号的形式面世的自费出版物。

这让因习惯了懒惰和依附着吃软饭的出版社,最先尝到了可以从生活穷困、精神富有的诗人身上再剥一层皮的快感。

诗歌和诗人。

背负沉重,却依然激情如火。

以优秀的素质传承于世的诗歌,永远是时代的编年史,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见证者,是永远不会临阵脱逃的战士与歌者。

真正的好诗,并没有远离生活,远离民生,体现出了诗人们永远无法被世俗功利和金钱财富所泯灭的高蹈情怀。

令人感动的诗歌,充满了激情,也关注着民生。

既有语言上的精粹和纯熟的艺术之美,又匍匐于底层与世俗的生活里,发掘着诗歌思想与艺术的最+美最真的精髓。

从民众的生存视角,洞悉更高的生命哲学意义。

杨志学(《诗刊》一编室副主任):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诗歌有过两次大的浪潮。

一是改革开放初期,诗歌具有启蒙意义。

以诗的形式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二是八十年代中期,诗歌流派纷呈,显示在文本道路上巨大的迈进和实绩。

这两次大的浪潮,也可以说是新时期诗歌的两座山峰。

越过这两座山峰,中国诗歌向着大海流淌。

现在是诗歌无主潮时代,但也可以说是最丰富最开阔的时代。

三十年改革开放,使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诗歌传播是一个庄严的时代课题。

当前的诗歌传播可以说是多方位的。

主流媒体、民刊、网络诗歌,以及各种类型的诗歌活动,构成了诗歌传播的四大主要力量。

这一切,没有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没有物质基础的依附,是不可想象的。

围绕上述几种不同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力量,形成了不同的诗歌群体。

不同诗歌群体在艺术立场、诗歌主张方面有分歧,但是可以共存。

诗歌的政治价值大于它的文本价值的时候,就不是一种好的状态。

如“文革”时期的诗歌,政治价值大于甚至淹没了它的文本价值。

今天诗人们写地震这样的灾难,表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写法。

今年的地震诗歌,抗冰雪诗歌。

就不能说它们只具有文献意义,许多诗很深刻、很感人,注重艺术表达。

估计会有一些作品在艺术价值和文本意义上留下来。

这也体现了时代发展与诗歌的进步。

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像诗歌这样的独特的精神产品,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能否产业化?诗歌产业化是否一定会带来低俗化?不可否认。

诗歌的经典时代已经结束,今天很难再出现艾青那样的大师级人物(即使今天的诗人付出了比艾青更大的努力)。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诗歌的默默的存在。

在多重价值、多重形态的时代,诗歌除了自身的文本价值,还具有对抗不合理现实的批判维度,这永远是诗歌的光荣与高贵之所在。

张大为(天津市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这三十年来的诗歌文化意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第一阶段。

1989年是一个关键的点。

这一段的文化意识,主要体现在文化焦虑上。

朦胧诗中的文化焦虑最明显。

也对现存的文化秩序进行了质疑和批判。

我曾经把朦胧诗的文化主体性称为心理学主体。

朦胧诗从民间到国外的轨迹,在现实的文化秩序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这种文化焦虑的最后是进而对诗歌本身的质疑。

这在第三代诗歌中达到一个极致。

第二阶段是在1989年之后的上世纪九十年代诗歌。

在这时的诗歌批评当中,最热的术语是边缘化。

人们以各种表述方式,反反复复地描述这种边缘化的悲情的状态。

朦胧诗人迫于各种各样的压力。

是被动的放逐。

九十年代诗歌不仅放弃了中心,也放弃了文化主体性,成为一个被生产的客体,呈现出被无穷客体化的失重状态。

这是对文化主体性的放弃。

第三阶段,进入了新世纪,是诗歌主体意识的重建。

关于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的大争论,当时给大家以有点无谓之争的印象。

不过今天看来。

这好像可以标志着诗歌内部的自我离间效果。

当一个主体把自己当做客体来考量的时候,这时表现了一种更坚实的主体性。

人们常说介入性的写作,如果你是一个客体,就谈不上介入。

诗歌伦理,打工诗歌,底层写作。

都体现了诗歌重新介入和重新书写文化秩序的主体意识。

从这一点上看,从世纪之交,到今天,是诗歌的文化主体意识的重建阶段。

张桃洲(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教授):综观这三十年中国诗歌的发展,我认为还应该充分肯定它是不断进步的,似乎可以用这么几句话来概括:诗人辈出、作品纷呈,成就巨大、问题重重。

我大致赞同张大为对这三十年诗歌基本线索、阶段和特征的描述,但我觉得稍显简单了。

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前后之所以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我以为就不能仅仅用主体的原因进行解释,应着眼于诗歌与时代的关系这一角度予以考察。

在九十年代以前,诗歌与时代始终保持着某种紧张的张力关系。

诗歌参与了那个年代的社会文化活动,如“朦胧诗”对历史进行批判的英雄姿态、“第三代诗”对社会乃至语言做出的反叛姿态等,都表明诗歌以强悍的力量(虽然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背后是一种整体历史观)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这时期的诗歌写作,是当时文化对抗的产物并参与了那种文化对抗,因而与彼时的各种文化活动、现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但是,在经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震荡之后。

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诗歌自身内部出现了分裂,而且它与社会文化的整一关系遭到了破坏。

诗歌成了破碎时代的一个镜象。

虽然此际诗歌写作的技术和语言越来越娴熟(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也应该得到相应的肯定性评价),却得不到公众的认可,诗人的正面形象也难以树立起来,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当固有的文化对抗消失后,诗歌陷入了一种没有压力、而压力又无处不在的“无物之阵”中,一时找不到将自身撑起来的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