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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之辨”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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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１－２０[作者简介]韩婧芳(１９９５－)女ꎬ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ꎮ“华夷之辨”综述

韩婧芳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ꎬ内蒙古呼和浩特０１００２２) [摘　要]源于西周末年ꎬ在春秋时代得到确立ꎬ此后便一直存在于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ꎮ“华夷之辨”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衰落都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ꎮ先秦时期的“华夷之辨”是后世华夷思想的来源ꎬ随着时代的变迁它呈现出不同的内涵ꎬ所以本文对“华夷之辨”形成时期以及它的演变时期的研究做了具体论述ꎬ之后又论述了在“华夷之辨”思想影响下的具体事件ꎮ[关键词]“华夷之辩”　发展　影响[中图分类号]Ｂ２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３４７３(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２８－０７ＤＯＩ:１０.１６１６２/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３４７３.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６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ꎬ有关“华夷之辨”的研究兴起ꎮ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ꎬ学者们对“华夷之辨”的研究并没有掀起热潮ꎬ学者们开始关注“华夷之辨”的话题ꎮ２００４年以后有关“华夷之辨”的论文以每年１０篇以上的速度在增长ꎬ其中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是“华夷之辨”研究的高峰期ꎬ这１０年间学者们发表的论文达１９９篇ꎮ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ＮＫＩ)可查到含有“华夷之辨”关键词的论文共２７３篇ꎮ在读秀中有关“华夷之辨”的著作共２１５部ꎬ但是这些著作多是把“华夷之辨”作为一个背景来叙述ꎬ专门论述“华夷之辨”的很少ꎮ对于“华夷之辨”的研究ꎬ学术界的热度依旧未减ꎮ本文主要对学者们对“华夷之辨”形成时期、发展以及衰落时期还有“华夷之辨”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做一综述ꎮ一、华夷之辨形成、发展以及衰落的研究(一)对于华夷之辨形成时期的研究先秦时期的“华夷之辨”是后世华夷思想的来源ꎬ其华夷两分、用夏变夷的理念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统治者那里的具体演绎也不同ꎮ学者们对于这部分的研究视角较多ꎬ本文把学者们对“华夷之辨”的形成时期的论文单列出来做简要综述ꎮ对于先秦时期的“华夷之辨”ꎬ学者们的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华夷之间的界定、以及先秦时期有关“华夷之辨”的文人和作品体现出的华夷思想ꎮ对于华和夷之间的界定ꎬ多数研究“华夷之辨”形成时期的学者认为华夷之间的界定主要以文化为标准ꎮ岳焕宽在«浅谈孔子的民族观»时指出:“孔子民族观的出发点是明‘华夷之辨’ꎬ明‘华夷之辨’的标准是文化而非民族血统ꎮ[１]冯盛国的«两周时期华夷关系研究»、范业红的«特殊的夷狄论———试析‹春秋公羊传›中的华夷观»、秦平的«‹春秋谷梁传›华夷思想初探»、吴连庄的«浅论“夷夏之辨”在孔子民族观上的表现»、秦永洲的«春秋战国的“华夷之辨”与华夏正统之争»、朴柄久的«‹礼记›的和谐世界思想»、赵巍的«‹论语›中的“华夷之辨”及译者文化身份研究»都持有相同观点ꎮ但也有学者认为以文化来区分华夷只是思想家们的言论ꎬ在春秋动乱的时期ꎬ对诸夏社会构成最直接威胁的是“夷狄”群体ꎮ朱圣明在«现实与思想:再论春秋“华夷之辨”»指出:“在政务参与者那里ꎬ华夏与夷狄的区别都是与生俱来或渊源有目的ꎮ这种区别与其说是单纯的文化、政治差异ꎬ不如视作族类(种族)的不同更为恰当ꎮ”[２]

—８２—内蒙古电大学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ＲＡＤＩＯ＆ＴＶ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ｏ.６ꎬ２０２０(ＳｕｍＮｏ.１７９)２０２０年第１期(总第１７９期)除了对华夷界定标准的研究ꎬ一些学者还关注了先秦时期文人或者文人作品中体现的华夷思想ꎮ秦平在«‹春秋谷梁传›华夷思想初探»指出:“«春秋谷梁传»蕴涵着丰富的华夷思想ꎮ”[３]他介绍了«春秋谷梁传»中的“华夏为尊ꎬ夷狄为卑”以及“尊王攘夷”的华夷思想ꎮ范业红的«特殊的夷狄论———试析[春秋公羊传]中的华夷观»介绍了«公羊传»中的“严夷夏之别”与“夷狄进而为华夏ꎬ华夏堕而为夷狄”[４]的华夷观ꎮ葛荃在«论‹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政治思想»中指出了«春秋公羊传»中关于“华夷之辨”的主要观点是:“尊王攘夷”以及“注重华夏文明礼义对落后民族的征服作用ꎮ”[５]岳焕宽在«浅谈孔子的民族观»中指出:“孔子民族思想中最基本、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ꎬ一是‘华夷之辨’ꎬ二是‘用夏变夷’ꎮ”[１]张天圣的«孔子民族观与宗教观研究»的第二章也介绍了孔子的民族观ꎬ他指出:“孔子的民族观包括以文化论夷夏、‘裔不谋夏ꎬ夷不乱华’、‘修文德以来之’等几个方面ꎮ”[６]赵巍的«‹论语›中“华夷之辨”及译者文化身份研究»也指出了«论语»中的“以夏变夷”的思想ꎮ综上ꎬ学者们对于先秦时期的华夷思想的研究主要涉及了“华尊夷卑”“尊王攘夷”“以夏变夷”以及“严夷夏之别”ꎮ这些华夷思想是后世华夷思想的来源ꎬ各个朝代的演变也不外乎于这些思想ꎮ对于先秦时期的“华夷之辨”的思想的研究ꎬ有学者对孔子是否“严夷夏之别”的问题存在着争论ꎮ冯盛国在«两周时期华夷关系研究»中指出:“孔子为管仲以人臣事二主的行为辩解ꎬ极力称颂其保卫华夏族群的功绩ꎮ所以在孔子看来ꎬ夷夏之辨是大端ꎮ”[７]王喆的«“华夷之辨”理论溯源及现世人应对待其的态度考量———从孔子评价管仲“仁”的这个看似矛盾的事情说开去»、李炳海的«孔子种族意识的双向结构»与其看法一致ꎬ认为孔子“严夷夏之别”ꎮ但是奂平清在«从“罕言夷”看孔子的民族观———兼谈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指出:“孔子对当时盛行的‘华夷之辨’观念持理性、自觉而谨慎的态度ꎬ很少歧视性地谈论‘夷狄’ꎮ”[８]他指出孔子的民族观是一种包容一统的民族观ꎮ(二)对于“华夷之辨”发展以及衰落时期的研究先秦时期“华夷之辨”思想得到确立与强化ꎬ成为后世“华夏之辨”思想发展的基础ꎮ“华夷之辨”的思想在各个朝代呈现出不同的特色ꎬ主要是和统治者的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ꎮ很多学者们对“华夷之辨”的整体演进以及在每个朝代的具体表现都做了细致的研究ꎬ本文把学者们对于“华夷之辨”在每个朝代的演进以及具体的表现做简要综述ꎬ以求对“华夷之辨”的发展以及衰落了解得更加透彻ꎮ经过先秦时期华夷群体的动荡与磨合ꎬ汉朝统一了中国ꎮ面对匈奴的强劲ꎬ“夷夏大防”的观念成为汉代的主流ꎮ胡岩涛和徐卫民在«论夷夏观与汉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中指出:“夷夏观作为一种强烈的社会思想意识ꎬ始终支配着战争的进程ꎮ”[９]与此同时ꎬ由于汉朝国力强大ꎬ“用夏变夷”思想主导着王朝的治边政策ꎮ“通过对周边族群政权的控制ꎬ德化四夷ꎬ实现王朝统治区域的社会稳定”ꎮ杨明的«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民族思想»、林先建的«董仲舒“华夷之辨”思想探析»«汉代‹春秋›公羊学政治论义发微»都可见汉朝的这种“夷夏之别”“以夏变夷”的思想ꎮ唐朝是古代中国国力空前强盛的时期ꎬ在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民族关系和谐的背景下ꎬ华夷观念变得开放包容ꎮ康舒在«唐代士人华夷观探论»中指出:“统治者强调‘华夷一家’ꎬ唐太宗开明地认为ꎬ‘夷狄亦人ꎬ其情与中夏不殊’ꎮ”[１０]李万晖和唐建尧的«浅谈唐朝时期的民族观念»、马卫东的«大一统与民族史撰述»都指出了唐朝初期这种开放的民族观念ꎮ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ꎬ也是华夷观念的一个转折点ꎬ“华夷之辨”的观念也由开放变得严格ꎮ唐建尧在«浅谈唐朝时期的民族观念»指出:“唐朝后期社会ꎬ随着中央集权的弱化与综合国力的下降ꎬ这种‘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逐渐被摒弃ꎬ取而代之的是‘华夷有别’观念ꎮ”[１１]王航的«唐中期以来的“华夷之辨”及其对佛教的影响»、冯念华、邵宗艳的«再论韩愈排佛及其与僧人交往的诗文»、杜光熙的«从华夷之辨到古今之辨———关于中唐古文运动发生背景的再思考»、张文俭的«从‹通典􀅰边防›看杜佑民族思想»都可以看到华夷大防观念的再次萌动ꎮ宋朝的民族矛盾异常尖锐ꎬ处于与契丹、西夏、女真等政权的对峙之中ꎮ这时“华夷大防”是宋代民族观的主旋律ꎮ李克建在«论道统思想对宋代民—９２—韩婧芳　“华夷之辨”综述文 学族观的影响»指出:“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宋朝ꎬ‘华夷之辨’和‘尊王攘夷’的呼声较高ꎬ也是情理中事ꎮ”[１２]关于宋代“严于华夷之辨”的言论在刘春德的«宋代火葬的盛行及其对“华夷之辨”观念的挑战»、闫春新和张稳的«正统观念与宋夏和战»、谢海金和徐刚的«冲突与融合:宋代历法改革刍议»都可找到论证ꎮ宋代的很多文人把这种“华夷之辨”的思想反映到了作品上ꎬ一部分学者对于作品中的体现的华夷观进行了研究ꎮ具体有刘培的«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南宋中后期辞赋的“华夷之辨”»ꎬ他指出:“辞赋在南宋时期依然作为表现政治怀抱的重要文体而受到青睐ꎬ南宋中后期的辞赋清晰地反映了‘华夷之辨’在当时社会思想观念中的发展历程ꎮ”[１３]他的«论宋代的御戎思想———以辞赋创作为中心的考察»也体现了这种观点ꎮ薛青涛的«回荒馆月笼秋何处砧声唤客愁———王沂孙词恋宋情结的文化阐释»从词的角度补充了当时文人创作中体现的华夷观念ꎮ辽、金是当时和宋朝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ꎬ为了追求自己的正统地位ꎬ这两朝通常都会采取淡化“华夷之辨”的举措ꎮ孟广耀在«试论辽代汉族儒士的“华夷之辨”观念»指出:“汉族儒士群体普遍存在着‘华夷之辨’观念ꎮ对此ꎬ辽朝诸帝都非常清楚ꎬ故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ꎬ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ꎮ”[１４]孟广耀在«儒家文化———辽皇朝之魂»也指出了汉族儒士华夷观念的淡化ꎮ李淑岩在«“华夷之辨”思想在金源社会淡化的阶段性»指出:“经过金朝统治者几代人的努力ꎬ到大定、明昌时期ꎬ这种情形有所缓解ꎬ汉族儒士的思想开始动摇‘华夷之辨’的意识有所淡化ꎮ”[１５]张申的«金代统治者与“华夷之辨”观»、董迪的«论金代政治文化的勃兴»、李淑岩、李英姿的«金源女真淡化“华夷之辨”的成功举措»、陶然的«论金遗民文学之文化心理阐释»都指出了金时期“华夷之辨”观念的淡化ꎮ元朝是第一个以少数民族身份统一中国的朝代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ꎬ统治者们一般都采取“以儒治国”来淡化“华夷之辨”ꎬ但这只是表面的假象ꎬ总体来说元代的“华夷之辨”是强化的ꎮ韩星在«“华夷之辨”及其近代转型»指出:“蒙古严分种族之别ꎬ到最后其实并没有采纳华夏文化ꎬ所以最后被逐回漠北ꎮ”[１６]元代儒士的作品中也体现了“华夷之辨”观念的强化ꎮ石梅在«李廉‹春秋诸传会通›之华夷观»指出:“«春秋诸传会通»继承先代尤其是宋儒特为强调的‘攘夷大义’ꎬ对于引文中多数较为激进的词句及诠经思路并无避讳ꎮ”[１７]余思璇也在«浅析元朝法定四等人制的成因»中把以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民族四等级制和元代的“华夷之辨”的观念联系在一起ꎮ明朝也是历史上的一个大一统政权ꎬ但是华夷之辨的观念在明朝演变得更加激烈ꎮ周淑芸在«论明朝对西北边境的经略»中指出:“明朝承袭传统的‘华夷之辨’民族思想ꎬ尊崇汉族ꎬ鄙视少数民族ꎬ并进一步强化ꎮ”[１８]黄松筠的«明清在东北治边政策之比较»指出:“明朝在东北沿袭历代‘内中国外夷狄’的传统的治边政策ꎬ妨碍国家‘大一统’ꎬ导致东北动荡不定ꎮ”在李大伟的«“华夷之辨”与“华夷之辨”———论明长城修建的内在驱动力与实际作用»«“应时顺势”:明长城建造的内在驱动力与作用研究»中ꎬ通过长城的修建在明朝达到顶峰ꎬ可以看到“华夷之辨”观念的强化ꎮ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ꎬ同时它也是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ꎮ清朝的统治者为了保证自己的正统地位ꎬ不光在思想上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来淡化汉族士人的夷夏观ꎬ在实际行动上也做出了一些事情来淡化ꎮ孙雪在«论清世宗“天下一统ꎬ华夷一家”思想与边疆实践»中指出:“清世宗有意识的化解汉民族对少数民族根深蒂固之民族偏见ꎬ争取少数民族同汉民族的平等地位ꎬ主张在大一统王朝之下的‘华夷一家’ꎮ”[２０]对于雍正通过著«大义觉迷录»来淡化“华夷之辨”的举措ꎬ很多学者对它进行了研究ꎮ李旭的«从‹大义觉迷录›看雍正帝统治思想»、何晓芳的«论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及其民族思想»、衣长春的«论雍正帝边疆民族“大一统”观及政治实践»«论清雍正帝的民族“大一统”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的考察»、公望的«雍正皇帝的诗文»、庄严的«雍正驳“华夷之辨”»都指出了雍正淡化“华夷之辨”的思想ꎬ在实际行动上清朝统治者也力求淡化“华夷之辨”ꎮ正如黄松筠指出:“康熙时ꎬ进一步发展‘天下一家’的思想ꎬ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实践行动ꎬ就是于康熙三十年宣布废除为历代沿用近２０００年的万里长城ꎮ”[１９]“华夷之辨”的观念从先秦到清代都是处理华—０３—内蒙古电大学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ＲＡＤＩＯ＆ＴＶ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ｏ.６ꎬ２０２０(ＳｕｍＮｏ.１７９)２０２０年第１期(总第１７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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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时期华夷关系研究

两周时期华夷关系研究

两周时期华夷关系研究

本文从金文资料入手,结合历史学科相关理论讨论了两周华夷关系的问题,在华夷流变的过程中以两周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两周时期华夏与四夷的关系和造成这种变化的过程和根源。第一部分,主要对前人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回顾,对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

然后,对先秦华夷关系问题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说明,阐述了基本概念,指出进行本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即充分运用金文资料来展开研究,运用相互作用圈理论、长时段理论和资源环境的视角中人群与环境的互动影响。第二部分,对于滥觞期的华夷问题族群关系做了回顾,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从庙底沟二期开始就出现了“华夏”文化向外传播的趋势,二里头时期开始形成的中原文明对四周的优势,就具备了充当文化中心的地位。夏朝与东夷诸族存在着联姻与合作关系。

殷商时期王朝与方国的关系也具备了中心和周边的关系。华夷族群关系的形成伴随着夷夏观念的产生,西周时期的夷夏观念,主要是以我族与他族之分以及是否加入诸夏联盟成员作为标准。

第三部分,春秋时期是华夏族群与周边四夷关系非常紧张的时期,也是华夷思想迅速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春秋初期华夏面对北狄与南夷咄咄逼人的攻势,生发出“尊王攘夷”的观念,诸夏进行集体自卫,管仲相齐桓公完成霸业同时也开始了对夷狄的反击,保卫华夏文明。

春秋中期以后,出现了各国联合戎狄攻击其他华夏国家的情况,霸主政治已经大于华夷的界限了。这时出现了超越血缘和地域的夷夏标准,以文化划分华夷的思想,主张行周礼者即为华,行夷礼者即为夷。 在观念上既有以族群为中心的华夏中心主义,也有以德怀远,包容天下的世界主义。对于华夷的认识既有生活习俗,价值观方面的文化差别,也有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的文明高低之分,二者交织在一起。

第四部分,在这一历史时期,经过春秋阶段族群融合,华夏诸国在长城以南明显处于优势,一些周边国家也完成了华夏化的进程,秦、楚、吴、越也演化为诸夏的成员,开始争霸战争。在大一统思想的笼罩下,诸子百家开始提出各自的华夷主张,其中儒家的以夏变夷,华夷互变的思想影响巨大。

说人话讲二十四史【西周篇】146、华夷之辨

说人话讲二十四史【西周篇】146、华夷之辨

说人话讲二十四史【西周篇】146、华夷之辨

历史上的很多东西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也难怪，哪怕是发生在今天、发生在各位身边的很多事情，大家也很难知其真相，何况几百上千年前的呢？围绕华人与夷人的话题向来在学术界争论不休，指望全言我能在这里下个定论是绝对不可能也非常之可笑的，但是故事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有些问题即便富有争议，我们也是必须简单捋一捋的，哪怕是一部小说，我们也不能总是用“十年后”、“不久后”等玩意儿来糊弄人，你说是吧？

从已发掘的文物来看，中国文明的开始主要集中于陕西、河南和山东三大块。一部分人主张中国人来自中东，所以认为陕西的老祖宗是我们的文明之始，而这个观点也得到了正史所认可，我们看炎帝、黄帝，都是发源于陕西地区。

但是另一部分观点则认为，陕西或许是西亚先进文明东传的桥头堡，但是真正实现文化积淀而达到质变的地点却在河南与山东地区。本帖讲到现在大家也看到了，炎黄之后，夏商两代一千年历史里陕西地区都处于半开化状态，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中国文明起于西方而成于东方，这一点都不违和，因为迄今为止最早的人类化石也是在非洲被发现，但最早的文明却不是在非洲所诞生。而最早的美国人也不是美洲土著，而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不是英国。

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正是因为经历了迁徙和适应新环境的历练，所以后起之秀才总能成功实现逆袭。陕西人们刚接受了一点点文明就美滋滋的，而河南人和山东人却要磨砺更多更久，当然也就百炼成钢了，正所谓不经历风雨又怎能见彩虹呢？

而且就算根据神话，我们也要看到，炎黄之上还存在大量的人首蛇身圣人，比如伏羲女娲，他们都被认为是居住在东方，那么是否中国大地上最早的先进文明真是在山东地区先诞生的呢？

我们的祖先一开始都是对大自然有巨大依赖的，相比于内陆，沿海地区的物产确实要丰富很多，尤其食盐这一块——盐对于人类身体素质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有盐，所以海边上的人能吃得更好更营养，于是身心也发育得更健康，当然就有更多的能力去创造新文明了。

“华夷之辨”影响下的中华民族融合

“华夷之辨”影响下的中华民族融合

作家泰勒在定义文化时提出，“文化之于人类，就如本能之于动物一样，都是行为的指南。”虽不能完全概括文化，但对文化的评述也很中肯。文化本无优劣尊卑之分，以这样的世界观来评判中国历史断断续续、绵延至清末的“华夷之辨”，其无异于一场持续千年的中原儒家文化主导的文化和道德审判。

“华夷之辨”

影响下的中华民族融合

“华夷之辨”，最重要的核心在于区辨华夏与蛮夷，而主要的依据则是参照对中原文化的异同。华者，考1《左传·定公十年》：“中国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古代华夏族群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而周边则较落后，因此逐渐产生了以文明礼义为标准进行人群分辨的观念，区分人群以文化和文明程度，而不以种族，合于华夏礼俗文明者为华，不合者为夷。“华夷之辨”思想的诞生本就是合乎当时先进文化群体的利益的，随着这种文化思潮的兴盛，恰值东周末年，诸侯称霸，孔子着春秋大义，提出尊王攘夷，发扬文化之大义。迎合市场的“华夷之辨”变与儒家思想相互融合，并最终发展并形成现在的格局。

按照历史上的“华夷之辨”典型事件来总结分析，其类型大致可以分为血缘衡量标准，地缘衡量标准，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并不存在发展与继承的关系，也基本上鲜有同时出现，不同时期“华夷之辨”的形式对应当时文化交流的不同方式。总的来看，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是以文化因素，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在华夏面临严峻威胁即遭遇严重入侵和灾难时才稍占主流，而这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华夏文明与尊严。回首古代中国的民族融合，方式大抵以一方的征服和另一方的妥协方式呈现，因而分析“华夷之辨”对民族融合的影响时，上述三个类型均有涉及。

民族融合第一时期：先秦至汉朝

先秦至汉朝这一时期应属于“华夷之辨”理论的诞生和形成时期，而这一时期“华夷之辨”的类型也明确归属于以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阶段。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从众多的民族文化中分离出来，并成为周围其他文化的先驱，一方面对中原文化加以肯定，另一方面对其他的民族文化进行否定和同化。

近代史考试资料：华夷之辨

近代史考试资料：华夷之辨

再辨“华夷之辨”

郑海麟

旧时的文人士大夫好谈“华夷之辨”，往往以华我夷人尊己卑人，借以满足自大自尊的心理。“华”、“夷”这对概念，最初本是一种地理概念，原本并无尊卑之意。《孟子》书中有“舜，东夷；文王，西夷” 之语。历来被文人士大夫所尊崇的舜与文王两位圣贤，原本皆出自“夷”。可见，以华我夷人来表达尊己卑人之意，实为后来史家弊于陋固之见，儒者拘墟之词，文人浮夸之习耳。

然而，“华”、“夷”之间虽无尊己卑人之意，但两者还是有其文化上的高下之差。“华”代表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人，“夷”则指处于政治经济文化边缘或落后地区的乡下人。城市人因生活较富裕，一向养尊处优形成骄奢之习而腐化堕落；乡下人则因生活较艰苦质朴，奋发有为，最终取城市人的地位而代之。但是，乡下人战胜城市人后，迅速被文化较高的城市人同化，自己又过起骄奢逸乐的都市生活，最终成为后起的乡下人讨伐的对象。历史上的唐太宗出身于西北之夷，相对处于长安、洛阳的隋炀帝所代表的中原华族来说，无疑是乡下人。但这批乡下人最终取隋而代之，建立起大唐帝国，创造出光辉灿烂的盛唐文化。

其实，所谓盛唐文化，即是“华”、“夷”各种文化大融合而成的一种新型文化。据《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所考，盛唐的华夏文化吸收了夷狄文化的成分多到不可胜数。唐代诗仙李白就是一个标准的西域碎叶城出身的胡人。这个乡下人写得一手好诗文，可谓华化程度第一流，但生活习俗还是保持乡下人的天真质朴，即便饮酒取乐，亦颇喜“胡味”。可见，即便是夷人出身，只要刻苦努力，奋发有为，也可以成为政坛文苑的一代霸主，足证“夷夏之防”不可恃。相反，夷夏之交融反倒开出了“盛唐文化”这朵灿烂之花。

到了近代，随着科技的进步，火车轮船飞机的发明，“华”、“夷”的内涵与外延也发生了变化。“华”的概念包括了汉、满、蒙、回、藏等多民族融合的中华民族联合体，“夷”的对象则主要指入侵中华民族的欧美等国。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洞开，士大夫阶层逐渐认识到，当今的西洋文明及西方列强并不可以“夷狄”视之。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学习之声。到了戊戌年间，主导变法维新运动的康有为更是提出“以夷变夏”。其弟子梁启超则从国民的品格方面分析指出国人确实已沦为“野蛮的乡下人”，较之康有为从科学技术及政治经济制度方面承认“华”、“夷”位置的倒转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