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谈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政协委员谈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实录)2011年3月5日下午2：30，两会新闻中心举行“政协委员谈协调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记者会。

会议主持人为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办公室主任张敬安。

出席记者会的委员：蔡继明民进中央党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健林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钱克明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委员，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李成贵民盟中央委员，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吴焰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

[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办公室主任张敬安]:各位记者朋友下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首场记者会，主题是“政协委员谈协调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

我们很高兴请到了五位全国政协委员与大家一起交流，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现在我介绍一下这五位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先生；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委员、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钱克明先生；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先生；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吴焰先生；民盟中央委员、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成贵先生。

本次记者招待会时间大约为一个小时。

下面开始提问。

[中国经济网记者]:我的问题问给王健林委员，请问您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该如何做好就业、消费和文化设施的综合配套工作？另外，民营企业在城镇化进程中有何商机？谢谢。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谢谢您的提问。

中国城镇化是目前世界上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镇化，在“十一五”期间城镇化已经到了46.6%，规模是非常巨大的，这场城镇化运动也使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但是城镇化运动当中成绩是非常大的，也存在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在空间布局上还是混乱无序的，乱建、乱盖，规划落后等等。

二是内容，文化、配套设施、体育设施不够，注重修道路、修房子；三是还没有解决在城市里常住的一些人，比如农民工的问题。

下一步除了在“十二五”每年提高城镇化率每年一个百分点以外，最重要的是提高城镇化运行的质量，使城镇化的进程和民生水平提高，比如你刚才讲的就业、文化、医疗配套相结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如何使城镇化的成果惠及农民工，使他们真正成为市民。

再有一个，关于民营企业，城镇化民营企业会更多。

城镇化不是大城市化，不是北京、上海、武汉这些城市再做大，这些城市再做大可能在资源上很困难，受资源制约，主要是中小城市，国有的这些投资企业我觉得顾及的不会更多，我觉得中国的城镇化可能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发动机，可能民营企业在这方面机会会很多。

谢谢。

[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网络电视台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提给吴焰委员，我们注意到您今天提了一份关于全民医保体系建设“湛江模式”的一份提案。

在您看来，它对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有什么借鉴和启迪意义呢？第二个问题请问蔡继明委员，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被上楼”的现象，农民进城以后既失地又失业，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吴焰]:谢谢你。

关于湛江模式，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重复它的含义和操作模式了。

“湛江模式”有几个需要我们关注的本质性的东西，在总理今天做的工作报告当中明确讲到，要转变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我认为它有着深刻的含义。

以往我们公共服务的提供，政府似乎愿意大包大揽，我们能否以一种新的方式，以高效率地利用社会资源的方式来向社会公众提供这种服务。

“湛江模式”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政府自身的职能发生了转变，把自身定位在统筹协调的职能上，然后它面向社会，利用社会资源参与进来，这样资源有效的配置，一方面使政府定位在服务和有限的职能上，而不是无限和大包大揽，社会资源得到了很好的利用。

其二，“湛江模式”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割，以往我们讲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农村的保障往往有一个习惯性的思维，就是它可以滞后于城镇，这是在传统上、历史上形成的差异。

但是湛江作为一个人口基数比较大的地方，农村人口占比很高，700多万人当中500多万人是农村人口，财政实力又不是很强。

在这种情况下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居民均等化的医疗保障服务，对一个财政实力不强的地方来讲非常难做到。

但是也正因为它转变了思维，它引入了一种市场化的手段和机制，比如金融保险工具，使得它在有限的资源情况下，老百姓没有多花一分钱，政府财政也没有多花一分钱，但是城乡居民在同等条件下的保障范围扩大了，保障额提高了。

外，这个模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目前新农合是相对滞后的方式，报销滞后，它是完全阳光透明公开，整个过程城乡居民在住院和接受医疗的过程当中能够了解到他所有费用的开销，社保部门能够知道，提供这种服务的专业健康保险公司，比如中国人保的健康险公司也能知道，钱花在什么地方就一目了然了，并且农民在离院的时候一切了结。

我们认为这个模式具有观念和体制层面的创新意义，尤其是对应着“十二五”，公共服务均等化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

我们也看到，前不久中央领导同志对“湛江模式”做了批示，谢谢你。

[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在城镇化进程当中必然涉及到土地空间的扩展。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城市化空间扩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但是这种城市化道路实际上受到18亿亩耕地红线的限制。

因此，在城市里出现了各个地方都在大拆大建，有的地方提出“三年大拆大建大变样”，目的就是在原有的土地进行拆迁，腾出新的土地用于商业开发。

在农村里出现了拆旧村建新村，旧村改造，这里面确实出现了一些农民“被上楼”的情况，对这种情况首先按照刚刚温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农民进城或者是留乡应该是自愿的，至于在农村的农民是愿意上楼，还是愿意住自己的平房，也应该照顾他自己的意愿。

旧城改造，如果多数人我们可以确定一个相应的比例，比如90%。

如果多数人都同意上楼，还有一个是不是存在少数服从多数，如果多数人不愿意上楼，不能强迫他上楼。

另外，要看农民上了楼，他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是不是改变了，如果上楼以后对他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特别是上楼以后，楼房建设的成本和上楼之后的各种费用，包括水、电。

第三，新农村的建设是不是立足于长远。

随着大量人口进城，农村已经出现了很多空壳村、空壳镇，没有多少人在那里居住，我们过去建的房子大概10年、15年为一个周期，现在建筑标准、建筑质量都提高了，也许30年，我们设想30年之后农村还有多少劳动力呢？因此，这种农民上楼我们还是应该慎重一些。

[农民日报记者]: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请问蔡继明委员。

如何估计我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及“十二五”期间城镇化发展的趋势。

第二，请问李成贵委员。

上午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了“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城镇化要从47.5%提高到51.5%，完善城市化布局、提升城镇化水平和质量。

我的问题是，从提升城镇化质量的角度我们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谢谢。

[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官方的数据，今天大家已经听到了，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城市化水平要从47.5%提高到51.5%，提高4个百分点。

那也就意味着2010年，根据我们官方认可的数据，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47.5%。

如何看待这个水平？即使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恐怕也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平均水平应该是在50%以上，同时也会低于我们周边的国家，国民收入跟我们水平差不多的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他们都在60%以上。

如果你要再和日本、韩国乃至台湾地区相比，他们的城市化水平都已经超过了70%。

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当中，城市化水平平均基本上都是提高2个百分点左右。

而我们国家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这30年，城市化速率每年不到1个百分点。

刚才王委员也谈到，大量的进城务工半年以上的被城市化了的农民工，大概有1.5亿左右，也就是被统计在城市化数据里面。

还有大量居住在小城镇里面，大概也有1亿5000万左右。

因此，如果这些没有真正变成城市居民，把这个因素除外的话，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真实的水平恐怕也只有35%左右。

我们今后在“十二五”期间，城市化的任务就会非常艰巨。

温家宝总理在报告中说，在“十二五”期间，包括“十二五”规划草案也已经发到了委员手里。

在“十二五”期间我们首先要特别着力于解决已经进城务工半年以上，有的是已经务工多年，有稳定的劳动关系，应该首先把这些进城务工农民包括他们的家属加快逐步转变为城市居民，这样才能使我们城市化真实的水平达到45%，哪怕在“十二五”期间再提高相应的几个百分点。

这样就要求我们在今后城市化进程当中，正如王委员所说的，要特别注重质量。

我们民进中央这些年以来一直也是特别强调城市化，除了要依托大城市之外，还要特别着力中小城市，特别是中心镇、县城这些小城镇的发展，它们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吸纳更多的就业，这样也可以相应减轻大城市的负担。

谢谢。

[民盟中央委员、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成贵]:去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记得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说过，“人们为了生存来到了城市，为了更好的生存留在了城市。

”我们国家工业化的程度已经比较高了，现在全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后期阶段。

但是我们的城镇化还是比较滞后的，刚才蔡委员说了，真正的城市化率可能有35%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城市化率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也就是说我们农民工为工业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没有同步实现城镇化。

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后一个时期要加快城镇化的步伐。

根据很多权威机构，包括世界银行等等预测，我们到2030年左右，城镇人口应该有10亿左右，所以说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需要转为市民。

这就牵扯到城镇化战略和道路路径的选择了，我们在发挥大城市吸纳人口这个功能的同时，应该更多重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

因为一些特大城市，像北京人口的压力其实很大，我想我们应该把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作为吸纳农民的一个主战场，也就是说我们要更多地鼓励和支持就地城镇化。

刚才蔡委员也说了，比如我们的县城、中心镇有很大的空间，我注意到很多农民工在大城市打工，比如在北京打工，他们最后都回到县城去买房子。

前些天我见到一个农民工，他是来自一个比较小的村，他说他们村20多个跟他同龄的人都在老家县城里买了房子，所以我们要适应这个趋势，要高度重视这个现象，要加大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吸纳农民，实现就地城镇化的支持力度。

比如，我们要加大中小城市，包括小城镇的产业发展，通过产业集聚来吸纳人口，如果一个小城镇产业集聚了，同时公共服务也完善了，还是有吸引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