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嵇康的思想是什么.doc

竹林七贤嵇康的思想是什么嵇康的思想作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嵇康喜欢研究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他用道家思想对现实的黑暗做出了阐述，他认为，我们在做人生的选择时候，要做到超脱，不能被现世的诸多因素束缚。

嵇康的一些阐述自己思想的作品中，洋溢着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和对社会现状的强烈批判。

这与同一时期的玄学家的思想是不同的，嵇康的养生论和对世俗生活的反对都是对当时甚至是后世都有深刻影响的。

玄学是在曹魏年间开始兴起的新学派，嵇康的玄学思想是建立在对自然的崇敬的基础上的，这也是当时最能被接受的主张，嵇康的玄言诗体现的都是崇尚自然，追求真善美的风格，他认为自然的本性是气规定的。

嵇康很多的文学作品不会用浮华的辞藻过度修饰，以自然的真情流露为准。

玄学强调的是对超越自然的道德精神的追求，玄学的兴起和汉朝末期统治者的腐败无能有关，人们渐渐将情思寄托在宇宙自然中。

在玄学的影响下，人们开始不再将为官从政当作最高的理想，而是将自己精神的洒脱放在最高位。

在嵇康的思想中，养生论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继承了道家的养生之道，《养身论》是中国养身史上第一篇系统全面介绍养生思想的著作。

嵇康幽愤诗嵇康幽愤诗，是三国时期嵇康的作品，这首诗是嵇康因为吕安被诬陷的时候抒发自己愤愤不平所作的，道出了自己生平的忧郁，道出了这个世道的黑白颠倒。

全诗鲜明的表明了嵇康自己的立场，他坚决反对司马氏的政治态度，要与这不公的社会斗争到底。

《幽愤诗》是嵇康的重要作品，也是研究嵇康个性和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我们在看这首诗的时候不得不先了解它的写作背景，从史料记载可以发现，这时候嵇康的好朋友吕安因为被兄长诬陷入狱。

所以嵇康为了证明自己的兄弟是清白的，就说吕安的兄长才是罪魁祸首，但是当时的朝廷已经不是嵇康想的那样了，结果没想到把自己也赔进去了，但是嵇康没有因为这个怪罪吕安。

这首诗就是在吕安被捕入狱后所做的，其实这首诗的产生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时代原因，与诗人独特的个性有着极其相关的联系，我们知道魏国末期政治相当黑暗，在朝中正直的知识分子随时都有可能让小人拿去了性命。

竹林七贤这是因为看到了这一黑暗，才对为官生涯避而不提，而作为七人当中最有成就的嵇康他他要做一名斗士奋战在反对司马氏家族的第一线上。

《幽愤诗》的写作虽然直接原因是吕安倍抓蒙受冤屈，但更深层的意思是作者处于被囚禁的特定环境，表达出的对这个世界的是非不分的愤怒之情，在这首诗中嵇康再一次表明了他拒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倔强态度。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内容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一部对音乐颇有研究的著作，书中不仅对音乐有无哀乐，音乐能否做到移风易俗有介绍，还涉及音乐美学这一个大学问，他讨论音乐的本质和本体问题。

提出音乐是客观存在的影响，哀乐是人们的情感被触动之后的表达。

音乐本身的动不动听，和人情感上对哀乐的认识是没有关系的，嵇康认为，之所以有人会认为音乐中有悲哀的，是因为听的人自己心情不好，心情很悲哀，听到的音乐声自然也就很悲哀。

音乐有着诱导和传播的作用，嵇康反对，两汉以来的统治者把音乐当作政治社交的工具，他反对只有君王才能听音乐，一般人听音乐是违反法律的。

他反对那些无视音乐艺术性的行为，对于将音乐作为占卜的道具更是嵇康不能接受的。

嵇康看到的是音乐所表现出的形式美，关于探讨音乐的表达内容和欣赏这之间的矛盾，也是嵇康第一个提出来的。

嵇康看到了人们对音乐的误读，正确认识到音乐本质要表达的是，作曲者想要向所有听者表现的美。

《声无哀乐论》反映出的主张音乐脱离封建政治，主张推行礼乐刑政的音乐思想，是开中国封建社会关于音乐的理解的先河，也是中国音乐美学思想两大潮流的源头。

嵇康对于音乐的研究是有目共睹的，他的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代音乐的走势，让人们对音乐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1.嵇康的简介及故事2.道家思想的介绍3.文学家嵇康的生平事迹4.古代历史人物5.魏晋时期的玄学是怎样的主客二分而不“裂”：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本质区别_思想政治教育论文些都是早就自然存在在那里的，渺小的人力是永不能企及的。

而人世间人为的一切都是丑恶的、畸形的，是无法与“自然”相比的一个有限的世界。

庄子在这里明显地设置了两个彼此对立的“天”和“人”的世界。

但是，“道”是不变的，“天”是不变的，“自然”亦是不变的，而可变的只有人自己了。

所以，要想获得真正的“美”，只有改变人自己主体的心意状态去与不变的自然客体相融为一，才是真正自由之道。

所以，庄子的超越，实际上只是超越主体自身的功名利禄的“人为”之心。

他提供的超越之途：“心斋”、“坐忘”、“虚静”、“无己”、“无功”、“无名”、“抱朴见素”、“得意忘言”、“得神忘形”、“齐生齐死”，“无是无非”，等等，实际上都只是主体自己对自己人世行为的忘却与淡漠，对自己心态的调整，要求自己主观上不执著于固定的价值与是非标准。

这样，摆脱了人世实际功利的束缚，不“物于物”，不“伤于物”，从而在精神上就能够达到一种与天地万物并生的自由状态，“逍遥”于自然的境界。

因此，庄子的超越是主体对自己的超越，以这种超越来达到另一个客观世界。

庄子是有清醒的主客之分的，但是他在“分”后却极力寻求一种融合，这种融合就是超越主体自身而与另一个“天”的世界融合。

“美”就是这种融合，就是这种融合而生的分不清“天”和“人”的“混沌”世界。

而禅宗的思维取向与庄子美学几乎是一致的。

禅宗所强调的“第一义不可说”，“饥来即食，困来即眠”的自然适性，实际上都是在主体之外预设了另一个与现在人世对立的“自然”世界，具体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虽然暂时还说不清，但它是一个比我们执著的人世要好的世界，人只有改变自己的心态和行为方式，才能体会到或者融入到那样一个世界里去。

禅宗讲的“顿悟”、“心传”、“棒喝”、“不立文字”，等等，都是讲主体怎样调整自己、超越自己从而到达另外一个“禅”的世界。

禅宗公案说的风不动，帆亦不动，只有心动，说的就是主体对自己“心”的超越。

只要自己的“心”超越了平常状态，就能进入那个看上去那样神秘的“禅”的世界。

所以，“万法由心”。

由此看来，禅宗确实也是讲超越的，但它是强调超越主体自身而不是超越主客体的关系。

因此，在庄、禅的世界里，实际上都预设了一个比人世更好的世界。

这是一个高悬的理想，一个不变的客体，人只有超越主体自身才能进入到这个“客体”里去。

最后，从最具中国特色的美学范畴“意境”的思维取向来看，中国美学也不是一种超主客关系的美学。

《周易》里提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的思想，这种“立象尽意”的思想是中国意境审美追求的滥觞。

以后，“取象”式的审美一直是中国艺术的一个传统。

魏晋时期，王弼强调“意以象尽，象以言著”[6](P125)，明确了言、意、象之间的关系。

到唐代，王昌龄明确提出“意境”的概念，认为诗歌“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7](P89)就是意境，强调作者的“意”和“心”必须张之于“象”，和“象”水乳交融。

而稍晚的刘禹锡提出“境生象外”[7](P90)，司空图提出“超以象外，得其环中”[7](P203)，把先前的“象中”求意发展到了“象外”来寻求诗歌的意义。

而到宋代，梅尧臣则强调诗歌“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7](P244)；严羽则把意境推向另一个高潮，他要求诗歌“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7](P424)。

到了近代王国维，更强调“境界”，认为“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8](P372)。

从意境理论的发展来看，中国的意境理论不管是在“象中”还是“象外”，都离不开“象”。

什么是“象”呢？《周易》里说“见乃谓之象”，张载说：“凡可状，皆有；凡有，皆象也。

”[9](P108)这个“象”就是一个具体可见的外在客体的形象。

实际上意境就是要求诗歌以最精炼的文字给人们提供一个蕴涵着无限丰富情思的艺术画面，然后从这个画面来体悟无限的人生意蕴。

它最重要的就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能引起人们无限遐想的恰当的“象”，使这个有限的“象”和无限的情思相融合，从而以有限通达无限，这是意境的本质。

意境最重要的就是寻找“象”而不是堆砌”意”。

因此，自觉地寻找“象”是中国艺术的重要理念。

“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取“象”的好坏决定艺术的成败，这使中国艺术非常注重“取象”。

而“取象”的关键是寻找到与主体意相契合的外在的客体，所以，中国艺术也特别强调“观物”，以此达到物我的契合。

因此，物、我关系实际上是意境理论中最重要的关系。

人们一直是在主客的相互契合、交融中来获得美的享受，而不是在超越主客的关系中来审美的。

三在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人们很早就已经有了自觉的物与我之间的对举意识和明确的主客体之间的辨识。

《庄子·达生》篇里说：“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

”独立出了一个“物”的世界，凡是有具体的形状、样貌的物质的东西就是“物”。

在《中庸》中，人们把主体的“己”和客体的“物”放在一起来对比：“诚者非自成己而己也，所以成物也。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关于外物的是知识，关于自己的是仁义，而真正的“诚者”是应该兼顾己和物的。

这表明，人们是自觉地在主、客和物、我的区分中来寻求二者的融合的。

而孟子则把“心”与“物”对举，在《孟子·梁惠王》上中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物皆然，心为甚。

”在《告子》上中又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人之“心”是用来思“物”的，不“思”就不能得到关于“物”的知。

这也表明，人们对主体之外的客体世界是随时都有清醒的认识的。

心、物即主、客的关系一直都是中国哲学一个重要的问题。

宋代张载认为，“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9](P42)，把物放在第一位。

而王守仁则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9](P105)。

到王夫之，又反对王守仁的“心学”，认为凡事皆物，物是第一的而心是因于物的。

但是，不管怎样，人们关于物我、主客两个世界的意识却是从始至终都是鲜明的。

他们一直都是在主客的关系中而没有超越主客的关系来认识世界，他们一直都是在主客的区分中努力寻求着二者的融合。

这就是中国式的思维方式，中国式的审美方式。

因此，在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里一直都有一个自觉的主客、物我、内外的二元区分。

在这第一步上，与人们常说的西方那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二分比起来，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没有超越这种主客二分。

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一开始中国的思维方式就是主客不分的浑圆的一种综合的思维取向。

但是，中国和西方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是有重大的区别的。

这种区别在于，中国在主客二分之后，没有把主客对立起来。

它只是一种二元区分，而不是二元对立。

这种主客的区分并没有导致主客的分裂和冲突。

中国的这种思维方式认为，那个外在的“物”的世界、“天”的世界和人的世界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