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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u/2818807271微信：中国远洋海运e刊网址：信箱：macn95@中国经济虽然今年有不少的挑战，但总体来说是很稳定的，明年也会非常稳定。
原因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货币政策。
前几年的货币政策的基本思路是“紧货币、去杠杆”。
然而过去几个月，由于贸易摩擦的原因，政策转换为“松货币、去杠杆”，以解决短期的经济挑战。
“去杠杆”是为解决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而“松货币”是为了应对目前经济下行的压力；第二，财政政策。
原来强调“稳健”，最近强调更多的是“积极”；第三，中美贸易摩擦。
我相信，几天后在华盛顿的中美高层级别会谈，再加上11月底的阿根廷会议，贸易摩擦未来的不确定性会降低不少。
从长久的趋势来看，中国这些年GDP的年增速，总体看越来越低，这很自然。
因为中国经济底子比较薄，改革开放初期会带来快速增长，但这些年下来，不管哪方面的红利，基本上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一是WTO红利，主要表现在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上，这方面在2001年以后带来的增长比较多，但到了最近几年，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很明显这方面的红利潜力是越来越少；二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投资红利。
趋势很明显，潜力也消耗得差不多了；三是消费拉动。
具体反映在零售和民间消费上，每个月也是在下行的趋势，可以说消费红利带动的潜力也越来越少。
当然，也有相对利好的趋势，这就是城镇居民年均消费，从农村居民年均消费的3.5倍的比例下降到2.5倍，反映出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很快（见图1）。
我想强调，中国农村的发展潜力还非常大，但关键在于进一步的农村改革能否落到实处。
特别是对农村土地产权的改革，这是决定农民会不会有钱去消费、去投资的关键。
图1：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逐渐收窄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中国农村的发展潜力还非常大，但关键在于进一步的农村改革能否落到实处。
特别是对农村土地产权的改革，这是决定农民会不会有钱去消费、去投资的关键。
2019年全球与中国经济走势2019年，我们的挑战会很多，如经济下行的压力，企业有明显的感觉。
Business23商界Business 在武汉大学珞珈山顶的一块石头上，一个手凿的“始”字见证了一个青葱学子人生出征的初心理想。
那是1983年，陈东升毕业离校时刻下的，为此，他专门回老家找了老石匠拜师学艺。
为什么要凿个“始”字？在那一刻，陈东升一定是自信而踏实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30多年后，在泰康商学院中心花园，也立起了一块相同的石头，那是陈东升请艺术家仿制的，代表着泰康的初心。
梦，开始在1992年。
1992年，正是中国历史转折的重要时刻，在中国蛰伏的商业文明，从历史的缝隙中强势萌发，在激荡的年代里迅速生长。
那注定是一个造星的时代，陈东升、田源、毛振华、冯仑、潘石屹等一大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纷纷下海投入时代浪潮，一时间中国商界的天空群星闪耀，“92派”成了一个时代的代名词。
和1984年前后创业的企业家相比，“92派”少了些草莽气息，多了些家国情怀，但在他们的血液里都流淌着那个年代共同的特质——“不安分”！只是，陈东升的“不安分”是经过长久思索的，是理性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寻找一个行业空白，创造一个行业标杆，带动一个行业发展。
他更像是一个谋定的智者，如果细品他走过的每一步，都会从那些看似必然的运行轨迹中看到战略的光芒。
比如，陈东升创办的嘉德拍卖，和弟弟陈平创办的宅急送，乃至将他推向人生巅峰的泰康保险，在当时的中国都是行业空白,都属于第三产业。
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大多数人还只把第一第二产业当饭，不把第三产业当干粮。
而这三家公司，均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让陈东升成为将古人、今人、未来人的钱都收入自己商业版图的传奇。
2018 年7 月19 日晚，《财富》世界500强发布，泰康保险集团首次上榜，以240.85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位列第489位。
自此之后的三年，泰康保险一直盘踞在世界500强的榜单上，岿然不动。
但陈东升并不因此而满足，如今已过耳顺之年的他又继续布局养老和医疗领域，计划打造一条包括保险保障、健康服务、资产管理和养老社区等在内的全产业链。
法律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及作用摘要：本文着重讨论了历史上各个国家都牵涉到的关乎民族存亡的问题：法律和经济。
解决好了这两方面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兴盛，延续的问题。
学界最新的许多研究表明，它们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positive correlation）关系。
这一研究结果再次引发了人们关于“法律和发展”问题的辩论。
然而，目前学界对这种正相关所隐含的因果关系还没有定论：到底是先有法制再有经济发展，还是正好相反？笔者赞同coffee（2001）所主张的“先发展，后规范，再发展”的思想，也就是法制与经济发展是互动的。
关键词：法律制度；经济发展；作用中图分类号： d9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8-0092-01一、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特点对比中西方法律，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司法系统并非独立于行政系统（例如，jones（2003）就此做出了精彩的论述）。
至少从唐朝开始（公元618-907年），直至1911年清朝末年，中国一直就是中央集权制。
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权。
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行政机关，中央虽设有专门审判机关，但其活动为皇帝所左右，监察、行政机关也可审理案件，审判机关往往不能独立行使职权。
封建社会并无独立审判权，审判机关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机关的附庸，所以那些地方官员事实上不受任何制约，唯一的制约就是未来是否可以升官发财。
中国法律传统的另一特征是，强调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缺少民事责任以及程序法方面的规范。
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法律是统治者用来加强其统治权力，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至今，该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
因此，该法典本质上属于行政法典和刑事法典，它倾向于依赖行政和刑事处罚来调整社会关系。
近现代中国法律体系的精神与历代王朝相比并没有很大改变。
法律仍旧被看作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司法系统依然被政府行政权力牢牢控制，并没有独立有效的司法体制；政令与法院的判决经常混淆一起；“分权学说”没有被官方正式采用。
陈志武：中国教育转型刻不容缓作者：来源：《商周刊》2014年第09期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产业结构难转型，教育有责任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但是，这些年看到国内（的教育），特别是我自己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然后又去了美国，自然有许多观察和体会。
到目前为止，我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
1968年在湖南茶陵县开始上小学，1979年读完高中在长沙上大学，1986年去美国读研究生，1990年毕业以后至今一直在美国的大学教书。
我有两个女儿，她们在美国出生、长大，这些年看着她们在美国上学。
同时，也因为我跟国内的一些大学一直有不少交流，所以基本能看到国内同行和教育界学者、业者每天的运作目标。
这些经历和观察让我确实感触比较多，特别是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由于国内教育体系以及教育理念的僵化，绝大多数中国人再好也只能做些技术活，难以在美国社会或其他非华人社会出人头地，这些都很悲哀。
原来没有全球化时不知道这些，但现在中国人也走出去了，跟其他文化、教育背景的人一在一起，就知道彼此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了。
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我们说，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尤其是经济领域面临很大的挑战。
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这一点大家都讲。
但想想中国为什么建设不了创新型国家？为什么这么艰难？光靠在街上挂很多横幅、标语，在核心报纸上发表一些社论，就能把这个国家建设成创新型国家？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少。
陈志武：中国经济前景为何离不开新闻自由这是陈志武教授撰写于2005年的文章，深入而系统地分析了新闻自由对经济发展、公民生活的重要性。
陈志武：中国经济前景为何离不开新闻自由陈志武2013 年1 月7 日改革与开放, 最新文章, 法治建设, 自由与民主· 481 views 一个自由的﹑不加审查的新闻媒体则不仅可以独立地提供完整的﹑公正的市场信息，而且他们能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纠错机制，我们知道“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由媒体将公司作假与商业腐败曝光，这本身就可起到对商业和市场纠错的效果，也是一种最自然的规避金融风险的手段。
因此，新闻自由不仅对政治民主十分必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耶鲁大学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陈志武中国经济前景为何离不开新闻自由陈志武（耶鲁大学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理事）尽管官员腐败与社会诚信在中国越来越成问题，为社会各界所深恶痛绝，但是关于这方面的很多报道在中国往往还要受到限制。
主管媒体工作的宣传部门经常会下发一些文件或者通过电话口头“打招呼”，要求媒体不准报道某些“敏感”的或者“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事件。
新闻审查的加强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换句话说，我们能从新闻自由中获得什么经济好处？新闻自由值几个钱？当然，在我们都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可能很难让人听得进“开放新闻媒体对中国经济是多么多么重要”的话。
的确，几百年来，新闻自由一直被看成是一项纯粹的政治制度，只是对当权者的监督﹑对政府权力的制衡能够起到关键作用；一提新闻自由就让人感觉又要谈政治了，等等。
其实，不用这么怕，新闻自由对中国经济的深化发展、矫正经济腐败、促进市场交易具有同样关键的作用，开放新闻媒体也恰恰是为了增加中国的就业机会所必需迈开的一步。
遗憾的是，这一点至今还被人们所忽视。
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故事从许多方面都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 年均增长率超过9％，人均GDP（按真实购买力算）从338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约5000美元，超过两亿人口因而脱离了贫困线。
“休克疗法”与“摸着石头过河”
张鑫;李新
【期刊名称】《中国国情国力》
【年(卷),期】1998(000)012
【摘要】在如何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上,中国和俄罗斯各自以其独特的改革方式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和兴趣。
中俄改革方向一致模式不同中国和俄罗斯原来都是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
从50年代开始,两国都曾对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过局部的改革。
【总页数】3页(P28-30)
【作者】张鑫;李新
【作者单位】不详;不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1
【相关文献】
1.无抽搐电休克疗法联合齐拉西酮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疗效分析 [J], 王小媛
2.亚休克疗法对院前急救治疗创伤性休克的影响 [J], 宋辉
3.传统补液法与亚休克疗法在创伤性休克患者院前急救中的应用效果比较 [J], 周跃坡
4.“休克疗法”:震荡后平添困惑;“摸着石头过河”:渐进中愈见明晰 [J], 林毅夫
5.无抽搐电休克疗法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效果和脑内及不同脑区神经递质水平的影响研究 [J], 范桂红;何俊;庞高峰;李辰;江庐山;方惠民;王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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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应该改什么？我不是经济学者，更不是政治学者。
我只是一个关注国有企业改革，关注宏观经济与社会发展，并勇于说实话、敢于说真话的经济学人。
由于上大学时学的是财经专业，曾经当过公务员，又在机构改革中到行业协会工作，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才算进入了非营利组织应用研究领域；又由于在原商业部、国内贸易部等政府机构中担任相应职务并从事商办工业和消费品流通管理工作，对工业企业运作有所了解，尤其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了解较多，所以又开始研究国内企业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并从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入手，开始涉猎收入分配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和房产税改革等宏观经济问题。
因为我既有政府部门工作的经验教训，也有对行业协会等非营利组织的工作实践，在工作中和企业家接触较多，并要在为企业服务的过程中为本单位的工作人员获取必需的收入，所以，我一直认为我看问题的视角还是比较精准的。
在我有限的研究工作中，力求做到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但要做到这一点，切实不易。
不仅要不断地学习，充实各种知识，而且要善于观察和认真思考，才能形成理性建议，以供政府部门决策和国家改革参考，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普及知识、引发思考之作用。
我深知自己的经济学基础与经济学家们有较大差距。
他们都是掌握了大量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后，应用到研究中，从而提出理论以指导实践。
而我是在现实生活中和工作中遇到经济学问题需要阐明有关原理的时候，再用我的观点到经济学知识中寻求基本原理，加以印证和对照，并通过相互促进提出较有说服力的观点。
所以，我只是定位于在经济学领域不断学习和攀登的人。
二本书是我对中国当前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集中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思考并非一开始就有完整的纲要或蓝图，而是伴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不断丰富、逐渐系统化的过程。
这大概和我们国家三十多年来所进行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在演化特征上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国企改革既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也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密切关联。
戴旭：中国需要第二次“开眼看世界”中国需要第二次“开眼看世界”我非常同意乔良将军的一个说法：我们国家没有国家战略。
再往下延伸，也就没有军事战略，所有的行业发展也都没有战略，我们可以从很多具体的方面感受到这一点。
古人说，不能谋全局者不能谋一隅，不能谋万世的不能谋一时。
我们有一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本身就是没有战略的表现。
中国没有战略不应该，所有大国当中已经改革崛起的，都有国家战略。
中国已经摸着石头过河失败了一次，不应该再摸着石头过河。
没有战略文化、没有战略意识，导致了不仅是中国的普通国民，就是精英学者也这样，盲目地说中国如何如何强大。
前不久社科院公布了一个军力报告，中国军力世界第二，综合国力世界第七。
国力第七，军力怎么可能是第二呢？军力就是穿着军装的国力，这种评价反映了目前这些人的评价体系的盲目，这个盲目来源于国家根本没有战略。
再说我们的学者也在那儿说，我们GDP是世界第二，我们和美国是世界第二强国和第一强国的关系。
我后来写了一篇长文反击这个观点，我说GDP不是判断一个大国的标志，按照一个世界最著名经济学家的分析，清朝以前，中国GDP两千年一直保持世界第一，在清朝还是世界第一，这个第一到什么程度呢？相当于今天的美国，33%，占世界的1/3，1840年的时候，英国占5%。
我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GDP比英国多6倍，中国不去瓜分英国，而被英国瓜分了？1894年，中国的GDP比日本多5倍，你为什么不把日本打败，把琉球拿回来，中国反而被日本打败了？这些问题，他们统统回答不上来，只知道闷头说GDP。
今天，我们不应该仅从地缘的角度考虑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把国家拟人化，因为人活在时间和空间当中，国家也是一样，拿破仑说过，所谓战略不过就是空间和时间的艺术。
战争不一定都通过军队来进行，不一定都是军事，孙子说上兵伐谋，第四个阶段才动军队。
我们现在理解，大国之间没有战争，其实战争天天都在进行，没有战争，苏联怎么解体的？战争不一定就是开枪，开枪是最没有用的战争，那是最后一个象征性的，我们要用更宏观的思维、更宏观的视野思考国家的问题。
过去的三十余年，中国的经济获得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这一现象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国际和国内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都非常热烈，但各方面的观点却大相径庭。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非常好的模式，并总结出了它的诸多特定，表示可以向国际上大肆推广；而反对的人则表示，所谓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而体现出“竞争优势”，不但没有推广价值，而且亟需转型。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所谓的“中国模式”？这一模式有什么样的优点和缺点？我们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如何转型？下一个十年如何避免落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带着这些问题，和讯网郭哲连线了远在大洋彼岸的著名学者陈志武教授，就这些话题一一进行了解读。
“中国模式”实际上很多国家都经历过
和讯网：最近几年来，国际和国内对“中国模式”的讨论都非常热烈，但各方面的观点却可以说是大相径庭，那么你认为究竟有没有一种“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它有什么特点？ 陈志武：如果说是中国经济体系、政治体系是不是跟美国或其他的私有制经济国家体系有差别，从这个差别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中国的模式，那肯定是有中国模式的。但要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模式是不是很特殊，是不是以前其他的国家没有做过的，人类历史上没有其他的国家实验过，没有做过，从这个角度来讲，那肯定没有中国模式。
中国现在政府的权力，在经济领域里面无所不入，在金融领域里面占绝对的控制地位，如果以这两点作为特点，那要到历史上去找的话那太多了，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是这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当时的洋务运动也是这样的，然后到20世纪的时候，前苏联当然走到更加极端，甚至民国时期的30、40年代中国经济也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的民国政府有好几个部门专门管制，以政府资金渗透到不同的银行，包括现在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然后一些关键的行业里面也是有当时民国政府渗透进去。到后来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巴西就是这样的，跟现在中国的做法类似。那时候巴西军政府也是利用行政的权力、国家的权力去控制那些新兴现代工业、金融行业由，也是通过“铁公基”这些基础设施使它的GDP增长很多，有大概有15年、20年的时间巴西GDP也是按照8%到10%左右的速度在增长。所以从政府操控经济、控制资源或者直接通过国有制、公有制拥有资源，政府通过绝对的垄断和控制支配金融资源，由政府大规模征税这些方面来看，在19世纪后半期和整个20世纪不同国家都按照不同程度去这样做过。 这些国家的经历告诉我们共同的一点，到最后也许像人吸毒一样，可以去通过吸毒让自己可以“嗨”一段时间，“嗨”一段时间以后以为自己不是靠吸毒使自己变的那么强壮、那么肥胖的，以为真的是自己的健康，但是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国家最后都是以财政危机、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来结束这样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一些人尤其是“新左派”去强调今天中国模式怎么怎么好，把它说成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说成是中国的5000年历史上最好的，讲这些话的人都应该去多看看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史，包括中国自己19世纪和20世纪的一些经历。
和讯网：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模式可以说有，但实际上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而且这种模式并不是一个好的模式？
陈志武：对，如果是好的可以使中国持续稳定增长的模式的话，那世界不用等到今天需要中国向人们证明，早就有很多国家尝试过了。在当初的互联网泡沫时期，很多的人说这次跟以往不一样，1998、1999年都是这样的，到后来发现那一次泡沫仍旧是泡沫，最后还是破灭了。
很多人说现在中国跟以前那些按照类似经济模式、经济模式去实验过的国家不一样，这一次不会有问题的，就像罗奇说的中国的决策者总是可以发现问题看出问题，然后做一些调整，我觉得这可能是他良好的愿望，因为中国也是人，人有一个通病就是不悲观，再那些问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之前，总觉得还没有什么问题，越来越自信，这种情绪不管当年的巴西还是德国，不管是前苏联还是晚晴中国、民国的中国、日本等等都是试过这种做法的国家，当时都以为自己可以逃开其他国家最后的命运，但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逃开。
当前的中国就像温总理讲到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绕不过去了，你想要跳过去不经历这样很难，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但是总理讲完了以后，那么多的媒体和相关机构都出来说，中国政治改革已经进行的很好了，这样子说又把生活中、社会中明确存在的问题变得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人的社会就是这样，问题总是假装没看见最后就会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和暴露出来。
未来5、6个月的外交格局变化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和讯网：“中国模式”之所以被热烈讨论，关键还是认为正是这种模式是的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成功。你怎么看待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
陈志武：当前经济形势不管从那个角度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点。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依赖出口、依赖投资的模式增长方式，已经是形成惯性了，出口市场的空间越来越小，金融危机把WTO红利消耗的差不多了，当然很多人说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实际上相当程度受益于WTO，而现在WTO红利也用的差不多了。
第二个因素就是整个世界经济环境、政治格局的转变。2009年、2010年中国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国际贸易秩序转折期。中国过去一年在亚洲的外交很严峻，到目前为止这种外交局面还并没有影响到中国经济领域和国际贸易的情况。但是如果再过6个月，中国的这种外交格局仍旧持续下去的话，肯定会影响到经济和贸易领域。因为在“9.11”事件之前，美国的商界领袖、军队的将军、负责国家安全那些官员就已经在各种媒体上做了很多的呼吁，呼吁美国的商界、跨国公司要减少对中国的投资，减少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的依赖，因为它们觉得美国的社会、经济、美国的企业对中国的经济、对中国的商品依赖度过高的话，会对美国的战略安全会构成威胁。但是后来9.11以后就把美国整个的注意力从中国转移到中东和阿富汗了。所以回过头来看，WTO红利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9.11事件实际上为中国后来10年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但是现在美国慢慢从伊拉克战争，从阿富汗战争中抽出身来，就又有精力来对付中国了。 未来5、6个月是很关键的，如果未来5、6个月中国在亚洲面临的这种外交格局没有好的改变的话，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国内经济领域里面还没有太多的人关注这个问题，总以为政治就是政治，经济就是经济。
和讯网：这两者实际上密不可分的。
陈志武：对，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变化的时候，的确政治就是政治，经济就是经济，各玩各的。但现在的局面是整个格局的大调整，所以这个会对中国2011年和2011年以后的经济构成新的挑战，而这种挑战是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绕过去的。解决挑战的办法，一个是中国外交重新要进行思考，中国到底是希望建立和维持什么样的世界秩序。第二更关键的是中国的增长方式，必须要往民间消费带动型增长方式转变。
眼前最大的挑战是“泡沫双雄”及通货膨胀
和讯网：确实，中国现在的经济主要靠外贸和投资拉动，而我们对房地产的依赖更是巨大，如果夸张一点说，中国发展就是房地产发展，你怎么看待中国过渡依赖房地产产业的状况，它会对我们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如何看待房地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你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过度依赖房地产业？这对我们的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是否需要调整？如何调整？
陈志武：如果说中国现在哪个领域泡沫是最大的，那肯定是房地产，这个是很明显的。当然还有一个泡沫就是各级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泡沫，那个因为没有价格衡量，所以很多人不一定能看得到。但是地方政府基础设施项目的泡沫，最后很可能会对中国银行体系、金融体系带来大的冲击。
和讯网：对，现在特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一块风险非常大。
陈志武：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失控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称为中国的泡沫双雄，在这双雄泡沫中间，其中一个出现大的问题，就可以把中国经济、金融体系、财政系统会拖下水。 当然，2011年另外一个在眼前的挑战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如果失控的话，会对中国过去20年左右金融化、资本化的发展构成很大的挑战。通货膨胀一旦失控，金融资产等任何以金融票据为基础的价值载体，都会被人们遗弃，资金会更大规模的流向看得见、摸得着房地产和其他实物资产。如果真这样，可能会从根本上行成对2011年经济增长的打击。
如果通胀的压力进一步上升，房地产价格会更加泡沫化，股票市场和其他的金融证券、票据市场都会受到更大的打击。金融市场本身就是一个为整个经济供血的体系，它的供血的功能会大大被失控的通胀局面给压下去，进而严重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拉美国家在80年代、90年代经常经历这些事情。
另外，通货膨胀对社会会带来大的冲击，特别是对于中低收入阶层、农民，对他们的打击会不成比例的大，一般来说我们认为通货膨胀是把老百姓的财富以看不见、摸不着的形式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面一种方式。
西方更多怀疑的声音没有传到国内
和讯网：你刚才说了中国新左派对“中国模式”非常推崇，其实西方经济学界好像也是这样，一些学者表示，现在国际上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对中国批评还是有的，但是在经济学界我们所看到却是一片赞扬声，一开始是“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赞扬，说中国不搞自由放任，真好！后来“右派”也跟上来，说中国不搞福利国家，真行！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是真心实意的赞扬中国吗？
陈志武：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国内的媒体总的来讲更喜欢去说好的，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学者说中国好，国内的大报小报互联网就会到处都登了。但是沉默的是大多数的人，他们不一定会去说，即使这些人去说了什么质疑的话，国内的媒体不一定会转载和报道。由此产生一种结果，因为以自己愿望所带来的选择偏差，让国内的读者和老百姓产生一个让自己很“嗨”那种感觉。
当然我不是说在美国没有人赞扬中国目前经济和政治体制，这样的人肯定是有的。但是我所看到更多是质疑，更多持怀疑态度的人，但是这些人的声音并没有传到国内，在国内媒体并没有反映出来，大家从报纸上、电视上、互联网看到的和现实是不一样的。
第二这个事让我看到那么多人很容易健旺，那些学者，包括那些“新左派”和“老左派”的人之所以喜欢那样，就是因为他们喜欢专门去看自己愿意看到的东西，根据他们自己的价值偏好来看待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