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摘要：“多余人”的产生和发展是俄国历史的产物，“多余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一些对社会制度不满、生活苦闷、厌恶当局又脱离人民无处施展抱负的先进人物的迷茫状态，“多余人”形象有其先进性和历史性，对整个世界文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俄罗斯多余人贵族爱情“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
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疾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
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
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
“多余人”形象最早是在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身上体现的，在某种意义上“奥涅金”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而这一形象真正的广为流传是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更加深入人心的。
之后又有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博洛莫夫》中“奥博洛莫夫”等。
一、出身“贵族”的“多余人”“多余人”都出身于贵族家挺，优越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根本不必为生活担心，他们从小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正是教育使他们开始思考社会人生。
也许人们追求财富、荣誉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作为一出生就拥有财富的贵族地主，他们渐渐认识到正是自己的特权地位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
他们背离本阶级价值的标准，不再把追求功名利禄、家庭幸福当作自己人生目的，作为上流社会、贵族阶级的一员却走上了与本阶级的价值标准相背离的道路。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学识广博、聪明深刻的奥涅金在二十六岁时仍然是个既无公职也无家室的人，成为上流社会眼中的怪人。
毕巧林同样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青年，他思维敏捷，才华出众，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但是他同样没有寻求仕途上的飞黄腾达，而是在爱情游戏中发泄自己旺盛的精力。
他寻找的不是真实的幸福，而是短暂的刺激，他的一颗充满厌倦的心灵既不珍惜别人，也不珍惜自己。
罗亭也同样出身贵族，不满现实，向往自由，他曾经用热烈的言语唤醒了人们沉睡的心灵，最后他死在巴黎街垒的巷战之中，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最后一个多余人奥博莫洛夫也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青年，他也曾经担任过公职，但是很快就放弃了。
他以一种极端消极的方式，无所事事的懒散远离了社会，对他而言宁静安详的奥博莫洛夫卡既是他童年的回忆，也是他一生的向往。
二、腐朽的封建文化和贵族传统教育是“多余人”悲剧的主要原因贵族传统教育导致了“多余人”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他们一方面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的恿陶，有一定的理想追求，不满社会现实，厌恶上流社会而力图自拔；另一方面自幼开始的贵族传统教育使他们染上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贵族青年的社会病——忧郁、苦闷、空虚、懈怠。
这样一来形成了“多余人”的既追求新生又郁闷孤独的双重性格并存。
奥涅金鄙视贵族社会的庸俗和伪善，不愿和贵族社会同流合污，但又不能争脱这个社会的独特习惯和偏见的束缚。
他头脑聪明、自视清高，本不愿虚度一生，但又毫无生活目标，不知道需要什么、追求什么，缺乏行动的毅力和认真工作的习惯，最终变成一个“聪明的废物”。
毕巧林一方面揭露攻击上流社会那套欺诈伪善的“人生学问”，厌弃痈恨贵族阶级追名逐利的庸俗卑鄙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上流社会的影响，游手好闲，玩世不恭习惯于在上流社会周旋。
罗亭空喊日号，是典型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奥博洛莫夫显得更为枯燥，颓唐，腐朽，没落。
懒惰是他的基本性格特征。
他足不出户，用墙壁与社会隔绝起来。
从早到晚，奥博洛莫夫在床上一次又一次的制定了“整顿自己领地的种种改良和变革的计划”，幻想着那些“明朗的日了、永久的夏天、永久的快乐、日一美的饮食和叶美的懒惰”然而，他的计划和空想来无踪，去无影;热得快，冷得更快;农奴卞的寄生生活把他身上的一切活力冲刷的一干一净。
所以说，“多余人”的懒惰与冷淡都是贵族教育和周围环境的产物。
他们的政治立场不明确，远离人民，无法摆脱自卑的贵族立场，只好逃避现实，郁闷孤独地过日了。
三、“多余人”是新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奥博洛莫夫都是一些聪明的贵族青年。
这些人出身贵族，思维活跃，头脑精明，乐于接受新观念，敢于批判社会，宣扬西方进步文化。
奥涅金喜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宣扬西方的民卞政治。
他厌恶陈腐的封建文化，常用恶毒的阴郁的警句嘲讽时弊，批判自古以来的成见。
在乡村，奥涅金试图进行农事改革。
他创立了一种新的制度，打算用轻的地租来代替古来摇役的重负。
毕巧林也有所追求，他接受了西方先进的自由主义思想，时刻感到负有某种崇高使命。
在当代社会生活的丑恶面前，他敢于尖利抨击社会现实。
他的内心始终蕴藏着一股否定力量，并总是在不断地探索和反抗。
罗亭聪明而有才华，在大学期问积极参加课外活动，接受了西方进步的启蒙思想，对未来充满信心;他曾有理有据地驳斥过毕加索夫有关人生无聊、信念无用的怀疑论，指责怀疑论实际就是无用无能的标志。
同样，奥博洛莫夫的心里也充满了许多纯洁的激情和引人入胜的追求。
他曾经在头脑中一次又一次的制定了整顿自己领地的种种改良和变革的计划，预备施用各种崭新的、经济的、严格管理的和其他的办法。
有时他竟想象自己是一位所向无敌的统帅，在他的面前不但拿破仑就是叶鲁斯兰啦扎列维奇也毫不足道，或者是一个荣获桂冠的大思想家或大艺术家等等。
“多余人”的愤懑和追求反应了俄罗斯社会意识的觉醒，接受并传播了西方先进文化，促进了俄罗斯新旧文化的交替。
四、“多余人”的爱情如果我们系统地观察分析“多余人”的爱情, 就不难发现其中两组形象的鲜明对比：当“多余人”在爱情生活中不断退缩、消极应对, 甚至逃避时, 俄罗斯的女性们,无论是少女还是少妇, 对爱情追求的坚强决心和果敢行动都是“多余人”望尘莫及的。
“多余人”忧郁怯懦, 俄罗斯女性坚强伟大；“多余人”夸夸其谈, 俄罗斯女性脚踏实地;；“多余人”无所作为,俄罗斯女性追求执着。
每一个“多余人”爱情中几乎都有这样的女性：受“多余人”不凡的思想、超凡的言辞的感染而爱上他们, 为了爱情在所不惜, 但在爱情纠葛中最终都受到了伤害, 饱尝了“多余人”逃离爱情时留给她们的爱情苦果的痛苦滋味。
在爱情这块试金石面前,达吉亚娜的纯朴热情与奥涅金的自私冷漠;贝拉的舍身忘己与毕巧林的薄情冷酷; 娜塔里亚的敢作敢为与罗亭的只说不做; 奥尔迦的积极行动与奥博洛莫夫的庸懒无为都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
这些女性身上蕴涵的优秀品质正是“多余人”所缺少的。
从达吉亚娜到娜塔里亚的爱情历程, 正是19世纪俄国社会“多余人”身上的革命性进步性逐渐衰亡的历程。
俄罗斯女性们对“多余人”爱情中态度的变化展现并宣判了“多余人”历史命运的终结, 同时反映了作家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逐步深入到其本质。
随着多余人的社会作用的逐渐减弱, 他们就像流星一样很快划过历史的天空而消逝, 但他们爱情中的俄罗斯女性则犹如闪亮动人的北斗星永远指引着她们同时代的女性及后来的新女性不断前进的方向。
五、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是俄国作家精神上的“派生子”“多余人”形象不间断地进入俄国文坛，并且成为不朽的文学典型，从创作上看，无疑是作家的伟大功绩。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塑造“多余人”典型的作家大多来自贵族阶级本身，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到赫尔岑、屠格涅夫都有贵族血统，他们大都接受过较这完备而典型的贵族教育，也大都或从书本、或于留学和旅行等不同渠道受到西方新思想薰陶，具有民主意识、忧患意识和改革现状的要求。
从这些作家的社会地位、精神物质和一般命运着眼，高尔基也称他们为“多余人”，是颇有见地的。
因为他们身上不仅具有生活中的“多余人”的某些因素，而目又高于文学中的“多余人”。
难怪高尔基说奥涅金是“普希金精神上的兄弟”，“毕巧林是莱蒙托夫的画像”，“别里托夫身上也有赫尔岑的面影”，“屠格涅夫本人身上就带有罗亭的特点”。
正如赫尔岑自己所说过的：“我的每一部作品中，都能够看到我的内心生活的个别部分。
就让他汇集在一起，不过是我的形象的文字式的传记。
”总的说来，俄国作家在思想观点、精神趣味和智慧气质上，熟悉而亲近自己的主人公，理解主人公的心理内涵甚于理解自己。
他们不仅同生活中的这类原型息息相关，更同作品中这类形象脉脉相通。
因此，他们在按照现实主义写实原则充分表现这类形象的劣根性的同时，或多或少常‘常对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流露出惋惜之情，这恐怕也是他们身上固有的阶级局限性所至吧。
纵观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20年代的“多余人”奥涅金充满激情和骚动不安的反抗情绪。
30年代“多余人”毕巧林在黑暗现实前，表现出的是忧郁、悲观、孤愤。
40年代的“多余人”充满时代热情，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却无力实现美好愿望。
到了“多余人”末代子孙奥博洛莫夫，已经成了平卧不起的废物。
以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奥博洛莫夫为代表的“多余人”反映了俄罗斯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特定历史风貌。
他们的产生、发展和衰亡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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