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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综述——从传播学的视域试论论文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
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
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
“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
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
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传播叙事学文献综述传播叙事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新闻报道、广告、电影、电视剧等各种媒体形式中的叙事表达。
研究者们通过分析这些叙事，试图揭示其中的隐含意义、符号和价值观，以及对受众的影响。
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们如何通过媒体来构建现实，以及媒体如何塑造和影响受众的观念和行为。
在传播叙事学的研究中，有几个重要的概念被广泛应用。
首先是叙事结构。
叙事结构是指叙事的组织方式和元素，以及其对受众的影响。
例如，在电影中，叙事结构可以包括剧情、角色和情节的发展等。
叙事结构可以通过分析来了解叙事的意义和效果。
其次是叙事者的话语权。
叙事者的话语权是指叙事者在叙事中的权力和影响力。
叙事者的身份、立场和意图会影响叙事的表达和传递。
通过研究叙事者的话语权，我们可以了解叙事者如何通过叙事来塑造现实，并影响受众的观点和行为。
另外，还有受众的解读和反应。
受众的解读和反应是指受众对叙事的理解和回应。
不同的受众可能对同一叙事有不同的理解和反应。
通过研究受众的解读和反应，我们可以了解叙事对不同受众的影响，并更好地理解受众与叙事之间的关系。
最后，还有叙事的意义和效果。
叙事的意义和效果可以通过研究叙事的符号、象征和隐喻来揭示。
叙事可以通过情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方式影响受众。
通过研究叙事的意义和效果，我们可以了解叙事如何通过对话和交流来影响和塑造社会文化。
在传播叙事学的研究中，有很多经典文献。
其中一本经典的著作是Roland Barthes的《象征形态学》。
在这本书中，Barthes通过对象征的分析，揭示了象征的构成和功能，以及象征在叙事中的作用。
这本书对后来的传播叙事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外，还有Walter Fisher的《叙事的理性》。
在这本书中，Fisher 提出了“叙事范式”的概念，强调了叙事在人类沟通和理解中的重要性。
叙事范式是指人们在理解和表达中使用的基本框架和模式。
这本书对传播叙事学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 浅析电视新闻报道的娱乐化倾向前言：近年来，新闻娱乐化的制作方式成为众多媒体的选择，特别是传统媒体中的报纸，对新闻娱乐化传播方式的探索也在不断进行中。
当前，在媒体的新闻报道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新闻报道娱乐化发展成为一种趋势，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一切新闻报道都以娱乐化的角度来诠释新闻事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的存在是有原因的。
但是关于新闻娱乐化的优劣上，新闻学界还是褒贬不一的，特别是在一些媒体上，新闻的娱乐化报道方式还是需要一些改进的。
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新闻娱乐化的制作方式获得受众肯定的同时，学者对新闻娱乐化的研究还关注到娱乐化方式产生的不良新闻传播情况，这在多种媒体中也有所体现，对于这种新闻传播方式利弊共存的环境下，媒体工作者如何合理利用这种传播方式，制作出符合媒介市场化环境下能够提升电视新闻节目市场竞争力的新闻信息，这成为电视新闻娱乐化倾向传播环境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
针对目前电视新闻娱乐化的探索，学者的研究围绕娱乐化的表现、娱乐化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电视新闻娱乐化现状的未来发展改进意见等都提出了一些专家的研究论点，这对形成电视新闻娱乐化的未来良好发展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正文：新闻学者对与本论文选题相关的文献资料的研究内容以不同的思路和关注内容为研究的方向，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和总结，目前对电视新闻报道娱乐化现象的研究成果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娱乐化现象的理论研究。
目前的专家学者的研究中，新闻报道娱乐化的方式提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未来生存和竞争中获得优势，使用娱乐化的报道方式成为媒体工作者的共识，由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什么是新闻报道新闻娱乐化的报道方式就要有个清晰的了解。
目前的新闻学界中关于都市报新闻娱乐化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在一些相关的理论研究文献中，专家学者关于新闻报道娱乐化的2 现象给予了一定的界定，通过对现象上的界定让新闻工作者以及读者认识到都市报的娱乐化发展方向。
中国近代的新闻传媒和文化传播研究在中国近代史上，新闻传媒和文化传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
从清朝末年开始，中国社会逐渐步入了近代化的道路，这也使得新闻传媒和文化传播在相应的背景下得以迅速发展。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回顾中国近代的新闻传媒和文化传播，探讨其发展的历程和影响。
第一部分：新闻传媒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新闻传媒的发展始于清朝晚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逐渐摆脱了封建主义的束缚，同时，也开始吸收西方的文化和科技。
这也使得新闻传媒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
1895年，中国第一份报纸《申报》成立。
《申报》发行的初衷是为了宣传自由、民主和爱国主义。
除此之外，它还为市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时事报道和评论文章。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报纸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不仅仅是《申报》，还有创办于1902年的《北洋军阀报》，以及1903年创办的《大美报》等等。
新闻传媒的快速发展，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到了国内外的时事热点。
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民主和宪政运动得到了推动。
在这个过程中，“报人”成为中国社会的新兴阶层。
他们在提供信息的同时，也努力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
第二部分：文化传播的发展与新闻传媒相比，文化传播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
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文化传播形式包括中国传统剧目的海外巡演和对外汉语教学等。
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但是受到限制较多。
直到20世纪初，文化传播才开始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
1912年，在北平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宣传文化机构——图书馆。
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为人们提供了各种图书、报刊和杂志，同时也努力推广文化科技的知识。
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为社会的进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除了图书馆外，中国各大城市也开始创办文艺团体、文化协会等。
这些组织通过舞蹈、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传播着中国文化。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也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
第三部分：新闻传媒和文化传播的影响新闻传媒和文化传播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思政教学案例一、课程简介《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新闻学专业的基础必修课程，全面介绍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并综合讲述新闻传播思想、新闻传播教育与研究的历史。
本课程旨在通过系统的学习，帮助学生了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基本知识及其发展历程，培育学生深厚的专业素养与强烈的职业认同。
二、思政教学目标1.知识传承：确保学生全面了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基本知识及其发展历程，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新闻传播媒介、重大新闻事件和重要新闻人物等。
2.身份认同：通过讲述新闻传播工作者的奋斗历程和职业素质，引导学生认同并继承中国新闻传播工作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3.经验借鉴：总结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经验与教训，为学生提供宝贵的行业经验和历史借鉴。
4.规律探寻：引导学生探索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历史规律，培养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思政教学内容与方法1.内容选择：重点讲述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演变，特别是近代以来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新闻传播媒介的发展状况。
同时，对著名新闻人的业绩、重大新闻事件和重要新闻思潮进行评述。
2.教学方法：采用案例教学、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学习积极性和参与度。
通过引导学生分析案例、讨论问题，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实践教学：组织学生参观新闻媒体机构，邀请新闻传播行业的专家进行讲座或分享经验，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新闻传播行业的实际运作情况。
四、思政教学评价与反馈1.评价方式：采用多种评价方式，包括课堂表现、小组讨论、案例分析报告等，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和思政教育效果。
2.反馈机制：定期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和思想动态，及时发现问题并给予指导和帮助。
同时，鼓励学生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不断完善思政教学内容和方法。
通过以上设计，《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能够更好地融入思政教育元素，培养具有深厚专业素养、强烈职业认同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新闻传播人才。
Ｃｏｌｕｍｎ中央苏区，主要位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这一时期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传播史。
中央苏区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有助于加深对该时期的理解。
中央苏区新闻传播史历经艰难起步、步入正轨和全面铺开三个阶段，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学术版图中不断扩大，成为其不可或缺、极其重要的特殊组成部分。
回顾过去，梳理其研究历程，总结特点与不足，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艰难起步：中央苏区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萌芽期（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这一时期是中央苏区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萌芽期，没有专门关于中央苏区新闻传播事业的专著或文献，只能从有关中国共产党相关史料中一窥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片段，或是鲜见于其他新闻传播领域的溯源研究。
１９８０年之前的研究，更难于觅见。
１９８０年，蒋齐生、于继华发表《新华社的由来及诞生年月》，文中有三个调查结论：一是新华社是红中社（全称为红色中华社）的改称。
红中社是新华社的前身，新华社是红中社的继续。
二是红中社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建立的。
三是新华社的历史应该从其前身红中社算起。
作为新华社的前身，这三个结论揭示了红中社在中国新闻史中的地位，也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苏区新闻传播研究的序幕。
１９８６年，曾任《红色中华》报社秘书长、社长的任志斌以回忆录的形式发表文章《〈红色中华〉报始末》，系统完整地梳理了《红色中华》报的地位、任务、创刊时间、总刊数，并按照内容和新闻业务将《红色中华》报分为三个时期，详细描述了每一时期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１９８７年韩进发表的《红军长征后的红色中华报及其他情况》也是聚焦《红色中华》报。
１９８０－１９９１年，中央苏区新闻传播史研究艰难起步。
研究者从个案着手，研究《红色中华》 报、红色中华新闻台、“红中社”的相关内容，停留在表象研究阶改革开放以来朱澍平中央苏区新闻传播史研究回顾与展望【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苏区新闻传播史研究历经艰难起步、步入正轨和全面铺开三个阶段，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学术版图中不断扩大，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传播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传播行为、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的学科，它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在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包括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繁荣阶段。
起步阶段（20世纪初-20世纪40年代）在20世纪初，随着西方传媒技术的引进，中国开始接触到现代传播理论和实践。
当时的传播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领域，以新闻学为基础，探讨新闻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其中，周恩来、陈独秀等人对传播学的研究和实践起到了重要作用。
发展阶段（50年代-80年代）在新中国成立后，传播学开始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传播学教研室，标志着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正式启动。
此时的传播学研究逐渐从新闻传播扩展到广告、宣传、公关等领域，并开始涉及文化传播和国际传播等方面的研究。
1969年，中国第一本传播学专业教材《传播学导论》出版，为中国传播学的教育和研究奠定了基础。
繁荣阶段（90年代至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传媒技术和传播方式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传播学进入了繁荣阶段。
1993年，中国传媒大学成立了传播学院，这是中国第一个以传播学为主的高等学府。
同时，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也进一步扩展，涵盖了网络传播、社交媒体传播、跨文化传播等新兴领域。
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传播学研究机构和实验室相继成立，为传播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平台和支持。
在中国，传播学的发展不仅仅是理论研究的推进，也涉及到实践和应用的广泛领域。
中国传媒产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传播学与实际应用的结合。
在新媒体时代，传播学的研究和实践已经转向了数字化传播、社交媒体传播、大数据分析等前沿领域，为中国传媒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支持。
同时，传播学的研究也逐渐关注到公众参与、社会影响和价值观引导等方面，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智力支持。
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繁荣阶段。
G U O M IN G^OBSERVATION国明观察大变局下中国新闻传播的“变”与“不变”□喻国明【内容摘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闻传播的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带来了新闻传播业传统发展方式与运作逻辑的中断或终结。
本文基于传播五要专的视角考察了新闻传播现实发展中的••变”，也基于建构人类传播价值基础的视角分析了新闻传播未来发展中的"不变”，以期为在新闻传播领域把搌现实、面向未来提供一个可资借签的“行动路线图"。
【关键词】互联网生态；新闻传播；媒体转型；价值泛辑一、中国新闻传播的“变”：基于传播五 要素的视角“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也 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新闻传播生态，它实质上意味着新 闻传播业传统发展方式与运作逻辑的中断或终结。
如 果我们从构成传播“五要素”的角度来考察的话，这 一变革深刻地体现在对于这些要素的外延、内涵及结 构方式和运作法则的极大改写。
(一）传播者：从专业化到精英化，再到“泛众化+智能化”大众传播时代，我们的传播主体是政治、经济、知识精英，包括专业化的媒体组织。
记者和编辑作为 社会信息“把关人”，基于新闻常识从纷繁复杂的社 会事件（Event)中判断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概括、提炼和修正从消息源处获取的新闻素材，将之 变为适合受众接受的信息。
®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崛起，个体借助于网络关系 建立沟通与表达渠道，形成“所有人向所有人传播”的传播模式。
虽然在社交网络的加持下，“人人都是 传播者”已经成为一种可能，但书写文字作为一种数 千年传承的符号体系，本身蕴含着深刻的精英化逻辑 与标准。
因此，当文字仍然是社交媒体平台用以传播 信息及观念、思想与意义的主要工具时，并非每一个 社交网络的参与者都可以成为有效的传播者。
有研究 表明，在微信、微博上得到广泛传播的文本中，95%的文本是由3%-5%的精英人士书写出来的，而95%的普罗大众在这一平台上的角色，依然只是阅读者、转发者和简单的点评者。
重庆社会科学CHONGQINGSOCIALSCIENCES
2013年第9期总第226期
全球视野中国个性
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态势：一个文献综述＊
ResearchTrendofChineseJournalismHistory：ALiteratureReview
刘宗义内容提要近年来新闻史学界不断反思对于新闻史的研究，提出新闻史的研究必须突破“革命史”、“政治史”的束缚，继而转向政治传播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多视野、多维度发展的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更加倾向于深挖史料，注重对媒介史的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诸如文化学分析的方法、叙事学方法以及量化分析的方法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从研究的范围和角度而言，其研究范围之广、角度之新颖堪称空前。此外，对于专门史、个案和专题、新闻学教育以及新闻人物的研究也比之前更加兴盛。关键词新闻史新闻传播新闻研究作者单位山东政法学院新闻传播系山东济南250014
LiuZongyiAbstract：Studyonjournalismhistoryhasbeenreflectedcontinuouslyinrecentyears.Theresearchofjournalism
historymustbreakthroughthe“revolutionaryhistory”,“thehistoryofpolitics”manacle,andturntopolitical
communicationhistory,ideologicalhistory,culturalhistory,socialhistorythataremulti-viewandmulti-dimensionofthedevelopment.Fromtheprospectofresearchpoint,scholarstendtodigginghistoricalmaterialsandfocusingonthestudyofmediahistory.Fromtheprospectofresearchmethod,suchastheculturalmethod,narrativemethodandquantitativeanalysismethodbecomethefocusofattentionofmanyscholars.Fromtheprospectofresearchscopeandperspective,theextensionofresearchscopeandthenoveltyoftheresearchangleareunprecedented.Inaddition,forthestudyofspecialhistory,casestudiesandspecialtopics,journalismeducationandjournalismfiguresarealsomoreprosperousthanbefore.Keywords：journalism
history,journalismcommunication,journalismresearch
*该标题为《重庆社会科学》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中国新闻传播史发
展现状及趋势》。
新闻学术界对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呈现百花齐放之势，其研究的范围之广、视角之新颖、史料之丰富堪称空前。但是，纵观这些年新闻史研究的成果不难发现，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总是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融合在一起，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国革命史，新闻史的研究缺乏本位的概念。2007年以来，众多新闻史研究学者都逐渐
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从本体论的角度反思新闻史研究的方法。
一、从总体而言，史学界对新闻史研究的反思程度不断加深2007年，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新闻大学》编辑部组织
新闻出版与传播研究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５４重庆社会科学CHONGQINGSOCIALSCIENCES
2013年第9期总第226期
全球视野中国个性
了新闻史有关专家的笔谈，相关学者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等各个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在新闻史学界掀起了新闻史研究与反思的热潮。第一，新闻史学科建设中的首要问题是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的缺乏。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于新闻史的研究通常都是照搬革命史的分期法，这样就混淆了革命史和新闻史的界限，造成了新闻史研究中本体意识的缺乏。针对此问题，黄瑚（2007）提出了重新划分新闻史历史分期的新方法。他指出，新闻史应该按照新闻事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诉求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近代报刊的诞生与发展阶段（1815~1895年），第二阶段为以民办报刊为主体的民族报业的日趋兴旺与新闻事业的全面发展阶段（1895~1927年），第三阶段为两极新闻事业的出现与发展阶段（1927~1949年），第四阶段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立与发展阶段（1949年至今）。丁淦林（2007）认为，应将民国初期、“五四”时期我们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6个时期改为两个特殊时期：1912~1927年为建立全国新闻制度的选择时期，1928~1949年为两种新闻制度的形成与角逐时期。后者20多年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中渡过的，所以也可以称为战争中新闻传播业的艰难发展与巨大变革时期。第二，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转变视角，重新调整新闻史的研究框架成为当前新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丁淦林根据库恩的科学研究范式，明确提出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两范式”的观点。吴廷俊进一步将其细化，认为这两种范式就是体制与媒介经营范式、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在梳理两范式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应该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这包括将媒介作为有机生命的有机体来看待，而不是为实现使用者目的而可任意支配和使用的工具，媒介这个主体的生存历程就是新闻传播发展、演变的历程，所谓新闻史就是研究媒介生存的科学，即媒介之间的竞合及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不断调整、不断平衡、协调发展的科学。李斌（2007）认为，新闻史研究应当借鉴“新史学”的路径，探求一种“新闻史”的写法，以社会史的范式将新闻传播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将新闻与社会、理论与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融合，采用叙事学方法，增加新闻史中的叙事成分，突出新闻史中鲜活的任务、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
二、从研究走向来看，由“革命史”、“政治史”的研究范式向政治传播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多视野、多维度发展，由单一学科视角向跨学科方向发展，其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化，研究视角更加开拓
2007年以来，不少学者提出了全新的新闻
史学的研究方法。有研究者提出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还有学者建议把口述史作为新闻史研究的一种新路径。也有人认为，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既要注重史料的考察，又要侧重学理的阐述。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可为新闻学研究的深度、广度的拓展提供学术机缘。还有论者提出：伴随中国传媒业和新闻传播学的变革及史学研究中的范式转型，中国新闻史要回归新闻本体，在传播学的视野中以“5W”框架展开研究，还原
事实真相。[1]不少研究者从新的视角开拓了研究领域。有学者探讨了报纸作为大众媒介在推广戏剧消费方面所起的作用。有人对晚清群体政治心态与政论报刊的关系作了分析：群体政治心态为晚清政论报刊市场的产生、发展和分化整合提供了一条分析思路。研究者还从政治文化视角讨论了清末政论报人的组织离合：门户意识、省界意识等传统的政治文化以及自主、权利、民主等现代政治价值都影响着清末政论报人的组织离合。[2]
三、从研究内容来看，新闻史的研究更加突出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媒介发展史的研究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经提出“媒介即信息”
新闻出版与传播研究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５５重庆社会科学CHONGQINGSOCIALSCIENCES
2013年第9期总第226期
全球视野中国个性
的观点。基于此，很多学者在新闻史的研究中更加倾向于对不同媒介发展历史的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视实证研究和新材料的发掘，或纠正以往的错误意识，或着力媒介的考察工作。方汉奇对邸报为什么会有许多异称，邸报中是否有报刊发报人自采的社会新闻，清朝民间报房出现的时间等作了详尽的考察。有学者纠正了教科书中关于“苏报案”的陈述，指出在租界的法庭上，革命派并没有如教科书上所说的“把法庭当作宣传革命的讲坛”。更值得深思的是，在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背景下发生的言论案中，却没有提到关于“言论自由”的观点。对于历史教科书的叙述，需要辨正。同时，也应客观地看到，革命派报刊在重视革命宣传、重视宣传效果的同时，对于资产阶级报业理论的漠视，以及近代报业强烈的政治工具性取向。“苏报案”开了近代革命派报刊的一种为唤起舆论而无所顾忌、放言激烈的办报风气，却没有留下那种可以让后世新闻事业生生不息的建立制度的传统。[3]在现有的电视史研究中，都是以1958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成立为中国电视史的起点，在此之前国人对电视的认知如何还是个盲点。有学者试图跨过这道时间之界，考察民国时期国人关于电视的认知状况，以期把对电视的认识和研究推进一步，使广播电视学科建设更加完整。从总体上观照民国时期国人对电视的认知从三个方面展开：即科学技术方面、电影方面和新闻传播方面。有关电视认知还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处在初级阶段，传播范围有限；二是有关文献多为转述，以一般性介绍及译文为主。[4]第二，关于中国新闻媒介的研究。有学者指
出，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是抗日烽火的产物，是我们党的领导的结晶、革命传统的继承，是中国人民抗日宣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创造性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正确主张，讴歌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民的丰功伟绩，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们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
报”的方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艰苦创业和贴近生活的鲜明特色和经验，为我们党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这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5]武志勇（2006）认真考
察了《晋察冀日报》的发行工作以期展示抗战时期根据地报纸发行工作者的坚韧顽强和机智勇敢，探查他们所开辟的独具特色的报刊发行之路。王晓梅（2006）深度挖掘“1956年《人民日
报》改版”的相关资料，结合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主导社会发展的逻辑由“革命”变为“建设”的历史情境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历史需要，描述并分析了酝酿改版的进程；体现了以邓拓为代表的党报工作者顺应时代变化、人民的要求和新闻规律的呼唤，将对改革规律的把握贯穿于整个改版的酝酿和实践中，尝试着探索一条党报变革的新途径。改革者从“版面内容”出发，力图回归新闻本位，在实践和理论上为《人民日报》改版作了较充分的准备，并通过呈送中共中央的改版报告得以完整体现。第三，关于小报的研究。有人考察了《晶报》在报界中的地位和自我定位、话语策略的选择及其原因，认为：嬉笑怒骂、制造流言等其实也是小报的一种话语策略，包含着小报希望改变自身地位的认真努力，从而揭示了小报容易被人忽略、更生动复杂的面相。更多文学研究者对小报与文学、小说的关系表现浓厚的兴趣：中国近现代小报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主阵地和通俗文学的文化实体，登载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有着重要的文学价值，可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很少有人注意到小报，这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缺憾。第四，关于近代民营报刊的研究。民营报纸长期是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重点。有人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分析了《时务报》的内讧事件。[6]有人将目光投向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