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民初中国乡村社会控制结构的失衡_李巨澜

乡村中国家制度的运作、互动与绩效——试论两宋户等制的紊乱及其对乡役制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二oo六年第三期乡村中国家制度的运作,互动与绩效——试论两宋户等制的紊乱及其对乡役制的影响刁培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内容提要]户等制和乡役制,均是宋王朝用以控制乡村社会的重要措施.对于何等民户承担何种乡役,国家有着严格的制度规定.但是,由于乡役制前后变动不一,户等制本身紊乱不断,据此差派的乡役也受到影响,趋于混乱.宋代这两项乡村管理制度的互动,运作过程及其实态,反映出作为国家和社会的衔接性社会阶层,由北宋到南宋,乡族势力在乡间的影响不断增强.由于这一社会阶层的上通下和,以及宋王朝行政能力和治理成本等局限,传统帝制政权对于乡村社会的渗透是有限的.王朝控制乡村的制度在实际运作与国家治理理念之间,存有一定差距.[关键词]两宋;户等制;乡役制;运作过程;制度实行;绩效[中图分类号]I(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l000-422x(2006)03-.0010-l1对编户齐民的有效控制和及时征收到足额的赋税,是中国历代王朝建立正常社会秩序,确立统治的基础.建立户籍,户等制度,则是国家控制广土众民的具体形式.宋王朝沿用了北齐以来的户等制度,并有所变革.职役是宋代徭役之一,按照服役地点的不同,又分为州,县役和乡役;征税派役和治安管理,维护乡村社会秩序是乡役的主要职责.乡役差派的根据.主要依据民户户等的高低,户等簿籍又由主要的乡役人负责攒造,二者紧密相关.对于宋代户等制,中外学者均多有研究;对于户等制与乡役制的关系,学者也有所涉及.但是,立足于历时性的角度,对两宋社会发展过程中户等制与乡役制具体实行,运作和互动,这两项乡村管理制度的最后绩效,还缺乏系统细致的探讨.对此. 在学习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习作试做一补阙的努力,以期综合前贤而稍有寸进,藉以观察宋代国家制度在乡间实行的实态,并进而申述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一些普遍性现象.[收稿日期]2005-10-1110?一,宋代户等,乡役制度与差充乡役的户等规定按照居住地的不同,宋王朝将广大民户分为坊郭户和乡村户.对于乡村户,则又依据有无资产,将乡村民户分为主户和客户.对于主户的户等划分,除了在王安石变法时出现了短暂的细分现象外,一般说来,两宋大致沿用了五等户制.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张方平指出"本朝经国之制,县乡版籍,分户五等"④. 宋人有时称第一,二等户为上户,第三等为中户,第四,五等为下户;也有时称第一,二,三等户为上户,第四,五等户为下户."州县上户常少,中下之户常多"④;"天下中下之民多而上户少"⑤,则大致反映出两宋乡村户等实况.宋代户等制的作用极为广泛,主要涉及差役,夫役,乡兵,两税,役钱,和买,和籴,青苗,义仓,科配,购买和租佃官田,赈贷等,关涉到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宋政府规定,五等户簿每逢闰年要重新攒造一次,由耆长,户长和乡书手合作完成.划分户第的主要依据是民户资产和人丁的多少,但以何作为评定资产的标准,各地并不一致.这正如北宋吕陶所说:"天下郡县所定板(版)籍,随其风俗,或以税钱贯佰,或以地之顷亩,或以家之积钱,或以田之受种,立为五等."④大致说来,北宋时期,北方各州县一般用家业钱,南方则多数州县用税钱.南宋时期,南方大部分州县则改用家业钱作为划分户等的标准⑧.民户资产多少不等,土地转移频繁,致使家产变动不居,户等高下自然也就难以恒定不变.两宋期间,乡役制度前后变化很大.《宋史?食货志?役法上》载:宋初,循唐五代之旧制,在乡村中设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设耆长,壮丁"逐捕盗贼",都是轮流差派(即所谓差役)上,中等主户承担.开宝七年(974),诏令"废乡,分为管,置户长主纳赋,耆长主盗贼词讼"∞.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四月,诏令废除里正.王安石推出的募役法(或称雇役法,免役法)和保甲法,在熙丰后期却逐渐与乡役法混同为一了.这主要表现为以都副保正,承帖人取代耆长,壮丁逐捕盗贼,以大小保长或催税甲头取代户长等负责催纳赋税.由此,都副保正,大小保长,甲头等也相应地转化为乡役人.总体看来,虽然乡役制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异,但是,北宋后期直至南宋时期,就大多数地区而言,或是在役名上差派原来的户长, 耆长等(乡书手则于元丰前后上升为县役),或是以都副保正,大小保长,承帖人及催税甲头轮充乡役.虽期间又有元桔改制,绍述之变等反复,但是,北宋晚期和南宋时期,各地多以后者为主,名募实差是元桔之后役制的主要内容. 此外,在南宋一些地方(如福建路)还有"兼差" 制等@.中国历代王朝大都任用家景富裕,人丁众多,富有才干的民户担任乡官里吏,藉以监控, 管理乡村,征派赋役.唐代出现了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轮派乡吏的规定.宋朝虽在称谓上改为"乡村职役",但是对于上述原则,大致未变,并规定各种乡役"以乡户等第差充",要求按照民户的"物力高下,人丁多寡,歇役久近",而"参酌定差"∞,同样沿续了前代的制度精神.对于何等民户差充何种乡役,宋代役制有着具体的规定.我们谨依据史料,对其一一对应的关系,具体加以考察.先看充差里正,户长的户等规定.据《文献通考?职役一》记载,各种乡役自"国初"即"循旧制","各以乡户等第差充".但是,由于史料残缺,自北朝以来的户等制与乡官里吏是如何一种对应关系,宋初是怎样的具体规定,以及所循旧制究竟是哪一时期的制度,已难以一一查考.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记载,是宋太宗淳化五年(994)的诏令:"两京,诸道州府军监管内县,自今每岁以人丁物力定差,第一等户充里正,第二等户充户长,不得冒名应役."《宋史?食货上五》亦载此事,则将《长编》中的"自今"二字改为"始令".后一资料表明,此后应役里正,户长的具体户等才制度化.至和二年诏废里正,户长一役则主督赋税,以第二等户充役.熙宁推行募役制时,规定应募户长役者须是第四等以上民户"有人丁物力者";∞元丰八年(1085),经过一番反复更革重行募役时,户长一役仍规定以第四等以上民户应募.∞元桔后重新推行差役制,沿用熙宁前的制度,以第二等乡村民户轮差户长.此后,虽然乡役制屡经演变,但凡以户长催税,大致沿用这一规定.再看关于耆长,壮丁的户等规定.据《嘉定赤城志》卷l7和《淳熙三山志》卷l4,耆长"以第一,第二等户差",壮丁从属耆长"于第四,第五等差".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乞伏矩奏云"况第一,第二等户充耆长,里正……"易言之,宋初以来一直以第一或第二等乡村主户轮差耆长,以第四等或第五等户轮差壮丁.按规定,只有在狭乡户少的地区,耆长方可轮差至第三等户.熙宁募役法关于充募耆长的户等规定,也可从元丰八年(1085)朝廷再次下诏恢复耆壮之法中找到依据,即允许募第三等以下民户充应.凹元桔之后,复更为差役制,耆长,壮丁的应役户等则一如熙宁前旧制, 此后也大致沿用下来.熙丰后期,保甲制混同于乡役制,宋政府对于充担保正,保长,甲头,承帖人等乡役的民户, 亦有具体规定.熙宁三年(1070)初行保甲制.11?时,朝廷对保正,保长的户等规定较为含混,即充任小保长须是主户中"有才干,心力者",充任大保长须是主户中"最有心力及物力最高者",充任保正副者须是主户中的"最有行止, 心力材勇为众所伏及物力最高者",并未言及具体的户等.倘若依五等户制下的民户而言, 充任大保长和都副保正须是第一等户,因为只有第一等户才是"物力最高".由此还可看出, 初设保甲时,对于充任保正长者不但有资产的要求,还有对其能力的要求.保甲制应用于乡役制后,政府规定充役的户等,并非与乡役那样明确,但仍就贯穿着"以物力高下定差"@的原则,并强调"在法:保正副系于都保内通选有行止,材勇,物力最高者二人充应"曾;或说"在法: 差募保正长,通选物力最高人充应"∞.南宋林季仲引述绍兴二年(1132)和四年(1134)的臣僚上奏,称他们要求轮派差役,"欲不拘甲分, 总以一乡物力次第选差,非第一等[户]不得为都[保]正,非第二等不得为保长……"@另据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知忠州张德远反映:川峡四路"差至第三等末人户充保正"圆.于是, 有臣僚上奏反映,如此差派,"物力不均,望依绍兴免役令,选差物力最高之人"∞.朝廷允奏.从上引两则记载可以看出,以第三等户充任保正长是与国家制度不符的,那么,所谓的"物力最高之人",也就只能指五等户制中的第一,第二等户.承帖人则一直以下等民户充任.甲头之役,早在熙宁三年(1070)二月,从判大名府韩琦的奏疏中即可发现,政府强调负责散敛青苗钱的甲头,须是乡村"有物力"0的第三等以上民户.熙宁七年(1074)十月,司农寺奏请以甲头主催赋税,取代户长,元桔时又改回熙宁以前旧制,复经崇宁之变,南宋时期或以甲头代户长,或以户长兼任甲头,但凡轮差甲头催税,每甲三十户(或稍少于三十户),只要家有三丁,则一般是"自高至下,依次而差"固.在两浙路,绍兴初规定,将资产相近的人户三十家归为一甲,以形势户催形势户,平户催平户;淳熙十六年(1189),又改行"流水甲首制"固,即不分户等高下,依次轮差.然而,绍兴三十一年(1161)二月,朝廷又同意权发遣江南东路转运副使魏安行的奏章,以"甲内税高者为[甲]头12?催理"赋税."税高"之家,当然是指上中等户.综上所述,大致而言,两宋政府一直贯彻着以乡村中较富裕(一般指第三等以上的主户) 的民户充任里正,户长,耆长,都副保正,大小保长,甲头等乡役的制度,并凭藉这些较富裕的乡役人,来实现中央政府"以民治民"职役模式下对于乡村社会的控制和有效管理.二,两宋户等制的混乱与实际充差乡役的民户宋朝五等户制在实行中也存在着许多弊病,南宋时期还出现了形式化的趋势,使得户等簿籍并不能准确反映民户家产变动的实况,而五等户制是摊差派役的主要依据,户等制出现弊病,也自然就影响到职役的轮差,并直接导致了乡役制的紊乱.结合已有研究,我们对此再稍加考述.(一)两宋户等制中的弊病及其原因两宋户等制的混乱,主要原因在于诡名挟户现象的出现,其次也与户等制自身制定的繁难以及缺乏有效的地方行政监督有关.首先,豪强形势户的欺瞒隐漏,以及他们与当职官吏违法舞弊,致使户等制滋生弊病,一直是两宋社会中一大不能根除的痼瘤.宋朝役法规定:形势户中的官户,女户,单丁户,寺观户, 与得解举人,太学生都可以免除部分赋役.宋仁宗朝后,由于国家财政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赋税征收中存在名目翻新,不断增益的趋势.户等高下是政府征税派役的依据,为了逃避日益沉重的赋役负担,许多豪强形势户想尽千方百计,或伪冒官户等特殊户,或隐瞒家产, 降低户等,甚至改为客户,以规避赋役.史载"命官,形势户占田无限,皆得复役",故许多"应役之户,困于繁数,伪为券售田于形势之家,假佃户之名,以避徭役";也有民户"窜名浮图籍,号为出家",以避差役,北宋时赵州一地就有这样的诡名者一千馀人.④按照国家法制, 官户也承担部分赋役,但是,显而易知,占有大量土地,拥有丰厚资产的官户是不会自愿按政府规定承担全部赋役的,他们更会凭其各种资源和优势,逃避,转嫁部分负担.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一月,权尚书礼部侍郎辛次膺言:"有官户多立户名,编民冒作官户,及祖父母,父母在而私立别户者."臀道出了一些官户以多立户头,降低户等来逃避赋役现象的存在. 由于豪强形势户的干扰,导致户等簿混乱,对社会带来诸多危害,直接的危害到乡役不能公平摊派.宋代不法民户避身于"官户"名下,逃避赋役负担的史例很多.如,北宋时期,长安有一"大姓"范伟,以其祖母冒为某官户"继室"的欺诈手段,竞"不徭役者五十年"∞.宋神宗时期,由于"宗室租免,女听编民通婚,皆予官"的规定,所以一些地方出现了"民争市婚为官户"的现象.对此,杜纯指出:"人赀得承务郎以上犹不为官户,盖嫌其逃赋役,困平民也."《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记载了南宋中后期一些有关乡役案例的判决情况,其中多有官户限田免役和不法民户伪冒官户的事例.∞利用基层胥吏,豪强形势户在户等簿攒造过程中违法舞弊,也是导致户等制混乱的一个主要原因.宝元初,婺州浦江县"俗有幸民以赀自豪,市奸吏为欺谩以避徭役"圆.杜范曾经反映乡村的情况说:"贵家豪户所纳常赋,重赂乡吏,或指为坍江逃阁,或诡寄外县名籍,虽田连阡陌,输纳既少,役且不及."0换言之,许多形势户都是通过与基层公吏的私下交易,才得以逃避某些赋役.绍兴三年(1133)二月二十六日,提举淮南东路茶盐公事郭揖奏:"差役之法,比年以来,吏缘为奸,并不依法[以]五家相比者为一小保,却以五上户为一小保,于法数内选一名充小保长,其馀四上户尽挟在保丁内. 若大保长阙,合于小保长内选差;保正副阙,合于大保长内选差.其上户挟在保丁内者,皆不着差役."∞南宋陈耆卿也曾指出,户等制"一岁遇攒造,不过以往年陈籍沿袭抄转而已,升降出没既莫能详,乡胥,里豪始得株连奸伪,以为牢不可破之计.故有一户化为数十户者,有本无寸产而为富室承抱立户者,有虚为名籍以避敷敛"圆.参与户等簿编造的保正副"私受人户钱物",导致户等"升排不公"的现象是较普遍的.由于"隅保吏胥"的"飞走卖弄,听其自为需求",以致出现了胥吏们"如志,则以上等之户降而为下等;贿赂不至,则以十金之产增而为百金,牒诉纷然,一不受理,遂使冤愤不平之气无所发泄,今日聚众围保正之家,明日聚众撤户长之屋",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依据人丁和资产划定户等,就资产而言,有形和无形的资产是难以准确评定的.如所周知,中唐以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或说"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的新税制的出现,即由税丁到税产的变化,对国家基层管理方式影响很大.我们知道,相比而言,税丁的方式简单而易行;履产而税,这就需要乡村税收人员在履定税额时,既要走遍所辖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核定山田,平地,水田的边边角角,勘验田亩多少,贫腴成色,又要到农户家中逐一检察各种各样的家产,以便最后计算乡户的资产总数, 评定户等,征税派役.有形而易于估算的资产尚好以为凭据,但是,无形的或轻便小巧的贵重资产则不易被外人发现而列入评估对象,资产的增值部分也不易被评估.中唐人宋后,乡村赋役摊派方式主要有:按田地多寡肥瘠,人丁, 乡村主户的户等,按家业钱和税钱等划分乡村主户户等的财产标准.这四种方式往往重叠, 又派生出多种摊派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乡役人的工作日趋繁难和复杂化了,工作量也明显增加了.另一方面,战争的破坏也是造成户等簿混乱的原因之一.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为北宋时期宋辽,宋夏,宋金邻接地区,南宋时期的两淮,湖北等宋金接壤地区,蒙(元)宋战争中遭到破坏的一些地区,以及北方大量移民南迁给社会造成的混乱.自北宋徽宗时始,南宋绍兴,嘉定,开禧等各个时段,金军不断南侵,宋民少有宁日.端平之后,蒙古铁骑大批南下,给南宋政府以毁灭性打击.兵火所过,人民死伤逃移,城乡萧条冷落.历经丧乱之后,不但政府的许多簿籍文引丢失散落,而且,乡村户等簿籍也同样遭到破坏.绍兴二十八年(1158)正月,直秘阁,湖北转运判官罗孝芬言:"湖北州县比岁残破, 亡失版籍,乃有以丁增税者,每一丁受种七斗, 或丁多田少,或有丁无田,概责其人,甚为民患. 况奸猾之民,以隐匿而获轻免,贫懦之家,以无赀而受实害",诸如此类议论,指的就是战争.13.给户等制度带来的混乱.州县政府的行政不作为,未能督促乡役人按时攒造,修订簿书,也是五等户簿出现混乱的原因之一.我们先看南宋庆元六年(1200)六月时一位官员的论说:国家立法,三岁一推排,盖欲均贫富也.使占籍于乡者,富而进产则在所升,{穷}而退产则在所降,截然不紊,皆合公议,则州县之间,差役自然公平,输纳自然均一,此国家之良法也.@在国家设定的理念中,户等制每隔三年攒造一次,既可以及时反映民户的家产变动,也有利于差役的公平轮派.然而,两宋都有未按时攒造户等簿的现象.王安石变法时,就有官员为多征收免役钱,而随意升降民户户等的现象, 致使户等制趋于混乱.乾道元年(1165)正月,朝廷赦书云:"州县差役,自有条法指挥,往往当职官吏不躬亲检照簿籍户口,物力高下,致轮差不均.有力者夤缘幸免,下户复致频并,互有纠论,更不纠实,枝蔓追呼,淹延不决.公吏恣行诛求."∞此后,这种现象还时常发生,如南宋时期"江东州县因循不举者十六年,版籍浑肴(淆),贫富易位"凹.淳熙五年(1178)二月四日,有臣僚言及有些地方户等簿甚至"兼有十数年不曾推排处".两年后,吏部尚书王希吕反映"远方县邑有一二十年未尝推排者".南宋晚期的王柏也指出"婺都二十年不过割矣"锄.由此可见,因为国家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当职官吏的行政不作为,导致户等簿不能按时攒造,乡村民户的资产变动,也就不能及时准确地得到反映,由此给户等簿的攒造带来诸多弊病,从而也就影响到乡役公平的差派. (二)两宋实际充任乡役的民户户等在任何时代,当乡官里吏之役有油水可捞,能享受到较多的特权时,不但乡村富户,而且连一些退闲乡居,无阙甚或在职的官绅士大夫阶层(部分形势户),也想方设法承担;而一旦所谓的"职役"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享受特权极少,尤其是负担较重时,那些乡村上户和官绅阶层等便避之惟恐不及.即便政府明令规定去充任"职役",他们也会设法逃避或转嫁给其他民户.趋利避害,人之常情.两宋时期,也不例.14.外.史载"乡户之役于州县者,优则久留,劳则欲速去,赂吏辄不以时代",国家的相关制度,则如北宋张方平所说,"至于五等版籍,万户之邑,大约三等以上户不满千,此旧制任差役者也;四等以下户不啻九千,此旧制不任差役者也".然而,由于诡名挟户等诸因素,实际充任乡役的乡户与宋国家制度的规定之间,有着一定的差距.文献中所见"下户半曾差作役","差徭例及于贫民","官吏贪浊,差募之际,富者以贿赂幸免,贫者以诛求受害"够的现象,虽难免有夸饰的成分,但也恐非一时一地偶尔有之.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分别从各个色役人手,逐一考察,再作阐述.北宋前期,里正,户长和乡书手一起督催赋税,享有较多的职权,故应役民户都乐于承担. 里正先是主催赋税,并参与县司中的差派徭役, "号为脂膏".天禧前后,里正则只是用来准备应差重难衙前,充差民户不胜其苦.宋代役制规定,里正"用第一等户",而在陕西路"乡狭户少者至差第三等充"镑.在河东路"却差下等义勇人户充州县重难里正或衙前等差役",甚至"往往将第三,第四等人差充第一等色役,亦有主户小(少)处,差稍有家活客户充役勾当"固.在朝臣的纷纷反对下,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朝廷终于下诏废里正衙前之役,作为乡役之一的里正也随之废除.耆长,壮丁"逐捕盗贼",主管乡村治安,北宋时也曾被视为"轻役"∞.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开封畿县试行的募役法规定:"耆长于第一,第二等户轮充,一年一替……如本村上等人户数少,即更于第三等内以上轮充."元丰八年(1085),诏令耆长以第三等以上户应募,同时又有"如元充保正,户长,保丁,愿不妨本保应募者听"的规定.李焘在此条记事下注云:"按此时保甲固在,保正长亦未尝废."换言之,在保甲正长等与户长,耆长等并存的情况下,朝廷允许原来充差保正者应募耆长.然而这种所谓的应募,其中弊端很多.王岩叟在元桔元年(1086)正月时的一份奏疏中指出:"近日指挥许雇募户长,其耆长须得雇第三等以上人户,则朝廷知浮浪之人实不愿于受雇也;不愿则必阳为雇名而阴用差法,此郡县必然之理也.谓之为差则与雇钱,谓之为雇则用差法,臣以谓不若明为差法之为便也.况三等以下自当为耆长,耆长又无所陪(赔)费,枉于下户敛钱以与之."随后又恢复为轮差法.南宋大体沿用元丰八年和元桔元年的差役制,应差充任保正者,按规定依然是通选乡民中家赀丰厚,人丁较多且有一定能力者,然在实际推行中却出现以下各种情况:其一"州县差募之际,不体照法意,致上户百端规避,却令中下户差役频并".究竟是哪些人从中违法舞弊呢?是"当职官不切究心,乡司与役案人吏通同作弊,故意越等先差不合着役之人,致令纠论,乘时乞觅,百端搔扰,方始改差实合着役之人","致保正之役多及下户".其二,两宋之际的士大夫杨时认为,即使朝廷役法规定耆长要募雇民户承担,但"岂有上户肯利若干钱而愿役于官乎?上户不愿,则其势须至强使为。

我国城乡关系的失衡及其调整城乡关系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必须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

由于自然环境、农业自身的弱质性、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等客观原因以及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城乡改革不同步、城市通过“剪刀差”剥夺农村、城乡公共产品分配的城市偏向等重城轻乡的制度安排，我国城乡关系出现失衡。

城乡关系失衡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必须加以调整，以构建新型城乡关系。

为此，必须明确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目标，坚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原则，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实施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战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并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

标签：城乡关系；失衡；调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①这一论述不仅明确了我国新型城乡关系的内涵和发展方向，而且明确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着力点，对调整我国失衡的城乡关系、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城乡关系失衡的表现城乡关系是指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关系朝着平等、和谐的方向发展，但是城乡关系失衡现象仍较突出。

1.城乡经济关系失衡城乡经济关系是城乡在生产力布局、资源配置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的状况和联系状态。

我国的城乡经济关系长期处于失衡状态，城乡差距巨大。

从收入差距看，2002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保持在3倍以上；在绝对量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为明显，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相差为210元，2012年为16648元。

从经济发展差距看，大量资金流向城市，大量农村土地被占用，大量农民仍滞留在农村，农村经济落后于城市经济，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

从城乡人口关系看，两者的失衡现象更为突出。

作者： 李巨澜
作者机构： 淮阴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副教授
出版物刊名： 江海学刊
页码： 201-205页
主题词： 苏北地方;匪化;劣化;秘密会社;社会失范
摘要：在近代，苏北地方出现了匪化、劣化和秘密会社勃兴三种大规模的社会失范现象。

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失衡、控制体系瓦解以及苏北地方社会的全面衰败。

社会失范与社会秩序丧失为政治共生态，社会规范与秩序的丧失导致匪患严重；劣化之乡绅沦为把持地方、对抗国家的恶势力；青帮和刀会扩展迅速，加剧了社会动荡和混乱。

三种失范现象交互作用，使苏北处于极度的混乱无序状态，严重影响其社会的正常发展，苏北地方危机日益深重。

19世纪中叶至2O世纪中叶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历史考察内容提要：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近百年间，中国社会在外敌入侵、内部动荡的痛苦中，跨越了古今之变的历史过程。

清统治者为弥乱固本，维护帝国统治，在不断强化国家权力机构的同时，也加紧了对广大乡村治域的渗透和控制。

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通过其扶植的敌伪政权，对东北及其他沦陷区人民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

腥风血雨中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调整和处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经历了前后不同的选择。

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政权经历了由工农代表苏维埃到人民民主政权的历史嬗变，与此相联系，她所领导的乡村基层政权也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结构性变化。

关键词：乡村治理；晚清；伪满基层政权；南京国民政府；民主革命政权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近百年间，是中国经历动荡最多、经受破坏最大、对当代中国发展也影响最深的历史时期。

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在外敌人侵、内部动荡的痛苦中，跨越了古今之变的历史过程。

一、晚清乡治结构的历史变迁清统治者于1644年入主中原建立了全国性政权以后，为弥乱固本，维护帝国统治，并以求“世袭罔替”，在不断强化国家权力机构的同时，也加紧了对广大乡村治域的渗透和控制。

(一)里甲制与保甲制清代(特别是前期)乡治结构总体上是承袭明制之旧，尽管乡村组织的名称繁多，如里甲、里社、保甲、牌甲等，但就其社会职能而言，大都名异而实同，大致可分为里甲制和保甲制两类。

清制规定，百一十户为里，一里之中，推丁粮多者为长。

里下为“甲”，甲设甲首。

岁役里长一人，甲首十人，管涉一里之事，里甲每五年编审一次①。

清初里甲保甲并行，且互为补充。

这时里甲制的主要职责为编造赋役册籍、调查催办钱粮，可以说是一种徭役与田赋合而为一的制度，所以，颇为清政府所重视。

自雍正摊丁人亩以后，由于只以土亩作为纳税的单一标准，地丁钱粮基本固定，里甲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里社组织，而已具有了基层社会行政管理的职能，里长除“管舏里事”(管理里中自治性事务)外，还消“勾舏公事”(协助官府办差)。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研究综述作者：李忠桥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08年第12期【摘要】为了加强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管理，我国把乡镇政府作为农村地区政府结构的基础，在乡镇以下的村设立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进行自治管理。

然而，随着农村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种治理结构暴露出诸多问题，甚至阻碍了农村社会经济的继续向前发展。

面对这种情况，许多学者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概括起来主要有“激进派”、“改良派”和“保守派”三种治理模式。

【关键词】乡村治理结构；“乡政村治”；“乡镇自治”；“乡派村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村的治理结构也在适时地做出调整。

特别是农业税的取消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提出，对乡村治理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

如何通过治道变革和创新，实现乡村良好治理状态，促进新农村建设，成为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都把我国的乡村治理结构纳入了自己的视野，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综观现阶段的相关研究，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乡村治理结构的含义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解释，“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 王晶晶等认为，乡村治理是一个由国家和社会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公共权威实现对乡村社会调控和治理的动态过程。

吴毅、贺雪峰认为，乡村治理的涵义包含着国家权力和农村社区公共权力在乡村地域中的配置、运作、互动及其变化。

赵树凯认为，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多种主体相互依存，通过“参与”、“谈判”和“协调”等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实现一种良好和谐的秩序。

学术界关于乡村治理的定义存在着不一致性，这主要体现在对治理主体的界定上：一部分学者强调其“权威性”，认为是由政府及其他社会公共权威来完成治理过程；另一部分学者则强调其“多元性”，认为政府或者其他社会公共权威只是治理主体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只有与其他社会力量协同才能达到乡村治理的目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两宋乡村政权与社会控制研究述评朱奎泽(南京大学　历史系,南京　210093)提要:　国内学术界对两宋乡村基层政权及其社会控制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较前有了大的提高。

结合一些重要论著对相关研究情况进行回顾,并就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缺憾作了一定的总结。

关键词:　两宋;乡村政权;述评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07)01-0134-04 关于两宋时期乡村基层政权诸问题的研究,在经历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逐渐起步和获得基础性成就、50年代～70年代境内研究的较为沉寂与境外研究的相对进步后,进入80年代以来迄今,随着传世文献稽考和整理的深入以及考古文献的不断增加,加之前半个世纪的资料积淀和研究开拓,在对两宋时期(为求行文与一些研究论著呼应和统一起见,以下有言宋代者,其时间概念同)整个乡村政治问题研究取得进展的同时,国内学术界就两宋乡村基层政权及其社会控制问题展开了较前专门而深入的探讨,并渐呈兴旺之势。

这正应了陈寅恪先生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1]一、研究状况(一)专著性研究获得进展首先,一些通论性的著作或专著涉及了两宋之际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及其对乡村社会的管理与控制。

具体如张厚安等主编的《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和马戎等主编的《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从中国乡村基层政治组织及相关机构建制的历史回顾中,对两宋乡村基层政权及相关问题有一定的阐述;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其两宋部分在阐述社会治安问题时涉及一些乡村治理的情况。

朱瑞熙所著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六卷两宋部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对北宋至南宋时期的乡、里、团、耆、都保、保、甲等建制的转承演变作了宏观叙述,从总体上表明其发展变化的线索。

中国基层社区治理的历史镜鉴与现代转型作者：李昌庚段东升来源：《理论与现代化》2020年第02期摘要：传统封建帝制时期的乡村自治是低层次自发性“乡民自治”，清末民国以来乡村自治则是在国家引导下走向“自治”现代化的一种探索。

本文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区治理历史轨迹，以史为鉴，阐述当前基层社区治理为何加强党建引领并以此推动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

唯有如此，方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基层社区治理现代转型的改革路径依赖及其发展趋势。

中国当代基层社区治理早先更多具有政府主导特点，并逐渐转向国家引导，乃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主要呈现为混合模式。

关键词：基层社区治理自治困惑社会转型国家引导中圖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0）02-0056-12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4月视察武汉时强调，“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

城乡基层治理重心在社区，我国应当将社会治理所需求的人财物下沉到基层，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权责利统一，充分调动不同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基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我国基层社区治理的历史镜鉴（一）封建帝制时期1.管理理念及其模式我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封建帝制时期实行的是有限乡民自治的指导理念。

因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统治手段匮乏、地理山川阻绝以及统治成本等因素的制约，中央王朝对于地方的控制力较弱，尤其官府对县域以下的控制力难以下沉，不得不允许以一些乡贤、士绅和致仕官员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填补县域以下管制之不足。

对此，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国权不下县”以及“自治靠伦理”①。

比如秦汉的乡亭里制、魏晋南北朝的三长制、隋唐的邻保制、宋代的保甲与乡约、元代的社制、明清时期的里甲制[1]。

但同时，历代统治者也试图在县域以下实施一定约束管理，即在县以下政区分派不同僚属，如县丞、主簿、巡检司等分防乡村，在地方上广布堡、图、社、乡保等多种类型的沟通机制[2]。

山东省潍坊市2024-2025学年高一上学期11月期中考试语文试题注意事项：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和座号填写在答题卡和试卷指定位置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费孝通曾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我们对于社会的认识主要来自书本与经典，所以才有所谓“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认知格局。

强调书本以及经典的重要性，当然很有道理，因为经典记载了过去我们认识世界的经验和总结。

但是，费孝通认为若是只通过书本来认识社会的话，应该有两个逻辑前提：一个是过去出版的著作里包含了人类所有的知识，因此任何知识都可以从书本中得到了解；另一个是过去的书中应该包含了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实际上，这两个逻辑前提是不成立的。

特别是在一个发展日益迅速、竞争强度日渐增加、社会状况日趋复杂的时代，我们的认知也处在知识爆炸的情境中。

这样的中国，无论是知识的积累，还是解决问题的需求，要面对的要素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复杂。

所以按照费孝通的说法，认识和治理中国这样的社会，应该以社会调查作为根本途径。

费孝通认为社会调查是认识论的起点。

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是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回到实践的一个认识过程。

我们要认识社会，必须从实际调查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费孝通真正将社会调查变成理论体系，形成社会学调查，与他攻读博士学位阶段严格的学术训练有关，这使他可以通过专业的眼光去看待过去做过的社会调查。

费孝通强调了社会调查与社会学调查的区别。

社会调查是描述性的，告诉我们社会是什么，《江村经济》这本书就是一种描述性的著作，也就是如今所说的民族志。

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发展的弱势地位探析——以江苏城乡关
系为考察视角
樊翠花;王鸿斌
【期刊名称】《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4(034)006
【摘要】中国近代,城乡联系不断加强,矛盾也随之加剧.城市攫取着乡村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却对农村的助推乏力.到20世纪前期,城乡关系失衡,一边是现代化程度日益增强的大城市,另一边是贫困落后的广大乡村.乡村在与城市的产品交易中地位下降,租税负担沉重,资金、青壮劳动力、社会精英纷纷流向城市,社会话语权渐失,乡村处于弱势地位,在江苏地区表现明显.这成为当时乡村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结构性紧张因素之一.
【总页数】7页(P79-85)
【作者】樊翠花;王鸿斌
【作者单位】盐城师范学院社会学院,江苏盐城224051;盐城师范学院社会学院,江苏盐城22405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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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述20世纪前期华北乡村中的弱势阶层 [J], 渠桂萍
4.乡村的文化失调与农民的弱势地位——质性社会学视角下当前乡村社会质量的两个问题 [J], 王旭瑞;陈航行;杨航
5.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基于城乡关系的视角 [J], 王玉茹;杨济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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