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骆遗粹(志)

瓯骆遗粹——广西百越文化文物陈列大家好！欢迎参观“瓯骆遗粹——广西百越文化文物陈列”。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在岭南地区居住着许多越人，由于支系繁多，因此被称为“百越”，西瓯和骆越是“百越”中的两大重要部族，瓯骆是对他们的简称。

汉代之后，瓯、骆的名称逐渐在文献史籍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乌浒”、“俚”、“僚”等不同的族称。

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逐步形成了今天广西境内的12个世居民族。

“瓯骆”文化是广西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展览将通过两百多件瓯骆先民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为您解读瓯骆文化的神秘与辉煌。

第一部分，远古神奇。

主要介绍的是瓯骆人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创造的历史文化。

广西早就80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活动了，我们是从何得知的呢？证实这一点的就是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石头。

这是百色手斧，手斧，又称为两面器，是一种两面打制的重型工具，主要用于屠宰大型动物和挖掘植物根茎等。

经国内外的专家研究测定，百色手斧距今已有80万年的历史！打制石器除了手斧外，还有砍砸器、刮削器等。

这是百色那赖遗址模型。

到了一万多年前，古人类的足迹遍布广西各地。

广西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迹有350多处，农业、陶器和磨制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特征。

（农业）瓯骆地区土地肥沃、水网密布、气候温暖湿润，尤其适于农业的发展。

在广西的不少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发现了稻作文化的遗迹遗物。

比如，在资源县晓锦遗址发现的碳化稻，充分证明了距今5000年前，瓯骆先民已逐渐掌握将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的事实。

经检验，晓锦遗址出土的稻米为粳米品种，是目前广西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粳米标本，对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和稻作文化的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陶器）随着定居生活对容器的迫切需要，人类发明了陶器。

广西先民是最早发明陶器的古人类之一，在桂林甑皮岩遗址，就发现了距今1万2千多年的陶片。

新石器时代制作陶器的方法有两种：早期和中期大多采用手制，晚期多采用轮制。

绳纹是当时陶器的主要装饰。

（磨制石器）在广西发现的磨制石器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大石铲。

大石铲是广西西南部地区特有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它们大多硕大扁薄、对称规整、棱角分明、通体磨光、制作精致。

广西石铲遗址主要分布在红水河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所以考古学界习惯上称之为“桂南大石铲”。

它们除了用作实用的生产劳动工具外，部分石铲还用作农业祭祀品。

比如这件楔形双肩大石铲，采集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隆安县大龙潭遗址，它的体型很大，制作相当精美，而且没有开刃也没有使用痕迹。

我们再来看这个石铲遗迹模型，可以看到，很多石铲出土时都是刃部直立朝天，排成一定的圆圈形、队列形，专家推测，像这类石铲应该是农业祭祀用品。

从我们刚才看到的手斧、碳化稻和大石铲等历史遗物中，可以了解到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瓯骆先民无论是在砾石工业，还是在农业、制陶和磨制石器的制造方面，都有着先进的技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为中华民族的史前文化增添了光彩。

第二部分，上古华章。

为大家展现的是瓯骆人在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多姿多彩的历史画面。

这个时期，瓯骆地区的稻作农业、纺织业、青铜冶铸业、制陶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出现了岩洞葬、铜鼓、崖壁画等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

（岩洞葬）岩洞葬是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一种较为特殊的埋葬习俗，广西是我国岩洞葬分布比较密集的地区之一。

岩洞葬就是将尸骨和随葬品放在岩洞中，然后密封洞口或将洞口掩蔽的一种葬式，瓯骆地区众多的岩溶洞穴为岩洞葬的起源、发展、流行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

在广西，武鸣是早期岩洞葬分布比较密集的地区，也是目前广西发现早期岩洞葬最多的县份。

这是弄山岩洞葬、芭旺岩洞葬、敢猪岩岩洞葬的清理情况，这些岩洞葬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时期，出土的器物有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和蚌器等。

这里展出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瓯骆人勤耕善战，耕与战对物资的需求促进了青铜冶铸业和制陶业的发展。

这件精美的兽面纹提梁铜卣出土于广西武鸣县马头公社。

铜卣是一种盛酒器，只见于商代和西周前期，在这之前和之后都是没有的，时代性很强。

从这件铜卣的器型和纹饰来看，它不是本地铸造的，有可能是赏赐、购买或交换而来，也有可能是战利品。

那么广西的青铜冶铸业出现于何时呢？请看这一组图片，这些是武鸣县马头乡西周至春秋时期墓群的发掘现场的图片，出土了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等大批文物，还出土了铸造青铜器用的石范，说明西周时期骆越民族已经有了铸铜业。

1971年发掘的恭城加会春秋墓，出土了青铜器30多件。

从形制和纹饰上看，有些器物为中原地区传入，有些则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而有些器物则体现了本地与异地文化的融合。

这件兽面纹甬钟就具有中原地域风格。

铜钟分为甬钟和钮钟，斜挂的是“甬钟”，直悬的为“钮钟”，如果按形体大小和音阶排列成组的，则称为编钟。

大家所熟悉的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就是由19个钮钟、45个甬钟组成。

这件兽钮铜柱形器是一件典型的越式器物，作为棺具架柱头装饰使用。

这种铜柱形器的形制、用法特殊，在春秋至西汉初年的两广地区墓葬中比较常见。

而这件蛇蛙纹铜尊则是本地文化与异地文化融合的一件器物，它的造型与中原地区的铜尊相似，而纹饰却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在器物的肩部和腹部都装饰了蛇蛙纹，蛇和蛙都是瓯骆民族的崇拜物，史料中记载越人有纹身的习俗，他们把蛇纹纹刺在自己的身上，以求得生产生活的安全。

至今在桂西壮族地区每年一度的“蛙婆节”，就是源于古越人对蛙的图腾崇拜，以求风调雨顺、人寿年丰。

恭城加会墓出土了五件铜鼎，铜鼎既是炊器，也是商周时代重要的礼器。

这件蟠虺纹铜鼎是典型的楚式鼎，高大厚重，纹饰较精美，作为礼器。

而这件“告”铭提梁铜鼎比较轻巧，线条粗糙、随意，鼎足明显外撇，是典型的越式鼎风格，仍然是炊具。

在这件鼎内底部铸造有一个“告”字，说明先秦时期汉字已传入岭南。

这件靴形铜钺同样出土于恭城加会墓，它因形状像短靴而得名，是一件典型的越式器物。

这件铜戈则是典型的楚式器物，戈多用于车战，越式兵器中没有戈，可能与岭南地区多为山地，不适应山林作战有关。

这两件陶器上都装饰有方格纹，属于几何印纹陶器。

几何印纹陶器是百越文化中最富有特征性和代表性的器物，它的产生、发展和消失几乎是与百越的产生、发展和消失相伴始终的。

平乐银山岭战国墓群于1974年发掘，是战国中晚期西瓯人的中小型墓葬。

墓中随葬品都是实用的生活器具、兵器和生产工具，而且都是配套组合出土的，特色鲜明。

部分墓中既有生产工具，也有兵器，可见墓主生前可能既是武士，也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广西出土的兵器种类丰富，除了铜剑和铜钺外，还有铜匕首、铜矛、铜镞、铜戈等。

（铜鼓）铜鼓是中国南方古代少数民族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遗物，是流行于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各国长达2700多年的一种礼器和乐器，也是广西民族文化的优秀代表，它广泛用于集众陈设、盟会、赏赐、祭祀、丧葬、歌舞等场合。

直到今天，在南方的许多少数民族村寨依然可以领略到它的奇风异彩。

1976年出土于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的这面翔鹭纹铜鼓，主要纹饰为翔鹭纹、划船纹和羽人舞蹈纹。

纹饰丰富华丽，以写实性的图案为主，保存完好、纹饰清晰、图案精美，经国家文物局全国一级藏品专家确认组研究，确认为“国宝”级藏品。

与铜鼓同时期发展的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青铜乐器，就是羊角钮铜钟。

在广西花山崖壁画上我们发现了铜鼓和羊角钮铜钟的图像。

（壁画）绵延于广西左江沿岸200多公里的悬崖峭壁上，有很多赭红色图像，目前发现的80多处中以花山壁画最为出名。

这是花山壁画的模型，画面以人物图像为主体，兼有动物、植物和器物等1800多个图像。

直到今天，壁画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一直没有褪色。

在广西桂林的兴安县，有一个与都江堰、郑国渠齐名的水利工程，那就是灵渠。

灵渠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攻打岭南为了提供军需补给而命史禄开凿的，它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为秦始皇统一中国起了重要作用。

灵渠还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

（灵渠全长37公里）第三部分，汉文越风。

主要介绍的是两汉时期的瓯骆文化，这个时期是瓯骆文化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

汉代时，瓯骆属于苍梧、郁林、合浦三郡，郡治所在地就是今天的梧州、贵港、合浦三个地方，在这几个地方发现了大量的汉代墓葬，出土了大批的青铜器、陶器等随葬品。

其中铜器制作精美，代表了广西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

让我们从广西发掘的几个有代表性的大型汉墓来了解瓯骆文化的灿烂与辉煌。

首先是发掘于1976年的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这是一座西汉前期具有代表性的大型木椁墓。

出土了铜器、陶器、漆器、纺织物及植物果品等1000余件随葬品。

目前主要展示的是青铜器。

这些是铜钟，很多铜钟身上都刻有“布”字，因为当时郁林郡的郡治所在地是布山县，布是布山县的简称，这些青铜器身上刻有“布”字，意思是说这些青铜器是在布山县铸造的。

这件越式铜鼎的口沿外侧刻有“二斗二升”，是指它的容量，那时的二斗二升相当于现在的4200毫升。

铜桶是我国岭南地区极富地方色彩的青铜容器，在纹饰上与铜鼓有很多相似之处。

这种器物大约流行于战国至西汉时期。

罗泊湾汉墓出土铜桶4件，大小不一，容量逐渐递增，应该是装食物用的，也有专家认为可能是酿酒用的器具。

漆绘铜器是非常具有广西地方特色的一种铜器品种。

这件漆绘提梁铜筒是盛酒器。

提筒是典型的南越器物，主要发现于两广地区，有铜质的和陶质的两种，整件器物仿竹节形，与今天广西壮族、苗族、瑶族人民外出劳动时随身携带的用来盛水或装粥的竹筒十分相似。

请大家看这幅漆绘提梁铜筒的展开图，纹饰总共分为四段，从下往上看，讲诉的是与墓主有关的招魂升天的过程。

罗泊湾一号墓还出土了这件精美的灯具——扶桑树形铜灯，灯高85厘米，主干分为三层，共有十个灯盘，主干顶端的灯盘为金乌的形象。

这种灯台的造型与古代扶桑树的传说有关，传说东方大海上有一处汤谷，那里长着一棵扶桑树，是十个太阳栖息的地方。

十个太阳轮流到天空中值班，一个太阳从东方升起运行一日，从西方落下，回到汤谷洗澡，并在扶桑树上休息，第二天早上，另一个太阳又开始升空值班，值班的太阳都由一只金乌运送。

这件扶桑树形铜灯上有金乌，而且九枝在下，一枝在上，正好与传说所记相吻合。

这几件是铜壶，一般都是盛酒器，这件蒜头型铜扁壶很有地方特色。

这些铜带钩也是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相当于现在的皮带扣。

这件铜匜是古代盥洗时浇水的用具。

贵族在宴飨和重大仪式前，都要洗手，仆人把匜里的水倒在主人的手上，便于主人用流动的水搓洗双手，下边用盘承接污水，这和后来把手浸在水中的洗法是不同的。

罗泊湾汉墓的随葬品呈现出本地文化与中原文化两种风格，比如铜鼓、羊角钮铜钟等显示了本地土著文化，而铜匜、铜带钩等属于典型五岭（大庚岭、都庞岭、骑田岭、萌渚岭、越城岭）以北地区的产品。

从墓的规格看，墓主人是郡守一级的人物，但究竟是中原派来的官吏还是本地少数民族首领，目前仍存在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