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兰阁与西方汉学的转型

福兰阁与西方汉学的转型
李雪涛
2013-05-22 15:29: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22日
【核心提示】汉学研究是通过历史文献认识当时的中国。

对福兰阁来讲，汉学研究绝不仅仅意味着所谓的文化传承，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去认识当时的中国。

自20世纪初开始，汉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汉学家们都在尝试着将历史学的方法和观念引入汉学研究领域：批判式的文本研究以及依据由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所制定出来的原则对这些内容进行诠释。

1909年奥托·福兰阁（Otto Franke）在汉堡殖民学院所创立的“中国语言与文化系”可以说正是这一思潮的具体体现。

当时殖民学院教授委员会的报告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设立教席的基本思想：中国——整个东亚文化的摇篮——当代的中国研究不再是与世隔绝的语文学范畴。

学习了解东亚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是当代的重大任务之一，它只能通过深入东亚民族的精神生活、宗教、习俗、政治、哲学观才能实现。

研究那些能够体现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古代文献，可以迈向这条道路。

这些文献对于考察亚洲其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汉学研究涉及到超越自身的语言和文字的困难，运用欧洲的研究方法深入地、批判地探讨文化和历史……因此，教授的任务不仅仅在于提供中国语言课程，尤其要力图探讨东亚的文学与历史。

新聘用的教授，除了应该完全掌握文言文和现代中文——这是理所当然的前提——重点应该将历史研究与活生生地理解当代的发展进程结合起来。

福兰阁对当代中国的关注，与他自身曾作为外交官在中国生活13年之久有关。

他并不认为中国古代的文明与今天的中国是可以截然分开的。

研究当代的中国，更应当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而研究古代文献的目的则在于了解东亚政治和社会的发展。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认知，几十年来汉堡的中国研究都走在德国学术界的前列。

即便是研究中国古代，汉堡学派也秉持着“将历史研究与活生生地理解当代的发展进程结合起来”的传统。

汉学研究是通过历史文献认识当时的中国
对福兰阁来讲，汉学研究绝不仅仅意味着所谓的文化传承，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去认识当时的中国。

福兰阁担任国家公职多年，回到德国之后才慢慢进入学术圈。

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其一是从1888年7月出任德国外交部皇家北京公使馆见习翻译，到1909年创立“中国语言与文化系”。

在这一阶段，他主要从事外交活动，撰写了一系列跟当代中国或德中关系有关的论文，并给《科隆日报》（K?觟lnische Zeitung）等报纸专栏撰写了相关文章；其二是从1910年正式出任汉堡殖民学院的“中国语言与文化系”的教授到去世。

在这一阶段，他转向对古代中国文化的研究，尽管他一如既往地关心当时的中国政治，但工作和研究重点则放在撰写《中华帝国史》这个大部头著作上了。

实际上，德国汉学家很早就开始了对当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关注，并且很早就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

当时在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居住的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 gust Gützlaff）在1852年出版了英文版《道光皇帝传》，这是用西文撰写的、描述性的历史著作。

正是此类历史著作，在客观上使西方知识界又将中国纳入了世界历史的范畴之中。

1911年，福兰阁出版了他的论文集《东亚的重组：论远东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进程》。

文中收录了1902—1909年8年间的关于中国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争论性文章38篇，基本上对当时所发生的大的新闻事件都做了叙述和评论。

尽管福兰阁的大部分观点不能脱离时代特色，但这些文章发表在德国重要的时政报刊上，对让西方世界迅速了解中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11年，福兰阁在《德国的汉学研究》一文中指出：“我们不可忘记，汉学研究既要传授古代的知识，也要通过这些知识了解当代。

”换言之，对福兰阁来讲，汉学研究绝不仅仅意味着所谓的文化传承，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去认识当时的中国。

此外，福兰阁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晚清政治的文论以及对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的分析。

福兰阁在文中对“三国干涉还辽”进行了报道、分析，并得出了他的结论。

此文收录在福兰阁1923年出版的《1894—1914年列强在东亚：论战争（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因》一书之中。

福兰阁认为，中国从1842年签署中英《南京条约》后开始进入现代国际关系的新阶段，而在此之前，中国处理周边的“国际问题”基本上还是采用单方的决定，而不是依靠国际法。

他认为，欧洲列强各怀鬼胎，但之所以愿意联合起来进行调停，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害怕有朝一日中日真的结盟。

福兰阁站在西方的立场上，认为让日本还辽的目的在于使中国能够与日本抗衡，从而使得西方列强从中获利。

但土地还给中国后，他依然担心以后的结果有可能会对三国（特别是德国）不利。

汉学学术史本身就是范式转换的历史
范式转换概念的提出唤起了人们关注时代思潮的更深层次的结构。

时代的进步势必形成与过去的典范不相符的新学说，从而使一种标准的形态发生动摇，最终造成典范的转变。

福兰阁对汉学有着自己的独特认识，他认为汉学应包括对当时中国的研究。

在福兰阁的时代，这是具有超前意识的。

传统的学科分类将已经沉淀下来的东西才叫作知识、学问，对正在发生事件的研究通常被认为不具有学术性。

德文中的“wissenschaft”与英文中的“science”，以及希腊语的后缀“logie”都强调了这一点。

汉学研究基本上是对中国古典学术的研究，贾柏莲（Georg von der Gabelentz）在1881年出版了巨著《中国文法，或曰不包括粗俗文体和当今口语的中文文法》（中文名为《汉语经纬》），他所认为具有学术性的内容显然是所谓纯正的文言。

1919年，库恩（Franz Walter Kuhn）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译作——《卖油郎独占花魁》。

他的导师、著名汉学家高延（Johann Jakob Maria de Groot）对他选择翻译一篇低俗小说的行为非常反感，将他开除。

可见，对古代一般文学作品的研究也被看作是缺乏学术性的。

1938年9月18日，王澄如（Wang Chêng-ju）在波恩大学写了获得通过的博士论文《鲁迅：其生平和著作——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这是一篇典型的当代文学的论文。

作为在德语世界第一部介绍、研究鲁迅的专著，尽管这部博士论文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写得也还不错，但王澄如的导师——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施密德（Erich Schmitt）只给了2分。

可见，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并未被纳入学术的范畴。

在解释“时间距离”（Zeitabstand）的时候，伽达默尔对为什么学术研究往往以历史上的文献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作了解释。

伽达默尔从阐释学的角度解释道，我们对于同时代的文本内容和意义，往往难以作出确定的判断。

他以艺术作品为例予以了具体的说明：
“每一个人都知道，在世间距离没有给我们确定的尺度时，我们的判断是出奇的无能。

所以对于科学意识来说，关于当代艺术的判断总是非常不确定的。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这些不可控的前见，由于这些对我们能够认识这些创造物有着太多影响的前提条件，我们才走进了这些创造物，这些前见和前提能够赋予当代创造物以一种与其真实内容不相适应的过分反响。

”
我想这样的一种认识可以解释为什么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学者们依然对已经沉淀下来的知识感兴趣的原因。

范式转换（Shift of paradigm）概念的提出唤起了人们关注时代思潮的更深层次的结构。

时代的进步势必形成与过去的典范不相符的新学说，从而使一种
标准的形态发生动摇，最终造成典范的转变。

对中国研究的范式转换，是时代的思想和社会处境变化的必然结果。

汉学学术史本身就是范式转换的历史。

考察每一个范式转换的事例，都是了解西方对中国认识的基本前提。

德林（Ole D?觟rning）指出：
“我们也许可以把福兰阁1911年诠释学观点的倡议进行一下变形，汉学面临的任务是，作为一个对中国现状研究进行全面普遍认识的学术专业，通过对自身历史发展的理解不断提高自我研究能力和自我变革能力。

”
归根结底，西方汉学的问题意识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其自身的发展。

汉学学术史的研究，会对以往曾经忽视的问题重新予以关注，并会因此产生一种新型的学科意识。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汉学》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