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南开大学 李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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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安《公司治理学》的启发杜茜(2007110039)参考了南开大学李维安老师《公司治理学》的课件第六章:《高层管理者:激励与约束》,结合自己的想法,对如何在上市公司建立有效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提出一些建议。
我的建议是:第一,建立企业家市场,到市场上选老总。
如果管理者是通过行政任命的,这不仅有可能使企业得不到合适的管理者,而且在这个前提下,若对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制定一个较高的工资标准,则有可能是滋生新的平均主义的温床,培养出一个高薪管理者阶层,而体现不出不同能力的经营者价值的差异性,使一些很有作为的企业家得不到真正的激励。
所以管理者要真正各得其所,并与企业真正生死与共,应以老总的选拔市场化为前提条件。
第二,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给他们期权。
在这方面,除了推行年薪制、继续注重精神奖励外,还要积极探索对管理者的激励机制。
其中一种较好的方式就是给高层管理人员以股票期权,在国际上通常的做法是给予企业的管理人员一种权利,允许他们在特定时期内(一般3-5年),按某一预定价格购买本企业普通股,这种权利不能转让,但所购股票仍能在市场出售。
股票期权行权所需股票的来源渠道有两个:一是公司发行的新股票;二是通过留存股票账户回购股票。
根据我国企业的情况,其具体作法是经股东大会同意,将预留报酬中的一部分,无偿但有条件地分配或奖励给公司高管人员。
这种激励制度将企业经营者的个人所得与企业的长远利益、企业的资本升值及广大股东的利益得以很好地结合,不仅有利于激发高管人员经营管理的能动性,更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和素质。
第三,建立风险机制,给他们风险。
管理者承担的风险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经济上的风险和职业上的风险。
只有奖励没有风险的机制,则管理者可能会为得到奖励而使企业冒较高的风险。
成功了,管理者获得巨奖;失败了,没有多大损失。
尤其是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控制权不强的时候,更容易发生这方面的冒险行为,从而增加企业的风险。
所以一种好的分配制度,既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又要尽可能防范风险。
李维安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957年出生于青岛,管理学博士、经济学博士。
现任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现代管理研究所所长、《南开管理评论》主编。
兼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等学术职务,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学历背景:85年9月—88年6月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88年9月—93年7月南开大学—日本一桥大学联合培养经济学博士93年4月—96年3月日本庆应大学商学(管理)博士主要研究著作:《公司治理教程》,专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现代公司治理理论:资本结构、公司治理与国有业股份制改造》,专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企业活力理论与评价》,专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2月《完善公司治理:东亚视角》,专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11月《中国公司治理原则与国际比较》,专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5月《有效沟通》,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突破惯性思维》,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李维安:中国企业需要一次新的“改革开放”2009-02-16 17:23:17文/李维安网友评论0条众多企业陷入“三聚氰胺”漩涡,显然不再是单纯的管理不当所致,恰恰凸显了经济型治理缺失蕴涵的巨大治理风险。
一个有志于打造“百年老店”的企业,必须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否则,无论如何是无法实现基业常青的。
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企业治理改革滞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企业改革先后经历了企业经营自主权、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几个阶段,贯穿其中的一条基本主线,就是要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实现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的转变。
然而在市场化进程中,我国企业治理改革明显滞后于产品市场改革,产品市场竞争加剧,而企业却未建立相应的治理体系;行政型治理放松的同时,经济型治理却未及时确立。
由此,行政治理一放松,企业常陷入内部人控制状态;而企业一旦出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行政型治理。
公司治理李维安答案【篇一:公司治理】公司治理概述1、最早提出公司治理问题的是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
1932年在《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中提出,“随着公司财富的所有权变得更加广为分散,对这些财富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已经变得越来越少集中于同一个人之手。
在公司制度下,对行业财富的控制可以而且正在被以最少的所有权利益来完成。
财富所有权没有相应的控制权,而财富的控制权没有相应的所有权,这似乎是公司演进的逻辑结果。
”郎咸平认为,伯利与米恩斯把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了转移,转换为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这一转换得到美政府的支持。
伯利和米恩斯在书中说:20世纪30年代初,在美国最大的200家大众公司中,由大股东拥有并控制的公司不到5%,占公司数量的44%的公司和占财产58%的公司由所有权相当分散的少数股东和管理者拥有,并区分了所有者主导型企业(o-m)和经理主导型企业(m-m)但郎咸平认为200个样本公司中证据确凿的大众持股公司只有44个,而200家公司中106家是工业公司,其中只有4家是大众持有公司【ps:1、引导案例:美加州政府雇员退休基金会:19842注意1932年大危机的背景公司治理概念最早出现在经济政府中的时间时1980年代期初,威廉姆森提出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指企业内部的等级制度,即股东会授权董事会经营企业的财产,董事会再聘任班子来具体实施经营,经理再通过职权部门,科室等层次,一直传达到每个员工。
何业东,曾刚《公司治理的产生,内涵与机制》,《现代管理科学》,2002,4期“伯利—莱恩斯命题”:公司控制理论的衍生与演化探析。
广东财经职业研究学报,2008(12)但这一事实却不能抵减伯利与莱恩斯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尤其在今天看来。
】2、在现代中突显其重要性则源自1984年美加州政府雇员退休基金会的遭遇,并最后形成世界潮流。
3、英国的情况英国无疑是在公司治理运动中创先河的国家。
72 | 创新世界周刊 | 2023.52023国企管理智库大会——会议篇·主题报告(一)自20世纪70年代公司治理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提出以来,经过多年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我国已经从问题研究发展成为新兴学科。
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正式将公司治理列为工商管理二级学科代码。
这是公司治理新兴学科发展的又一成熟标志。
所谓公司治理,是指通过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化,从而最终维护公司各方面利益的制度安排。
国务院国资委专门成立了社会责任局,明确表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2023年所有央企上市公司都要按照ESG 进行披露,这预示着最新的趋势就是绿色之旅——ESG ,即新的治理观的建立。
ESG 是一脉相承的统一体ESG 从单词理解,E 指环境、S 指社会、G 指治理。
从实质上认识,重视环境(E )和社会责任(S )的治理(G )就是绿色治理。
这是新的“天人合一”建立新的绿色治理观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南开大学讲席教授、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 李维安观念,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包容性发展。
“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
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进绿色制造,建立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交易体系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完善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价格、金融、土地、政府采购等政策,加快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积极发展绿色金融。
而这些绿色管理行为的统领就需要绿色治理观念的建立和绿色治理机制的实施。
我们认为绿色治理出现的历史和逻辑背景,是公司治理发展的新趋势“在当前绿色治理的背景下,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可承载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包容性发展,是一种崭新的绿色治理理念。
企业作为主要的资源消耗者和污染物排放主体,是绿色治理的重要主体和关键行动者”,李维安在2023国企管理智库大会上作主题报告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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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共阅海量免费资料尽在此公司治理的焦点问题与突破方略国企改革当前已进入公司治理的新阶段,实践中面临诸多问题,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李维安教授和他的课题组经过多年研究,提出——目前,很多人仅仅把公司治理作为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治理结构来实践,这有可能会出现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中新的“空洞化”结局。
不仅如此,公司治理实践中也遇到了六大焦点问题:即国有企业的有效治理机制否需要公司治理原则、南开课题组认为,突破口如下:一、从治理结构到治理机制。
和高层经营者之间制衡关系的研究。
所有问题,的超越结构的治理机制。
会发挥作用的内部监控机制,长期以来,国内对企业集团研究多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国则表现出其局限力图解决企业集团公司治理不仅仅是单个企业的所以,公司治理必须跨越单个企业的治理边界,实现从“公司”治理到“集团”治理。
三、从国内公司治理到跨国公司治理。
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会受到不同法制、金融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公司治理模式也在不同程度的相互交织和渗透,这主要表现在跨国公司或合资企业中。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存在着众多不同国别的跨国公司和合资公司,在他们与中国国情的嫁接中,既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各国公司治理能否与中国的国情融汇贯通。
因此,研究在中国市场中的外国公司的治理模式是我们吸取国外良好公司治理经验的一条捷径。
课题组对不同国籍的合资企业(包括中日、中德以及中美等合资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进行了调查,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四、从研究公司治理理论到制定《中国公司治理原则》实务。
近年来,课题组在深入研究公司治理的过程中,认识到中国企业改革实践最需要的公司治理实务仍是一个空白。
他们在国内率先提出要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司治理原则,以此来完善中国公司治理理论和促进公司治理实务的发展。
在倡导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公司治理原则》的同时,进行了相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系统的第一手资料,收集了60多个国家、地区和组织的公司治理原则,取得了富有创新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