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中学《文献与考古中的夏文化》word教案

第2课文献与考古中的夏文化格致中学赵冰清[教学目标]1、知道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理解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社会转变的含义。

知道判断夏朝已经进入国家状态的依据。

知道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大概情况，理解二里头对于夏朝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2、以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思想贯穿整课。

通过阅读文献，分析文献的目的和性质，相互比较，对文献记载的价值和可靠性作出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

通过展示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分析这些考古学发现代表的含义。

经过两方面的考察之后，运用两重证据法，对目前的夏史研究作出一个概况性的判断。

3、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史态度。

通过可靠的理论方法来着手解决实际问题。

面对材料有质疑精神。

当材料不足时，能够有客观认识，不盲目下判断。

同时有进一步探索的兴趣。

[重点与难点]重点：关于夏代王位传承方式的文献记载和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

难点：夏代的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尚不能完全相互印证，目前的夏朝历史带有推论性质。

说明：1．夏代王位传承方式从禅让制转变为世袭制，是从“公天下”变为“私天下”的典型标志。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是理解考古中的夏文化的基础。

2．二重证据法就是通过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的相互印证，可靠的恢复古代历史原貌。

但关于夏代的两方面材料都有缺陷，故尚不能很好的相互印证。

要根据材料得出这一结论并且准确理解有一定难度。

[教学设计]1、导入新课教师讲述胡适先生1917年到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运用实证主义原则，直接从东周讲起，一改以往传统治学的风格的故事（见资料附录1）。

说明历史所研究的是过去所发生过的事件人物等，但是研究者是如何知道过去所发生过的事情的呢？这就需要有一定的史学研究方法。

只有所用的材料是可靠的，那么得出的结论才可靠。

面对今天的课题——夏朝，我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尽可能把材料做实，最大限度地去恢复夏朝的历史真面目呢？由此引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2、利用关于禹传位给启这一历史事件的四段文献讲授利用文献记载研究下文化的困难。

（1）在“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转变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传承方式的改变。

那么禹传位给儿子启这个标志性事件的过程是怎样的呢？（2）教师层层设问，既然是相同的历史事件，为何文献的记载不同？（3）利用文献研究夏朝历史的困难。

3、讲授关于夏文化的考古学成果和困难。

4、小结[资料附录]1、胡适1917年到北京大学，9月开学后，即教授“中国哲学史”及“英国文学”等几门功课，开始自编“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

原来北大教中国哲学史的，是一位陈姓的老先生。

他是一位博洽的学者，课堂上旁征博引，资料很丰富，但十分守旧。

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

有的学生问他，照这样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回答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

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

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这就是当年教授讲课的风气。

胡适开始讲课了。

当年听课的学生顾颉刚记述道：“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

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

不以为然的学生，在私下纷纷议论，说胡适居然大胆，想绞断中国哲学史，简直是“思想造反”!他们想，赶走他罢，但又拿不定把握。

于是，去找当时在同学中颇有声望的傅斯年，请他来听胡适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

傅斯年来听了几次，听出了一点门道，就对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

你们不能闹。

”——《胡适传》易竹贤湖北人民出版社2、文献一：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

以天下授益。

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

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

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

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

於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史记•夏本纪》文献二：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

’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

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

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

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

’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

’”——《孟子•万章上》文献三：禹授益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

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

是禹名传天下于益也，其实令启自取之。

——《战国策•燕策》文献四：益干启位，启杀之。

——《竹书纪年》3、——图片资料来自新华网4、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夏我国著名学者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调查夏墟的过程中来此调查，并确定了其帝都性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如果说徐旭生的夏墟调查拉开了探索夏文化的序幕的话，二里头遗址的初期发掘则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当时二里头文化遗存为早中晚三期。

夏鼐先生在《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考古)1961年10期)一文中总结道，“早期当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期保留有若干龙山文化因素，但基本上接近商文化……，晚期与洛达庙出土的接近，可以说是种商文化。

”还说：“根据文献记载下来的传说，二里头可能为商灭夏后第一帝王成汤的都城西亳。

如果晚期是商汤时代的遗存，那么较早的中期(或包括早期)遗存便应属于商代先公先工时代的商文化，因为三者文化性质是连续发展、前后相承的。

如果事实上夏、商二文化并不象文献所表示的那样属两种不同的文化，那么这里中期和早期便有屑于夏文化的可能了。

”他准确地抓住了二里头遗址初期发掘的文化遗存的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如二里头早期(后来的第一期)与河南龙山文化的同—性，二里头晚期(后来的第三、四期)，与商文化的同一性；而中期(后来的第二期)，正处于二者的过渡阶段，兼备二者的特征‘三期文化的连续和前后相承的性质，三者皆属同一种文化。

其后段屑商，前段或属商代先公或属夏代。

屑后者则要打破夏商二文化属两种不同的文化的观念。

二里头所在的伊洛地区是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之一，而不是商之先公活动地区，故夏先生后一估计是十分高明的。

后来随着二里头考古实践的发展，我们的观点有所变化，但仍未超出夏先生指出的这个大原则。

1964年秋至1992年春，因政治运动，二里头的发掘工作暂停，1972年秋季恢复工作。

从1973年起又兴起子二里头文化遗存性质的讨论和夏文化深入的探讨研究。

夏商文化从二里头中晚期或二三期划界线为当时的主流看法。

1974年二里头一号宫殿遗址发掘的完成和第四期的划分出来，考古所二里头队为追导二里头早期文化的上源，在豫东、豫西的调查，井在临汝煤山、永城王油坊、黑涸堆、商丘坞墙等遗址的发掘，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发掘，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和1977年登封告成现场会议的召开等等考古活动，大大推进了夏文化以及夏商文化的关系的讨论。

居于主流的认识仍是夏商文化从二里头二、三期划畀，划界的主要根据是三期文化比较繁荣，有宫殿、铜器、玉器等等，而二期则与此相反，而且两期之间还多少存在缺环。

但此时邹衡先生首先提出二里头一至四期全是夏文化的观点，认为它们是一体、而与二里冈期文化不同的文化。

夏文化的讨论从此出现了新的格局。

1978年，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发掘结束，发现了二期的大型建筑夯土基址，原来夏商二、三期划界的理由就不充足了。

我们以年代学等根据，提出夏商文化的界限应当改变的看法。

我们将一期作为夏文化，亦可恢复原来的认识，二里头一期作为龙山文化的最晚阶段，二、三期作为早商文化；将新发现的第五期与四期作为甲商文化。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有了新进展，从夏至早中商也有了新的认识。

八十年代初期关于夏文化和早商文化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方面二里头一至四期(第五期还不被人所理解)都是夏文化，郑州二里冈期是早商文化的观点影响越来越大，接受此观点的入越来越多。

1983年偃师商城的发现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被一般人认为是成汤的西毫。

二里头遗址西毫说受到了动摇，有的入认为它是夏都斟。

另一方面二里头遗址加紧发掘，同时展开了对作为二里冈期是早商文化的重要依托的郑毫说的商榷。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自1980年以来有了不少新的进展。

第四区大型铸铜遗址的发掘，证明这是一处从二至四期铸造青铜器的工场遗址。

这里既有铸铜遗迹，又有铸铜遗物，如陶范、坩锅、炉壁、炉渣及小件铜器等等。

这对于研究夏商青铜文明的源流及其发展高度极有意义。

同时发现丁制骨业的遗迹、遗物，发现了二期、二三期间和四期的大中型建筑遗存，清理了许多二至四期随葬品丰富的朱砂墓，不断有二至四期新鲜的铜器、玉器、漆器、象牙器等珍贵文物出土。

二至四期陶器大量涌现。

八十年代以后较以前完整和复原陶器有数倍增长，特别是二期陶器，增长的数量更大，这反映二期文化遗存、地层堆积是相当丰富的。

二三期间陶器资料贫乏现象已大大改观。

它们的紧密联系，已变得难以截然分开了。

过去认为的两期间质的区别不存在了，证明二、三期都是本遗址最繁盛的时期。

1984年秋、1 985年春一、二号宫殿遗址间的发掘，使我们对二里头晚期文化有了重要的认识。

此次既发现有与二号宫殿基址上时间相同的堆积，即五期堆积，又发现比它早而比四期晚的堆积。

这两层堆积中，我们把前者作五期晚段，后者作五期早段。

从而我们反省了一号宫殿遗址的发掘。

看来在其基址上应有二里头时期的堆积，而且从地层应分出四、五两期来。

同时进一步证明二号宫殿的废弃时间应在二里头五期早段，这些在研究夏文化上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二里头一期遗存自始至终发现得很少，从陶器排队分期看，一、二期交接处亦极难区分．虽无二期最早的地层直接压在一期地层上的，这也有发掘范围和挖掘深度(有的地方为保护上层遗存而未发掘到底)有限的原因。

但无论如何说明一期遗存是不多的。

通过三十多年的发掘，有冗分的理由说二里头一期时代，本遗址仅是—般聚落(当时可能在本遗址上不上一个聚落)。

它是从二期才开始兴盛繁荣起来的。

就现有的发掘资料和我们的经验体会看，二里头遗址无疑是个帝都遗墟，是当时一十拥有相当大版图的国家的文明中心。

它作为帝都的时期应大体在二、三期，四期文化逐渐衰退下去，然而此期还有不少随葬品很高级的朱砂墓，二号宫殴，四区的铸铜工场仍在继续使用，也有个别四期的大型建筑，说明在四期国都可能迁走，但它仍是个旧都，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国灭城毁、宗庙陵夷的现象．过去认为一号宫殿废弃后挖坑打墓现象便是国灭的反映，则是不足为凭的。

在已废弃的遗址上不久即挖坑打墓的现象在本遗址上是常见的。

二号宫殿下所压二期偏早的大型夯工基址建筑则被众多二期晚段的灰坑所打破，它又被三期宫殿所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