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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一、背景介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寻求海外投资，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多元化发展。
然而，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中国企业往往面临着复杂的法律环境和文化差异，这可能导致投资风险的增加。
本文将以某中资企业在海外并购的案例为切入点，分析其面临的法律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二、案例概述某中资企业（以下简称“中方企业”）是一家具有多年行业经验的企业，主要从事高科技产品的研发与生产。
为拓展国际市场，中方企业决定收购一家位于欧洲的知名企业（以下简称“目标企业”）。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双方于2018年达成收购协议，中方企业以1.5亿欧元的价格收购了目标企业的全部股权。
然而，在收购完成后，中方企业很快发现目标企业的实际运营状况与之前的评估存在较大差距。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财务状况恶化：目标企业近年来经营状况不佳，财务报表存在虚假记载，导致中方企业实际投入的资金远超预期。
2. 法律纠纷：目标企业涉及多起法律诉讼，其中包括与供应商、员工的劳动纠纷，以及与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纠纷。
3. 文化冲突：中方企业在管理理念、决策方式等方面与目标企业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内部管理混乱。
三、法律问题分析1. 尽职调查不充分：中方企业在收购过程中，未能充分进行尽职调查，导致对目标企业的真实状况了解不足。
2. 合同条款不完善：收购合同中关于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条款不明确，为后续纠纷埋下隐患。
3. 法律法规不熟悉：中方企业在收购过程中，对目标国相关法律法规了解不足，导致在运营过程中触犯法律。
4. 文化差异：中方企业与目标企业之间存在文化差异，导致管理困难。
四、解决方案1. 加强尽职调查：在收购过程中，应充分进行尽职调查，包括财务审计、法律审查、市场调研等，以确保对目标企业的真实状况有充分了解。
2. 完善合同条款：在签订收购合同时，应注重合同条款的完善，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尤其是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机制。
3. 聘请专业律师：在收购过程中，应聘请具有丰富经验的律师团队，对目标国法律法规进行深入研究，确保收购行为合法合规。
第1篇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跨国并购已成为企业扩大市场份额、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
然而，跨国并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不同国家法律体系的冲突。
本文将以一起典型的跨国并购法律冲突案例——中企收购美国公司案为例，分析跨国并购中可能出现的法律冲突及其解决策略。
一、案例背景某中国知名企业（以下简称“中企”）拟收购一家美国上市公司（以下简称“美企”），美企主营业务为高端制造设备研发与生产。
此次收购旨在帮助中企拓展国际市场，提升自身技术实力。
然而，在并购过程中，中企与美企在法律适用、合同签订、税务处理等方面出现了诸多争议。
二、法律冲突分析1. 合同法律冲突中企与美企在签订并购合同过程中，首先面临的是合同法律冲突问题。
根据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合同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
然而，中企与美企在合同适用法律问题上存在分歧。
中企主张适用中国法律，而美企则坚持适用美国法律。
双方各执一词，导致合同难以签订。
2. 劳动法冲突美企在美国设有众多分支机构，员工众多。
在并购过程中，中企需考虑美企员工的合法权益。
然而，中美两国劳动法在劳动条件、工时、福利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例如，美国法律规定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0小时，而我国法律规定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4小时。
这为员工安置、薪酬调整等问题带来了挑战。
3. 税法冲突跨国并购涉及巨额资金流动，税务问题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
中美两国税法在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方面存在差异。
例如，美国税法对跨国公司所得实行全球征税，而我国税法仅对境内所得征税。
这可能导致中企在并购过程中面临较高的税务负担。
4. 反垄断法冲突美企在美国市场占据一定份额，其并购可能引发反垄断审查。
美国反垄断法对跨国并购审查较为严格，涉及市场份额、竞争格局等方面。
中企需充分了解美国反垄断法规定，避免并购过程中被认定为垄断行为。
三、解决策略1. 合同法律冲突针对合同法律冲突，中企可尝试与美企协商，共同选择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第三国法律作为合同适用法律。
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常见的法律纠纷及其对策如何避免企业成立阶段的纠纷企业成立阶段的纠纷的问题焦点是：企业是否合法成立，法定的成立文件是否真实有效，双方出资是否按期足额。
这种纠纷种类及其表现可谓五花八门：－－出资不到位。
法定的注册资金未按时或足额投入到新成立的企业当中，企业无法经营而造成另一方损失；－－估价不准。
一方认定另一方高估了其作价入股的或供企业有偿使用的实物、技术、土地或工业产权的价值，因这些估价问题引起双方纠纷；－－企业成立效力问题。
中国对外资实行较为严格的审批制，只有经过审批后企业方能有效成立，有关双方达成的文件也才能生效，任何一方违法或规避法律的行为都会导致外资企业无法合法成立，有关文件无法生效，从而造成另一方面前期（筹办）投入的损失。
在以上三类纠纷中，第三种无效纠纷，但一九九九年中国新颁布的《合同法》规定：无效合同经过一定的补救可以转为有效，这是对传统的严格的无效合同的原则的一大改变；第二种纠纷及评估的技术问题，中国法律对此已有所改进和完善，但此类纠纷技术操作性强于法律的硬性规定。
战宁主任认为，出资不到位问题是最为常见且影响重大的纠纷问题。
注册资本是企业据以设立的物质基石，是企业对外承担责任，对内开展经营的法定必备要件，出缴可分为实缴资本制（股东须依规定完全缴清出资，否则企业不成立）和认缴资本制（股东对注册资本缴纳作出承诺，企业即可成立,即“先开业登记，后出资”）。
中国法律对非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实缴制，但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认缴制，可谓放宽搞活，是“超国民待遇”，这一点是中国公司法与外资法的不同之处，外资企业可以先开业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副本后一段时间再缴清出资，这期间便可开展经营。
这种“双轨制”诚然是为了吸引外资，但也同时给出资不到位提供了可行之路，公司已开始经营，但法定的最低资金尚未到位，为今后企业的发展和经营与合作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也给存有不出资或少出资动机的投资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但市场不好，合作不顺或资金紧张等情况出现，下一步出资就会受阻。
论外商投资法与公司法的冲突和融合作者：张晓霞来源：《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34期摘要 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也是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立法的开端，之后陆续出台各项法律法规，形成外商投资法体系。
《公司法》在1993年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经过三次修订已趋于完善。
二者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双轨并行，相互配合，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却交织缠绕在一起，在交叉的同时出现了大面积的冲突与重复，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市场交易的便利与安全，二者的融合问题已被提上议程。
关键词外商投资法公司法冲突融合统一作者简介：张晓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12-026-02外商投资法作为企业特别法，本应在公司法律制度体系统一完善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然而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现状决定了我国企业立法的特殊性，外商投资法在经济立法刚刚起步的时候，应对外开放广泛吸收境外投资之要求逐步形成。
正如赵旭东老师所说的，“虽然这一立法的历史进程背离了按部就班的立法逻辑，但它又是无奈的权益安排，是不得已的立法选择，时势造法，是谓这一历史过程的真实写照。
”一、外商投资法与公司法的冲突2005年《公司法》第218条将1993年《公司法》第18条修改为：“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本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将适用对象扩大到外商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
至于外商投资特别法律规定与公司一般法律规定之间的关系并未发生颠覆性变革。
换言之，《公司法》与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仍为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此为二者经常发生冲突之原因，或者称之为外商投资法与公司法的具体规则的区别。
（一）投资主体方面《公司法》对于股东的资格包括国籍并无任何限制，《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将外方投资者界定为“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等四类主体，而对中方投资者的界定中只有“中国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没有“个人”。
第1篇一、案例背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跨国并购已成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
然而，跨国并购过程中往往涉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容易产生法律冲突。
本文将以我国一家知名企业收购欧洲某制药公司为例，探讨跨国并购中的法律冲突问题。
二、案例概述我国某知名医药企业在2018年决定收购欧洲一家历史悠久、技术领先的制药公司。
该制药公司总部位于欧洲某发达国家，拥有多项国际专利和丰富的市场资源。
此次收购旨在帮助我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拓展海外市场。
在收购过程中，我国企业面临以下法律冲突：1. 反垄断法冲突：欧洲反垄断法与我国反垄断法在具体规定上存在差异。
例如，欧洲反垄断法对市场份额的界定较为严格，而我国反垄断法则相对宽松。
在收购过程中，我国企业需充分了解欧洲反垄断法的规定，确保收购行为符合相关要求。
2. 劳动法冲突：欧洲劳动法体系复杂，对员工权益保护较为严格。
在收购过程中，我国企业需关注员工权益保护问题，确保收购后的企业稳定运营。
3. 税法冲突：欧洲税法与我国税法在税收政策、税率等方面存在差异。
在收购过程中，我国企业需关注税法冲突，合理规避税收风险。
三、法律冲突分析1. 反垄断法冲突（1）欧洲反垄断法规定，当企业市场份额超过一定比例时，需向监管机构申报收购事宜。
而我国反垄断法规定，当企业市场份额超过一定比例时，需向市场监管总局申报收购事宜。
（2）欧洲反垄断法对横向合并和纵向合并的审查标准不同。
横向合并主要关注市场集中度，而纵向合并则关注市场支配地位。
我国反垄断法对横向合并和纵向合并的审查标准较为一致。
针对上述冲突，我国企业在收购过程中应：- 了解欧洲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确保收购行为符合要求；- 与欧洲监管机构保持良好沟通，争取获得批准；- 在收购协议中明确双方权利义务，降低法律风险。
2. 劳动法冲突（1）欧洲劳动法规定，企业在裁员、降薪等方面需提前通知员工，并给予一定的补偿。
而我国劳动法对员工权益保护相对宽松。
第1篇一、案例背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间的经济合作日益频繁，外商投资法律问题也日益凸显。
本案例涉及一家中德合资企业因经营理念分歧而引发的纠纷，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解决。
案例名称：中德合资企业纠纷案当事人：1. 合资企业：中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2. 外方股东：德国XX集团（以下简称“德国XX”）3. 中方股东：中国XX集团（以下简称“中国XX”）二、纠纷经过XX公司成立于2008年，主要从事高端精密机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由德国XX集团和中国XX集团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美元，其中德国XX集团占股60%，中国XX集团占股40%。
自公司成立以来，双方股东在经营理念、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
德国XX集团倾向于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而中国XX集团则更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和品牌建设。
以下为纠纷的主要经过：1. 管理权争议：德国XX集团认为中方股东在企业管理中存在越权行为，多次要求召开董事会，但遭到中方股东的拒绝。
2. 财务纠纷：德国XX集团指责中国XX集团虚报成本，导致公司财务状况恶化。
3. 技术争议：德国XX集团认为中国XX集团在技术引进和研发方面存在违规行为，侵犯了其知识产权。
4. 合同纠纷：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部分条款存在争议，如利润分配、股权转让等。
由于上述争议，XX公司经营状况日益恶化，双方股东矛盾不断升级，最终导致公司停业。
三、法律分析1. 合资企业法律地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XX公司作为中外合资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2. 股东权利义务：根据合资企业合同，双方股东应按照出资比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德国XX集团和中国XX集团作为股东，应尊重合资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共同维护公司的利益。
3. 管理权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合资企业的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成员由股东代表担任。
德国XX集团和中国XX 集团应通过董事会会议解决管理权争议。
第1篇一、案情简介某市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以下简称“合资企业”）成立于2005年，中方股东为某市一家国有企业（以下简称“国有企业”），外方股东为一家香港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公司”）。
合资企业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由于经营策略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国有企业希望将股权转让给香港公司，而香港公司也同意收购国有企业的股权。
双方于2010年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国有企业将其持有的合资企业30%的股权转让给香港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亿元。
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国有企业向香港公司支付了3000万元定金。
然而，由于双方在后续的股权转让事宜上产生分歧，国有企业未再支付剩余款项。
香港公司遂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国有企业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并承担违约责任。
在诉讼过程中，国有企业提出抗辩，认为股权转让协议违反了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且未履行相关的审批手续，因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同时，国有企业还提出，根据香港法律，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因此其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二、法律冲突分析本案涉及的法律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合同法的冲突：我国《合同法》与香港《合同条例》在合同成立、合同效力、违约责任等方面存在差异。
2. 公司法冲突：我国《公司法》与香港《公司条例》在股权转让、公司治理等方面存在差异。
3. 审批手续冲突：我国法律规定，涉及外商投资的股权转让需经相关部门审批，而香港法律可能对此没有类似规定。
三、法院判决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时，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确定了适用法律的原则。
根据该法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在本案中，由于双方均为企业性质，且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均发生在我国境内，因此法院认为我国法律与香港法律对该合同均有适用性。
然而，考虑到合同的主要履行地在我国，且合同标的物位于我国，法院最终决定适用我国法律。
外商投资性公司的身份冲突及法律应对 - 前言 随着外资在中国的规模化和整体化发展，1995年外贸部发布了《关于性公司的暂行规定》?简称《暂行规定》，1995年4月颁布实施?允许规模较大的主体设立投资性公司，整合其在中国投资的经济资源。该《暂行规定》和外贸部随后颁布的一个解释?1996年2月?、两个补充规定?分别为1999年8月和2001年5月颁布?以及其他相关的法规共同构建了我国目前阶段的外商投资性公司制度。
外商投资性公司?简称“投资公司”?是外商根据中国的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一种新的投资主体形式，在性质上仍然属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或外资企业，从功能上看则属于控股公司的范围。投资公司一经设立便具有中国法人的资格，因此它首先是以中国法人的形式在场的，但与此同时，其对外投资则在法律上被视同为外资，可以享受外资独有的优惠待遇并受我国外资法体系的规范和调整，换言之，从投资的角度看，投资公司又是以外国法人的身份在中国进行经济活动的。这样一种身份冲突的存在是由于我国外商投资性公司立法无意间在资本识别上引入了“资本控制标准”的结果，背后有着复杂的政策和法律前景。投资公司的身份冲突和法规之间的不协调必然会导致一些不利的法律后果，如何去化解这一冲突、完善我国的外商投资性公司制度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首要的问题。本文就是试图克服投资公司的身份冲突、引导规范投资公司健康发展的一个尝试。笔者主张突 破作为资本识别标准的资本控制说，直接将资本控制说引入国籍识别，将投资公司识别为外国法人，从而化解这一冲突。这种冲突化解路径虽然看似过于简单化，但是国籍识别上的资本控制说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投资公司身份冲突的问题，而且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功能，对于我国完善外商投资性公司立法乃至整个外资法体系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外商投资性公司的身份冲突 （一）法人国籍识别规范下的中国法人 外商投资公司系指外国投资者在中国以独资或与中国投资者合资的形式设立的从事直接投资的公司。外贸部在《暂定规定》序言中即说明了外商投资公司立法的目的和性质：“为了促进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允许外国投资者根据中国有关外国投资的法律、法规及本规定，在中国设立投资性公司。”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投资公司是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按照中国有关法律创设的一种法律主体形式。而对法人国籍识别，目前我国法律是采用注册登记说来确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84条第1款即规定：“外国法人以其注册登记地国家的法律为其本国法，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依其本国法确定。”根据这一规定，法人在何国登记注册就视为何国法人，换言之，在中国法下，在中国登记注册?也必然按照中国法律进行?的法人具有中国 的国籍。这是我国认定法人国籍的一般标准，同时也是我国认定外商投资主体国籍的一贯作法，三资企业即是在这个意义上取得中国法人资格的。我国《民法通则》第41条第2款即对此做了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具备法人条件的，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取得中国法人资格。”
因此在中国的法人国籍识别法规范下，一个在中国境内按照中国的相关法律注册登记创设的投资公司毫无疑问应当是中国的法人，具有中国的国籍身份，受到中国法律的调整和管辖。
（二）资本识别规范下的外国法人 外商投资性公司是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创设的法人主体，具有中国的国籍，因此当然应当适用中国的法律，特别是外资法律体系。但是奇怪的是作为中国法人的投资公司在外资法下仍然受到了不同的礼遇，这突出表现在：
1.投资公司可以成为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主体 我国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立法目的就在于吸引外资，因此三类形式的外商投资企业均规定必须有一方为外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换句话说，两个中国的法人设立的企业不具备外商投资企业性质，不能享受外商投资的优惠待遇。但是《暂行规定》却赋予了投资公司一个非常特殊的待遇，做了一个特别处理。《暂行规定》第十条规定：“投资公司投资设 立企业，投资公司或与其他外商投资者的外汇投资比例不低于其所投资设立企业的注册资本的25％的，其所投资的企业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发给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也就是说投资公司仍然可以成为外商投资公司的设立主体，换言之，投资公司仍然是以外国公司的身份在场的。
2.投资公司的对外投资仍然被视同为外资享受税收优惠待遇
一个中国法人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显然应当属于内资的范围，但是作为中国法人的投资公司在中国境内的投资在某些方面却享受到了外资独有的超国民待遇。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从事投资业务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款即规定：“由外国投资者持有100％股份的投资公司，将从外商投资企业分得的利润?股息?，在中国境内直接再投资，可视同外国投资者，并依照税法和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享受再投资退税优惠。”
3.投资性公司应可以成为外商投资股份公司的境外发起人。
《〈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的补充规定?二?》第二条规定：“允许投资性公司作为发起人发起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或持有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流通的法人股。投资性公司应视为股份公司境外发起人。”这一规定说明外商投资公司制度本身在某些情况下即明确将投资公司当作外 国法人来对待。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投资公司在中国境内的对外投资仍然是被视同为外资对待的。而在中国目前所坚持的外资识别标准下，资本可能在两种情况下认为是外资，第一，来源于外国投资者；第二，来源于境外。投资公司的对外投资显然是来自投资公司本身的自有资本，属于境内资本。因此，如果将投资公司的对外投资视同为外资也就必然意味着将投资公司本身识别为外国法人。不仅如此，外资法甚至外商投资性公司制度本身也在很多情况下赋予了投资公司以外国法人的身份进行经济活动的资格。
（三）外商投资性公司的身份冲突 外商投资性公司在创设之初就具有了中国法人的身份，但是其投资仍然被当作外资对待。一个中国的法人在中国境内的投资却被视同为外资，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在法人国籍识别规范下的作为中国法人存在的投资公司在外商投资性公司制度下却往往被明确地作为外国法人来对待，充当着某些只有外国法人才可以充当的角色。这样一种在法人国籍识别规范下的中国法人国籍和外资识别规范下的外国法人地位便使得投资具有了双重的身份，形成了投资公司的身份冲突。
二、投资公司身份冲突的成因透视 外商投资公司之所以会在两种法律规范下被赋予两种不同的身份，在笔者看来，这是由于两种法律规范的立法目的的差异 和不同的政策与法律实践的需要所决定的。在两种需要和力量无法调和，或者实际没有进行协调的情况下就产生了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其结果就造成了投资公司具有两种冲突的法律人格属性。
法人国籍的确定有着其独特的法律意义，原因在于法人国籍的确定是跟法人的法律适用和管辖权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在我国，法人的国籍尤其具有意义，因为我国不仅按照国籍来确定法人应当适用的法律和司法管辖权，而且外国法人在很多方面享有优于国内法人的超国民待遇。
首先从法律适用和管辖权的角度看，法律政策决定了不可能将外商投资公司识别为外国法人，因为如此以来会导致外国法律对投资公司内部问题的直接适用以及我国在管辖权问题上的法律劣势，甚至在特殊情况下会引发投资者所属国的外交保护等不利后果，相反，我国投资法允许外商设立投资公司的立法目的在于让外商在我国法律的控制下对其投资资源进行整合，我们需要对外资和外商投资性公司拥有法律控制权，因此也就必须让投资公司适用我国法律进行运作、接受我国法院的管辖。而且在中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适用中国的法律并接受中国法院的管辖?包括部分专属管辖事项?是我国的一贯作法和法律政策。所以在法人国籍识别规范的立法设计下投资公司必然被赋予中国法人的身份，从而可以适用中国的法律规范调控投资公司的经济活动。
另一方面，投资公司本身的业务运作需要投资公司可以从 事某些目前中国法下只有外国法律主体才可以从事的经济活动，比如与中国的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组建合资企业等，若非如此，投资公司无法顺利地对其资源进行有效地操作和运用。因此，赋予投资公司以外国法人的身份和法律地位成了构建一个有效的外商投资性公司法律制度内在要求。此外，在我国尚对外资和外国投资者保留适用超国民待遇的法律环境下，设立投资公司的外国投资者肯定不愿意放弃这种既得利益性质的优惠待遇，而必然要求赋予投资公司对外投资以外资同等的法律待遇。这恐怕也是外商投资性公司制度在某些情况下赋予投资公司等同于外国法人的地位以及将其投资视同为外资的主要动因之一。
我们暂且不论将投资公司识别为中国法人的法律政策需求和将投资公司及其对外投资视同为外资对待的需要是否是可以调和的，而事实上是《暂行规定》出台时并没有试图对此进行协调。《暂行规定》仍然坚持了我国投资法立法的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实用的、非逻辑化的、妥协性的立法思路，没有注意到与其他立法的协调，而是一味运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原则自行其事地突破很多上位阶法律的规定，视需要随机地将投资公司在若干情况下置于外国法人的地位。这种不同法律政策需要和实践需求本身的冲突以及法律规范之间协调过程的缺位直接导致了投资公司身份冲突的产生。当然，这种身份冲突也仅仅表现为一种法律的不协调性，它本身不会产生冲突的法律后果，因为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投资法下将投资公司视同为外国法人规范的效力优于国籍识别法下将投资公司识别为中国法人规范的效力，两者同时适用于同一问题时，投资法规范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但投资法调整之外的事项上，投资公司仍然是以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