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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中国经济已进入中速增长平台。
在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要在“十四五”期间持续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必须充分释放前沿数字技术创新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带动作用。
在众多前沿数字技术中，5G以划时代的技术能力、广泛的应用前景以及对其他技术的带动作用，有望成为启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关键支点。
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一样，中国深刻认识5G发展的重要意义，在技术产业创新上走在了世界前列。
2019年6月，中国颁发5G牌照，成为全球第一批进行5G商用的国家。
尽管2020年遭受新冠疫情冲击，中国5G产业发展仍逆势上扬。
在一年多的商用时间里，网络建设快速推进，手机终端加速渗透，融合应用开始落地，技术产业持续创新，多方面实现“从0到1”的突破，初步展现了其庞大的潜在市场空间和助力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巨大潜能。
5G将正式开启产业互联网变革的新篇章。
我们深切感受到，5G正在切实推动ICT产业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
在疫情加速数字化进程的大背景下，一方面5G的高知名度提高了产业用户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接受程度，吸引产业用户探索与之有关的行业级应用场景，另一方面，电信运营商、设备供应商、云服务供应商等正集结力量，以5G为驱动，推动基础设施的重构和变革，探索新的产业互联网产品和服务模式，在此基础上构造全新的产业生态体系。
与4G 产业生态限于移动通信领域不同，5G产业生态需要促进移动通信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
5G商用的进程不仅仅是应用的创新进程，还是元器件、终端、网络、平台甚至制度的联动创新进程，其创新的复杂度和难度要远高于4G，开启的创新空间广度和深度也将远远超过4G。
2020年，将是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
未来2-3年5G产业发展将进入关键期。
这一时期，既是5G应用生态的培育期，也是各厂商积蓄实力、加速转型成长的重要窗口期。
产业转型之风已起，需产业界同仁齐心努力。
一、5G逆势增长，商用一年成绩可观2020年中国5G正式进入规模商用时期。
华为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华为作为中国的一家知名科技公司，对中国的战略意义不可忽视。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华为对中国的战略意义。
华为在全球范围内代表了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和创新能力。
作为全球领先的通信设备供应商和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在技术研发和产品设计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电信运营商、企业客户和消费者市场，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声誉。
华为的成功不仅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形象，也为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树立了榜样。
华为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数字经济转型。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华为致力于构建数字化基础设施，为中国的数字经济提供了重要支撑。
华为的5G技术、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更高效的通信和计算能力，促进了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
华为还积极参与国家战略，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华为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了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
华为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泛的合作伙伴和客户，与世界各地的企业和机构进行技术合作和商业合作。
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市场，为世界各地的用户提供了先进的通信和信息技术服务。
华为还在国际标准组织和行业协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全球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标准化。
华为的成功不仅为中国企业树立了典范，也为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赢得了更多话语权。
华为的发展也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壮大。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高科技企业之一，华为的发展直接影响了包括芯片、软件、电子元器件等在内的产业链。
华为对国内外供应商的需求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就业和经济增长。
同时，华为也在国内外投资建设研发中心和制造基地，促进了相关产业在本土的发展，并带动了相关技术和人才的积累。
可以说，华为的发展对中国产业链的完善和升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华为的成功也展示了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华为作为一家中国企业，能够在全球市场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充分证明了中国企业在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和全球竞争中的实力。
1980年——1993年:放松价格管制时期1980年之前,我国电信业的基本体制是政府部门(原邮电部直接垄断经营公用电信业。
但由于国家对电话资费实施严格管制,电信业基本不赢利甚至亏损,电信基础设施及服务短缺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之一。
政府开始实施电信管理体制改革并放松价格管制,采取对邮电业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允许邮电部门征收电话初装费等措施。
优惠政策带来电信业的迅速发展。
1979年至1995年,全国邮电通信固定资产投资达2700亿元,其中约1/3来自电话初装费。
1993年全国电话主线数迅速达到1733万线。
在此过程中,电信业政企合一体制下的行政性垄断矛盾日益突出,公众对电信服务高价低质很不满意。
1994年——1998年:管制初期1994年,中国联通公司成立。
邮电部独家垄断国内电信市场的局面开始改变。
双垄断寡头的竞争使基本电信服务市场效率得到改进,在联通公司进入的移动通信市场,邮电部门大幅降低了入网费和资费。
但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并没有形成。
联通公司的资产只有中国电信的1/260,1998年其营业额业仅为中国电信的1/112。
1999年至今:机构改革和产业重组1998年3月,政府机构改革,在原电子部和邮电部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随后电信业实现了政企分开。
1999年2月,信息产业部决定对中国电信拆分重组,将中国电信的寻呼、卫星和移动业务剥离出去。
原中国电信拆分成新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卫星通信公司等3个公司,寻呼业务并入联通公司。
此外,为强化竞争,政府又给网通公司、吉通公司和铁通公司颁发了电信运营许可证。
现在国内电信市场共有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网通、吉通、铁通和中国卫星通信等7家电信运营商,初步形成电信市场分层竞争格局。
但由于分层市场上垄断力量依然较强,新运营商进入时间较短,电信业的有效竞争局面仍未形成。
电信领域改革开放大事记1978年12月~2002年5月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对通信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此后又多次就邮电通信发展问题作出指示。
1980年——1993年：放松价格管制时期1980年之前，我国电信业的基本体制是政府部门(原邮电部)直接垄断经营公用电信业。
但由于国家对电话资费实施严格管制，电信业基本不赢利甚至亏损，电信基础设施及服务短缺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之一。
政府开始实施电信管理体制改革并放松价格管制，采取对邮电业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允许邮电部门征收电话初装费等措施。
优惠政策带来电信业的迅速发展。
1979年至1995年，全国邮电通信固定资产投资达2700亿元，其中约1／3来自电话初装费。
1993年全国电话主线数迅速达到1733万线。
在此过程中，电信业政企合一体制下的行政性垄断矛盾日益突出，公众对电信服务高价低质很不满意。
1994年——1998年：管制初期1994年，中国联通公司成立。
邮电部独家垄断国内电信市场的局面开始改变。
双垄断寡头的竞争使基本电信服务市场效率得到改进，在联通公司进入的移动通信市场，邮电部门大幅降低了入网费和资费。
但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并没有形成。
联通公司的资产只有中国电信的1／260，1998年其营业额业仅为中国电信的1／112。
1999年至今：机构改革和产业重组1998年3月，政府机构改革，在原电子部和邮电部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随后电信业实现了政企分开。
1999年2月，信息产业部决定对中国电信拆分重组，将中国电信的寻呼、卫星和移动业务剥离出去。
原中国电信拆分成新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卫星通信公司等3个公司，寻呼业务并入联通公司。
此外，为强化竞争，政府又给网通公司、吉通公司和铁通公司颁发了电信运营许可证。
现在国内电信市场共有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网通、吉通、铁通和中国卫星通信等7家电信运营商，初步形成电信市场分层竞争格局。
但由于分层市场上垄断力量依然较强，新运营商进入时间较短，电信业的有效竞争局面仍未形成。
电信领域改革开放大事记1978年12月～2002年5月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对通信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此后又多次就邮电通信发展问题作出指示。
新基建是突围“三期叠加”的最佳路径/张银平我国正处在疫情和国际复杂环境双重影响之下，又有其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的相互交织，经济下行压力明显。
以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的新基建，撬动“新消费”，形成突围“三期叠加”的合力，是中国经济稳增长的重要举措“新基建”的提出，最初始于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该会议提出“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 5G 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
之后“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被写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2020年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改革办会议等都多次提到“新基建”。
当前，我国正处在疫情和国际复杂环境双重影响之下，又有其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的相互交织，经济下行压力明显。
而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的新基建可以撬动“新消费”，形成突围“三期叠加”的合力，正是扩大有效需求，稳定增长、稳定就业，增加有效供给，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举措。
3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明确提出“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
因此，通过加快新基建的实施，让新基建撬动“新消费”是符合当今形势、突围“三期叠加”的最佳路径。
201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指出，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我们要做好工作预案。
那么，“三期叠加”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呢？“三期叠加”一是增长速度换挡期；二是结构调整阵痛期；三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简单来说，“三期叠加”对应了三张资产负债表：政府资产负债表对应的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企业资产负债表对应的是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居民和家庭资产负债表对应的是增长速度换挡期。
提振经济的好做法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提振经济一直是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时候，如何有效地提振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就提振经济的好做法进行探讨，探索各种可能的政策和措施。
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可以刺激需求，还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例如修建高速公路、铁路、港口等交通基建，可以降低交通成本，提高物流效率，促进产业发展。
加强能源、水利、电信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撑。
二、促进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政府可以加大科研经费投入，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建立更加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吸引更多科技人才投身创新创业。
通过科技创新，可以提升产业竞争力，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三、优化税收政策税收是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同时也是调节经济运行的一种手段。
优化税收政策可以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负，促进生产和消费。
例如降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税率，缩小税制的差别，减少税务制度的不确定性，提高纳税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这样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还能够拉动消费，刺激市场投资。
四、扩大开放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基础条件。
扩大对外开放，可以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产业提质升级，增强产业竞争力。
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拓展外贸市场，提高出口水平，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通过扩大开放，不仅可以增加经济发展的动力，还能够促进国际分工和互利共赢。
五、加强金融监管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
建立健全的金融法规和制度，完善信贷政策和货币政策，提高金融监管的力度和执法效率。
这样可以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六、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
中国近年来的巨大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发展。
从经济、科技、教育、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来看，中国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以下是中国近年来的巨大发展的详细内容：一、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惊人的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从2000年的1.21万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99.09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9%。
这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经济成就。
1. 城市化进程加速：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
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化率不断提高。
根据统计数据，中国的城市化率从2000年的36.2%增长到2022年的60.6%。
这一进程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2. 科技创新：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不断壮大，成为全球率先的创新中心之一。
例如，在人工智能、5G通信、新能源等领域，中国的科技企业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在国际市场上占领重要地位。
3. 对外开放：中国积极推动对外开放，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
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之一，与多个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这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也为全球经济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科技创新：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为全球科技领域的重要力量。
以下是中国近年来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一些重要成就：1. 人工智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在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机器人等领域处于世界率先地位。
中国还成立了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促进了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2. 5G通信：中国是全球5G通信技术的率先者之一。
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了大规模的5G网络，并推出了多款支持5G的智能手机。
这为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3. 新能源：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和研发也取得了显著成果。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市场，率先于其他国家在太阳能、风能、电动汽车等领域。
中国联通高质量发展的内容中国联通作为中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之一，一直致力于推动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提升经济结构、提高创新能力、优化环境质量、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发展。
中国联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和创新，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
首先，中国联通注重提升网络质量。
作为电信运营商，网络质量是中国联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中国联通不断加大对网络基础设施的投资，提升网络覆盖能力和速度，确保用户能够享受到高速、稳定的网络服务。
同时，中国联通还积极推动5G网络建设，加快网络升级和创新，为用户提供更快、更稳定的网络体验。
其次，中国联通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联通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通过建设智能化网络、推动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
中国联通还积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此外，中国联通还注重提升服务质量。
作为服务行业的一员，中国联通深知服务质量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联通通过建立完善的服务体系，提供全天候的客户服务，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和用户满意度。
中国联通还积极推动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智能化技术提升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最后，中国联通注重社会责任的履行。
作为国有企业，中国联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关注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等方面的发展。
中国联通通过推动绿色通信，降低碳排放，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总之，中国联通高质量发展的内容涵盖了网络质量提升、数字化转型、服务质量提升和社会责任履行等方面。
中国联通将继续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不断创新和改进，为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同时，中国联通也将继续致力于提升用户体验，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相信在中国联通的努力下，中国的电信行业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电信行业分析中国电信是中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之一，也是中国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之一。
本文将对中国电信的行业进行分析。
一、行业背景中国电信行业是中国电信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电信业迎来了快速增长的机遇。
中国电信市场规模庞大，用户数量多，潜力巨大。
二、市场竞争中国电信行业竞争激烈。
中国电信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共同构成了中国电信业的三大运营商。
这三家公司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市场份额、用户增长、业务创新、资本实力等方面。
另外，互联网巨头如阿里巴巴、腾讯等也通过各种方式进入电信市场，使竞争更加激烈。
三、商业模式中国电信的商业模式主要包括基础电信服务、增值电信服务、互联网服务等。
基础电信服务是电信运营商的核心业务，包括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宽带接入等。
增值电信服务是电信运营商提供的增值服务，如短信、彩信、移动支付等。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中国电信开始向互联网服务领域拓展，提供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服务。
四、发展趋势中国电信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随着5G技术的逐渐商用，中国电信行业将实现更快的网络速度和更低的时延，为各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
同时，各种智能终端的普及也将带动网络通信服务的需求增长。
另外，以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也将成为中国电信行业的重要发展方向。
五、风险挑战中国电信行业面临的风险挑战包括技术更新、竞争加剧、监管政策调整等。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电信运营商需要不断升级网络设备，以满足用户对更快、更好的网络服务的需求。
另外，互联网公司进入电信市场带来的竞争压力也是中国电信行业面临的挑战之一。
此外，政府的政策调整也会对电信行业产生重要影响，监管政策的变动可能会对电信运营商的经营产生一定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电信行业在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发展迅速，但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面对新的技术和市场机遇，中国电信需要加强自身的创新能力，提高服务水平，不断适应市场变化，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石 宜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电信基础设施与中国经济增长术 郑世林 周黎安何维达 内容提要：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提出电信基础设施刺激计划，试图借力新 轮信息技术革命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然而，电信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在学 术界一直存有争议。本文利用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电信基础设施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了克服电信基础设施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中国电信改 革所引起的各省电信市场结构的外生变化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电信 行业发展初期（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基础设施的发展共同促进了经济增 长；进入２０００年以后，虽然移动电话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逐渐递减，而固定电话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已经呈现出负向影响，说 明由于用户萎缩固定电话基础设施已经出现闲置征兆。本文研究结果对于重新思考我国 电信基础设施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关键词：基础设施 经济增长 电信产业 经济体制改革
引 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约９．９％的增速保持高速增长，创造了人类经 济发展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林毅夫，２０１２）。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客观事实是，伴随着大规模的 电信体制改革，电信基础设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Ｌｕ ａｎｄ Ｗｏｎｇ，２００３； 吴基传、申江婴，２０１０）。１９７８年电话用户仅为１９３万户，百人平均不到半部电话，打电话、装电话 难成为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而截止到２０１０年，全国电信用户总数达到１１．５３亿户，增长了７２４ 倍。其中，固定电话用户数为２．９４亿，百人拥有２２．１部，移动电话用户总数为８．５９亿户，百人拥 有６４．４部。 中国从一个电信基础设施极度匮乏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电信市场，无论是固 定电话还是移动电话的网络规模都跃居世界第一。 电信基础设施快速普及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成为当前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 发展的“助推器”。电信技术和服务已经成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光涉及到 零售、金融、教育、城市建设、工业改造等多个行业，还具体深入到企业的管理、财务、生产、运作、销 售等价值链条上的多个环节，而且，城市居民也日益享受到电信发展带来的便利和新的娱乐方式。 在农村，电信基础设施近年来的快速普及也打破了原来信息的封闭，使农民能够便捷地与外界沟
郑世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１００７３２，电子邮箱：ｚｈｅｎｇｓ｜＠ｃａ ｓｓ－ｏｒｇ．ｃｒｌ；周黎安，北京大 学光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１００８７１，电子信箱：ｚｈｏｕｌａ＠ｇｓｍ．ｐｋｕ．ｅｄｕ．ｃｎ；何维达，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管理学院，电子信箱：ｈｅｗｄ ＠ｕｓｔｂ．ｅｄｕ．ｃｎ。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科技战略与科技政策研究和评价”（阶段性）成果，并得到教 育部人文社科项目（１３ＹＪＣ７９０２１９）、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２０１３Ｍ５３０００１）、全国统计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２０１３５７１）、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７１２７３０１４）以及“数量经济与数量金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的支持。本文在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 院“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论坛系列讲座”报告过，感谢李涛、史宇鹏、赵文哲、严成棵、张琼等参会人员的建设性意见，感谢范子英、 张友国、江飞涛、史青等对本文的评论和建议，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文责自负。 ①数据来源：（２０１０年中国通信统计年度报告》。
７７ 郑世林等：电信基础设施与中国经济增长 通，他们不需要走出家门，既可以交流外出务工信息，又可以为农产品联系销路，增加了农民就业和 致富的渠道（汪向东和张才明，２０１１）。因此，电信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让中国这个人１３大国，快 速享受到电信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现代生活方式。 给定电信基础设施实现了大跨越式发展并迅速改变着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轨迹，人们更想知道 究竟电信基础设施改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目前经验文献对于电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 长具有重要贡献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在不同行业发展周期中，移动和固定电话基础设施究竟对经济 增长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仍未有定论。从电信行业发展轨迹来看，中国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不同于发 达国家，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之前，发达国家固定电话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建成，固定电话普及率处于很 高的水平，而中国还处于较低水平。而且，也不同于一些非洲落后国家，他们进入２１世纪几乎完全 跨越固定电话就直接发展移动电话基础设施。而中国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固定和移动电话基础设施 快速发展，但是进入２１世纪以后，移动通信技术对固定通信技术形成了显著的替代，移动电话基础 设施保持了较高的发展水平，但是固定电话普及率在达到顶峰之后，开始呈现出快速萎缩的趋势。 因此，本文从中国电信行业发展具体情形出发，按不同行业发展阶段，分别考察移动和固定电话基 础设施及其交互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更能准确地捕捉电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另外，本文不仅考虑了经济增长的动态性，还克服了目前文献难以解决的电信基础设施与经济 增长之间由于因果倒置所带来的内生性难题。我们一方面选择国家层面自上而下外部电信改革所 引起各省电信市场集中度变化指标作为工具变量。另一方面，我们又进一步选择外生性更强的相 邻省份电信市场集中度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本文研究发现由于电信基础设施与经 济增长之间的内生性导致了有偏的估计结果，而使用不同工具变量不仅纠正了有偏估计，还保证 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随着“连通美国”、“数字英国”、“Ｕ－Ｊａｐａｎ”等电信基 础设施刺激计划的推出，引发了世界各国电信基础设施投资浪潮，中国最近也将“宽带中国”上升 到国家战略高度，因此，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指导中国政府新一轮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的政 策含义。
二、电信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从Ｓｏｌｏｗ（１９５６）的新古典外生增长演进 到Ｒｏｍｅｒ（１９８６）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都从理论出发来解释了经济增长的路径。上世纪８Ｏ年代以 来，信息通信技术（ＩＣＴ）的兴起和快速普及催生了“数字经济”，电信基础设施成为国家构建“信息 高速公路”的基石，而且电信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按 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电信作为一种投资要素，加大电信基础设施投资形成了资本积累，就可以 直接拉动经济增长。不仅如此，网络经济学理论文献指出电信基础设施投资还具有网络外部性，这 种外部性提高了企业和家户的决策质量，降低了搜索和生产成本，加强了企业技术扩散和创新，进 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Ｗｅｌｌｅｎｉｕｓ，１９７７；Ｈａｒｄｙ，１９８０；Ｌｅｆｔ，１９８４）。在理论研究基 础上，以Ｒｆｉｌｌｅｒ＆Ｗａ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１）、Ｄａｔｔａ＆Ａｇａｒｗａｌ（２００４）等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外文献掀起了验证 电信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热潮。 支文献利用时间序列方法研究了电信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Ｂｅｉｌｅｔ（２００５）利用美国５０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仅发现经济增长对电信投资影响的单 关系。然而，同样以美国为例，Ｃｒｏｎｉｎ ｅｔ ａ１．（１９９１）和Ｗｏｌｄｅ．Ｒｕｆａｅｌ（２００７）研究发现，不光美国经 济发展促进了电信基础设施投资，电信投资也拉动了美国经济增长。Ｙｏｏ＆Ｋｗａｋ（２００４）、Ｃｌｅｓｌｉｋ＆ Ｋａｎｉｅｗｓｋ（２００４）和Ｐｅｒｋｉｎｓ ｅｔ孕１．（２０Ｑ５）对韩国、波兰和南非的经验研究也证实了电信基础设施投 资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双向影响关系。而且，来自３０个发展中国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格兰杰因果关 ７８ Ｉｌｌ垂 言石：ｌｉ囊２０·４年第５期 系检验也表明电信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影响关系（Ｄｕｔｔａ，２００１）。 另一支文献利用跨国面板数据考察了电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Ｎｏｒｔｏｎ（１９９２）利用４７ 个国家的数据，研究认为电信基础设施能够减少交易成本，从而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虽然 Ｒ￣ｌｌｅｒ＆Ｗａ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１）利用ＯＥＣＤ国家面板数据，实证发现固定电话普及率只有超过临界值才 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但是Ｄａｔｔａ＆Ａｇａｒｗａｌ（２００４）使用动态面板数据对ＯＥＣＤ国家的估计 结果显示电信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另外，Ｍａｄｄｅｎ＆Ｓａｖａｇｅ（２００４）基于宏观 经济增长模型研究认为电信基础设施普及在转型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固定电话基础设施建设与发达国家相比普遍滞后。上世纪９０年代以 来，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大大低于固定电信，因此，有些发展中国家直接跨 越到更先进的移动通信技术。Ｊｅｎｓｏｎ（２００７）考察了印度克拉拉邦渔民如何利用移动通信在市场上 实现套利，认为移动电话能够方便渔民在市场上找到更多的买主，这使得鱼价开始趋向集中，并且 减少了未售鲜鱼带来的经济损失。Ａｋｅｒ＆Ｍｂｉｔｉ（２０１０）分析了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尼泊尔粮食市场，研 究发现移动电话普及导致粮食价格及其价格分散度分别下降了４．５％和１０％，而且市场运作效率 提高也增加了粮食利润，最终给粮食市场带来了帕累托改善。不仅如此，最近相关实证研究发现移 动电话基础设施普及更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例如，Ｗａｖ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１．（２００５）的实证研究 结果指出移动电话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发达国家的两倍。Ｑｉａｎｇ ｅｔ ａ１．（２００９）估计了１２０个发达 和发展中国家移动电话对人均ＧＤＰ的影响，研究发现移动电话普及率每提高１０％，发展中国家经 济增长０．８１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仅提高０．６０个百分点。 以中国为例，Ｄ６ｍｕｒｇｅｒ（２００１）利用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２４个省市数据考察了交通和电信基础设施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固定电话普及率提高无论对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都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Ｄｉｎｇ ｅｔ ａ１．（２００８）使用１９８６－－２００２年中国２９个省级数据，实证分析了电信基础设施对地区收 入的影响，结果显示电话普及率与地区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罗雨泽等（２００７）利 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３１个省市的数据，通过建立系统结构方程，估计了电信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 贡献值变化的趋势，研究认为电信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平均为２．３７６％，高于其他社会基础 设施投资。然而，Ｓｈｉｕ＆Ｌａｍ（２０１１）使用１９７８－－２００４年２２个省级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国家层 次上实际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和电信发展之间存在单向联系，电信发展与实际ＧＤＰ的因果关系仅 存在于富裕的东部地区省份。 上述研究为考察中国电信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但是仍然存 在需要完善之处。一方面，多数研究采用两种不同电信技术即固定和移动电话普及率之和来衡量 电信基础设施。在上世纪９Ｏ年代初期，移动电话刚进入电信市场，其发展可能增加了固定电话的 业务量，但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由于移动电话承载了比固定电话更多的服务功能，移动通信服务对固 定通信服务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Ｚｈｅｎｇ，２０１２）。因此，电话普及率不是简单的两者之 间的叠加，现有研究忽略了移动和固定电信之间对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并未捕捉到信息技术变迁 带来电信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变化，难以全面衡量电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一方面，由 于受到数据样本限制等原因，目前研究对于解决电信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仍未 取得较为满意的效果。正如Ａｋｅｒ＆Ｍｂｉｔｉ（２０１０）所指出如何发现有效的外生计量工具，对于识别 电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重要。然而，由于因果倒置的存在，人们会质疑经济发展较快 的地区电信运营商更愿意进行电信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不是电信基础设施促进了经济增长。 中国电信体制改革与转型的大背景，为获取外生工具变量提供，了思想源泉。建国后，中国电信 行业一直处于邮电部行政垄断经营之下。进入上世纪９Ｏ年代，行业效率低下，电信服务供给难以 满足人们快速增加的电信服务需求。１９９４年之后，电信行业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大规模体制改革。 ７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