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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推定浅论作者：马万飞来源：《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07期摘要贿赂犯罪是一种严重的腐败，但是，许多贿赂案件因为证据不足而让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
因此，有必要运用推定对贿赂犯罪的某些情形进行认定。
本文指出在贿赂犯罪中，推定可具体应用于认定犯罪主观方面、“一对一”贿赂犯罪等方面。
关键词贿赂犯罪推定贿赂推定作者简介：马万飞，中共江苏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刑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3-260-02贿赂犯罪是当下官员腐败的主要形式。
古今中外，因为贿赂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各国对贿赂犯罪的惩治都相当严厉。
但在现实中，因为证据不足而导致犯罪嫌疑人逃避制裁的贿赂案件比比皆是。
因此，很多学者主张，对贿赂犯罪可以通过推定的方法加以认定，这在我国刑法学界已达成共识。
但对于推定的概念、在贿赂案件查办中如何运用和限制推定等问题仍然众说纷纭。
一、推定和贿赂推定的概念推定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也是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
然而，学者们对推定概念的界定和理解却聚讼不息，莫衷一是。
据美国拉夫林教授考察，推定大概在八种不同意义上使用。
基于“推定”一词难有一个让各方都能认可的概念，作为下位概念的贿赂推定，自然也无法完美界定。
但是，司法实践问题不能等到法学家们吵定之后再慢慢解决。
同时，对概念本身也应当保有必要的警惕，因为对同一事物不同的概念界定有时只是反映了不同的视角和侧重而已。
尽管关于推定的概念众说纷纭，但在推定涉及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方面上基本能够达成共识。
在笔者看来，推定是指由法律规定的，根据基础事实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当基础事实确证时，可以认定待证事实存在，但允许受不利推定的当事人举证反驳的一项特殊的证据规则。
作为推定的下位概念，贿赂推定则是指在贿赂犯罪案件中，只要能证明特定的基础事实存在，除非被告人能够提出合理反驳，并经查证属实，否则即可推定贿赂的存在。
从“谋取利益”、“特定关系人”和“利益冲突”看《廉政准则》第五条)简要内容：关爱家庭、亲人、朋友是人之常情，但关爱什么、怎么关爱，是我们每个党员领导干部应当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的问题。
当前，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能够严格要求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的，但也有一些领导干部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不严格，致使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往往从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打开缺口，对领导干部进行拉拢腐蚀。
关爱家庭、亲人、朋友是人之常情，但关爱什么、怎么关爱，是我们每个党员领导干部应当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的问题。
当前，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能够严格要求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的，但也有一些领导干部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不严格，致使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往往从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打开缺口，对领导干部进行拉拢腐蚀。
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对待亲情和友情，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朋友谋取不正当利益，不仅自己身陷囹圄，最终也害了亲人朋友，教训十分深刻。
本文就《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廉政准则》）第五条作一简要分析。
《廉政准则》第五条：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
不准有下列行为：（一）要求或者指使提拔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二）用公款支付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学习、培训、旅游等费用，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出国（境）定居、留学、探亲等向个人或者机构索取资助；（三）妨碍涉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案件的调查处理；（四）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五）默许、纵容、授意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以本人名义谋取私利；（六）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党员领导干部之间利用职权相互为对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七）允许、纵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社会中介服务等活动，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外商独资企业或者中外合资企业担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八）允许、纵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异地工商注册登记后，到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最⾼⼈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全⽂是什么最⾼⼈民法院研究室经研究认为对于共同受贿犯罪，被告⼈“受贿所得数额”原则上应当以其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受贿数额认定。
有关部门就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征求最⾼⼈民法院研究室意见。
此意见的全⽂是什么?下⾯店铺⼩编整理了以下内容为您解答，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最⾼⼈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全⽂是什么⼀、问题由来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前对于未区分主从犯的受贿罪简单共犯均按参与额量刑往往导致罪刑失衡，此时，能否按照个⼈实际所得数额量刑，审判实践中争议较⼤，有关部门遂向最⾼⼈民法院研究室征求意见。
⼆、主要争议问题⼀种意见认为，对于未区分主从犯的受贿罪简单共犯，应当按照个⼈实际所得数额量刑，以实现罪刑相当、裁判公正。
我国刑法只规定对于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对于⾮主犯如何处罚，刑法并⽆明确规定，所谓的“部分实⾏全部责任”的理论通说，并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
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未区分主从犯的受贿罪简单共犯，应当实事求是地按照其“个⼈所得额”⽽不是“参与额”量刑。
另⼀种意见认为，根据⽴法精神及“部分实⾏全部责任”理论，在共同受贿犯罪案件中，不管主犯、从犯还是简单共犯，均应当根据其参与的共同受贿数额量刑。
三、研究意见及其理由经慎重研究，我们认为，对于共同受贿犯罪，被告⼈“受贿所得数额”原则上应当以其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受贿数额认定。
但在难以区分主从犯的共同受贿案件中，⾏贿⼈的贿赂款分别或者明确送给多⼈，且按照各被告⼈实际所得数额处罚更能实现罪刑相适应的，依法按照被告⼈实际所得数额，并考虑共同受贿犯罪情况予以处罚。
主要阐释如下：1.作为原则，对于共同受贿犯罪，应当根据其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受贿数额量刑。
关于共同贪污贿赂犯罪的处罚问题，我国⽴法和司法的做法不⼀。
在⽴法上，1952年《中华⼈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朗确规定贪污共犯⼀律根据个⼈所得数额处罚。
关于办理受贿案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之解读整理：最高人民法院刘为波编者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7月8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为准确理解和适用该解释，人民法院报特刊出解读性文章。
《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总结了近年来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新类型受贿刑事案件中的主要法律适用问题，并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对该《意见》的理解需要把握以下十一个问题：一、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对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行为的具体处理，《意见》主要明确了以下三点：第一，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财物行为的定性。
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如以低于市场价格购买或者以高于市场价格出售的方式买卖房屋、汽车等物品等，较之于直接收受财物的传统意义上的受贿，虽然因支付了一定费用而在手法上有所不同，但性质上并无不同，都属于权钱交易，故应以受贿论处。
第二，关于受贿数额的认定基准。
起草过程中有意见主张以“成本价”或者“象征性价格”作为计算基准。
经研究，“成本价”或者“象征性价格”，不当地抬高了此类受贿罪的定罪门槛，对于房屋等商品，成本价和市场价相差非常悬殊，依此标准，很大一部分的受贿罪将不能得到依法追究，相比之下，市场价格更具实践合理性，也更具包容性，市场价格波动较大的，可以通过专业机构对一个特定时点物品价格进行评估，得出一个相对确定、合理的价格，故《意见》规定，“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第三，关于度的把握。
鉴于此类交易行为的对象多为房屋、汽车等大宗贵重物品，稍微降低几个百分点，数额即可能达到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如简单规定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或者高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达到受贿犯罪的定罪数额起点的，都以受贿犯罪处理，打击面可能失之过宽，故《意见》规定了“明显”低于或者高于市场价格的限制性条件。
二、关于收受干股问题非法收受干股应以受贿处理，司法实践中的意见基本一致，对此，《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也有类似规定。
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摘要】相关法律对特定关系人可以成为受贿罪的共犯已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对共犯之间的“通谋”和“共同受贿的故意”往往难以界定。
本文通过对“通谋”的界定和共同受贿具体情形的分析尝试去认定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犯罪。
【关键词】特定关系人；通谋；意思联络；共同受贿一、相关规定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和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都明确规定了特定关系人可以成为受贿犯罪的共犯。
《意见》第十一条规定：“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纪要》第5项明确了关于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
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
《意见》第七条也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
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二、主观方面——“通谋”的界定根据上述规定，要认定特定关系人为受贿罪的共犯的关键就是认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有“通谋”。
具体来说就是双方是否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故意，并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思联络。
因此，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通谋”也就是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在主观上彼此之间形成上述主观心理和意识联络。
按照通谋的时间来划分，通谋可分为三种情形：一是事前通谋。
二是事中通谋。
三是事后通谋。
具体来说，如果特定关系人事后代为收受或者索取财物时认识到或应该认识到该财物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对价，其和国家工作人员就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而收受财物的行为是受贿罪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特定关系人和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形成了共同犯罪关系。
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罪行为的认定作者：吴卓师晏磊杨毅伟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30期摘要特定关系人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特定关系人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共犯论处。
关键词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国家工作人员作者简介：吴卓师，西南政法大学刑法研究生；晏磊，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职侦局副局长；杨毅伟，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干部。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1)10-081-01一、案情2005年，福建省甲公司与重庆乙公司建筑工程产生施工合同纠纷，乙公司希望被告人刘某（律师）代理本公司。
刘某考虑到其夫张某时任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而该案一审在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九龙坡区法院），按规定自己不能代理该案，遂介绍其同学樊某（律师）代理该案，樊某与委托方约定对该案实行风险代理。
被告人刘某要求张某帮助乙公司，樊某也向张某提出希望张从中关照。
该系列案件在一审期间，张某给时任一审法院院长的陈某打招呼，使乙公司的举证时限得以延长。
2006年5月，樊某所在律师事务所与乙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指派樊某为乙公司与甲公司的所有诉讼第一、二审诉讼代理人。
同年11月，法院一审判决乙公司败诉，樊某将乙公司准备上诉一事告诉了刘某，刘表示支持乙公司上诉并称已要将此事告诉张某，让张某帮忙。
二审期间，张某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要求承办案件的法官关照樊某。
2007年，二审法院终审判决乙公司部分胜诉。
之后，乙公司两次向樊某所在律师事务所先后支付了律师费人民币150万余元，樊某为感谢刘某夫妇，分两次将人民币共75万元汇到刘某银行账户上。
之后被告人刘某将收取樊某人民币一事告诉了张某。
案发后，被告人刘某退还了全部赃款。
二、裁判针对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某不宜定受贿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二○○七年七月八日）为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受贿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提出以下意见：一、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1）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2）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的；（3）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
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前款所列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
根据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各种优惠交易条件，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的，不属于受贿。
二、关于收受干股问题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
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
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三、关于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
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论处。
四、关于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以受贿论处。
受贿数额，前一情形，以“收益”额计算；后一情形，以“收益”额与出资应得收益额的差额计算。
受贿罪共同犯罪问题浅析作者：【摘要】本文通过对国家工作人员与其情妇（夫），与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的共同受贿问题的厘清，希望对实践中这种情形共同受贿行为的界定有所裨益。
【关键词】受贿罪关系密切人特定关系人共同犯罪一、“关系密切人”与“特定关系人”概念辨析（一）关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关系密切人”的关系。
对“关系密切人”的界定，有的学者主X，可以行为人是否具有影响力为标准来考察“关系”是否密切。
如果具有影响力，则可以认定两者具有密切关系，反之，如果尚未达到影响力的水平，便可以认定未达密切的状态。
但也有学者认为此种观点陷入了循环讨论的错误。
用客观要件充足与否作为主题要件是否充足的依据，进而理所当然地推定构成利益影响力受贿罪。
完全行为人具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方面所规定的实行行为，但如果不属于“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也同样不构成犯罪的情形[1]。
“关系密切”属于价值判断和主观认定的X畴，在界定“关系密切”时应从人与人关系中的主客观相联系的实际出发，注重对证据的综合分析判断，避免仅仅根据办案人员的个人价值观进行主观臆断。
（二）关于共同受贿罪中“特定关系人”的概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7年7月8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一下简称《意见》）第十一条规定“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有学者认为，“共同利益关系”是受贿罪中所蕴含的基础关系，也是“特定关系人”所具有的关系特征。
但是，近亲属情妇（夫）与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应当是并列适用的三个概念，而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三者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界定，不可以一言蔽之。
当然，共同利益关系是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成立受贿罪共同犯罪的前提和基础，是将他们粘连在一起的黏合剂。
因为共同利益，使每一个体的部分行为相互依存，相互分担，一方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便会在一定程度上顾及和保护另一方的利益，其中的利益不仅仅是指物质或经济利益，当然也包括社会地位，精神满足等非物质利益。
Legal Syst em And Soci et y 匪圆圆圈●■i 一竺兰!型!!f 叁．箜l 』查垒盒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朱运河丘，’同受贿之探析摘要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7月8日发布的Ⅸ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受贿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唪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特定关系人、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
然而，检察机关在现实侦查工作中很难证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共同故意，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案，此类犯罪规避法律制裁的成功率很高。
本文主要从刑法理论和实践中，探析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的几种情况，进而提出为遏制和打击腐败，建立国家工作人员严格责任下的有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罪推定证据制度的设想。
关键词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推定证据制度中图分类号：D 920．5文献标识码：A近几年来j 国家工作人员与其特定关系人伙同受贿的情况大幅上升，由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类问题没有较全面的规定，存在一定的漏洞，造成了司法机关的执法工作的困难和被动局面。
例如，有的国家工作人员规避法律，并不亲自接受贿赂，而指使其特定关系人出面收受贿赂，由自己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利，一旦案发，便藉其本人未收受财物或本人不知道为由逃避法律制裁；也有的是特定关系人经国家工作人员授意后主动向他人索要财物，而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作为交易条件，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人虽然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但因其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也不能单独认定为受贿罪。
此种情况充分说明立法的疏漏为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从理论上探明国家工作人员特定关系人受贿的法律责任，并依法对此种行为进行刑事制裁，不仅对司法机关的执法大有裨益，而且对维护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信誉、促进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受贿的认定在刑法理论上，受贿犯罪是身份犯罪，它以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特殊主体要件。
但是按照我国共同犯罪理论，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人可以和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共犯，即只要两者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和共同受贿的行为，就可以认定是共同犯罪。
(一)对共同故意的认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故意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与其特定关系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分工合作，收受请托人贿赂的主观心理状态，这种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国家工作人员大都经验丰富、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往往事先与特定关系人商量好应付侦查的对策，因此要查明两者之间是否确存在共同受贿的故意，存在一定的困难。
国家工作人员为了逃避罪责，往往佯称不知，而将一切推给特定关系人；特定关系人为了使国家工作人员免受法律追究，往往谎称是自己私下收受财物，为国家工作人员开脱罪责。
结果侦查机关往往由于无法认定两者的共同故意而无法对任何一方追究刑事责任，最多按党纪政纪处理了事。
可见，办案人员希望仅仅通过国家工作人员和其特定关系人的口供，来认定两者是否存在共同故意是不足取的，此时，需要司法人员用明作者简介：朱运河，增城市人民捡察院。
210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210-02察暗访、合理分析的本领运用证据击破犯罪嫌疑人的辩懈，实事求是地处理，不能轻易放纵犯罪。
认定两者是否具有主观共同故意，可以由以下四个方面来认定：1．从国家工作人员对其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贿赂的态度分析。
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如果也和其特定关系人一样具有贪财图利的想法，在行动上就会表现为精心谋划、积极怂恿或是心照不宣地默许其特定关系人受贿。
对于前种国家工作人员持主动态度的情况，两者的主观故意就比较容易认定，故本文在此不展开论述；而对于后种情况，在实践中认定比较复杂，例如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得知行贿人送“礼”上门时有意避让，让其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过后佯装不知；有的对于送“礼”者假意要折价付款，但所付数额却与“礼品”的实际价值相去甚远等等，但无论何种表象，当事人所为的一切目的就是想要掩盖其共同受贿的故意，侦查人员要能透过这些伪装现象看清当事人行贿受贿的实质。
2．从国家工作人员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态度前后变化分析。
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前对行贿人的要求、态度是冷淡的，既不拒绝也不承诺，而在特定关系人出面收受了贿赂以后，变消极为积极，四处活动，甚至铤而走险，采取非法手段，千方百计地满足行贿人的要求，此种情况下，如果国家工作人员辩解其不知特定关系人受贿，侦查人员就可以追问其对行贿人态度发生变化的原因，使其无可辩驳。
3．从国家工作人员对其特定关系人所收受财物的享用情况分析。
由于能构成贿赂的必然是较贵重的物品或数额较大的金钱，这些财物一般会纳入家庭财产消费和使用，引起家庭经济状况和消费情况的变化。
身为家庭成员的国家工作人员对此理应有所察觉并了解原因，在经过一定时间后其若仍未：陌财物退还给行贿人甚至予以动用，且其本人又无其他合理解释的，应视为其与特定关系人之间存共同受贿的故意。
4．从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连续性上看，如果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国家工作人员与其特定关系人收受同一来源的贿赂连续多起，就可以将之视为刑法上的连续犯，不应只认定他直接出面收受了多少，而应根据他与特定关系人连续多次共同实施的受贿行为来认定其受贿额。
并且，也不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对特定关系Legal S y st e m A nd Soci et yf叁叁I』圭垒金三!!竺堡!型!!i粪—■圜圈人接受的每一笔财物都清楚地知道详情，只要能证明其知道受贿第三，特定关系人事先已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事后告知国的事实或该笔受贿在其概括受贿故意的犯罪计划之内，就不要求家工作人员，主动要求其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利，后者表示其了解受贿的详细细节，否则势必将受贿故意的范围限制过窄。
同意或默许并实施的。
实践中大多数情况下，就同一来源的几笔贿赂，如已查实国家工第四，特定关系人借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从事公务，为他人谋作人员曾出面收受，则对其它几笔即使国家工作人员不直接出面取正当利益之机主动出面索贿，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持默许、放收受，特定关系人也往往是在得到其事前概括默许的情况下才收任态度的。
受的情况，因为特定关系人对国家工作人员对待受贿的态度是十三、建立国家工作人员严格责任下的有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分清楚的，若明知国家工作人员不同意，特定关系人通常也不会罪推定证据制度收下贿赂。
因此这种情况下办案人员即使收集不到国家工作人职务犯罪分子十分狡猾，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共谋，员出面收受所有贿赂的证据，亦可将在一段相对集中的时间内特，由特定关系人出面收受财物，而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利的情定关系人收受的财物，作为共同受贿犯罪事实的组成部分予以认况在现实生活中已愈来愈多地发生。
两者往往事前订立好攻守定。
同盟，一旦案发，双方都死死咬定是特定关系人没有将收受财物(二)对共同行为的认定的情况告知国家工作人员，而且国家工作人员也不知特定关系人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在共同受贿中，可能构成受贿罪收受了财物，该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办事是纯粹因为职责所的教唆犯或帮助犯。
特定关系人作为教唆犯，一般表现在开导、在。
从实际情况看，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后很少有不告知国家工劝说、指使甚至软硬兼施，以便让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作人员的，国家工作人员本人确实不知道的只是极少数。
由于贿受贿赂并为他人谋取利益。
特定关系人作为帮助犯，一般表现在赂案件中的关键证据是行贿人证言，而此类案件中，行贿人口供用各种方法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创造必要的便利条件，如为国家并不能直接证明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共谋受贿，只能证明工作人员受贿积极出谋划策，帮助国家工作人员出面向行贿人索是特定关系人出面收受财物，因此侦查机关往往无法取得有力的贿、受贿等。
证据证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从目前侦查机关掌握此类案件的在认定此类共同受贿案件时，不能把客观上存在的整体性的线索，最终能证实犯罪的只有极少数的状况来看，为了有效遏制共犯行为人为地割裂开来，使某些人失去定罪基础，或者把共犯此类腐败现象更加蔓延，重塑政府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刑责任分割成个人责任，不能因为特定关系人收受了他人财物但未法有必要对此种犯罪仿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采取严格责任给行贿人谋利，及国家工作人员为行贿人谋利但未收受财物，就制。
笔者认为，受贿罪作为一种社会危害严重的职务犯罪，在证认为收受财物与利用职务为他人谋利缺乏必然联系，两者都不能据制度的设计上，不必囿于刑法钊‘对一般犯罪规定的“无罪推定”构成犯罪。
按照我国刑法中的共犯理论，国家工作人员及其特定诉讼原则，而应在认定犯罪过程中建立一种推定的证据制度，将关系人具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和共同行为，他们在受贿行为的过程证实犯罪的举证责任转移，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他人谋中互相配合，各人的行为都是只向完成受贿的同一目标，不同的利，并且其特定关系人收受了请托人财物，那么就可以推定为该分工活动结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犯罪活动整体，并且各人的行为都国家工作人员知道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此时公诉机关再没有必与发生的受贿犯罪结果具有因果联系，是整个受贿犯罪活动的锁要去证明，除非该国家工作人员提供证据证实其不知道。
这种做链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各行为人都要对其共同受贿犯罪行为法虽然有扩大追刑之嫌，但在目前腐败现象猖獗、反腐败斗争日负责，否则就很有可能放纵狡猾的职务犯罪者，造成打击此类渎益艰巨的特定形势下，为了不使少数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法律漏洞职犯罪的不力。
逍遥法外，有效地遏制腐败行为，平息群众不满，同时对威慑一部二、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共犯的情分有意犯罪者，设立此种推定罪具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和现实必况要性的。
当然，在此种法律推定制度尚缺省之前，司法机关仍应由于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的特殊性，在实践中对立足于严格的证据制度，以确有证据证实国家工作人员明知特定于追究特定关系人的受贿责任应当慎重，否则容易导致打击面过关系人收受他人财物，为构成共同受贿罪的依据。
目前，根据有大，因为受贿罪毕竟是国家工作人员侵犯职务廉洁性的犯罪，除关党纪处分规定，党和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了极少数对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起到关键作用情况外，不宜对特定者其他从事公务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关系人追究刑事责任，而应以教育为主。
所谓的少数要追究特定谋取利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接受对方钱物，虽未能证关系人受贿罪共犯责任的情况，主要有四种情况：实本人知道的，也要追究该党员的责任。
第一，特定关系人教唆、鼓动或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