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从梁启超那里“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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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革命家,他是中国现代国家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倡导者。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倡导了新文化运动,提出了许多新思想,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梁启超的思想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进行变革,受益于世界文明的发展。
梁启超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他主张要充分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需要不断地进行变革和升华,从而使中国社会能够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进行现代化的转化。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中国文化迎来了一次转型的历史时刻。
他提出了“让传统名教在新时代重新焕发生机”的思想,主张要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他尤其重视思想文化的转化,认为只有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才能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中绽放出新的光彩。
梁启超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转化的过程中,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他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著作进行了认真的解读和分析,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思想。
他将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等各种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梳理,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他指出,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精华之处可以与现代思想相融合,从而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注入新的活力。
梁启超还通过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积极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发展。
他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多次发表了关于传统文化的文章,呼吁人们应当珍视和传承传统文化,同时也应当注重其与现代社会的结合。
他还多次提倡孔子学院等机构的成立,推动了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研究。
在政治上,梁启超也积极支持了传统文化的发展,他主张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传统文化回归为己任,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梁启超的思想文化贡献与实践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文化家和改良主义者,作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不仅是“新学派”的核心人物,还致力于推进儒学现代化,提倡国家学派,同时也为推动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探讨梁启超的思想文化贡献和实践。
一、对儒学现代化的推进梁启超是儒家思想现代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早期,梁启超就提出了儒学应该现代化的思想,他认为“今之儒者,其业不亦宏哉,乃自宋元以后东渡诸臣,钜学无所表扬,虽昔之仁、礼、义、智,有无不精,主要目的是备品行之自用,毫不考虑科学政治之问题”。
他认为推动儒学现代化,需要重新审视传统,发掘儒学中的现代价值,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梁启超还尝试将儒学与科学结合起来,提出了“儒学归正理论”,认为儒学应该贯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使其能够适应社会变化和现代化发展要求。
他积极支持孙中山“兴义务教育,撤销废奴学堂”的主张,提出要引进西方教育体系,推进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和现代文明相结合。
梁启超也成为了新式文化运动的先驱,推动国学复兴,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二、推进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梁启超不仅在思想文化上做出了贡献,也致力于推进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
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和主张,如“党化政治”,“西式宪政”,“中央集权”等。
他早年时曾提出“反对少数民族伐款”、“反对资本主义”,提出“欧化与本化”相结合的国家方针,推动了中华文化和现代文明相结合的进程。
梁启超也积极推动社会的进步。
他发起了“会典派”,旨在通过普及知识,推进社会改良,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进步。
他还主张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改进社会福利制度,提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主张,促进社会公平和民生改善。
三、在国家文化建设中做出的贡献梁启超也为国家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发表了大量的新思想和新观点,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四以后梁启超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以重新解读‘欧游心影录“为中心当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转折点的五四运动发生时,梁启超恰好不在国内,当时他正在欧洲考察㊂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是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所引发,而最早将外交失败的讯息传达到国内的恰好是梁启超和他的朋友们㊂如果从广义的五四运动,即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结合在一起来看待,则梁启超又可算是躬历其事,而且被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看作是此项运动的先驱者和相当程度上的同情者㊁赞助者㊂所以,尽管五四运动爆发时,梁启超不在国内,但他却是与这次运动(无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上说)有重要关系的人㊂梁启超早在出国之前,即已确定今后将把全部精力投入学术文化事业㊂他在1918年10月26日答‘申报“记者问时说: 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㊂”①12月27日,在即将登轮赴欧的前一晚上,他与几个朋友 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②㊂梁启超既然决心今后全力从事学术㊁思想和文化事业,那么,他游欧考察,自必着重于思想学术与文化方面㊂而作为他考察心得之总结的‘欧游心影录“自然也就以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的思考为中心㊂梁氏的‘欧游心影录“写于1919年的10月至12月,1920年3月至6月继续连载于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㊂我们以此书为中心793五四以后梁启超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 ①②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8页㊂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㊃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39页㊂893 近代思想文化论集来讨论梁氏五四以后的文化思考是合适的㊂一梁启超到达欧洲时,欧洲大战刚刚结束不久㊂呈现在他面前的是大战浩劫之后残破不堪,物资贫乏的欧洲,是人们精神上悲观灰暗的欧洲㊂这同中国知识界印象中战前的欧洲实在反差太大了㊂在欧洲人自己看来也是如堕深渊,往日的繁华,生活的优裕都已不复存在㊂欧洲人的失望与悲观是可以想象的㊂须知,欧战爆发前,从1815年拿破仑失败到1914年,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基本保持了相对和平的一百年,虽然其间也发生过几次小规模的局部战争,但都不足以打破欧洲的平稳,也没有造成大的破坏㊂这一百年里,科学进步,技术发明,工业扩展,直可谓一日千里㊂人类史上许多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都是在这一百年里发生的㊂火车㊁汽车㊁轮船㊁飞机㊁潜艇㊁安全炸药㊁新的大规模炼铁炼钢技术㊁水泥㊁电报㊁电灯㊁电话㊁无线电㊁真空管等等,等等,这些发明和应用造成了现代的交通㊁通讯㊁建筑㊁机器制造,从而造成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大规模的国际贸易㊂人们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㊂这使他们产生了空前的乐观和自信,以为没有什么是不可征服的,没有什么是不能创造的㊂然而持续四年多的一场大战,把许多东西都破坏了,把人们的自信和乐观也打破了㊂战争夺去了700万人的生命,造成至少300万人残废㊂活着的人为果腹的面包而奔波,为勉能御寒的衣被㊁居所而操心㊂在这样空前的浩劫之后,人们对以往的进步㊁以往的道路和曾经产生的理想都怀疑起来了,价值观念发生动摇㊂于是欧洲思想界变得脆弱和混乱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富兰克林㊃鲍默(Franklin L.Baumer)在其‘西方近代思想史“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揭示笼罩欧战后思想界的怀疑与悲观主义㊂他写道: 出现在历史哲学中的新东西并不是乐观主义(不管是新的或旧的),而是对历史知识本身之有效性提出质疑的悲观主义或怀疑主义㊂”①他提到,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㊃迈乃克(Friedrich Mei⁃necke)在其1924年出版的‘国家理性“一书中说: 历史世界在我们眼中,显得比在兰克以及相信理性终会在历史中得胜的那些世代的眼中更为晦涩,而且就其进一步的进展而言,也显得更危险,更不确定㊂”②作者总结说: 这类有关没落与衰败的言论,在1920年代与1930年代广泛流布㊂”③他并且指出,这是这时期整个欧洲思想界的疾病,这个疾病的主要症候是(一)反历史主义;(二)体认非理性因素在历史中所扮角色的重新重视;(三)历史循环论的复活;(四)体认欧洲并不居于历史世界的中心,且处于文化没落的痛苦之中㊂④梁启超亲眼看到和亲身体验到了战后欧洲的破败与贫乏㊂他们几人挤住在一起,取暖用的是半湿不干的木柴和生产煤气用过的煤渣,以致不得不靠身体运动来取暖㊂他们的食物亦仅供果腹而已,完全谈不上丰盛与美味㊂他们也直接接触和体验到了欧洲思想界的深沉的悲观主义㊂梁氏在‘欧游心影录“中说到欧洲 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⑤㊂他遇到法国的思想家及其他人士也使他感受到 种种怀疑,种种失望”, 他们有句话叫做 世纪末’,这句话的意味 从广义解释,就是世界末日,文明灭绝的时刻到了”⑥㊂梁氏的感受与前面引述的‘西方近代思想史“的作者的叙述是一致的㊂我们可以相信,欧战过后,在西方思想界确曾一度弥漫着怀疑㊁悲观与失败的情绪㊂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思想家都如此,也不是说所有的思想家都存在同样程度的怀疑㊁悲观与失望㊂此后不久,美国思想家俾尔德(CharlesA.Beard)曾征得包括欧洲㊁亚洲㊁美国的一批学者思想家分别撰文,集成一书叫做‘人类的前程“,批评怀疑主义与悲观主义,认定人类993五四以后梁启超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 ①②③④⑤⑥富兰克林㊃鲍默著,李日章译:‘西方近代思想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初版,1996年第二次印行,第599页㊂同上书,第606页㊂同上书,第609页㊂同上书,第603页㊂‘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㊃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1 12页㊂同上书,第15页㊂。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复习资料第一章近代中国社会与中国近代文化一、求变——民族进取精神的复苏1.龚自珍从这种“变”的观点出发,对封建末世的种种黑暗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2.人心思变,要求“以变应变”成为近代中国人的心理特征之一。
3.鸦片战争后,作为“汉宋之学”的对立物而崛起的“经世致用”之学,标志着传统文化中重视致用的传统在近代文化中得以恢复4.和发扬。
二、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发扬1.1895 年,严复在天津的《直报》上发表了著名论文《原强》。
文中引述了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生物进2.化论学说,着重阐述“自然选择”的思想。
3.西方近代文化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传播,影响了中国文化深层结构,部分地改变了近代中国人心理素质,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性格特征。
三、文学进化思想的确立1.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先提出文学与时代关系是龚自珍和魏源。
2.3、进化的文学发展观表达最为明确系统,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末一位杰出学者和文艺批评家王国维。
四、爱国主义伟大主题1.爱国主义在近代文学史中,是一个超越文学流派界限的普遍主题。
第二章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1.梁启超继《新民说》发表后,1902年又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关系》,提出“小说界革命”。
2.梁启超于1902 年在日本东京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小说刊物——《新小说》,大量发表翻译与创作的新小说,他自己也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
3.反殖、反帝、反封建是近代文学的主流,是近代文学最重要、最基本主题。
4.梁启超提倡文学革新,其理论核心是他的“新民说”5.梁启超继续发扬在“戊戌政变”前创学会办刊物的进取精神,先后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等报刊推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新运动。
6.1868年黄遵宪就对诗坛的崇古卑今创作倾向提出批评,主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提倡以“流俗语”入诗,要求对诗歌进行革新(参阅黄遵宪《杂感》)。
7.在近代,较早起来批判桐城派并进行散文改革实践的是冯桂芬,他的政论著作《校邠庐抗议》,见解大胆、新颖、文笔通俗、流畅,成为近代新体政议文先例。
苦阳子:重读梁启超的新史学——以史学借鉴导出政治变革的理由梁启超新史学的最突出特征就是批判与创新精神。
他的新史学观是在对封建旧史学的反思与批判中形成的,也正是因此才展示了梁启超“新史学“的开创性功绩。
当下,中国正是”爆炒国学“与“红色记忆”泛滥之时,重温梁启超的“新史学“和”史界革命观“颇有现实意义。
晚清王朝时,面对外来侵略和内部腐败,其所代表的皇权专制政治也已走到了尽头。
于是社会便开始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与”改革开放“的今日中国相比,晚清社会的转型是以政治转型领先,经济转型滞后为特征的。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晚清社会政治的变革成为决定和影响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救亡意识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渴望了解西方和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因素,并由此产生了日益强烈的改革要求。
从立宪到共和,从改良到革命,随着社会政治思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晚清传统政治文化处于不断瓦解中。
这种政治形势,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思想文化和学术,因而也就导致了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社会的不相适应更加明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深感无史之痛:“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
“所谓无史,并非中国没有历史,而是指中国没有与近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史学。
在新史学的倡导者眼里,就是没有“民史“、”国史“和“信史”为中心的史书,没有能够与民族独立进步、国家富强发展相关的历史学。
这意味着中国传统史学必须革新。
而恰恰正是这个时候,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传入,极大地启迪了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国家、民族、民权、平等等观念逐渐取代了朝廷、帝王、专制,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的观念,为新史学提供了价值内容。
于是,一批学者在批判旧史学之弊的同时,提出了创立中国新史学的问题。
在这场中国史学界批评旧史学的主战场上,其旗手竟不是“激进革命派”,而是一度被认为“改良派”的梁启超等。
梁启超在新史学的创建上,并非以“保守“姿态亮相,而是以革命的批判立场开局的。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张昭军【提要】 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干是文化史。
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到20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间有发展变化,也有矛盾冲突,但总体上是一个逻辑展开的过程。
从文化史角度看,梁启超所构建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以文明史立根基,以普遍史致广大,以专门史为核心,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
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过程中由博到专、分工趋细的特点,又可看出文明史—广义文化史—狭义文化史—文化史观之间的逻辑关联。
这一逻辑结构对理解和反省当下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梁启超 文化史 普遍史 专门史 文化史观一梁启超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文化大师和史学巨擘。
1929年,他归隐道山,去今虽历八十余载,但他所留下的史学遗产仍有认真梳理的必要。
①本文瞩意于梁启超“新史学”与文化史的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此前已有学者论及。
神谷正男认为,梁启超的史学前后两期在①比如,关于梁启超“新史学”的性质,就有民族主义史学、启蒙史学、科学史学、实证主义史学等诸多称谓。
王晴佳的《台湾史学50年》(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指出,梁启超的新史学在本质上是科学史学。
唐小兵的《全球空间与民族主义者论述:梁启超史学思想》(Global Space and the N ationalist D iscourse of M odernity:The H istorical Thinking of L iang Q ichao,Stanf ord University Press,1996)、汪荣祖的《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收入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等则认为,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民族主义史学。
汪荣祖同文指出:“论者辄谓:梁氏之《新史学》具‘启蒙’与‘实证’精神,甚至是在提倡科学的史学,殊与事实相违。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梁启超(1873-1929),字默庵,号尧庵,江苏常熟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启蒙之先驱”。
梁启超提出了“中国人的精神出路在于中国文化”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转化和发展,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批判,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和精神追求所在。
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是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文化自信。
梁启超也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遇到了危机和困境,迫切需要进行转化和革新。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转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梁启超主张要“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商场”,即要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价值和社会功能。
他不认同把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当作文化遗产来保护和保存,而是主张要将其活化利用,推向商业领域,让它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梁启超认为,文化是生命的,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体现其价值,而不是停留在博物馆和古迹上。
他鼓励人们将中国传统文化运用到商业和社会实践中,使其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活力。
梁启超提出“中国化”的观念,主张要将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进行中国化的再创造。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要与世界文化相结合,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进行再创造和再发展。
梁启超主张要在对西方文化进行吸收和借鉴的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和个性,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模式和精神风貌。
他强调,在进行中国化的过程中,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进行综合性思考和创新,使中国文化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和活力。
梁启超主张要进行“理性的传统主义”,即要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继承的注重理性的分析和反思,进行现代化的诠释和再解读。
他认为,传统文化虽然有其独特的魅力和韵味,但也存在着迂腐和僵化的一面,需要进行理性的反思和解构。
梁启超主张要以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梳理和审视,使其更加符合当代社会的需求和发展趋势。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梁启超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改革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传统文化的倡导者和弘扬者。
他通过他的思想和实践,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是从多个方面进行的。
他提出了在传统文化中进行思想解构和重建的理念。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传统,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制度体系。
他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思想解构,挑出其中的精华,并结合现代的思想和理论进行重建,使之适应时代的需要。
梁启超指出:“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堪为其事者。
”这一理念体现了梁启超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批判,他认为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思想和智慧可以为时代所用,但也需要作出适当的转化和更新。
梁启超主张发扬传统文化中的民主精神和人文主义价值。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礼治为核心的,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道德修养。
在现代社会,这种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忽视和淡化。
梁启超提出,应该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发扬传统文化中的民主精神和人文主义价值,以此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
他主张在传统文化中注重个体的尊严和权利,倡导尊重与包容,推动社会的民主化和愈加人性化。
通过这种方式,梁启超致力于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使之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时代性。
梁启超还主张通过提倡科学精神来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迷信和宿命观念,这种思想观念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矛盾点。
梁启超认为,应该通过提倡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中的迷信观念和宿命观念进行批判和超越,让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
他倡导超越迷信观念,通过现代科学知识和理性思维,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认识和重新建构,从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使之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
梁启超还强调了文化与民族复兴的密切关系。
王铭铭:文化史:从梁启超那里“再出发”
作者:王铭铭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更新时间:2011年12月18日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
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
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
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
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
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
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
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
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
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
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
“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
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
”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
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
容,绝对不会从同”。
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
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
“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
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
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
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
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
互缘即“互相为缘”。
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
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
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
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
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
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
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
”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
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
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
”“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
”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
“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
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
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
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
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
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
我们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
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
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
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
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