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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地方治理与民间自治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这个朝代的地方治理与民间自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在清朝时期，地方治理与民间自治的形式和内容在不同的地区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可以看出清朝政府对地方行政的重视和对民间自治的宽容。
首先，在地方治理方面，清朝的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来促进地方行政的发展。
在行政区划上，清朝实行了六部制，将全国划分为六个部，每个部下设有府州县等行政单位。
这种行政区划的模式不仅使地方行政更加规范和有序，也方便了政府对地方实施控制和管理。
此外，清朝还设立了一系列的官职，如巡抚、知府等，他们负责管理地方行政、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这些官员通常是从中央选拔而来，他们在地方履行职务时，要遵守清朝的法律法规，并负责向中央汇报工作情况。
而清朝的政府也会派遣巡抚巡视各地，以确保地方行政的顺利进行。
其次，在民间自治方面，清朝的政府对地方的民间组织和行事方式较为宽容。
在农村地区，农民常常依靠村民自己组织的村社来处理各种事务。
在村社中，通常会选举产生村民代表，他们负责管理村庄的事务，如土地分配、水利管理等。
这种基于村民自治的组织方式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并得到了清朝政府的认可。
而在城市地区，商会和行会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这些组织通常以商人或手工业者为主体，他们协助政府管理市区的商贸和工艺品产业。
政府对这些组织的宽容和支持，使得地方行政更加灵活和高效。
然而，虽然清朝政府对地方行政和民间自治的重视和宽容，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治理和民间自治没有问题。
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官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问题时有发生。
而一些地方的民间组织也存在权力滥用、不公正分配资源的现象。
这些问题是地方治理和民间自治必然面临的难题，也需要政府和民众共同努力才能逐渐解决。
总体来说，清代的地方治理与民间自治是一个相对成熟和稳定的体系。
政府对地方行政的规范和管理，使得地方行政更加有序和高效。
民间自治的存在，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民众的需求，还能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清代社会控制机制的立法考察摘要：聚众案件是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关涉社会秩序的稳定。
清代对基层社会聚众案件的立法设计有很强的针对性，使得官员们在审讯量刑过程中，能够直接按例套用，迅速做出判决，及时处理案件，惩治涉案人员。
各类聚众案件中，既有因官员行为不端、激变成大案者，也有因地方官办理不善、拖延成重案者，种种流弊若不力为防禁，于吏治民生关系甚大。
因而，清朝统治者采取官民同治、官役同治的方法，设置严厉的官员处分制度，这也是其社会控制体系里非常重要的一环。
关键词：聚众案件；立法；社会控制机制清代聚众案件包括聚众闹赈、抢米暴动、抗粮抗租、宗族（乡族）械斗、聚众抢劫，等等。
本文从清代官方档案、官书中选取案件样本，将清代基层社会聚众案件分类论述，①以探讨清代统治者对不同类型聚众案件是如何通过立法来进行治理和控制的。
一、“禁暴止奸”“辟以止辟”——重刑主义下的立法设计当群体冲突、对抗和暴力等基层社会聚众案件一再出现时，统治者势必要对之加以控制，有针对性的专门条例就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被制定出来。
1.关于直接与官府对抗聚众案件的立法直接与官府对抗的聚众案件包括抗粮抗漕、聚众闹赈、闹考罢考、聚众拒捕劫囚，等等，一般发生在衙门公署，民众与地方官发生直接冲突。
民众针对的大多是朝廷的经济政策和制度，聚众形式有着共同的特征，朝廷的相应立法也较早出现。
处置聚众抗粮、抗官、闹署、罢考罢市等案件的法令源自兵律军政的“激变良民”条，原律载：“牧民之官平日失于抚字，又非法行事，使之不堪，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斩监候”。
②雍正三年（1725），针对山西和陕西两省聚众抗粮案多发的情况，将“激变良民”条修改后，定为惩处上述聚众案件的专门条例：“山陕刁恶顽梗之辈，假地方公事强行出头，逼勒平民，约会抗粮，聚众联谋，敛钱构讼，抗官塞署。
或有冤抑，不于上司控告，擅自聚众至四五十人者，地方官与同城武职无论是非曲直，拿解审究。
007年第9期(总第45期)边疆经济与文化THE BORDER ECONOMY AND CULT URE No 1912007General 1No 145B I A N J I A N G J I N G J I Y U W EN HUA 103 【史学园地】清末民初广西民团与边疆乡村社会控制李 琴(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社科部,广州510665)摘 要:民团原是乡村自卫组织,但随着晚清社会动乱的加剧,民团势力开始兴起,逐步演化为掌握乡村基层权力的“自治”机构。
就地处西南边疆的广西而言,民国初年,民团已成为乡村基层社会新的权力中心,乡村地方出现了军事化的局面。
关键词:民团;乡村社会;控制中图分类号:K 252/2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25409(2007)0920103203收稿日期:2007203229作者简介:李 琴(1976),女,广西全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孔飞力在其著作中曾谈到了民团从自卫机构演变成基层权力机关的过程,他说,19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华南和华中的团练制的兴起,是对叛乱失败后依然存在的局势的一种反应。
“复合团和扩大的复合团仍是地方组织的重要部分。
但是,最重要的是绅士领导的团转变成地方政府的正式机构的过程”。
[1]就地处西南边疆的广西而言,随着清末广西动乱的加剧,民团势力也日渐发展,逐渐控制了地方政权,演变成地方基层权力机构,成为乡村基层社会新的权力中心和新、旧社会力量重组的舞台。
一、地方动乱与团练的兴起广西的民团晚清即有之,原称团练,最初也只是作为保卫地方治安的民间武装团体。
“自井田守望相助之法废,而卫民者专恃于兵;自兵力之不足,始藉助于民间之团练”。
[2]此时的团练只是作为民间自卫的武装团体,并无严密的组织系统和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且多为城乡豪绅所控制,在当时曾有人说:“在农村中豪绅地主的武装是民团”。
这种团练,新桂系曾称为“旧民团”。
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以广州地区为例的个案研究邱捷【期刊名称】《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01(041)006【摘要】文章是对清末民初广州地区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关系的一项研究。
在清末，清皇朝在广州地区的社会控制系统日渐衰落，当革命高潮到来时，早已风雨飘摇的清朝统治顷刻瓦解。
革命党人掌握政权后，作了很大努力，希望把政府的权威贯彻到各个乡村、街区。
但他们既无力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控制系统，又不能修复和重建旧的社会控制系统，所以，在“二次革命”中也迅速失败了。
清朝广东政府未能维持其统治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官吏的腐败和士绅的衰落。
而革命党人不能建立新的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同盟会在政权问题上缺乏理论和干部准备，而且，革命党人在城乡各阶级、各阶层的居民中都没有找到自己政权的支持力量。
文章还认为，由于广州地区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广州地区的情况当有一定典型性。
【总页数】13页(P46-58)【作者】邱捷【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广州 51027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57【相关文献】1.基层协商民主地方实践创新研究——以广州市同德围地区综合整治工作咨询监督委员会为例 [J], 李际卫2.水运网络、地方教化与天后崇拜——以明中叶至清中叶广州府番禺县沙湾巡检司地区为例 [J], 朱光文3.民族贫困地区应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研究分析——以湘西州为例 [J], 王君4.地方纸媒报道本地重大事件策略分析——以广州地区报纸为例 [J], 李小华;彭小妹5.珠三角地区公共传媒服务与社区文化体系建设个案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J], 陈慧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清朝的地方政权与地方社会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其政权架构和地方社会组织对整个社会的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地方政权是清朝政权的基础，而地方社会则是支撑着地方政权的基石。
本文将探讨清朝的地方政权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地方政权的组织结构清朝的地方政权组织结构主要分为两个层级：省级地方政权和县级地方政权。
省级地方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是总督或巡抚，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拥有较大的权力。
总督或巡抚下设督抚、布政使等，负责具体地方行政和经济管理。
县级地方政权则由知县或县令领导，负责县级行政和民生管理。
地方政权通过一整套官僚体制来维护政权的稳定和发展。
二、地方政权的运作机制在清朝的地方政权中，重要的机制之一是科举制度，通过科举选拔官员，保证政权的廉洁和效能。
科举制度对地方社会也有深远的影响，它提供了一种晋升通道，使得社会阶层流动成为可能。
另外，地方政权还通过征税和徭役等方式获取经济资源，以维持政权运行和军队战备。
三、地方政权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清朝的地方政权与地方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地方政权在一方面通过行政管理来维持社会稳定和秩序，保障人民生活。
另一方面，地方社会也对地方政权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包括提供人才、资源和财政支持等。
地方政权和地方社会互相交织，形成了清朝社会的基本运行模式。
四、地方政权和地方社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清朝的地方政权和地方社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地方政权的廉洁和高效能，为社会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
科举制度的推行，为社会阶层的流动提供了机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同时，地方政权的收税和徭役，给地方社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负担，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压制。
总结起来，清朝的地方政权与地方社会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地方政权通过行政管理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地方社会为地方政权的稳固提供了支持和资源。
地方政权和地方社会的互动和影响，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地方政权与现代化进程近代中国地方政府的变迁与挑战地方政权与现代化进程：近代中国地方政府的变迁与挑战近代中国的地方政权，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许多变迁和挑战。
这些变迁和挑战对于地方政府的角色和职责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对中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推动和塑造作用。
一、清朝时期的地方政权形态及其局限性在清朝时期，地方政权的形态主要表现为官派地方长官统治。
这一体制以官员的选拔和管理为核心，由中央政府派驻的地方长官管理各地的行政、军事和司法事务。
然而，这种形态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一些局限性。
首先，由于官派地方长官的腐败和贪污问题，地方政府难以有效地履行职责，导致治理能力不足。
其次，官派制度严重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发展空间，难以适应现代化进程的要求。
二、辛亥革命后地方政权的变迁辛亥革命后，中国地方政权经历了巨大变革。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地方政权开始实行县、市、省级地方自治制度。
这一变革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大的自治权，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化进程的要求。
地方政府开始在教育、经济、卫生等领域开展改革，推动地方的现代化建设。
然而，由于政治动荡和社会问题的影响，地方政府的变革进程并不平稳。
在北洋政府时期，地方政权受到中央政府的严格控制，地方自治的权力得不到充分发挥。
此外，地方政府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军阀割据等问题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地方政权变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地方政权发生了重大变革。
新中国实行了强调党委领导的地方政权体制，并逐步建立起县、市、省三级的政权系统。
这一体制强调党的领导，使得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执行党的政策，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然而，新中国地方政权变革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地方政府面临着农业集体化和农村工作的深化改革的任务。
地方政府必须适应并引导农民群众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同时还要应对农民问题、农村经济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挑战。
清代中后期社会控制方式转变的得失郑金刚清代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统治臻于成熟时期，经过康雍乾盛世百余年的稳定发展，清代中后期国家所辖地域、人口均有空前增长，能否对如此广阔、人口众多且地域差别明显的广大城乡社会实现有效控制，实为关系国家能否维持稳定统治的基石。
清代一直实行严格控制政府规模与行政成本、试图以最低行政成本来维系地方政府行政运转的策略，在清代中后期人口激增、社会治安状况持续恶化的情况下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要求，致使传统保甲体系功能逐步失效，如何对广大城乡社会进行有效控制成为亟须解决的难题。
由于清代州县以下缺乏基层正式行政组织，依旧只能依靠遍布城乡的保甲体系承担基层管理与控制职能。
从表面上看，清代保甲体系承担的社会控制功能包括，“弭盗贼、缉逃人、查赌博、诘奸宄、均力役、息武断、睦乡里、课耕桑、寓旌别，无一善不备焉”，可以说是形式完备，如果上述保甲所承担各项职能能够有效实施，不仅可依赖地方保甲体系实行治安防范、征收赋税，而且可通过涵盖各地城乡的保甲体系形成一个制度化监控网络，实行层层管理，分级控制，最终达到“制一人足以制一家，制一家亦足以制一乡一邑”目的。
然而，清代保甲制度设计与实践之间实际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简而言之，清代保甲制度本身存在如下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一，职能过多，实际已超出本身所能承受的限度。
清代保甲承袭于明代，其最初设置目的是为了消弭盗贼、维护乡村治安，但随着清代中期人口急剧增长，地方保甲所需承担的职能包括编排户籍、治安防卫、监控与管理城乡社会日常生活、乡村教化以及调解乡村内部纠纷等等，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保甲所需承担的职能增加，但其制度形式却没有相应变化，加之缺乏足够人力、财力和物力保障，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名存实亡，难以真正发挥实效；其二，任何制度的建立与发挥实际效用，必须有相应的行政权力资源作为保障，而清代国家行政制度的总体设计，却体现出明显的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的特征，不仅地方州县政府缺乏制度创设、行政、财政方面的自主权，而且国家在要求地方保甲承担过多行政、控制职能的同时，既不肯赋予其相应的行政权力，也不给予足够的物质保证。
清末民初江苏地方政制转型研究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关键阶段。
在这个时期，中国各地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江苏地方政制的转型尤为引人瞩目。
本文将围绕清末民初江苏地方政制转型展开研究，旨在深入探讨这一时期江苏地方政制的特点、影响与问题。
清末民初，江苏地方政制转型的背景是极为复杂的。
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家独立和主权受到了严重威胁。
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和暴动频繁发生，地方势力崛起，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逐渐减弱。
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地方政制转型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
清末民初江苏地方政制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这一时期，江苏地方政府开始推行“市制”，将城市划分为若干个区，设立区公所等机构，强化了城市的行政管理和建设。
江苏地方政制转型还表现为对地方自治的探索与实践。
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实行地方自治，以解决中央集权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这一主张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响应。
江苏地方政制转型还表现在司法制度的变革方面。
传统的司法制度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江苏地方政府开始推行新的司法制度，以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在清末民初江苏地方政制转型的过程中，一些重点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北洋政府时期的地方政治体制问题是其中的关键。
在这个时期，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导致地方势力崛起，这对江苏地方政制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江苏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也值得深入研究。
尽管江苏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表现出色，但政治上的落后和不平衡现象仍然存在，这给江苏地方政制转型带来了诸多挑战。
清末民初江苏地方政制转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诸多不足。
在改革过程中，江苏地方政府通过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地方自治和司法制度变革等措施，强化了地方管理，保障了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江苏地方政制转型仍面临着许多问题，如政治体制不健全、经济发展不平衡等。
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以广州地区为例的个案研究作者：邱捷历来辛亥革命的研究都特别注意广东。
本文拟对清末民初广州地区（主要是广州城与南海、番禺、顺德三县）作研究，探讨辛亥革命时期的地方政权（尤其是省一级政权）与城乡基层社会的关系，并希望从一个较新的角度探讨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统治）之易与失败之速的原因，以及这个时期社会各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
（一）本文所说的广州地区，是指以省城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清末广东的省城分属南海、番禺两县，广州府则下辖14个县。
广东在清朝被视为富庶的省份，但真正富庶的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州是清朝在南方的统治中心，保皇、革命两党的起事都以广州地区为目标，因此，朝廷对巩固在这个地区的统治秩序非常重视。
广东督抚通过各级地方官僚系统，以军事、法律、教化等手段维持大清皇朝的统治秩序；清朝朝廷对广东，特别是广州地区的统治，都同其他省份一样严密。
众所周知，清朝的政权机构最基层就是州县，但无论在城乡，州县除了直接的治理之外，还通过保甲、乡约、公局等机构，使清朝的国家权力深入到街区、村庄。
士绅阶层是这个控制系统的社会基础。
广州地区科举发达，士绅众多，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镇，士绅都在乡约、公局等机构议断民间的争执，办理地方公益等事务。
[1]与历史上各个朝代比较，清朝在广州地区的社会控制系统曾经是相当严密有效的。
19世纪50年代，洪兵起义席卷珠江三角洲，但终在官绅联手镇压下失败。
[2]但在清末，清皇朝在广州地区的统治又面临严重的挑战。
19世纪晚期，有人已说“广东近来盗贼之多甲于天下”。
[3]进入20世纪之后，“广东盗凤之炽甲于他省”，[4]更成为官方文书和报纸报道的老生常谈。
清末负责广东全省清乡的水师提督李准认为，广州府的顺德、南海、番禺、香山、东莞、新会、增城、清远都是“盗匪”特别多的县份。
[5]而且，革命、保皇两党的宣传与武装起事，都特别专注广东，仅革命党在在广州起事就有好几次。
在广州地区，清朝的统治秩序遇到了严重的挑战。
清末十余年先后有李鸿章、陶模、德寿、岑春煊、周馥、张人骏、袁树勋、张鸣岐等任粤督，他们当中有几个是清末著名的能员。
在他们主持下，广东地方政府竭力维持、加强、重建原来的社会控制系统，例如一再整饬吏治、鼓励士绅办团、经常举行清乡等；另一方面，在清廷实行新政的大背景下，又极力给社会控制系统增添新的内容，如整顿防营、创办新军、设立巡警，以及督办地方自治、建立谘议局等。
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
军队、警察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清朝广东当局在整顿与加强军事力量方面可说是不遗余力，但成效有限。
以陆军为例，驻防广东的八旗（均驻广州城）6000余人，经编练后有3200人纳入新体制，但这3000多人的八旗兵对广东辛亥革命的进程并无影响。
传统的经制兵绿营，到1910年全省只剩下4872名（驻广州地区的只有几百名），且毫无战斗力。
广东新军原来计划编两镇，但直到1909年底才达到一协的规模，1910年初，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事后大部被遣散，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才勉强成镇。
[6]清末，维持清朝在广东统治秩序的军事力量主要是巡防营，到1910年有38729人。
[7]到1911年全省各级警官、委员共1047人，巡警8015人。
[8]靠这些人数有限、素质不高且政治上未比可靠的军警，清朝广东的地方政府自不可能应付全面危机。
清朝官员寄希望于士绅，多次要求士绅举办团练，也得到部分士绅的响应。
例如，广东官绅曾讨论，“先办省团，次乡团，次沙团”，省团勇费由善后局指拨，乡团、沙团勇费按咸丰年间的办法每亩收费筹集。
[9]在绅权特别强大而盗匪又特别活跃的顺德县，士绅对办理团练表现得相当积极。
1903年，顺德县规复团练局，“四乡亦以盗贼猖獗，亟言自卫，于是数堡数乡联防之议起”。
[10]官府还鼓励士绅实行“加收亩捐，办团编营，配船游击”以及“捐款建碉”等办法，并向其他县份推广。
[11]粤省大吏在筹办地方自治时特别要求士绅举办家族自治。
[12]1911年粤督张鸣岐奏请以在籍翰林院编修江孔殷为广府清乡总办，目的也是为了争取广府士绅的全面支持。
但官、绅的合作仍未能改变乡村逐渐失控的状况。
例如，在顺德县规复团练局以后，该县“素称殷富、地密人稠”的的桂洲乡（离县城十余里，离省城也只有几十里），却成了三合会、盗匪公开活动之地，时人认为“情形直与咸丰四年红匪作乱时无异”。
[13]1910年，顺德不少地方由于“会匪”猖獗，“是以大生意以及富户并斯文中人，均多入会”；入会的甚至还有局绅。
[14]革命党、盗匪的活动都是相当公开的。
加入了同盟会的绿林李福林日后忆述说，在清末，在顺德扩大同盟会的办法是专门请来戏班连日演戏，在演戏前上台宣传革命，接着招收新会员。
[15]官绅维护统治秩序的行动通常以失败告终。
清末广东地方政府以顺德未重点清乡的县份，但盗匪却越清越多，乡村大多数居民越来越背离清王朝。
1911年7月，士绅向官府报告绿林好汉谭义、邓江（已加入同盟会）在顺德龙山乡沙铲演戏，清朝官兵千余人前往搜捕，却扑了个空。
官兵乘机放火抢劫，乡民大愤，聚众同官兵对抗，并把一名营勇拘禁，经官吏责成士绅干预才得以释放。
[16]这件事反映出官兵战斗力的低落和乡民的向背。
官府尽管仍然得到士绅的协助，但也无法在维持清朝的统治秩序了。
积极办团的士绅往往立即受到打击。
顺德众涌乡富绅、花翎知府衔卢天骥倡议“合府县创办民团，联合防剿”，自告奋勇担任团长，得到官府的鼓励；但在他准备开始招募团丁时，一伙绿林好汉涌入卢家把他杀死。
[17]“贼杀绅士”的事件在顺德不断发生，不少士绅“惧祸及，各相避匿”。
[18]邻近的南海县境况也差不多。
官吏一直要求各宗族的士绅“指攻”本族的盗匪，1911年8月，南海县上淇乡盗匪陆省被处决，清乡的行营的告示有“族绅公认”字样，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样会对陆姓士绅不利，果然，两天以后被怀疑向官府告密的族绅陆朝就被另个一同族的盗匪陆常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杀死。
[19]岑春煊督粤时曾规定各地文武官员按月查报“匪首、匪众、匪乡、匪族、匪窝、匪械、匪案”，但1911年初张鸣岐到任后发现，“近年各属多有未据查报者”。
[20]这除了因为官吏机构腐败、官员怠于政务之外，主要的原因是官吏已经无法掌握乡村的情况，即使填报，恐怕也只能虚应故事。
以官绅为一方，以革党、会党、绿林、农民为另一方（尽管四者不一定有直接联系）在广州地区的乡村进行了激烈的较量，互有胜负，但前者日渐居于下风。
正是因为官、绅基本上失去了对乡村地区的控制，革命党人（平日并无在广东乡村作深入细致的工作）在武昌起义后才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发动了数以万计的民军。
[21]在省城广州，官吏众多，军警林立，还有官绅主持的各种维持治安的机构，自然不至于出现乡村地区那样基本失控的情况。
但是，原有的社会控制系统在清末最后10年也再不能如常运作。
例如，广州城原来各甲的地保“由街坊推选，复须循章缴捕衙充费，方准供差”，“由甲内街坊酌提公款给作公食”。
但到了1907年，街道的公费支出于其他方面，无法保证地保的工食，而官府又“复饬倍缴充费”，于是无人愿充地保，“以至缺额久悬，街坊各事乏人经理”；在职的地保也准备“拟连禀县宪，乞准退役”。
[22]新设立的巡警一开始就因腐败扰商被商人批评，在一次警商冲突后，商人愤怒地说：“凡设巡警局，系取征于商民；商民之养巡警，系求以自卫；今横押横殴，是设局反而害商，养病反以害民”。
[23]官府一直希望在广州建立由商人出钱、士绅控制的团练，但一直到清末都办不成，开始时是商人对出钱并不踊跃，到后来商人提出创办商团，官府又怕无法控制而不批准。
士绅在城区协助官府维持治安的能力也大大减弱了。
正因为如此，广州城内出现大量违背甚至对抗清朝王法的事而没有受到制止和追究。
例如，清朝官吏一再出示禁止私藏藏枪械，但民间拥有武器却非常普遍。
广州城有些赌馆、妓馆不仅拥有枪械，还设立了炮位。
[24]广州机房工人亦好勇斗狠著称，他们当中很多人都随身带着枪械。
[25]1907年，广州近郊石牌、冼村械斗，“互相攻击，枪炮齐施”。
[26]在清末的广州城，“凡殷实商户，多有储枪自卫者”。
[27]官府对对广州城区和近郊的民间武器也无力管制，其他地方就更可想而知了。
从1911年4月，革命党人在广州举行起义（黄花岗起义）。
这次起义，从准备到发动，经过好几个月，在广州城设立了数十处秘密机关；发动的面相当广，而计划又一再改变，据说，清朝官吏早已经得到风声；但到起义那天，130多人在离督署、巡警总局、水师行台等军政机构近在咫尺的小东营总指挥部集中了大半天，清朝的官吏、军警竟毫无察觉；人数如此之少的起义者，居然能攻入督署，退出后与数以千计的清朝军警激战，几乎把广州城搞得天翻地覆。
起义失败后，包括黄兴在内的部分革命党人尚能出险。
这一切，除了反映出革命党人视死如归的奋斗牺牲精神以外，也反映出，清朝的军警的战斗力非常差，清朝在广州城的社会控制系统实际上已经失灵。
还有一个情况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起义虽然失败，清朝的统治秩序虽然表面恢复，但造反、牺牲的革命党人受到广泛的尊崇。
清朝官吏对各界居民同情、怀念、宣传、祭奠黄花岗烈士的各种行动，都十分无奈而没有施以高压。
起义失败后48天，革命党人黄世仲就在广州《南越报》开始连载“近事小说”《五日风声》。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那样，它实际上是一部报告文学。
《五日风声》毫不掩饰地赞扬起义者，对清朝官吏、营勇则予以谴责。
[28]其时起义者的血迹未干，《南越报》就敢于公开连载这样的文字，而官府也没有禁止，这确实是当日广州的社会一件奇怪的事。
海关1911年关于广州口岸的报告说，“本城各家报纸，向皆极力鼓吹革命”。
[29]一些并非革命党人办的报纸也是如此，如《人权报》，“本非同盟会机关，惟排满论则最为激烈”，因而发行量大增。
[30]清朝官员曾根据《报律》查究宣传革命的报纸，但处分很轻。
[31]当然，这并非因为官吏的宽容，而是因为社会心理趋向如此，清朝官吏也禁不胜禁了。
1908年，在香港出版、在广州等地有大量读者的《绘图中外小说林》刊登了一幅漫画：一个穿西服的青年用一支大笔，把写着“报律”的签牌扫倒，一个面目如鬼的清朝官员在一旁惊慌失措。
[32]它生动地反映出，革命报人并不把《报律》放在眼里，清朝官员对舆论控制已无能为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武昌起义以前的广州地区，尽管清朝官吏仍治理着省城和各各县城，但军警的战斗力已十分低落；官僚机构则运作不灵，官吏对维护清朝统治信心不足；保甲已名存实亡；官吏再无法依靠士绅控制乡村，对城市的反清宣传也无力禁止。
革命党人、绿林好汉可在乡村公开活动，城市居民也是人心思变，反对清王朝的“大逆不道”的言行获得了社会广泛的认同。
清朝在广东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