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华民族的传统性格与现世表现——以“重义轻利”、“中庸重和”以及“行善向善”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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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与现代化进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占了主导地位,儒学是一种非常重视道德修养的学说。
虽然后来这种学说上升至哲学乃至宗教,但先圣们谆谆告诫我们的都是些平易近人的处世原则,《论语》其实也就是一本关于如何提高个人修养和道德情操手册。
在儒家思想中,重义轻利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内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短短的十个字,足以说明孔子对这二者的态度。
《论语》中“利”字出现了十次,其中六次是“利益”“获利”的意思,而“义”字出现了十四次,且多指士之高尚精神与操守。
可见“子罕言利”是不假的。
当然我们也看见孔子要求人们“见利思义”,说明他倒也不是个绝对、偏执而顽固的苦行主义者——好比墨家——他只是希望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不能单纯顾及满足个人私利,而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
的确,见利忘义、惟利是图是不可取的,任何社会秩序都承认这一点。
如果每个人的存在只服从于一己之私欲,而不顾他人的利益,那么只会造成全社会的混乱与黑暗。
不受约束的人性必然选择堕落,这一点大家都了然于心。
纵然“性恶论”能否成立尚待考察,但人类道德的谱系却正是从这一点上引发开去的。
儒家传统的这种思想,就其作为个人道德修养来说,是无可厚非的。
但实际上,重义轻利的观念在儒生手中,不只是用来“养吾浩然之气”的法门,他们还将之融入他们的施政纲领,使这种思想从个人的道德价值理论发展为管理国家、控制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
所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在儒者看来,对国家的管理和对个人完善一样必须着力于道德。
得出这种观念的逻辑很简单“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
邦国之政乃在人为,人之高下,必然在道德、在礼义、在秩序,在一切上层建筑的观念思想。
于是,我们在圣贤书中翻检有关治国之道时,触目都是:“明乎郊社之乱,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中庸》),“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信,是以君子有墼矩之道”(《大学》)……说的都是只要全国人民都讲礼义、拜祖宗,那么天下就太平了。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人性格中的体现1008090080 叶挺敏摘要:文化是传承的,中国现代的民族性格也是由中国人的祖先一步一步传承下来的,要改变现代中国人的性格,必须先发掘其性格特点。
文化心理、文化行为知识文化教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的。
虽然人的心理和行为可以反映一定的文化特征,然而人的生物性心理、行为自身还不是文化现象,而是一种生物有机体的表现方式。
只有当个体心里、行为成为文化载体时,或者说成为一定社会和社会群体的文化已是和共同规范时,它才能在社会互动中构成文化现象。
我们要建设高度文明的社会,就要落实到人的社会化上。
人们对社会现代化采取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具有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都与一定的社会文化教养有关。
即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物质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文化上也仍然会有文明扫地、野蛮复归的危险。
我们中国人常常对外炫耀说,我们国家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光辉文明。
但现在反思一下,我们祖先创造的辉煌的文化,是否被我们继承?那优秀的文化沉淀在咱身上究竟有多少呢?想让咱们民族复兴起来,想让中华民族把华夏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让世界为之崇拜,让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优异成绩,让中国真正强大起来,那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必先了解自己的性格,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国人性格中的体现,并加以提倡,这样能让我们的思想真正强大起来,精神强大的民族能不让人感到畏惧吗?那我们该怎么研究我们的民族性格呢?一个民族长期在某种文化精神的熏陶下,会养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格。
在古代中国,我们的统治者崇尚儒家文化,然后,儒家文化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如此一来,经过几代人的学习升华,经过社会的文化熏陶,我们的祖先就成了学富五车、气质不凡、忠义礼廉的谦谦君子。
鲁迅先生说:“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
”这种概括虽然未必完全准确,但它却说明一个国家或民族由于长期共享一种文化,接受它的教化和训练,总是会养成一种基本的文化性格的。
因为我们要研究人的社会化,要研究各种各样的人格,就应该深入到他们所生活的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解剖、分析它的精神主旨,然后才能触摸到人性或人格的真谛。
重利轻义重义轻利义与利,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儒家与墨家都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索,但将义与利对立起来,则是源自儒家的思考,探讨利义孰轻孰重的问题,应当首先明确“义利”观念的含义。
“义”为当然,所谓义不容辞,就是指应当做的事情不容推辞。
但何者为应当,判断行为是否应当的标准是什么,儒家与墨家有所不同。
儒家认为,应当的标准在于人之所以为人者。
凡表现或发挥人之所以为人者的行为,即为应当,反之即属不应当。
墨家则认为,应当的标准是人群的公利,即有利于大多数人的行为是应当的,反之为不应当。
而利,在儒家眼中,则是指私利,即仅能满足一人之生活需要,或者损害人群之生活者,而墨家所谈的利,则是公利。
因此,在墨家的思考中,义与利是一致的,而在儒家的理论中,义与利是相对的。
显然,当我们提出重义轻利还是重利轻义这个问题的时候,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审视义利问题。
笔者认为,在当今社会中,义利应当并重,但在不同的社会活动中,则应当各有倾向。
在教育活动中,应当首重“义”字。
义是一套人之所以区别与禽兽的标准,是导人向善的价值尺度,它在本质上是对人类本能的约束,是对人类趋利避害行为冲动的抑制。
虽然在许多时候遵循义的原则会与获取私利相矛盾,但伦理道德的建立,实质上是为了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因此,我们在教育宣传的过程中,应当倡导有道德的行为方式,使人们尽可能的遵循义的标准。
但在我们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我们就应当首重“利”字。
虽然人人都具有崇高道德的社会定然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但这种社会只可能存在于幻想之中,人类追逐利益的本性已经决定了,义之所在,永远只是应然范畴,在实然范畴中,社会中的人不可能做到不顾个人利益。
我们一方面应当用道德来引导人们的行动,但另一方面也应当尊重生物趋利避害的客观规律。
如果在现实的制度设计上,依然“义”字当头,要求每个人都做到舍己为人,却不尊重个人的利益诉求,那只会使所设计出来的制度成为摆设,进而挫伤整个社会管理结构的权威性。
中国民族性格的历史演变与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多元的民族特性。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民族性格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演变,其所形成的独特性格特点与现实意义备受社会关注。
一、中国民族性格的历史演变1. 儒家文化对中国民族性格的塑造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对于中国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塑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古以来,“仁爱”、“礼让”、“忠诚”等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中广泛流传,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这些价值观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也为后代人民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特性。
2. 家庭文化与忠孝精神的传承自古以来,中国人特别注重传统的家庭文化,家庭观念也是中国民族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传统家庭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深深地植根于家庭观念,十分注重对家庭的关注和维护。
同时,“忠孝”这一价值观也被广泛传承,人们在行为上表现出一种恭敬、孝顺的态度,这一点对于中国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3. 长期的封闭激励了中国人的团结意识在中国发展的不同时期,由于地理位置和政治原因等因素,导致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与外界的交流相对较少。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的团结意识得到了很好的发扬和强化。
在面对来自外部的威胁时,中国人愿意携起手来团结抵抗,这一特质也是中国民族性格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中国民族性格的现实意义1. 促进国家和人民的团结中国民族性格所形成的团结意识和家庭观念,在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无论面对经济波动、自然灾害、社会危机,中国人总能够携手应对,打造一个更为稳定、发达的社会。
2. 增强国际影响力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国家,其民族性格所形成的特点和魅力也是其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力量之一。
当今世界,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而其民族性格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也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受到重视,成为国家和民族的一种软实力。
论析传统义利之辨的现代意义摘要:“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思想论争的一个核心议题。
深入考察和发掘传统义利文化的合理内核并进行现代转换,对于我们在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构建社会主义新型义利观,实现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义取利,义利统一,这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型义利观的根本内容。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重新审视先秦孔孟儒学的义利观,挖掘孔孟儒学处理道德与功利关系的文化资源,充分利用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同思想财富,对于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各种道德困境。
对于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义利之辨社会价值义利观中华民族有崇尚道德的传统,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创造出灿烂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以儒家为主流,儒、道、法家等思想在相互影响渗透中形成的文化体系,具有多元、多维、多层次性。
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义利观,被关注评判也最多,重义轻利是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
“义利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
它涉及人们在利益与道义、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等一系列矛盾关系问题上的道德观念和价值选择。
[1]尤其在社会变革时期,“义利之辨”对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历史上各个理论学派的思想家都予以其极大关注,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主张和观点,形成了不同理论形态的义利观。
当代中国正处在急遽变革之现代化社会转型进程中。
现代化带来了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转化,与这种转化相适应,道德价值观念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迁。
在这一历史境遇下,深入考察和挖掘传统“义利之辨”蕴含的深层内核及基本精神,并进行现代诠释与转换,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义利矛盾作为人类社会生活自身的矛盾,在每一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度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当前中国正处于新旧体制的转型时期,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利益关系格局的大变化必然会导致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系统的大震荡,使许多人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感到无所适从,从而构成当前义利矛盾突出的社会背景。
浅谈中国古代思想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影响内容摘要: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在其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性格。
而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优秀部分是构成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华民族性格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些稳定的特征,如中庸、智慧、坚韧、孝悌、内刚外柔、缺乏独立自由思想等。
正确认识我们的民族性格对于实现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份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字:古代思想; 民族性格;性格特征;一、民族性格所谓的民族性格是指一个民族在其本民族范围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由当时的社会物质条件所决定的,体现在民族成员间的整体的、统一的,稳定的民族价值观及与之相适应的具有核心意义的民族心理特征。
民族的心态和性格特征,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也是一个民族的象征。
直接影响民族心态和性格特征的是文化的核心,即价值取向。
民族性格作为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必然要求民族成员之间的整体认同。
因此相应的也就要求民族性格表现为本民族的心理特征中最核心的部分。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民族性格在整个民族群体中的稳定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基于整个民族群体而表现为核心价值体系,并在一定历史文化阶段具有稳定的表征。
二、中国古代思想影响下的民族性格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在这其中又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古代思想。
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开始,儒家思想孕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准则;道家学说构成了两千多年传统思想的哲学基础;中国之后3的思想大体上是在儒、墨、道三家的基础上变化发展起来的。
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同时也就形成以孔盂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共同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内容,共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性格。
也正由于儒道二家文化思想,一阴一阳,一柔一刚,对立互补,因此使的中华民族的性格具有多重特征。
(一)中庸之道《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浅谈中华民族的传统性格与现世表现——以“重义轻利”、“中庸重和”以及“行善向善”为例作者:王秀丽,王晓东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旬刊》 2013年第12期作者简介:王秀丽(1960—),女,吉林镇赉人。
镇赉县蒙古族中学校,中教一级,研究方向:历史学。
王晓东(1979—),女,吉林镇赉人。
镇赉县第二实验小学,小教二级,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王秀丽1,王晓东2(1.镇赉县蒙古族中学校,吉林白城 137300;2.镇赉县第二实验小学,吉林白城137300)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形成了诸多优良的传统性格,“重义轻利”、“中庸重和”以及“行善向善”等都是这些传统性格的代表。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人所处环境的改变,使得中华民族的传统性格在现实表现中有的发生了改变,甚至背道而驰,这就需要国家的引导以及个人的自觉;有的则还继续保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重义轻利”;“中庸重和”;“行善向善”;现世表现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12—0130—02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国人传统性格的直接促成因素,可以说,在它们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形成了诸多优良的传统性格。
在这些传统性格与现世社会碰撞的过程中,其现世表现改变了这些性格的初衷,有的则顺应时代继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一、“重义轻利”的传统性格与现世表现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有关义利观的陈述,加上历代统治者的推广与推崇,使得此种义利观对国人的影响较为深远,在长期的熏陶与感染下,形成了“重义轻利”的传统性格。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环境以及个人价值观的变化,“重义轻利”的传统性格似乎在逐渐发生着变化,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在现世表现中展示出“重利而轻义”的倾向。
儒家思想自产生之后,一直都是多数封建王朝所推崇的基本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文化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并在继续发挥着作用。
儒家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摘要:儒家传统义利观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主要的思想精髓体现于以孔孟荀为代表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一旦利与义发生冲突时,就必然需要牺牲利,儒家传统义利观虽然产生的年代与当今较久,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着强烈的启示和警醒作用,如义利并重就很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教导人们正确处理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不仅拥有高尚的道德水平,更养成正确的致富观。
关键词:义利观;传统文化;当代价值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内容广博,几千年来一直浸润着华夏文明,使其几千年来一直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其中儒家传统的义利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在古代的封建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直是人们在精神和道德上不懈地追求。
如何处理义和利地关系不仅是古人辨析的难题,更是当今处于当今物欲横流社会中地人们需要重点反思的问题。
在儒家传统义利观之中,义和利是无法分开的,两者是一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其中义指的是道德和精神上的追去,简而言之就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对正义、友善、忠贞等一系列真善美理念的追求;而利从狭义上理解就是对钱财、权力的占有,广义上理解就可扩大为对与感官、物质上等非道义上的追求,对于义和利的辩证关系,基于不同的考虑不同的政治家、学派都有不同的见解,而最具有代表性也对当今社会发展最具借鉴意义的就是儒家学派,对义利观的主张“重义轻利”。
(一)儒家义利观形成的时代背景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始祖,孟子则是后来具有代表性的继承者,两者对儒家的义利观都有着十分关键的阐述。
社会存在产生社会存在,任何思想得产生必然受着当时社会现状得影响因此要想了解儒家义利观就必须追溯孔孟所处的时代,了解儒家义利观初步提出时的社会背景。
孔子和孟子所处的时期为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不在一个年代,但社会背景其实大同小异,总结起来可以用战乱不安来形容,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正处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各国都在积极的采取措施积极变法以获得更强的国家武力来兼并他国,各诸侯争霸,战争频发,社会动荡不安,真可谓是“天下无道”“礼崩乐坏”。
浅谈“中庸之道”的精神内涵与当代价值作者:李若仪来源:《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27期摘要:“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其精神内涵在于平衡通达,至真至简,中正包容,最终达到的理想状态是“和”。
“中庸”思想对当代社会仍具有启示意义,体现在修身、处世、治道三个方面。
从“中庸”出发,我们能获得宝贵的精神力量。
关键词:中庸;平衡;包容;和谐[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7--01中国文化是有其基本精神的,“贵和尚中”就是其中典型的一条。
“贵和”即讲求和谐,“尚中”即崇尚中道。
林语堂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一文中说:“中国哲学为最近人情之哲学,中国民族之特征,在于执中,在于近人之常情,不在于玄虚理想。
”由此可以看出,“中道”是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一种普遍精神。
对于“庸”,最常见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将“庸”解释为动词“用”,“中庸”即“用中”,二是将“庸”解释为“平常”。
如果仅把“中庸”解释为“用中”,实际上只解释了“中”,而把“庸”作为一种虚词概念。
本文认为,“中”与“庸”都有其各自的涵义。
首先是“中”。
“中”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在于左右平衡,二是在于上下通达。
左右平衡是指事物两极之间的平衡,也就是度的把握。
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也就是说君子遵从中庸之道,日常行为总处在恰如其分的位置,而小人违背中庸之道,日常行为任性没有顾忌。
因此,中庸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适度原则,也就是“过犹不及”。
上下通达是指人居于世界的姿态。
“天地”、“天下”,是在中国典籍中频繁出现的两个词语,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于自身存在环境的认识。
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可见,在老子眼中,人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存在,与天地道同大。
人立于世,必然与周围发生关系,这就需要构建一个通达的环境,也需要人有“允执厥中”的思维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