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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诗人奥尔森的历史观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 1910-1970)美国当代著名诗人，1950年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投射诗》C Projective Verse。
该文受到了前辈诗人威廉斯的高度赞扬，且被众多志趣相投的同辈诗人奉为圭桌，奥尔森也因此成为投射派(Projective Verse)或黑山派(BlackMountain Verse)诗歌的领军人物。
他的代表作《马克西姆斯诗篇》C Maximus Poems)堪与庞德的《诗章》C Cautos)和威廉斯的《佩特森》C Patersou)相媲美。
在任何关于美国当代诗学的讨论中，查尔斯·奥尔森的名字几乎总是不可避免出现在显赫的位置。
任何一个想要理解美国后现代主义和二战以来文学作品的人，迟早都要回溯到奥尔森。
奥尔森学识渊博，对语言学、考古学、哲学、历史、地理等学科都广为涉猎，获得了“学者型诗人”②的美誉。
他称自己为“早晨的考古学家”CArchaeologist of Morning) }2}20}。
早晨是一天的开始，喻指源初。
谢尔曼·保罗C ShermanPaul)认为，该称谓最恰当地综合了奥尔森的工作，因为不管是作为诗人，文学传播者，教育家，还是作为“代表性的学者一老师一思想家”，奥尔森“决意要做的都是重新找到源初，新的可能性之源。
耐人寻味的是，他在《玛雅信件》C MayauLetters)的结尾处写道:“烦人的是，很难既是诗人又是历史学家。
‑[3]130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对历史学家和诗人的职责进行了区分。
他在《诗学》中写道:“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这几天，我就在看这本书。
它是制度经济学领域的名著，出版于1965年，作者奥尔森（Mancur Olson，1932－1998）是马里兰大学的教授，已经去世了。
它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人们什么会组成集团？
传统的看法是，因为人们有共同利益，所以组成集团后，便于采取行动维护共同利益。
但是奥尔森回答说，不是这样。
人们之所以会加入集团，是因为集团本质上提供了一种集体性的公共商品（public good），也就是说，如果不加入，就享受不到特殊利益。
比如，在西方某些企业只雇佣工会成员，所以只有加入工会，才能到该企业就业。
再比如，只有加入美国医疗协会，才能在美国行医。
因此，奥尔森说，本质上集团的存在是一种“搭便车”行为（free ride）。
只有当一个集团能够提供排他性的个人收益时，这个集团才能存在下去。
从这一点出发，可以得到两点推论。
（1）如果当一个集团为其成员提供的收益在下降，那么这个集团很可能就会走向衰弱。
（2）由于集团提供的是所有成员都可以享受的公共品，所以大集团的成员维护集团公共利益的动机会弱于小集团的成员，因为在大集团中，个人的贡献越大，他可以享受到的回报就越少。
理解奥尔森的强盗逻辑丁维兵2012-02-16——《新历史观概想》续篇之三十二最近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美国学者的介绍，这个学者叫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 Jr，1932年－1998年），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美国政治科学联合会因其成就和贡献还设置了奥尔森奖，专门用于表彰最佳政治经济学博士学术论文获得者。
奥尔森写过一篇叫《独裁、民主与制度的起源》的文章，主要是在讲国家起源的一个新猜想，据网上有篇读者的文章介绍：“他受中国的一个军阀冯玉祥的启发。
冯玉祥是一个军阀，却很有德政，为什么一个军阀还会实行德政呢？于是他得出了一个新的国家起源理论。
最早的政府是通过暴力产生的：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中，实力强的就会形成土匪，到处抢劫，当一伙流窜的土匪固定在某一个地区时，它会考虑他们的长远抢劫收益。
他们不会把老百姓的东西全抢完，把百姓全杀光，要不然谁来生产啊，如果大家都穷的要死，他们去抢谁的呀？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最佳的…抢夺点‟。
不但要抢，还要抢有的度。
不仅要自己有吃的，也要老百姓有吃的，而且要百姓们多多的生产。
久而久之，固定有一个地方的土匪，就慢慢成了…政府‟，抢夺的东西也就成了强制性的税收。
这伙土匪不但要求自己不能过度抢夺，还要防止其他土匪前来抢夺，也要防止百姓之间相互抢夺，因为这些都不有利生产，不利于他们的长远利益，所以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暴力机关，制定了法律，于是国家就产生。
”奥尔森的这个国家起源的猜想非常有趣，说起来其几乎可以定名为“强盗逻辑”，因为他所提到的要素就是军阀、暴力、土匪和抢夺等等，而如果将这些通称为“强盗”，他的逻辑可以简写成：“在一个…强盗‟横行的社会，当一伙…强盗‟停止流窜而与周围的多数人类稳定相处时，由于…强盗‟需要多数人持续的生产供给，所以只能有度的摄取，而多数原住民如果没有…强盗‟的强势保护，就会被其它强盗不断的无度摄取，这些共存关系的固化就是国家的起源”。
对于奥尔森《权力与繁荣》的解读及现实启示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启示郭爽20101031222对于奥尔森《权力与繁荣》的解读及现实启示——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启示20101031222 郭爽在奥尔森最后一部书《权力与繁荣》中，奥尔森区分了不同类型政府中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特别是对混乱政府、专制政府，以及民主政府做了详细分析。
奥尔森认为在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流寇当道），流寇只会产生偷盗抢劫的动机。
然而独裁政府（从流寇转变落地为王,或者称之为坐寇）会有一定程度的鼓励经济发展的愿望，因为他认为他的权利能够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从而能从经济发展过程中分享一杯羹。
因而坐寇会产生一定的政府行为——保护他的臣民和财产避免流寇的抢劫。
奥尔森在流寇往坐寇军阀发展过程中看到文明的种子和通向民主的道路。
从而产生向民主政府转变的动机（和广大的人民愿望相结合）一、对于书的内容的理解1.维持法律与秩序并不需要花费很多的原因（1）如果成本高昂的冲突的参与双方了解双方的相对力量，并且双方一致认为一方要远远强于另一方，他们之间计划不会发生冲突，双方都知道战争的最终结果，所以他们明白达成协议会获得最大的收益，弱势一方会向强势一方做出让步。
与之相反，当双方力量接近时，一方对另一方的相对力量做出错误判断的可能性就增大，并通过战争威胁而不是接受另一方的条件来获得很好的结果。
这就可以解释当政府的力量远大于国民活公民的力量时，政府通常就不再需要为对付其国民支付大量费用，其国民很清楚，他们最好的选择是不与政府对抗。
（2）通过建立正确的公共政策和制度，政府可以依靠强大的私营部门激励机制，大大加强其执法方面的努力，并由私营部门来承担维持法律与秩序的大部分成本。
个人和厂商的私立是预防犯罪，合法行为和法律执行的一支主要力量。
以防止偷窃为例就更好理解这一观点，所有的个人和厂商为了避免成为偷盗的牺牲者促使她们设锁，藏匿贵重物品，雇佣门卫并保持警惕当他们发现偷盗时，通常会向警察报告所受到的侵犯，并提供他们所知道的任何信息来协助政府缉拿，这就大大减少了政府维护法律和秩序所需的费用。
从三个和尚没水吃到有水吃“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这是一句中国俗语，它所反映的现象其实普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
1964年3月，在纽约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美的谋杀案。
在凌晨3点的时候，一位年轻的酒吧女经理被一个杀人狂杀死。
作案时间长达半个小时，附近住户中有38人看到或听到女经理被刺的情况和反复的呼救声，但没有一个人出来保护她，也没有一个人及时给警察打电话。
事后，美国大小媒体同声谴责纽约人的异化与冷漠。
一、对这一现象的心理学解释：两位年轻的心理学家——巴利与拉塔内并没有认同这些说法。
对于旁观者们的无动于衷，他们认为还有更好的解释。
为了证明自己的假设，他们专门为此进行了一项试验。
他们寻找了72名不知真相的参与者与一名假扮的癫痫病患者参加试验，让他们以一对一或四对一两种方式，保持远距离联系，相互间只使用对讲机通话。
事后的统计数据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在交谈过程中，当假病人大呼救命时，在一对一通话的那组，有85％的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而在四个人同时听到假病人呼救的那组，只有31％的人采取了行动！通过这个试验，人们对克尤公园现象有了令人信服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两位心理学家把它叫做“旁观者效应”。
他们认为：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正是因为有其他的目击者在场，才使得每一位旁观者都无动于衷，旁观者可能更多的是在看其他观察者的反应。
用该效应再来看一下媒体经常报道的“小孩落水事件：旁观者甲本想下水救人，又有些犹豫，他在看其他目击者乙、丙等人的反应。
转念一想：“这么多人都看到小孩子落水，总会有几位下去救险的，自己就不下去吧。
”犹豫之间，小孩子被水吞没了。
居然没人下水，甲不禁心里有些内疚。
再一想，要责怪，要内疚，要负责任，也是和乙、丙等数十人分担，没什么大不了的。
于是，他走开了。
就这样，一桩桩旁观者众多，却“见死不救”的事件产生了。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正在于“旁观者效应”，与人们一般以为的世态炎凉、人心不古之类的社会氛围或看客的冷漠等集体性格缺陷没有太大关系。
浅谈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作者：王静娴来源：《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15期摘要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理论以“理性人”假设为逻辑起点,认为由于存在搭便车现象,集团规模越大,集体行动越困难,并提出“选择性激励”解决困境。
这为我们理解和解决现实当中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借鉴,但其理论自身也存在着局限性。
关键词理性人集体行动搭便车选择性激励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5-290-01曼瑟尔·奥尔森撰写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
通过研读,我们可以逐步清晰地了解奥尔森提出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思路,其阐述的集体行动理论为我们理解和解决客观现实当中的诸多相关问题具有启发作用。
同时,随着对这一理论的关注和更深一步的思考,我们也发现其理论存在一些局限性。
一、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思路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采取“理性人”的假设,他假设人都是理性的、自利的、短视的,人们总是寻求最大的收益和最低的成本。
从这一假设出发,奥尔森对“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①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②奥尔森重点考察了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对大集团和小集团做了区分,认为集团规模越大,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组织成本也越高,集体行动越困难。
奥尔森指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规模是决定对个体利益自发、理性的追求是否会导致有利于集团的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比起大集团来,小集团能够更好地增进其共同利益。
”③他指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集体并非必然产生集体行动的根源在于集团内广泛存在的“搭便车”现象。
一个理性的人是不会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来的,因为这要花费私人的成本,而收益却是集体共享。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视角下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一、集体行动理论与公共物品文献综述集体行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直被学者跨学科的研究分析，比如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从社会心理学角度阐述群体行为理论；Neil Smelser 在其著作《集体行为理论》、《工业革命与社会变迁》中从社会结构视角下阐释集体行为；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制度变化与美国的经济增长》等著作从社会制度变迁角度解释集团或国家利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在公共物品范畴内探讨集体行动困境中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并提出破解集体行动困境之道。
其中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一直被后人所称赞，James Alt 这样评价奥尔森“打开了正式研究集体行动之门”。
但是结合公共物品供给的集体行动研究历史并不长。
除了奥尔森、奥斯特罗姆，国外学者Todd Sandler 在其论文《区域公共物品与国际性组织》基于集体行动视角下阐述区域公共物品供给和全球性公共物品供给差异，其著作《Global Collective Action 》作了更为详细阐述。
国内对集体行动理论研究较少，大都都是基于集体行动理论（尤其是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本土化分析或者整合集体行动理论国外文献，比如朱宪辰等以消防为例，运用效用函数分析得出了自发合作形成集体行动供给公共物品的可能性及其影响因素；李婷玉以2008 年网路事件为例，运用价值累加理论、建构主义加入社会变量解释网路集体行动为何会发生；王刚博士论述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同时探讨公共物品供给集体行动问题；李炜、杨光斌、李政军、左胤武、沈荣华和何瑞文等学者都对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进行系统整合以及贴切的评价。
二、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系统整合哈丁的“公地悲剧”、Dawes的“囚徒困境”、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论模型来分析公共事务治理之道，更为确切的说是探讨“搭便车”问题。
奥尔森困境⽯贵华刻 公共选择学派是以经济学⽅法研究⾮市场决策问题的⼀个重要学派，其中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是该学派的⼀个重要代表。
⾮常不幸，才华横溢的奥尔森在1998年因病去世，享年66岁。
他的辞世在经济学界引起⼀⽚惋惜。
《经济学家》杂志发布讣告，把他称为“利益集团的鞭挞者”，并认为他的集体⾏动理论原本会让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通俗地说，奥尔森通过集体⾏动理论讲述了“⼈多⼒量⼩、⼈少⼒量⼤”的道理。
按照常识，应该是“⼈多⼒量⼤，柴多⽕焰⾼”，怎么会出现截然相反的情况呢？在《集体⾏动的逻辑》⼀书中，奥尔森指出了其中的经济学逻辑：所有⼈都追求个⼈利益的最⼤化，⽽⼀个集体的成员越多，则⼀定量的集体利益分摊⾄每⼈所形成的个⼈利益就越⼩，从⽽集体⾏动就越难以组织起来。
这⼀经济学逻辑被称为“奥尔森困境”，亦称“集体⾏动的困境”。
如果要为“奥尔森困境”举⼀个例⼦，⼤家或许很容易想到“三个和尚没⽔吃”这个⼩故事。
但若论真实性与深刻性，最恰当的例⼦莫过于美国制糖业的故事。
美国是世界上最⼤的糖⽣产国和消费国之⼀，其国内产量为840万吨，年消费量为1200万吨。
其实，美国⼤陆的⽓候对于⽢蔗种植并不是很理想。
故同巴西等产糖国相⽐，在美国⽣产糖的成本要⾼得多。
那么，为什么美国制糖业没有在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呢？ 原来，美国⼀直通过配额的⽅式对糖的进⼝加以限制。
美国市场上糖的价格⼤约⽐世界市场⾼出60%，⽽消费者为此付出的代价每年⾼达15亿美元。
当然，美国制糖业是从中受益的，不过其所得与消费者所失很不对称，⼤约仅占后者的⼀半。
既然得不偿失，那么按理美国应放开对糖的进⼝限制，拥抱⾃由贸易，但为什么真实情况却与之相反呢？ 答案是，消费者“⼈多⼒量⼩”，⽽⽣产者“⼈少⼒量⼤”。
具体来说，虽然从整体上看，消费者损失较⼤，但若分摊到每⼀个⼈⾝上，每⼈每年为此仅多付6美元。
何⼈会因⾃⼰每年损失区区的6美元⽽不辞⾟劳，积极组织或者参与反对进⼝配额的集体⾏动呢？实际上，很多美国⼈压根不知道对糖还有进⼝限制这回事。
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 三个和尚一定没水渴吗？ ──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一) （转载） 发表：2004-4-21 21:40:04 出处：你的博客网(yourblog.org) 关于《集体行动的逻辑》 奥尔森的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目前有超过十种语言的译本， 1993年获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 社会科学家往往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但公共选择理论奠基者奥尔森教授却发现，这个假设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极其有害的结果。如果我们问：「三个和尚究竟有没有水喝？」奥尔森会答道：一般来说，三个和尚没水喝。但若三个和尚「不对称」，或存在「选择性激励」，那么三个和尚很可能有水喝。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门瑟·奥尔森教授(Mancur Olson)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无疑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其学术贡献远远超越经济学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产生重大作用。 奥尔森于1998年2月19日在办公室门外心脏病突发去世。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梭罗(Robert Solow)听到这个不幸消息时说：「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门瑟不同，他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 奥尔森最独特之处，在于他对研究集体行动问题的执著。他一生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奥尔森看到的是亚当·史密夫所推崇的「看不见的手」的失灵。 奥尔森有三部代表作：《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年)，《国家的兴衰》(1982年)，以及他猝然逝世前刚完成的《权力与繁荣》(2000年)。本文先介绍《集体行动的逻辑》这部著作中的主要观点。 「看不见之手」失灵了 《集体行动的逻辑》出版之前，社会科学家往往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譬如，住在同一座楼里的邻居会提供公共通道的照明灯；同一社区的人会保持公共环境卫生；持有同一公司股票的人会齐心协力扶持该股票的价格；消费者会组织起来与售卖伪劣产品的商家斗争；同一国家的国民会支援本国货币的坚挺；全世界无产者会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奥尔森发现，这个貌似合理的假设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地，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产生极其有害的结果。 集体行动的搭便车行为 「看不见的手」为什么会失灵？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理想为什么常常无法实现？原来，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例如，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获得加薪，这对所有工人都有好处。但那些参加罢工的工人却承担了所有风险和成本。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导致搭便车的行为。「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是搭便车者的祖师爷。南郭先生不会吹竽，却混进了宫廷乐队。虽然他实际上没有参加乐队合奏这个「集体行动」，但他表演时毫不费力的装模作样仍然使他得以分享国王奖赏这个「集体行动」的成果。 奥尔森因此得出一个极具争议的结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但随著集体人数增加，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十分不易；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行为也越难以发现。 奥尔森这一理论后来发展成「多人囚犯两难博弈」 (n-person prisoner’s dilemma games)，成为非合作博弈论的一个重要分支。然而，它描述的却是人们十分熟悉的现象，「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两个和尚抬水喝」是集体行动成功的例子，而「三个和尚没水喝」则体现了集体行动的失败。从「二」到「三」由成功至失败的变化，关键在于集体人数增多。 集体行动出现的条件 奥尔森还发现，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所谓「不对称」即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称。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大，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假如三个和尚中有一个是喝水特别多的「水鬼」，而其他两个是很少喝水的「耐乾旱品种」，那么「水鬼」和尚挑水给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不对称」在国际间的集体行动中经常出现，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影响很大，因此日本积极出钱设立「亚洲货币基金」。同样，美国认为北约能给美国安全带来很大利益，因此愿意负担高达70％的北约经费。 「选择性激励」的存在是实现集体行动的另一个条件。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正向激励通过搭卖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许多慈善机构的筹款活动都提供正向激励，例如，购买慈善演出的门票可以观看别人看不到的演出，慈善捐款可以获得嬴取奖品的抽奖机会等，都是搭卖私人物品的行为。三个和尚中的那个小和尚也许就不介意天天下山挑水，藉此机会偷偷瞧一瞧在河对岸洗衣服的那位貌美村姑。与此类似，美国劳联产联领袖组织工会运动得到的利益，主要在于他们个人所获得的政治权力和行政资源，与劳资谈判获得的直接利益反而关系不大。反向激励是惩罚搭便车的措施，最常见的是禁止搭便车者享受集体行动的成果。许多国家的工会都将劳资谈判的范围限制在工会会员范围内，使非会员无法享受工会争取到的加薪和优惠待遇。 利他主义者是凤毛麟角 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引起人们对此问题的重视。人们将奥尔森的理论应用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更多的学者进一步探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建立更精细的行为模型。在过去20年里，实验经济学家对参与集体行动的行为做了大量调查研究。九十年代起，描述集体行动的新一代模型开始出现。在这些模型中，理性自利的个人不再是唯一的假设。运用从实验中得到的资料，这些模型假定不同的种类的人参与集体行动。 人的决策行为究竟能分成多少不同种类？经济学家发现，不同文化的社会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义者，但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为数少于1％。模型类比结果显示，一个群体或社会中如果有3％的利他主义者，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可喜变化。 实验经济学家设计了诸如「哀的美敦讲价实验」和「信任游戏」等决策实验，对人的行为进行窥探。许多这一类的研究都发现，40％到67％的人属于「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一类。这类人被称为「规范使用者」。另外大约有20％到30％的人是自私自利的人，这类人就是奥尔森模型假设的那种人。无论别人如何善待他们，这些人都不会有所回报。这类人被称为「理性利己主义者」。运用同样的比例，三个和尚中应有两个是「规范使用者」，一个是「理性利己主义者」。 「规范使用者」又可以细分成两种，即「条件合作者」和「志愿惩罚者」。「条件合作者」是老好人，他们愿意发起协助行动，并且只要群体中有一定比例的人以互惠行为作反应就坚持合作。但「条件合作者」对搭便车行为的容忍度却不尽相同。他们对集体行动的贡献与搭便车人数成反比，搭便车的人越多，「条件合作者」对集体行动的贡献就越少。一旦搭便车的人数超过他们的容忍度，这些人也将采取不合作行为。因此，「理性利己主义者」会驱使「条件合作者」作出自私自利的行为选择。 「志愿惩罚者」是「疾恶如仇」的侠客，「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行为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惩罚搭便车者。惩罚可以是口头批评，也可以是给搭便车者造成物质损失。即使惩罚行为对「志愿惩罚者」本身的个人利益造成明显的损失，他们也在所不惜。 研究发现，「志愿惩罚者」的存在对于集体行动的结果有很大影响。他们约束搭便车行为，起著维护社会行为规范的作用。他们的惩罚使「理性利己主义者」不得不计算受惩罚的成本，修改自己的行为。如果没有「志愿惩罚者」，搭便车者不受约束，「条件合作者」就会逐渐减少甚至停止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生产不出集体有益的公共物品来。 理论涵盖范围扩大 以上发现丰富了人们对于集体行动产生过程的理解，加深了对决策行为的认识，同时也扩大了奥尔森理论的涵盖范围。首先，新发现虽然修改了奥尔森模型的假设，但修改的程度有限。奥尔森模型中只有「理性利己主义者」，但实验结果发现「理性利己主义者」和「条件合作者」两类人加在一起占大多数。其实，「条件合作者」也是一种搭便车者。维护社会行为的规范实际上是一种公共物品，因为遵循社会行为准则能减少不确定性，增强互信，对大家都有利。但「生产」这种公共物品需要支付成本，而「条件合作者」不愿意像「志愿惩罚者」那样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在与「理性利己主义者」的斗争中选择袖手旁观的搭便车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说，实验研究的发现与奥尔森的基本假设相差不远。再者，「志愿惩罚者」的作用与奥尔森的「反向选择性激励」异曲同工，都是运用惩罚性工具来保证集体行动的产生。奥尔森发现反向激励的作用，实验研究则说明反向激励其实是人类行为中的一种。 三个和尚究竟有没有水喝呢？奥尔森会这样回答：一般来说，三个和尚没水喝。但如果这三个和尚「不对称」，或是存在「选择性激励」，那么三个和尚就很可能有水喝。实验经济学家的答案是：三个和尚有没有水喝取决于那两个「规范使用者」中有没有「志愿惩罚者」。如果两个「规范使用者」属于老好人类型的「条件合作者」，那么三个和尚最终还是没有水喝，因为那个「理性利己主义」和尚会破坏合作环境，驱使「条件合作者」选择搭便车行为。如果有一个和尚是「志愿惩罚者」，情况就完全不同。这位侠义和尚会不惜时间和代价盯住想搭便车的「理性利己主义」和尚，不让他喝一滴水，逼使他参加取水行动。结果自然是：三个和尚有水喝。
瓷器店里的哄抢——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二） 作者：陈抗 《集体行动的逻辑》成功地推翻了“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一定会自愿、自动地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这样一个正统群体理论延用多年的“公理”。然而，奥尔森教授并没有停止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就像生物学家先研究有机体、后研究物种一样，奥尔森先分析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而后研究群体与社会、国家这个更高层的关系。1982年出版的《国家的兴衰》集中阐述了奥尔森的研究发现。此著作出版后立刻受到广泛重视，在1983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克莱姆惹奖，并且先后以十几种语言翻译本介绍到许多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