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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2024届普通高中毕业班第二次调研考试语文试题及参考答案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 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 小题, 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
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
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
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
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在我国发展史上，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发展同样与中华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
先秦时期，我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鼎盛期。
20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端于文艺领域的创新风潮对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引擎。
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
(摘编自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材料二：中国学界在五四时期关于文学批评标准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文学中的“美”(艺术标准)与“真”(现实标准)究竟何者占据主导地位的问题。
求真派在继承“诗言志”“文以载道”等传统文论资源的基础上，吸收经俄苏现实主义改造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更重视文学对社会的反映与批判作用，故在建构文学批评标准时更强调文学介入现实(“为人生”)的程度。
求美派则在继承“诗缘情”“诗有别趣”等传统文论资源的基础上，借鉴新批评和其他形式主义文论，更重视文学超越现实的审美意蕴和情感表现的张力(“无功利”)。
江苏省南京市六校联合体2024-2025学年高三上学期10月联合调研语文试题现代文阅读（36分）（一）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就文化而言，最有价值的往往是正在生成和正在消逝的部分。
对处于第三次文化裂变【注】中的乡村社会而言，正在生成的便是信息化、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种种新的文化观念、生产生活方式和美丽乡村。
而正在消逝的则是乡村社会数千年建构起来的宗族伦理、文化规则、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其存在的空间——传统村庄。
作家们敏感地意识到作为传统乡村社会实体的一些“村庄”，正在成为逐渐远去的文化背影。
这与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和城镇化建设密切相关。
由此，作为亲密关系存在空间和宗族伦理文化生成地的村庄正在解体。
正是由于村庄成为一种正在消逝的文化，新乡村叙事才集中爆发出了从未有过的书写“村庄”的热潮，如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阿来的机村、贾平凹的清风街、孙惠芬的上塘村、梁鸿的梁庄等。
作家们尽管风格各异，但却不约而同地开始与自己心中的“村庄”做最后的告别，有的甚至直接将作品命名为《即将消失的村庄》（赵本夫）、《最后的村庄》（曹乃谦）。
这批书写村庄的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留住村庄的情怀，并由此生发出文化“乡愁”主题，为正在消逝的村庄唱出深沉的挽歌。
这曲多声部的挽歌，唱出的是具有深远历史回音的“乡愁”主题。
这个时期的乡愁，既不同于鲁迅所说的“侨寓文学的作者”们“隐现着”的“乡愁”，也不同于余光中远离故土的“乡愁”。
鲁迅所说的那些“侨寓”北京的作家们对故土的“胸臆”，只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对故土的怀恋和想象，诸如“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事实上，也应包括沈从文之于湘西。
而其时的贵州、榆关、湘西都还是完好无损地存在着、延续着的乡村社会，他们“愁”的只是自己主观上的怀恋、想象和与他们生活的城市之间的文化反差。
所以说，那时的乡土文学与其说是在写乡土，不如说是在写作家自己的“胸臆”。
走向新历史主义：接受美学的转向回顾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接受反应文论的诞生与发展，我们看到它在20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所具有的鲜明特征，所产生的巨大幅射作用和它的极其顽强的生命力。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面对世纪之交的新的文化转折，接受反应文论再度转移，汇入了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
世纪之交：新的历史性转折风云变幻、潮起潮落。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种新的文化批评思潮逐渐兴起，展开了世纪之交新一轮历史性的文化转折。
几年前，保罗•德•曼还高兴地说，批评在下一时期的任务将会是：使用“解构”批评那种修辞阅读方法，帝国主义式地占领一切文学领域。
德•曼说：“完全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曾用来分析普鲁斯特的方法，在技巧上作适当修改后，就不能用以分析弥尔顿，但丁或荷尔德林的作品。
实际上，这种方法将是未来几年的文学理论的试金石。
”(1)的确，在美国七、八十年代，解构主义长驱直入，许多受德•曼影响的年轻一代批评家作出了许多辉煌成就，但解构主义“灾难性地”缩小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割断了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权力、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传统的联系。
解构主义对文学的阅读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规定繁复严密的阅读方法，使人难以熟练掌握并习惯地加以运用，人们早已对解构主义失去了耐心，解构主义历史地衰落了，新的历史性的转折正在发生。
对于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美国《新文学史》杂志的主编拉尔夫•科恩了然于胸。
《新文学史》是六十年代末为适应读者反应批评的兴起而创办的刊物，几十年来与接受反应理论共进退。
面对世纪末文学理论新的变革，科恩邀集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编撰了《文学理论的未来》一书，共同描绘这一历史性的转折。
他将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态势及未来趋向作了这样的概括：(2)首先，当代文学理论已不再把文学圈定在自治自律的本文的狭窄圈子里，它一反过去对政治的深恶痛绝，大规模地向当代政治、意识形态倾斜。
其表现为黑人等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家的呐喊和女权(女性)主义的迅速兴起，他们与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起，对文学理论予以重新界定，使之成为“社会和文化整体中具有政治反应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屹立于学术界之中”。
2024年高考适应性考试（二）语文试题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20世纪下半叶，阶级概念的式微与市场经济的兴盛带来巨大的转折。
两个相互联系的历史事件同时投射到文化领域，一批陌生的观念迅速卷入雅俗之辩。
“俗”所依赖的大众从平民、无产阶级更换为消费者，“雅”代表了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化精英。
脱离阶级形成的文化对立之后，雅俗之辩的阵营围绕艺术与商品两个范畴开始重新组织。
通俗文化可以追溯至工业化与都市化，二者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原子化”。
一方面，土地不再成为劳动的基础，乡村社群的瓦解、宗教的衰落以及机械化与异化的工厂劳动动摇和侵蚀了古老的社会结构与价值结构，心理与道德的认同感正在消失，这时的“个体就很容易受大众媒介和通俗文化这样的核心公共机构的操纵和利用。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文化生产方式异于古典社会，而且，市场经济将向文化消费提供发达的商业网络。
这个意义上，一些批评家力图更为严格地区分“通俗”与“民间”——譬如“通俗文学”之中再度派生出“民间文学”概念。
现代性降临对于文化生产与消费形成不可忽略的后果。
一种观点认为，“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之别的标志是生产者。
“通俗文学”生产者是作家个体——他们同时享受知识产权获取的经济报酬；“民间文学”多半是民间无名氏的集体创作，并且按照传统的民间社会脉络传播，诸如瓦舍勾栏的说书演唱、乡村祭祀之际的社戏以及市井之间的道听途说。
“艺术”与“商品”催生的雅俗之辩投射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学，激烈程度丝毫不逊色。
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被称为“新时期”文学，五四新文学曾经拥有的活力开始逐渐复苏。
重温“现实主义”口号的时候，“现代主义”美学突然降临，两种美学的激烈交锋带来音量超常的理论喧哗。
然而，进入80年代后期，这种交锋开始演变为“高雅文学”的内部事件，大众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另一批作家，譬如金庸或者琼瑶。
“朦胧诗”的诗人或者先锋小说家曾经毫不掩饰地向世界摆出一副孤傲的姿态——雅俗之辩开始的时候，孤傲与“高雅文学”的相互认同不言而喻。
文化诗学：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学科建构的视野、方法与路径方頠玮【摘要】回顾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正在批判、吸收、继承中进行整合与超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科形态,这就是走向文化诗学视野的比较文学形态,在这一过程中,“和而不同”是文化诗学理论建构的基本方法,而从比较、对话到融汇则是文化诗学理论建构的基本路径.【期刊名称】《江淮论坛》【年(卷),期】2013(000)006【总页数】7页(P157-162,177)【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化诗学;学科史;学科建构【作者】方頠玮【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历史发展，既有文化、文明层面的，也有诗学层面的，跨学科自然不在话下。
但现在的问题是，当下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否成熟？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层面、视角、方法和范式是否得到广泛认同。
其实，当下的争议是使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和例证，其学术对象和研究方法也是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就目前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比较文学学科已经在文化、学科方面进入整合、创化阶段，步入文化诗学的历史时期。
王向远先生曾指出，“学院化”是一个现代学科成立必须经历的过程。
［1］他从学科史的视角，证明比较文学在学科生成过程中，在不同时期，先后显示了文学研究的特征、文化研究的特征，后来出现跨学科、跨文化的视野与方法。
在17—18世纪盛行的是“比较文学批评”，到19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研究主体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学院派”，他们努力使比较文学学科走上学院化的道路。
波斯奈特教授的《比较文学》，将比较文学不再仅仅看作是文学文本的审美鉴赏和文学主体研究，他在文化史、文明史的视野里，将比较文学“史学”化了。
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是以史料为依据的文学史研究，他只是要将比较文学从“文学批评”中摆脱出来，实现比较文学对文学批评的超越，本质上是要求审美判断服从于实证的、科学的、历史的判断。
福建省福州市2024届高三第一次质量检测语文试题及参考答案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文化是一种社会符号，互联网背景下的媒介融合使得文化符号横跨多媒体平台的传播流动不可避免，形成一种跨媒介叙事。
跨媒介叙事的概念由英国著名传播学者亨利·詹金斯首次提出并作出详细阐释：“一个跨媒介故事横跨多种媒介平台展现出来，其中每一个新文本都对整个故事做出了独特而有价值的贡献。
”跨媒介叙事的内涵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指图像、声音、文字等多种媒介联合完成对事件的叙述，进而生成不同的艺术变种；另一方面指再媒介转译后的衍生产品形成媒介增生的集群效应，在跨媒介叙事中，内容从一种媒介到另一种媒介进行再现，从而形成一种以内容为中心的网状结构，进而形成跨媒介文化IP。
IP一词本意是知识产权，泛指文化产业领域的内容版权。
文化资源自身并不能自然地成为文化产品或文化商品，只有经过再创造，成为商品符号，才能进入产业循环链而成为文化商品，并在反复使用和符号生产中实现增值。
2016年初，中国中央电视台出品的《我在故宫修文物》意外走红过程，成为跨媒介叙事的典范。
纪录片以影像叙事的方式将故宫文化资源转化为视觉符号呈现在大众眼前，从普通文物工作者的平常生活视角来呈现出人文气息，这种平民化、具有可塑性和延展性的叙事模式，为大众留出大量进行文本再创作的裂隙与创作空间。
第一次近距离地展现了文物修复专家的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节奏轻快、视角新颖，让这一大片红墙金瓦的建筑群里，透出不同寻常的意味”，用日常“撑起宏大和厚重。
另一方面，互联网弹幕网站为文本的解读与再生产提供了直接的平台，在互联网上通过弹幕讨论、剪辑、解说的形式不断增加原文本的理解维度，产生新的叙事文本。
B站观众对《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文本以弹装再生产”与视频再生产”两种方式实现了文本的再生产。
纪录片走红以后，制作方随之推出同名电影、书籍，形成一个IP化的跨媒介叙事单元。
一．新历史主义在历史批评方法论上也受到解构思维的深刻影响，也倾向于以历史的文本性的基点从而颠覆作为宏大叙事的历史叙事，但在文化层面却更加重视从文本的历史性角度出发重构历史叙事的文化动因。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
这里的文本历史主义，即文本历史性，新历史主义把他看作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的基点之一，另一个是历史文本性，这个等下会细讲。
（后一句）其实是对文本历史主义的进一步解释，也就是说，历史是主特征：1.“跨学科研究”性,即跨越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科界限,使其具有了多维视野的研究。
跨学科特即把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本与传记、心理学、社会、思想以及其他艺术等放置在一起加以分析细读，文学打破了自治的领域，参与到与其他文化文本的不断对话和循环之中。
2.“文化的政治学”属性,使文学和文学史研究成为论证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权力斗争、民族传统、文化差异的标本。
新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政治化批评的特征,它在文化思想领域对社会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原则加以质疑,揭示复杂社会状况中文化产品的社会品质和政治意向的曲折表达方式。
3.“历史意识形态性”,即认为人的文学在文化中具有抗争性作用,而文化变革就是一种文化通过策略向主导意识挑战,进而去“重写文化史”。
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参加意识形态的塑造。
二．内涵：新历史主义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和文学界，它在70年代末已经初露端倪，即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而且这种阐释文学文本历史内涵的独特方法日益得到西方文论界的认可。
新历史主义的两位代表人物是哈佛教授格林布拉特和斯坦福教授怀特，这一术语最早见之于格林布莱特1982年为《文类》杂志文艺复兴研究专号写的一篇导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批评等形式主义批评的审美壁垒遭到解构主义批评的瓦解,文化诗学赞同解构批评对文本开放性的追求,却抵制其无限消解的主张,转而提出解构与建构并重的文化诗学念。
2023年高二语文期末考试模拟试卷（选择性必修下册）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生态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型，从原先治理、改造自然的对立关系，转变为人与自然共存互生的友好关系。
这一变化正应和了存在论美学的审美观。
中国生态美学研究者敏锐地发现了这两者的内在联系，重新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挖掘出生命生存的理论资源，并大胆吸收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来改造实践论美学。
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观本身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它虽然强调人类生产活动的重要性，却绝不仅仅限于物质生产，同时包含着更为广阔的人的整体生存活动，是一种“具有浓郁生态审美意识的唯物实践观”。
实践论美学却将其丰富的内涵削弱了，简化了生产与审美之间的复杂关系，将生产活动直接视为审美活动的原因，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裂、对立，这势必会滋生出人类中心主义意识，而不可能孕育出审美活动。
审美只能发生于人与外物相交相洽相生相融的状态之中，而这种关系本身既吻合了后现代的生态整体观，又归属于存在论美学的审美观。
因此，生态文明与审美活动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它们都要求人类以审美的态度平等、友好地看待自然，都体现着人与世界的存在论关系。
中国生态美学据此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明确阐明自己的立场：人与自然共生共存，走向生态整体论，并倡导生态观、人文观和审美观三者的统一，倡导生态人文主义。
生态人文主义得以成立的根据就是人的生态审美本性。
人天生具有一种对自然生态亲和热爱并由此获得美好生存的愿望。
这种生态人文主义正是新的生态审美观建设的哲学与理论依据。
这种生态人文主义是对原有人文主义的批判和扬弃，它清洗了传统人文主义所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以生态整体观取代人类独尊的观念，以崭新的态度重建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从而通向存在论审美观。
在生态人文主义的视野中，人和自然万物都自有其价值，人只是自然整体中与其他存在物平等的存在，他参与到整个自然之中成为自然中的一员，与万物共存互生，相亲相融。
宁夏固原一中高考冲刺语文试题（B卷）注意事项：１. 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２. 回答选择题前，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20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界活跃着来自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的各种理论。
人们所拥有的文学理论从未像现在这般丰富，但在解说诸多看似熟悉的概念和对象时，却从未有现在这么多犹疑和分歧。
伊格尔顿的名作《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以“文学是什么”作为导言，却始终没有为文学下定义；卡勒的《文学理论入门》专章讨论“文学是什么”，却以“文学的矛盾”草草收结。
如何认识文学的根本性质及存在方式，已成为值得深思的问题。
伊格尔顿无情地拆解了不少关于文学的定义，但也正是那些审慎的梳理与辨析，为消除分歧、寻求共识提供了可能，使某种具有启发性的“文学观”得以凸显:“它是人们出于某种理由而赋予其高度价值的任何一种作品。
”与伊格尔顿小心翼翼地维护“价值”相似，卡勒在描述文学的功能时将“意义”设为落脚点，主张文学“是一种召唤阅读、把读者引入关于意义的问题中去的写作”。
文学始终与特定的“价值”和“意义”密切相关。
尤其在经历过20世纪末21世纪初“文学终结论”的冲击以后，我们见证了文学至今仍在存续发展，更有理由确信:文学就是价值和意义的载体。
那么，这价值和意义从何而来，又如何表现？注目于作品，曾有论者主张“结构”与“张力”是价值和意义的不竭源泉;聚焦于读者，有论者认为是“审美知觉”和“期待视野”等塑造了价值和意义；环顾社会背景和文化心理，有论者强调“生产机制”及“原型经验”等生产了价值和意义。
这些说法各有一定合理性。
但笔者更想说的是: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不能只是从理论上得到支持或辩护，更有待作家付诸行动。
《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ＬＯ年第３期Ｓｏｃｉａ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Ｎｏ．３从文化阐释到历史厚描●●
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文化诗学批评
王进（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５１０６３２）
摘要：文化诗学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中西方学界逐渐兴起的新兴批评话语。文化诗学对文化人类学既有文化结构的方法论借鉴也有历史意识的理论创建。文化塑型和厚度阐释的批评观念是两者方法论的契合点，文化结构和历史情境的阐释重心是研究旨趣的分歧，文化分析与历史厚描的批评范式则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理论导向。考察这两种西方批评理论的指涉关系，可以使中国文艺学研究获得一种生态文化批评的诗学新起点。关键词：文化阐释：厚度描写；文化人类学；历史意识；文化诗学批评中图分类号：Ｇ０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６９１【２０１０）０３—０１４６—０４
文化诗学在欧美学界的全面崛起发生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的新历史主义思潮，而它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勃兴却是伴随着国内文坛逐渐兴起的历史文学和文化研究热潮，一直以来更是得到童庆炳、蒋述卓和刘庆璋等知名理论家的积极倡导。相比较中国传统涛学诸如“兴观群怨ｉ兑”、“以意逆志说”以及“诗外功夫说”之类朴素混沌的文化批评观念，当下语境的文化诗学经历过后现代文化的思想洗礼，更加突出其方法论的历史意识和理论新意【ｌＫＰ３３～３５）。文化涛学在阐释学层面上贯通历史批评与人类学研究的传统界限，它要么被西方学界视为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副产品，要么就是被国内学者看作人类学批评的历史性实践。不少学者甚至倾向于在文学人类学和文化诗学之｜＇日Ｊ直接划上等号，就连文化诗学批评家自身也强调“实践一种更为文化或人类的批评”，即“类似于格兹、布鲁恩、道格拉斯、拉宾诺和特纳等人类学家的文化阐释研究”ｆ２］（１弓－－４）。本文从批评方法论、研究旨趣和理论导向３个层面对两种批评话语的张力关系展开探讨，指出文化涛学对文化人类学既有文化符号结构的方法借鉴，也有历史意识形态的理论反拨。文化塑型和厚度阐释的批评观念是两者方法论的契合点，文化结构和历史情境的阐释重心是研究旨趣的分歧点，而从文化分析到历史厚描的范式转移则呈现出它倡导历史涛性和文化生态的不同涛学导向。
一、文化分析与厚度描写：批评方法论的契合文化诗学通常被视为历史意识的主体阐释学，而文化人类学则被当作民族志文化的研究理论，因此两种批评话语就自然拥有历史批评与文化研究的亲缘关系。就文化批评的方法论特征而言，无论是主张历史性的文化批评，还是提倡泛文化的历史研究，文化涛学与人类学的批评方法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９—２３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暨南大学科研培育与创新基金的资助。作者简介：王进（１９７９～），男，文学博士，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１４６万方数据都无法游离出文化的阐释学和阐释的文化学范畴。在文化的阐释学层面，两种理论话语认同作为符号网络的文化概念，相当重视历史文化对阐释主体的塑型作用；在阐释的文化学层面，两者都提倡文化结构的历史观念，不断强调以“厚度描写”①方式对文化意义和历史形式的文化分析。文化人类学对文化概念的理论界定大致来源于马克思・伟伯的社会学观念，因此它尤为重视作为符号网络和意义结构的文化观念对人类精神和社会结构的多种塑造作用。对于格兹积极倡导的文化人类学来说，文化要么是具有阐释性内涵的“某种规范活系统，个体据此定义语词、表达感情和作出评价的各种意义和符号的”；要么就是意义结构的“某种符号形式的历史性传承模式，人类以此交流沟通、延续意义和扩展对于生活的知识和各种态度”；或者就是塑型网络的“某种符号方法的总体，用以控制行为与精神信息来源”附ｎ嘲。无论是文化概念的符号网络，还是文化观念的意义结构，文化人类学总是指向文化结构对主体阐释和意义生产的各种规范作用。在意义生产的文化网络层面，文化人类学重视文化概念的意义指涉，强凋“文化是意义的交织刚络，人类阐释得以自身体验和指导自我行为”；而在主体阐释的文化结构层面，它关注文化概念的阐释性内涵，指出“文化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寻意义的阐释性科学”Ｈ琊～ｉ０）。一方面提倡文化结构的符号性和网络性内涵，同时又强调文化意义的主体性和阐释性视角，文化人类学因此重新界定了文化观念对于社会群体和阐释主体的塑造体系。正是源于“文化造物”的这种理论观念，文化诗学也相应地提出“文化塑造”和“自我塑型”相互协调的身份建构观念。在主体意识与文化结构之间，文化涛学的自我塑型过程是“由特定意义的文化系统支配，靠着控制从抽象潜能到具体历史象征物的交流互变而创作出特定时代的个人”【２】（Ｐ３呻。文化人类学的文化范畴实质上是一种符号化的社会体系，它的文化分析过程则是对文化符号和社会结构的再现性Ｉ嘲释活动。传统的文化研究方法侧重对文化范畴的深度描写，强调概念性的抽象理解效果，而文化人类学则提倡对文化结构的厚度描写，重视主体性的具体阐释过程。因此，文化涛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契合关系更直接地体现在对文化结构和历史意义的“厚度描写”的阐释实践。格兹的文化人类学强调文化概念本身就是历史事件、社会制度、主体活动的“厚描”状态。他认为厚描的目的就是要赋予文化概念以具体和实质的语境意义，同时在文化的表层结构扩大主体阐释空间、追踪社会意识取向。文化人类学这种重视微观文化、历史细节和社会边缘的厚度描写，不仅突出了人类学研究原本具有的阐释性内涵，即在文化符号的阐释网络中特别关注对于文化结构和社会意识的深层次研究，而且也彰显出阐释活动本身的历史意义，即在文化网络的主体阐释中极力强调人种学研究的精神内涵和社会效用。因此，文化人类学既是文化的主体阐释学，也是阐释主体的文化学。文化符号的厚度描写将人类学的田野方法带入文化研究领域并由此开拓文化批评的传统疆域，厚描理念在历史批评领域的理论延伸则必然“将人们熟悉的那些属于文化学的范畴扩展到比文学批评所能允许的范围更加宽广也更加陌生的文本领域”【彻。
文化诗学批评主张将历史文本看作是社会意义的符号网络，指出对文化符号的厚描结果最终指向文化结构和主体意识的闸释语境，因而强调厚描阐释要借助文化结构进入历史语境，通过追溯逸闻轶事的文化踪迹而建构历史语境的文化图景。对于文化涛学批评来ｉ兑．既然对于文化结构的历史厚描既是文化主体的阐释目的，也是历史主体的阐释语境，那么与其在作者和作品的意识或精神内涵之中寻求原初意义，还不如聚焦于阐释嘲络的厚描效果。换句话说，既然历史文化是厚度描写的文本内容，历史文本是深度压缩的文化形式，那么文本与文化在诗学层面就理应成为彼此对应的“厚度描写”。对于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分析而言，文化与文本的彼此厚描已经存在于文化符号的网状结构和社会意识的话语体系，“最大的挑战不只在于探索那些其它的文本”，而是在于如何通过回溯“社会能量”的历史踪迹“让文学和非文学成为彼此的厚描”ｍ¨ｎ。
文化结构与历史情境：批评旨趣的分歧如果说文化人类学对文化诗学的理论影响在于“文化造物”和“阐释厚描”的思想观念，那么后者对于前者的理论改造就在于“文化结构”和“社会能量”的历史意识。在批评方法论层面，文化诗学认为文化人类学的厚描方法“使我们已经在做的事情显出意义，将我们的职业技巧作为比我们自己的把握更重要、更关键和更有说服力的东西重新
①厚度描写（Ｔｈｉｃｋ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是．＿当代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兹相对于深度描写（ｄｅｅｐ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和浅度描（ｔｈｉｎ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的
研究传统而又提出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本文的“厚描”概念沿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厚度描写观念。
１４７万方数据交还到我们手里”【驰㈣，’；在理论旨趣层面，它则提倡以社会能量的流通观念来充实历史意义的符号结构，强凋在各种历史断层的截面上揭示出文化结构的意识形态内涵。换句话说，文化塑型与厚描阐释的思想观念代表着文化涛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批评契合点，符号结构与社会能量的研究旨趣则体现出两者对文化结构和历史意识的不同理论导向。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域中，既然意指符号的文化能力同时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和人类本性的特殊内涵，那么对文化符号的厚度描写则必然会体现出不同社会文化的群体差异和个体特征。在语言符号、文化结构与人性意义的复杂关系中，语言符号与文化结构是文化造物的研究素材，人性意义则是厚描阐释的批评目的；通过符号结构的厚描阐释可以加深对人性意义的文化意识，而对人性意义的文化分析也必然呈现出对文化符号的深度理解。借助对语言符号和文化结构的厚描阐释活动，文化人类学特别关注符号差异和文化细节，强调“我们必须沉降到细节，掌握各种文化的本质特点和各种社会个体”。对社会个体和文化细节的理论关注体现了文化人类学话语对民族文化的和抽象人性的宏大叙事的根本质疑，同时也突显出它对具体人性和群体差异的充分重视。将人性意义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和文化语境，将文化研究置于文化符号与分析主体的阐释共鸣，文化人类学的分析重点就在于“理解某种生活形式”，而且“使别人确信你确实已经这样做的，关涉到的并不只是讲述细节的结合或是总体叙事的强迫接受”，因为“它实际上关涉到将形式和平台、过去的时刻和长久的故事一起带入一致的视野之中”旧㈣。与文化人类学话语相似，文化诗学的历史批评同样要求将具有历史意识的文化结构作为工作平台，转向江湖野史或逸闻轶事的厚度描写，以图触摸历史意义的真实肉身。而与前者不同的是，文化诗学的批评旨趣并不在于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规律和人性特征，反而更多地是指向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批评和意识形态特征。如果说对文化结构和人性意义的特别关注是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要义，那么对社会体系和权力话语的文化反思则是文化诗学批评的历史旨趣。一方面，对于其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契合，文化诗学继承了文化造物与厚描阐释的批评观念，提倡历史批评“沉降到一小部分具有共鸣性的文本”，同时强凋“这类文本的每一篇都被看作是１６世纪文化力量交汇线索的透视焦点”；另一方面，对于两者的不同理论导向，文化诗学１４８也表明自身的研究重心“不在于抽象的普遍规律，而在于某些特定的偶然事件之中自我如何根据既定文化的生成规律和矛盾得以塑造”ｍ”。与文化人类学从人性意义的角度强调符号结构与文化网络的做法不同，文化诗学批评从社会能量的流动性角度坚持文化结构与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特征。以文化符号的意识形态特征来补充和解释文化结构的抽象性规律，文化符号则既是社会关系的承载体也是意识形态的生产物。正如文化诗学本身对文化厚描的历史阐释的反复强调，“我们处理的实际上是某种共同享有的符号、一套相互指涉的不仅仅作为再现的目标也是再现的条件的修辞和象征”嗍；以历史性的社会语境来置换文化性的符号结构，
文化诗学认为任何看似独立的社会个体（包括历史主体和文化客体）实际上都是社会能量流动的网络节点，从而提倡在否定抽象人性和普适规律的基础上，转向考察历史主体在既定文化语境中的自我塑型和权力运作。文化人类学似乎对生理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性意义具有特别的研究兴趣，文化涛学则更加关注处于社会能量流动过程的主体建构和权力轨迹，更加强调的是某种情境主义的意识形态运作过程。换句话说，文化涛学批评就是要沉降到历史碎片和文化细节，从而揭示出文化符号和社会意识的各种隐喻结构，其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实现格兹文化人类学的所渭“与人性的面对面”的批评理想，而是为了以社会能量的研究思路追溯并再现出文化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历史肉身，更加真实地触摸到语言符号、文化结构和社会能量的历史性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