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率)谈话的启示

毛、黄都期待用“民主”打破历史兴亡周期律 1945年，抗战胜利在即，国共矛盾也日趋激烈。7月1日，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六人从重庆启程，以个人身份飞赴延安，希望能够为国家和平尽一些力量。毛、黄关于“历史周期律”的“窑洞对”，即产生于这样一种历史背景。 1945年，毛泽东说：“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关于“窑洞对”，最原始的资料，是1945年10月重庆国讯书店发行的黄炎培《延安归来》一书。黄氏在该书中写道：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下，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入，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详细] 无独有偶，同行的左舜生也在延安问了一个相似的问题，只不过他提问的对象是彭德怀。左氏在饭桌上问彭氏：“假定有一天你们的环境变了，你们有什么方法保证你们的一切做法不会变质？”彭氏的回答与毛泽东完全一致：“假定政治不能民主化，即老百姓不能过问政治，政治又不能约束军人，我想每一个军人都是会要变成军阀的！”在1945年的延安，“民主”这个词是一种潮流，没有理由认为毛氏与彭氏的回答不是发自内心。[详细] 1952年，黄炎培承认毛泽东已通过“民主”成功跳出兴亡周期律 “历史兴亡周期律”是黄炎培极为关心的一个政治命题，在其日记里提到过很多次。1951年7月1日，黄氏写了一首长诗《中国共产党三十年》，首次公开承认该命题已被新政权彻底解决。诗中说：“对大众紧密联系，对己自我批评，这些武器，会从人群中放出万丈光芒。只有流水是不腐的，事实已经证明，并不是夸张。到今天，我识得了，当时延安一席话，我估计过低了；我所得到的答复，是正确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责，这好政府才会长久’。” 1952年8月4日，全国政协常委会议，毛泽东在晚餐后，向各党派征求意见，黄炎培终于得到机会，当面向毛泽东表达他对当年“窑洞对”的拜服：“三五反胜利结果，证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中共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率是正确的。”黄氏把这种拜服写入了他的日记。此后，黄氏极少再谈及“历史兴亡周期律”。[详细] 但毛、黄二人对“民主”的理解其实是不同的 毫无疑问，“窑洞对”里毛泽东提出的用“民主”来打破“历史兴亡周期律”，是不易的真理。但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民主”究竟是什么？在这个层面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和黄炎培的理解，并不全然相同 黄炎培：民主是天性，是自由的具体化；保障自由要靠制度建设 黄炎培毕生致力于教育救国。对于什么是“民主”，黄氏有自己的一套理解。1943年，黄氏在重庆出版《民主化的机关管理》一书，在自序中，黄氏说道：“民主的前身，还隐藏着一个名词，是自由。民主就是自由具体化。全民自由规则化、制度化。……所以自由与民主，在教育上为天性。在政治上为真理。但一说民主，便以为是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竟认民主为政治学专用的名词。甚且认为只有欧美式民主政治制度，才配称民主。则是大谬大谬。民主的形式，必须滋溉以民主的精神。民有、民治、民享，随处适用。“耕者有其田”，“有饭大家吃”，现时口头流行的这一类语句，都没有跳出这原则范围。民主，何尝限于政治制度。” 黄氏这番话，道出了他对“民主”理解的三个要点：1、民主是一种“天性”，其真义是自由，为保障自由，民主须规则化、制度化；2、民主不单单是指政治制度，而是覆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3、民主不是只有欧美式民主这样一种形式。第三点尤其值得注意——黄炎培是一个社会主义信徒。事实上，正如胡适所说，20世纪的圣经就是社会主义，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怀有或深或浅的社会主义信仰。不独黄炎培如此，那些被教科书标签为“民族资本家”的卢作孚们，同样都是社会主义信徒；甚至包括蒋介石，也毕生都怀着对资本主义的深切厌恶。黄氏对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也毫不掩饰：“在政治上，民主主义，就是拆穿这些楼板。在经济上，资本主义，无法消灭阶层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拆穿这些楼板。民主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都是拆穿楼板运动。”（黄氏把社会运动比喻成楼房里的下层、中层和上层之间的“拆穿楼板运动”）[详细] 毛泽东：民主“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毛泽东对民主有过许多论述。1944 年 6 月 12 日，他在答复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记者的问题时说：“民主必须是多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这种观念显然与黄炎培完全一致。但与黄氏将民主当作人的“天性”有所不同，毛泽东认为民主仅仅是一种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又说：“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 将民主看作一种“天性”，因“天性”必须获得尊重，故保障民主的制度建设必不可少。而将民主单纯地看成一种手段，因手段具有可多样性和可替代性，可用也可不用，想用则用不想用则不用，相关的制度建设自然也就往往付诸阙如。事实也确实如此，毛泽东大量对民主的论述，都集中在“民主作风”层面，如1944 年 12 月 15 日，他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中批评许多人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各地应“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但问题是：仅仅“提倡民主作风”，而不是从制度上保证“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是不能真正让“大家”敢于畅所欲言的。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又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制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党的决议和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这实际上是否定了法律层面的民主制度建设。[详细] 对民主的理解差异如此之大，为何黄炎培1952年还对毛泽东表示拜服？ 既然黄炎培和毛泽东对民主涵义的理解，相差如此之大，何以到1952年，黄氏会当面向毛泽东表示拜服，认为毛泽东确实已经通过“民主”成功跳出了历史兴亡周期律了呢？黄氏这种表态，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治高压下的违心之论，因为黄氏不但在日记中记述了自己对毛泽东的拜服，而且还在日记中特地附上了一份简报——署名“东流”的一篇《关于“历史周期率”》，该报道亦对新政权成功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大加赞扬。在私人性质的日记中用心附上这样一份简报，很可能意味着黄氏的拜服，是发自内心的。 1945年从延安归来后，黄氏虽然与中共越走越近，但其第三者的中立立场，却始终没有改变，毛泽东曾不满于他“对我在苏北之各种措施攻击甚力”，指的就是黄氏对解放区土改中严重的乱打乱杀现象的不满和批评，黄氏主张减租减息，不赞成暴力土改。对毛泽东取自列宁的“民主集中制”，黄氏也有诸多意见。1949年8月29日，黄氏致函毛泽东，提出他对“民主集中制”的看法：“各方都倾心接受民主集中制，我意此时急须将这一名词做一番具体的说明，否则万一发生两种不同的措施，一方以为我是民主，而一方以为是集中……例如民主集中制必备之条件：组织、首脑、小组。它的施行法，关于选举：从编选名单起到开会当场无记名圈选，应该怎样怎样；关于开会，怎样召集、讨论、议决，到怎样通过记录，怎样保留不同意见；以及关于执行、关于检讨奖惩等等，一一举出实例，说明理由。这些工夫，管见颇以为需要，只不知已有人做过没有？尊见以为怎样？敬求公余赐教”——很显然，黄氏仍然希望给“民主集中制”这个新事物套上“制度建设”的马辔，黄氏希望在实施“民主集中制”时，能够有清晰的规则和制度可以遵循和约束。但黄氏的意见，没有得到响应。 虽然对民主涵义理解的分歧未曾消失，但黄氏在1949年之后确实受到了毛泽东极高的礼遇，其各种参政议政的行为也获得了当局极大的尊重。据其子黄方毅说：“建国后尤其是1954年前，毛经常向黄咨询有关政策，有时夜半之时黄被从睡梦中唤起，赴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晤谈……有时候，黄从毛处回来，兴奋不已，虽然已至深夜，仍又伏案疾书起来。……（黄炎培）对毛的政策并非件件都理解和同意，并非是所有都予以首肯的……对毛泽东的不同意见，黄有些是当面提出，有些是去信表达，有些则是回避口笔交锋，而在相关会议上提出……与黄的肯谏、敢谏相对应，毛对黄这位以师长相待的朋友，尤其在建国初期，是很尊重、很客气、很宽厚的。”至1954年止，黄炎培、毛泽东二人间的来往信件多达近200封。这种亲密程度，是其它民主人士如梁漱溟等人所不敢企及的。黄氏自己也对自己所担任的角色和所获得的尊重相当满意——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黄氏反映了很多问题，大多受到了当局的重视，黄氏对此非常满意，3月17日在日记中写道：“深深感觉我现职位的确重要，必须努力而也是值得努力。”这样的“知遇之恩”，大概正是黄氏稍后向毛泽东表示拜服的最主要的原因。[详细] 但黄氏很快就会意识到：仅仅依赖于毛泽东个人对他的“知遇”，而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他参政议政的权利和希望收获的尊重，都是不坚实的——1954年，黄氏在统购统销问题上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其子黄万里后来如此总结其父的政治生涯：“一九四九年后任副总理，旋改任人大副委员长，五四年粮食统购统销后于国事无所建树。” [详细] 结语 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说道：“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的现象，不断滋长。”显然，在邓小平看来，毛泽东并没有能够走出黄炎培所谓的“历史周期律”。

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探索与启示作者：刘建武来源：《新湘评论》2023年第24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党始终在思索、一直在探索。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深刻认识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探索及影响，对全面把握百年来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历程和伟大成果，对深化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是怎样形成的1945年7月，毛泽东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中谈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明确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胸有成竹地给出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的明确答案，绝非偶然，是同他对这一问题的长期关注和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我们党对这一重大课题长期探索的必然结果。

“第一个答案”是我们党在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制度而奋斗的实践中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立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党的一大就明确了“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无产阶级民主的任务，中央苏区成立的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实行了工人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实践，则使延安成为了人们向往的“民主圣地”。

正是经过从工农民主到人民民主、从苏维埃代表大会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从民主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的不懈探索，为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政治实现了由专制集权向人民民主的伟大跨越，在根本上改变了周期率存在的政治基础和社会条件。

“第一个答案”是我们党在不断推进人民监督的实践中形成的。

如何通过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是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核心问题。

黄炎培历史周期律论断作文800字责任与担当“历史周期律”是对社会政权更迭现象的观察分析。

“一部历史，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

”各个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黄炎培先生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论说，既是对历史现象的观察，更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忧思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期待。

“共产党会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希望贵党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对此自信地回答说：“我们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窑洞对”探讨的不仅是政权的长治久安，也聚焦着政党的自身建设。

回答“共产党会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的追问，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大革命失败，近6万党员减少到了1万多；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给革命根据地和白区革命力量造成极大损失，革命成果几乎毁于一旦；“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支持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困难、修正错误，几度绝处逢生、几度柳暗花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容易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没有解决的顽瘴固疾，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形成了一个高度团结、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在困难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党群关系，在国际风云变幻中赢得历史主动。

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律、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的成功秘诀。

从历史周期率看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提高作者：高广宏方国辉来源：《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01期作者简介：高广宏（1967-），女，河北滦县人，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工作系政工教研室副教授。

方国辉（1963-），男，内蒙古赤峰人，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工作系政工教研室主任。

（解放军后勤学院，北京100858）摘要：1945年黄炎培等民主人士访问延安，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历史周期率问题，此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破解的重大课题。

毛泽东对“民主新路”的探索既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有着毋庸讳言的失误和缺憾，为我们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

因此探索中共执政规律，跳出历史周期率，仍然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是我们党总结执政成功经验的必然结论，也是新形势下我们党更好执政的根本要求。

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目的是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制度建设，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坚定理想信念，等等，为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提高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1-0015-051945年7月4日下午，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的会客室中，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和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窑洞对”，这次谈话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再一次把共产党如何摆脱“历史周期率”支配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并一直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

重温当年“窑洞对”的主要内容、分析其启示，对于思考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窑洞对”的缘起和“窑洞对”的主要内容（一）“窑洞对”的缘起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开始由防御转入反攻，到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的曙光初现。

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一个答案是什么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跳出历史周期率是关系党千秋伟业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始终在思索、一直在探索。

100多年来，党深刻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上的思想精髓，把它们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同党的初心使命、发展经验、执政理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科学答案。

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实践又给出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

从窑洞对到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索越来越深入，答案越来越明确，理论越来越清晰，实践越来越自觉。

在新征程上，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会在新的赶考路上，以创新性实践把科学答案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人民监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的先辈们积累了治国理政的丰富思想智慧。

春秋时期的“臧文仲之叹”就是其中一例。

鲁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秋，宋国连降大雨，洪水泛滥，庄公派遣使前往慰问，宋湣公对来使说道：“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

”对于宋湣公深刻的自责和自省，鲁国的臧文仲感叹道：“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浡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结合宋湣公的做法，臧文仲从历史中得出禹汤罪己而其浡兴、桀纣罪人而忽亡的治国之道，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执政者若能做到自我反省、自我矫正、以民为本、体恤民生，国家就会兴旺发达，否则就会人亡政息。

知古鉴今，是中国治史的悠长传统。

善于思考的智者总能从历史中获得深刻启迪，对当下现实进行深刻反思。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提到“窑洞对”：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历史上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

世袭王朝建立初年，都会呈现兴盛局面，但政权稳定时间一长，统治者都会变得自满而骄奢，一个王朝就不断朝着衰落的方向走下去。

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

我们要通过行动回答‘窑洞之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

”一、毛泽东同志给出的“第一个答案”（一）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早在1944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时就指出，目前，对世界和中国来说，胜利都快要到来了。

那么，如何迎接胜利呢？必须特别强调两个问题，一是要防止骄傲，二是要打开思想。

11月21日，他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指出：“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

”“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

”1945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看到作为抗战合作者的国共两党可能在战后爆发冲突，黄炎培等六名身处两党夹缝中的知识分子，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前往延安会见中共领导人，既是为了缓解心中对未来的焦虑，也是试图为经历外敌入侵劫难之后的中国寻找一条正确的出路。

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黄炎培，既为他在延安看到的清新蓬勃的风气感到振奋，也为这种气象能否始终持续产生担忧。

他与毛泽东之间发生了著名的“窑洞对”。

在延安杨家岭住处的窑洞里，毛泽东与黄炎培两人推心置腹、纵论古今。

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党给出的第二个答案是1945年7月，党的七大刚刚闭幕，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人应邀到延安考察访问，留下了党史上著名的“窑洞对”。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专门提到了“窑洞对”：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征。

我们党从建党开始，就一直面临着内部变质、变色、变味的风险。

党的百年历史，也是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防范瓦解和腐败危险的历史。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形成了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党员教育、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党内监督、不断净化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肌体等丰富的党的自我革命思想和宝贵经验。

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经过自我革命锤炼的。

我们党在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的同时，坚持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摆脱自己的疾病，一次次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从而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强的决心、空前的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以敢于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

我们党在“猛药去疴、刮骨疗毒”中解决了自身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我们成功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内因。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

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能不能坚持不懈地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作斗争，是决定一个政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

民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担当和历史自觉。

接下来，我将从五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自我革命的由来早在1945年7月，面对黄炎培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窑洞之问”，毛泽东同志果断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进入新时代，从“打铁还需自身硬”到“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有着高度的历史自觉，认识不断深化。

二、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次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无不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聚焦“四风”问题，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到党史学习教育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

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次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我们可以充分认识到，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三、把自我革命推向深入一以贯之，一刻不停，一往无前。

每一次都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不变主题，每一次都有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部署要求，每一次都是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自觉行动。

新时代下，党的自我革命呈现出以下特征：①认识更清醒——②态度更坚决——③力度更大——④举措更实——5次党内集中学习教育都从严从实查摆问题，真刀真枪整改问题。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不断进行检视、剖析、反思，同党中央要求“对标”，拿党章党规“扫描”，用人民群众新期待“透视”，同先辈先烈、先进典型“对照”，不断去杂质、除病毒、防污染，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提高。

四、把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为持续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和生机活力，我们党“当下改”与“长久立”双管齐下。

党的自我革命与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内在逻辑摘要：“历史周期率”是黄炎培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进行谈话时提出的对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政权兴衰过程中某种规律性现象的认识。

[1]而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中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自我革命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管党治党新理念新要求，是自我警醒、自我否定、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一种积极的、主动的革命性行为。

关键词：自我革命历史周期律内在逻辑一、“历史周期律”的提出与两个答案“历史周期率”——主要是执政者在执政过程中由于精神懈怠、能力不足、消极腐败、脱离群众等因素而最终走向政权衰亡的一种历史现象。

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当权者就是不为人民谋利益，最终失掉民心，并最被人民所推翻。

我们现在所常说的“历史周期率”，源于1945年7月的“窑洞对”，即黄炎培在延安进行考察结束时和毛泽东同志的一段对话。

黄炎培以“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为理论依据，进而得出：“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2]这样的结论。

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给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3]这样第一个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答案。

进入新时代，经过十年的实践和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再次对“历史周期率”这个问题，探索出成功路径——“自我革命”。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里的第二个答案。

”[4]二、跳出“历史周期律”视野下自我革命的主要途径（一）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思想基础建设我们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保证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5]只有加强政治建设，才可以增强党的创造力和凝聚力，才可以确保党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避免陷入“历史周期率”的洪流。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针对党内显现出的“四大考验”和“四大风险”，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全党，先后开展各类主题、专题教育活动，推进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锤炼共产党人信仰信念。

“历史周期律”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作者：张坤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19年第09期【摘要】本文阐述了“历史周期律”的内涵，分析了历史周期律“怪圈”长期存在的原因，提出了以下几点启示：坚持深化改革;大力推进民主进程;全面从严治党，严惩腐败分子;大力加强依法治国建设。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历史周期律;长期执政一、“历史周期律”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寻访中国八个民主党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组织时提起，当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探讨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话，对中国共产党一直到今天都是很好的警示和借鉴，黄炎培概述了三层意思：一是提出了历史周期律，中国古代各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第二是解释了历史周期律这种现象，分析历史周期律的产生原因可以说是在条件比较差的时候能够保持奋斗积极向上的精神，一旦条件好转，这种精神随之消失，用一句话总结就是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第三是对中国共产党产生新的拷问，可不可以找到新方向和路子，以免陷入历史周期律。

[1]概括论述黄炎培表明的原因不外乎两个，第一是长期执政，执政者堕落腐化，消极懈怠。

其二便是执政者面临复杂的环境缺乏应对的能力。

二、历史周期律“怪圈”长期存在的原因1、“历史周期律”存在的外部原因“历史上中国的各朝代更替逃不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农民军起义推翻了旧王朝建立新王朝。

第二种情况是篡位。

第三种情况是由于外来势力入侵导致覆国。

”[2]从这一点来看，历史上封建王朝的交换更替不过是各方力量的此消彼长，力量强大的一方战胜另一方的结果。

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是经历了“兴盛—衰落—被取代”这样一个过程。

2、“历史周期律”的内在原因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体现在外因的发展变化，但内因才是主导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因素。

力量强弱，看似是真理，但只不过是一个外部因素而已，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一种力量要起来反抗统治者。

（1）封建思想影响深远持久。

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周期性震荡，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冲突之后，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上层建筑中最根本的封建帝制仍然延续下来，“历史周期律”在2000多年内不断往复出现。

50年周期律
历史周期律”是指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

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

在中国，极端的贫富悬殊是历史周期律的推手。

历史周期律问题，是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

黄炎培先生问毛主席，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毛泽东同志回答说：行，这就是民主。

一是周期性。

也就是说，“历史周期律”是一条周而复始的历史定律，“鹿亡秦，蛇兴汉”，兴衰治乱，循环不已。

二是普遍性。

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无论哪一个朝代，无论哪一个政权，无论哪一个执政者，没有谁能真正跳出这个周期律。

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
三是迅疾性。

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短命王朝，如秦朝和隋朝，分别只有15年和29年，可谓其兴也骤，其亡也速。

南朝170年间，就像走马灯一样换了四个朝代：宋、齐、梁、陈。

与南北朝同病相怜的是所谓五代时期，前后短短50余年，天下五易其主，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前仆后继。

近代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也只有短短38年。

特别关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党始终在思索、一直在探索。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深刻认识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探索及影响，对全面把握百年来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历程和伟大成果，对深化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是怎样形成的1945年7月，毛泽东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中谈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明确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胸有成竹地给出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的明确答案，绝非偶然，是同他对这一问题的长期关注和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内涵，作出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他深刻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

他强调，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习近平总书记还结合新的形势和历史条件，阐明了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具体要求。

毛泽东与黄炎培“延安窑洞对” 黄炎培《延安归来》一书中记录了和毛泽东在窑洞中谈关于历史上兴亡周期律的著名对话，俗称“延安窑洞对”。这个对话被当成建立民主政治的宣言来对待。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章伯钧等6位国民党参政员，为国共两党商谈国是，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飞赴延安考察。黄等不是以参政员的身份，也不是以党派的身份，而是以私人名义去延安考察的。此次延安之行，“窑洞对”是黄与毛之间最为重要的一次谈话，是在毛居住的窑洞中长谈了一个下午。 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 毛问黄来延安考察有何感想？黄炎培坦然答道：“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家，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初时聚精会神，无人不用心不卖力，历时长久，惰性发作，到风气养成，虽大力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黄炎培在谈到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时，特别提到“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 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接着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地方的事，公之于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60年前，毛泽东和他老师（徐特立）的老师黄炎培对话论天下。 68岁的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縨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