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周期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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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以来中国“历史周期律”的分析——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
主题的故事。这个现象是在世界历史中是非常特殊，被很多学 者称之为“中国历史周期律”。
“中国历史周期律”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曾被神秘化为“天 意”、“气数”或主要归结为统治者的道德或能力不足。前者 认为新王朝的诞生是“天意”“天助”、有“祥瑞”，而认为 旧王朝是“气数已尽”“天之所弃”。如：《反经》（卷四“霸 图”）讲“帝王之兴，必俟天命，苟有代谢，非人事也。”皇 帝诏书的第一句话也写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再如秦末 陈胜吴广起义的鱼腹帛书和“大楚兴，陈胜王”的口号，东汉 末年黄巾起义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后者如《贞 观政要》中所写的：“太平之后必有大乱”，“古之帝王，有 兴有衰，犹朝之有暮……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 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 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前者因对现象无法解释而以迷信 的说法进行阐释，而后者以归纳法的方法指出了中国王朝周期 律的部分原因。
金观涛、刘青峰（1984）运用控制论、系统论以及数学 等工具来研究这一历史现象，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 构”的看法 , 指出 : 超稳定系统一方面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另 一方面表现出周期性振荡。也就是说，这种系统巨大的稳定 性，是依靠它本身具有周期性崩溃调节机制而得以实现的。他 们指出 :“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和周期性改朝换代 , 这两 个重大历史现象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内部 具有特殊的调节机制 , 使它每隔二三百年就发生一次周期性的 崩溃 ( 即震荡 ), 消灭或压抑不稳定因素并恢复旧结构。正是这 种特殊的调节机制 , 保持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延续状态 ,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具有悠久、辉煌和灿烂的历史，83 个朝代更迭，599 位帝王先后登场。从公元前 221 年秦朝建立到 1911 年清朝结束 , 在 2132 年间中国大地上一共存在过 62 个正式王朝，每个王朝 都会经历一个从诞生、成长、茁壮、衰老、死亡的周期，然后 就会有一次“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王朝更替周期律再现。各个 王朝的存在时间长短不一，其中压轴的清朝最长为 296 年 , 秦 朝最短为 15 年。每个王朝后期大多以战争的形式“城头变换 大王旗”实现王朝“兴替”而惨淡收场，但是秦制（其核心是 帝王制与中央集权）基本稳定并日趋精细化。 黑格尔说中国无历史，就是说从秦朝一直到清朝，在两千 多年时间里 , 中国政治方面主要上演着王朝兴替的这样同一个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新探索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新探索作者：邓观鹏来源：《理论导刊》2022年第09期摘要：“历史周期率”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时代课题，其核心在于思考如何实现政党长期执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进行了新思考和新探索，彰显出丰富的理论意蕴、价值意蕴和政治意蕴。
依托“1核心+3基点”体系，坚持“初心使命”对全党理想信念的价值引领，实现“自我革命”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内外两个环节的联动，依靠“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能够保证我们党在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上越走越远。
关键词：历史周期率;初心使命;全过程人民民主;自我革命;中国之治中图分类号：D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2）09-0044-0“历史周期率”是对中国封建王朝和封建政权治乱兴衰历史现象的反思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执政高度重视并努力应对的时代课题，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规避历史周期率进行了不懈的实践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努力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和方法指南。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索是一个连续而递进的过程，在各个阶段有着不同的任务要求和时代思考。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和巩固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立足新時代面临的[JP+1]新方位、新环境和新挑战，对破解历史周期率进行了合乎时代要求和执政规律的新思考新探索，形成了一套完备、成熟的体系。
为此，深入系统地总结新时代我们党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经验策略，对于我们党更好地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新的赶考路上夺取新的胜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历史周期率”概念的出场及其释解“历史周期率”是抗战时期民主人士黄炎培应邀前往延安考察并同毛泽东交谈时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时至今日这一命题对于我们党的执政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逻辑探赜
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逻辑探赜
袁强;朱红英
【期刊名称】《时代人物》
【年(卷),期】2024()5
【摘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百年来,党在破题、探寻、推进和创新的奋斗历程中,牢记危机意识、保持战略定力、顺应历史必然,为自我革命确立了根本目标、供给了方法举措、指明了正确进路,从而生成了带有时代特色的历史回应,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自我革命史。
【总页数】4页(P0223-0226)
【作者】袁强;朱红英
【作者单位】湖南中医药大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
【相关文献】
1."历史周期率对话"的文本考察
——兼论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现实指向2.跳出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的现实考验、逻辑依据及破解路径3.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逻辑探析4.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逻辑关系及实践要求5.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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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年周期律
300年周期律提到中国历史，大家不难发现，历史上有一种神秘的“300年周期”，它奇妙的变化把控着中国的历史曲线。
在两河流域文明中，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即历史沉淀出一种崇高的“300年律”。
从公元前1000年到今天，中国历史上每300年就出现一次重大的变革，从政治、文化、思想等不同方面，历史经历着一系列的发展。
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750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段时期；公元前250年到元朝，中国出现了大一统的社会模式，中国走出了独立的发展道路；公元550年到公元850年，就是明朝，中国实现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展；从元朝到清朝，中国历史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而从清朝到现代，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新时期。
300年周期律不仅出现在中国，而且全世界都存在着这种周期性变化的现象。
比如，在19世纪，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经历了重大的变革，社会改革也是如此。
此外，在20世纪，20年代是社会运动变革，30年代是世界大战，并且50年代、60年代也先后经历了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变革。
回到中国，正如中国历史学家罗恩的观点，“200-300年是一个大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都会经历重大变革”。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从秦汉到南北朝，从东汉到新朝，从元朝到清朝，从解放到现在，每一段时期都把控着中国的历史发展。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300年周期也是一种国家战略思想，在重大历史时期，它能够帮助政府规划发展，避免社会动荡、混乱和冲突，以及能更好地调整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情况。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文明逐步完善，历史的发展也在不断前进。
然而，“300年周期律”也仍然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部分。
它指引着中国进行历史演变，它以神秘的力量把控着中国的历史曲线，成为中国历史变革的根本原因和动力。
党破解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递进式演进及启示
512022.2摘要：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封建王朝和政权摆脱不了的宿命。
作为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己任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创业时期的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在破解该问题上经历了从毛泽东提出“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到习近平提出“敢于进行自我革命，防止祸起萧墙”的递进式演进。
无论党员、群众、媒体等方面的监督，还是内向的以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为主要内容的自我革命，都是立足时代特征给予的时代回答。
总结其中的演变逻辑，至少有三点历史启示：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根本保障，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是根本动力，健全完善的组织体系是关键举措。
关键词：历史周期率；监督体系；自我革命；历史启示中图分类号：D61;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22)02-0051-07党破解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递进式演进及启示文／杨云成基金项目：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调研课题“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和价值意蕴研究”（2021DXXTZDDYKT002）作者简介：杨云成，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北京党建研究基地研究员，法学博士，北京市，100044。
封建王朝的进退升沉，几乎很难保持创业初期的励精图治、承平时期的敬终如始，大都摆脱不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前即已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执政之后亦是如此，在破解该问题上经历了从毛泽东提出“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到习近平提出“敢于进行自我革命，防止祸起萧墙”的递进式演进。
回顾演变历程及其背后实践，特别是其中的历史启示，有助于深化对党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史的认识，也能够增强践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一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党员监督、群众监督、媒体监督同步推进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认为民主能够让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提出“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研究述评
2020年第4期(总第71期)No. 4 2020 (Serial No. 71)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JOURNAL OF GUANGZHOU INSTITUTE OF SOCIALISM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 率”研究述评◎王星入唐棣宣摘要：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积极探索在长期执政条件下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道路，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彬响。
围绕这个重大课题，学界从“历史周期率”的内 涵、表现、发生原因以及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优势、逻辑、路径等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观点。
但从 目前成果来看，仍有进一步深化研究的空间。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历史周期率”；研究述评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562 ( 2020 ) 04-0016-07中共十八大以来，针对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 调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
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受到 学界持续关注。
笔者以中共十八大以来学界较具代表性的论文为样本，展开立体式考察和多维度 梳理，以期把握研究最新动态，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启发。
一、“历史周期率”的内涵、表现及发生原因中共十八大以来，学界围绕“历史周期率”的内涵、表现及发生原因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夯实了深化研究的学理基础。
第一，“历史周期率”的内涵。
从封建王朝的更替现象看，杨建国和王丽娜认为，“历史周 期率”就是政权更迭、王朝兴亡的历史过程。
⑴谭浩将“历史周期率”解读为国家治理在路径依赖上的盛衰循环，是王朝更替的周期规律。
⑷从国家政权的衰败根源看，张坤指出，“历史周期收稿日期：2020 -06-22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研究” (17BDJ05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课题编号：20JD710040)和 西南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抗战时期国统区中国共产党组织形态研究” (17SUJDPYB06)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现实路径
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现实路径作者：成俊华来源：《求知》 2020年第12期成俊华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回信时强调，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深入开展好“四史”学习教育，让全体党员在研读“四史”、探索“知兴替”的规律中，深刻洞悉和全面把握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现实路径，对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把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向纵深，实现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预期目标具有深远意义。
一、从“民主新路”之答到“人民至上”的深刻启迪“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历史周期率”源于1945年夏黄炎培与毛泽东两位大家在延安窑洞的对话。
黄炎培原意是答毛泽东问其对延安的感想，实际却是“答中有问”。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
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应给出答案：“我们共产党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两位智者关乎中国及中国共产党命运的一问一答，问得充满哲理与忧患，答得充满自信与实际。
毛泽东“民主新路”之答既含全民抗日经验，也有根据地人民建设的实践检验。
核心之意是党要紧紧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让人民当家作主；是要得到人民真心拥护。
他坚信人民只有当家作主才有权利实现监督与负责，而人人参与负责的民主之路才能防止腐败，跳出“历史周期率”。
从“民主新路”到践行“人民至上”。
新中国创建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使人民有了监督与负责的根本保障，创造了“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
历史周期律
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与探索张荣臣《中直党建》2009/2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国民参政员飞赴延安访问。
7月4日，毛泽东特邀黄炎培等到他家里作客。
他们谈了一个下午。
最后，毛泽东诚恳地问黄老：您来延安考察了几天，都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1[1]黄炎培的担心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充分根据的，中国历史上长的王朝几百年，短的也就几年，几个月，几天。
自秦王朝到清共62个正式的王朝，平均统治时间60年，就是跳不出先兴后衰的周期率。
从表面看，是政治争斗，也就是皇族集团中的成员争夺帝位，外侵，天灾，民变，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具体就体现为封建专制统治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压抑。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历史悠久，自秦始皇奠定了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大一统局面后，历代相沿。
各个朝代都实行封建王朝的皇权至上。
这种集权制度，皇权就是一切，皇帝一个人独断专行。
这种封建专制造成天下只是一家人甚至是一个人的天下。
人民群众的对立，最后都没有摆脱历史的周期率。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是非常熟悉的。
如何摆脱历史周期率，这是毛泽东在革命即将取得成功后所考虑的。
他在回答周期率问题时坚定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以此为目标，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作了不懈的努力。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七届二中全会。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思想。
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 党执政后面临的革命任务更艰巨、更复杂；某些党员干部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下思想作风可能发生变化，“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中国王朝兴亡周期率
高三综合一、从黄炎培、毛泽东“窑洞对”说起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2100多年间,许多王朝此亡彼兴,此兴彼亡,就像走马灯一样转换。
总的印象是,王朝的兴亡似乎有一个循环的周期,这种历史的循环论早在西汉就出现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三王(夏商周)之道若循环。
”其根据就是战国以来阴阳家传下来的所谓“五德终始说”。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在窑洞里与毛泽东谈话时(毛泽东、黄炎培的这番谈话,人称“窑洞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这大概是第一次提出王朝兴亡周期率问题。
历史上那些享国时期长一些、版图大一些、国力强一些的王朝,数得出来的有十几个,像西汉、东汉、北宋、南宋、唐、明、清等。
(详见表1)这些王朝都有着相似的历程,即兴盛———停滞———衰亡,继而由新的王朝所取代。
各个王朝面临的问题也有相似之处,借用黄炎培的话,称之为王朝兴亡周期率。
那些时间短促的王朝,如秦朝、隋朝,其兴也骤,其亡也速,在很短的时间内其矛盾迅速激化、爆发,似乎是更明显地说明了王朝兴亡周期率的作用。
二、新王朝取代旧王朝,有三种途径一个新王朝取代旧王朝,不外三种途径:中国王朝兴亡周期率宁可经典选读12高三综合第一种途径是靠战争,所谓“以马上得天下”。
这里又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旧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直接推翻了旧王朝,新王朝在战乱中乘时而起,其中有的是起义领袖蜕化为新的封建帝王,像秦末的刘邦,元末的朱元璋;有的是在农民大起义失败后,贵族军阀在群雄混战中建立起新王朝,像新莽末年的刘秀。
另一种情况是农民大起义没有直接推翻旧王朝,但给了它致命的一击,使其瓦解,新王朝在起义后的混战中降生,像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之代隋、唐末的黄巢起义等。
在这两种情况中,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在旧王朝的覆亡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如何破解中国历史周期律
如何破解中国历史周期律一个政党从争取政权向掌握政权的过程中，由于权力的腐蚀作用，会出现一些腐败和倒退的情况，这是一种客观必然。
历史上，各个朝代都出现过逆淘汰现象。
以国民党为例，他们在和清朝统治者斗争的过程，表现出很强的先进性，他们道德高尚，为人民利益忘我奋斗。
再上溯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历史上很多朝代均如此开国。
但是，这些开国者在掌握权力后，很多人变成了他们曾经的革命对象一样腐败和堕落，最终又被新的革命者所推翻。
这就是中国历史周期律具体表现之一，中国历史一直这样在中国历史社会中发生作用，不断循环着。
毛主席曾经试图破解这个历史周期律，可惜他没有成功。
今天，这个周期律象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又悬在我们的头上了，我们必须早日拿出破解的办法，加快改造中国历史周期律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消除压在中国共产党头上的执政危险，保持住共产党人红色江山，用不断创新的共产党新中国政治新气象，推动中国历史更快更好地进步。
总结中国历史经验，我们认为，旧文化是中国历史周期产生的重要社会土壤，要破除中国历史周期律，必须要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研究中国历史周期律，科学地认识中国历史周期律，找到支撑中国历史周期律的客观社会条件，为全面破除中国历史周期律作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并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全面攻克这一中国历史顽疾。
分析中国历史周期律，我们发现以下是中国历史周期律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一）中国封建官僚文化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空洞的假高道德与真坠落、真腐败相互结合，缺乏严谨现代科学思维训练，缺乏认真负责的精神，无原则地与人为善，不尊重真理的庸俗庸人观念，搞小团体利益，讲江湖义气，缺乏大众利益观，或者表面上大众利益，实际上是个人利益或是小团体的利益。
排挤为政清廉者，排除不同意见者，不讲是非、对错，过份重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封建小农式的狭隘利益观，重视官僚权威轻视群众。
等等。
（二）受佛教、道教哲学消极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人对是非、对错，正义与邪恶，善与恶缺乏明显的对立原则，遇事采取不恰当的“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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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周期律]
【原文发表于2011年10月11日】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历史。
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解决收入不公、实现公平正义的历史意义在哪里?
我是学经济的，喜欢到历史领域里面串门。
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宏观的视角。
许多社会历史现象，孤立地看和放在历史大背景里面看，很多时候结论是不一样的。
在中国，极端的贫富悬殊是历史周期律的推手。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独特的周期律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
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几千年前的一个夜晚，有一群困居大泽乡的衣衫褴褛的农民，将写有“陈胜王”三个字的布条，塞进了一条鱼的肚子里。
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那几双粗粝的手，将一种独特的周期现象塞进了中国历史。
中国的中下层人民启动了他们推动历史的独特方式。
从那以后，几乎每个朝代都经历了一个从相对公平，到不公平，到极端不公平，到下层人民无路可走，最后推翻重来这么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
而每一个朝代在结束前夕，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财富高度集中，几乎都出现了畸形的“精英繁荣”，尤其是出现了土地高度集中。
现在有些人认为土地集中就是社会化，而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朝代末期，土地“社会化”的程度都非常高。
我常常想，这个由不公正推动的，通过下层人民迫不得已而联合起来实现的周期律，是不是中国最重
要的国情之一?是不是中国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主要历史传统之一?中国在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时，又是否能离得开这个国情?
那些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这个循环往复的周期里，几乎每一个能赢得200~300年长治久安的朝代，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通过“均田”实现相对公平开始的。
在农业社会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如同今天的资本。
所谓“均田”当然是没有土地的人均豪门的田，而不是有钱的豪门均穷人的田。
这似乎是每个朝代的必修课。
那些没有做好这门必修课的朝代往往都成了短命的朝代。
这样的例子有好几个，著名的大约有晋，离我们近的是民国。
我们就看看民国吧。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是什么样子呢?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民国几乎完整地继承下来。
除了清变成了民国，一切因循。
当然，这也不能怪民国。
正如鲁迅在《阿Q正传》中描述的一样，辛亥革命本来就是城头变幻大王旗。
清朝末年就已出现的贫富悬殊、土地集中等社会结构问题被原样照收。
所以，如果把民国放在中国历史的周期中来观察，你会发现，民国没有完成中国历史周期上每一个长寿朝代开始时的必修课，先天不足。
孙中山是看到了这一点的，因此他提出了“三民主义”，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似乎是要给民国开个补习班，补上公平这一课，为民国的延续奠定社会基石。
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这个过程被豪门对财富和权力的垄断打断了。
先天不足的民国从而失去了可以长期延续的历史机会，民国的精英走到了中下层人民的对立
面，中国进入了长期的动荡。
我想，无论什么人，无论他对民国抱有什么态度，是爱还是恨，抑或是爱恨交集，只要将民国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就不得不承认民国这个致命的缺陷。
这个问题，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得到最终解决，近代中国的社会动荡才得以消除。
从历史大背景看，新中国的奠基者，显然对中国历史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
共和国从成立起，就开始打破不合理的社会结构，试图从体制公平这个角度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让我们暂时抛开意识形态的争论，专从中国历史周期的角度来考察一下。
从中国的历史进程看，在当时乱后思治的中国，是必须补上公平这一课的。
孙中山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1949年只能做得比中山先生更好。
只有补了这一课，中华民族才能摆脱1840年以来的动荡岁月，休养生息，走上复兴。
同历史上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新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还需要补“现代化”这一课。
在强敌虎视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迅速建立现代工业，而这需要大规模的、迅速的积累。
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础上既能实现工业积累，又能实现大多数人的公平，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还有，建立新体制的那一代人是精通中国历史的。
几千年中国历史中，那种“公平—不公平”的周期循环，也许在他们心中形成了一个难以排解的历史之结;他们透过治乱更替的历史风云，也许看到了公平在中国治乱中的作用和分量，知道民可
载舟，也可覆舟，从而力图寻求一种能够确保公平的体制，来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来避免历史周期的重现。
这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调动资源为手段的，以公平为核心的新体制。
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才可能实现资源的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中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再积累过程，同时保证积累的财富被用来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工业。
这种高速度的积累显然是以压制消费为代价的。
在这种情况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显得非常重要。
所以，当时对公平体制的选择，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
通过公平的体制来避免历史周期，这也许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人所做的历史探索。
如果我们把那场变革放在历史的长周期中来看，是不是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它为中国彻底摆脱历史周期律奠定了基础。
这一点值得后来者深思，值得后来者的后来者更加深思。
这个公平体制的历史意义在哪里?
我们不是算命先生，自然无法预测几千年以后的事情。
不过从目前中下层的情绪指向来看，1949年，可能会成为中华民族的标志性事件。
未来的人们，在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时，也许会认为，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有三个决定中华民族历史特征的时代:黄帝、先秦、1949年。
每个时代的贡献是不一样的。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秦开创了中国大一统郡县制的先河;1949年以后建立的公平体制为中国走出周期性动荡找到了
出路。
世事变幻，沧海桑田，但是，这三个时代给中华民族的烙印会是永存的。
以秦为例。
秦的大一统显然是不完善的，但是，假如没有秦短暂的统一，今天的中华大地也许会像欧洲一样，国家林立。
秦以后，中国分分合合。
但是，在每一次动荡之后，都有人顺应民心，收拾金瓯，再造一统。
为什么?因为大一统的秦帝国，虽然二世而亡，但是，它的短暂存在，使大一统变成了中华民族潜意识的追求，变成了一种主动选择的可能，变成了一种生存方式。
没有秦短暂的统一，也许中华民族根本就不知道这种可能和这个选项。
这就是秦的贡献。
它为中华民族立下了大一统这样一个标杆。
从今天中下层民众的意识选择看，公平体制的精神大约也是这样。
它的意义在于，它让中华民族知道，尤其是中下层人民知道，还有一种公平的生存方式存在，一种公平的社会选项存在。
它可能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另一个潜意识的追求，为中华民族立下一个新的划时代的标杆。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这种历史记忆和传统。
任何时代，当下层人民走投无路的时候，这种记忆也许就会变成梦想，变成对公平体制的崇拜，变成对建立公平体制的人的崇拜。
所以，假如有人头脑发热，完全否定了公平体制，导致社会动荡，我相信，一定会有人顺天应民，力挽狂澜，再造公平。
历史是每一个民族的重力场。
当代中国，那些真心关心中国未来的人，都应该有这种顺
天应民的历史高度和历史感。
邓小平是有这种高度和历史感的。
他说，假如改革导致贫富悬殊，改革就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因为这种改革会把中国推回周期律。
当前中国也是有这种历史感的。
“以人为本”，发展转型，提出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提出公平正义，提出有包容的增长等等，就是站在了这种历史高度上。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百分之百地复制过去是没有出路的。
黄帝以后中华民族历经演变融合，今天的中华民族就是大融合的结果。
秦以后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几千年来，代代相承又代代相异。
传统需要与时俱进，而生活之树常青。
在当今中国，将市场经济同公平正义结合起来，可能就是解决分配不公的历史切入点。
我们把下层人民制造的这个周期律和中国传统结合起来看，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在中国历史传统中，下层人民和文化精英在“公平”这个问题上高度一致。
孔夫子通过“不患寡而患不均”来推崇社会公正;陈胜吴广们则是用周期性的行动来推动相同的理念;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教育，也是强调公正平等。
固然，社会不可能绝对公平，但是，一个社会不能人为地制造豪强，制造不公平，更不能将不公平的现象装扮成“神圣的权利”、“天赋人权”、“普世价值”。
在某种程度上，搞这种忽悠的个别“文化精英”早就背叛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文化精英的“公平”传统。
公平是历史的选择。
想要得到历史尊重的人，首先必须尊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