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山东社会科学SHANDONG SOCIAL SCIENCES收稿日期：2012－05－02作者简介：魏良臣，西北大学大学本科，研究方向：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规划专业。
基督教景观的城市空间演化与影响研究———以明朝中叶以来的上海基督教教堂为例魏良臣（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陕西西安710127）［摘要］自唐朝以来，基督教想传入中国的行动就从未停止过，但由于统治阶级的原因以失败告终。
随着国门被战争打开，基督教真正传入中国是在明朝中叶后，并在中国落地生根，逐渐发展起来。
本文选取了最具代表的实宗教体景观———教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城市的相关因素对其分布规律及空间演化的影响，剖析基督教在上海乃至中国的发展情况。
［关键词］宗教景观；布局演化；上海基督教堂［中图分类号］K9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2］专辑－0057－02一、研究地与研究时期的选择（一）研究地选择：上海上海，坐落于中华大地的东南，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良好的水运条件，在鸦片战争前夕就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商业枢纽。
随着《南京条约》签订，上海成为中国首批涉外港口，外国人可以通过上海进入中国内地游历、通商、传教，英国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往来。
因此，上海外贸经济发展迅速，为基督教的研究提供了充实的理论基础。
此外，江浙一带的南京等地遭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城市动荡不安，上海由于政策的原因成为当时中国相对安全和平稳的传教城市，提供有利的传教环境，避免了战争对教堂及传教具有的毁灭性影响。
（二）研究时段的选择：明朝中叶后由于中国封建儒家文化的冲击及政治局势的变动，早于明朝的数次传教运动之间缺乏传承，最终以失败告终，其中的借鉴意义相对较弱。
根据史料可证，天主教于明中叶传入我国，而新教于天主教传入后两百年后再传入上海。
上海第一所基督教教堂的原型也是在该时期（1640年）建成，所以可以基本确定基督教最早是在明朝中叶传入上海。
因此我们的调查研究以明中叶为节点，讲述明朝中叶至新中国成立，上海基督教堂的布局与演变。
二、基督教教堂各时期分布规律（一）上海市基督教教堂的总体发展态势基督教伴随着其第三次大规模的在华传教行动，于明代初期传入上海（新教则是在第四次传教行动中，由传教士普鲁士人郭士立传入上海）。
尽管基督教入华已久，但由于国人深受孔儒之道的教化，加上历代帝王的政策打压，基督教一直无法在我国真正扎根。
随着1842年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通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正式授予了外国传教士在上海设立教堂、医院、学校并进行传教行为的权利，但基督教整体发展态势缓慢，至1850年，上海仅3间基督教教堂（圣三一堂、第一浸会堂、圣母圣心堂），且建筑简陋、人数稀少，经常需要修缮。
随着国人对这一外来文化的认可度逐渐加深，基督教不断壮大自身。
1843年至1899年仍是上海基督教教堂的快速发展阶段，教堂数量迅速增长，全市教堂总数达300余所。
1900年至1927年，由于租界界线在列强的计谋下被逐渐打破，教堂的受众面域空前提升，加之“五四”时期学生与工人阶级对基督教的推崇，基督教进入空前繁荣阶段，全市教堂总数达600多所。
1928年至1949年期间，基督教教堂的成长在政治、战争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艰难发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基督教的自立运动受到很大的挫折，教堂到1935年只剩下200多处，1938年日军侵入上海后，许多教堂损毁于战火之中，其数量锐减。
（二）各时期教堂分布规律1．萌芽期（1640—1842）随着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上海既是南北洋海运中转港，又是江河海水运枢纽，在国内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早期的上海还不能算是核心城市，但是已经具有了空前的发展潜质。
与此同时，实时的许多官员都接纳了基督教，第一位传教人为明代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徐光启，历史上常以1608年徐光启引入天主教作为上75海天主教的起始时间。
此时基督教在上海开始萌芽，为以后的成长打下的坚实的基础。
2．移植期（1843—1899）伴随着上海不断融入国际贸易，外商在上海投资开办船舶修造、缫丝、轧（棉）花和打包等加工厂，并投资棉纺织、日用轻工业、印刷等行业。
同时杭州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负面影响，最终导致江南地区城市中心等级的重新排序。
因此上海成为地域发展核心，各国先后辟设租界，整个城市由华界地区和租界地区组成，城市建设相应独立进行，形成多方经营，各自为政的格局。
1853年的小刀会起义等民间起义运动在客观上推动了租界的迅速扩张，从此，租界内的人口增加与面积扩大形成相应的循环模式。
正是由于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导致城市对基督教这一外来文化的需求增长，导致了文化从不同地域移植至上海租界，租界同时保证了上海的教堂未被战火波及，带来了近代上海教堂的繁荣。
3．转型期（1900—1927）《马关条约》的签订对于外商而言是一个转折点，企业从原来的从商品输出演变为资本输出，工商业不断扩大生产能力。
此时上海已成为国际贸易中心，与全球100多个国家300多个港口城市有贸易往来，对外贸易约占全国50%。
当时上海工业资产总额约占全国40%，工人人数约占全国43%，工业产值约占全国50%，市镇经济依都市区市场需求而相应调整，工业型市镇出现。
工业的发展使得上海经济空间繁荣，人均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提高，市民对于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加大，使得基督教的群体不断扩展。
同时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让清朝政府将国家富强的希望放在西化改革上，政策上接纳外来文化，基督教也因代表西方文明而备受推崇。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深入，“民主”与“自由”的大旗高高举起，国内扬起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技术的风潮。
在这一背景下，基督教得到巨大的推崇，教堂也在上海落地生根，茁壮成长。
该时期为基督教在上海发展最为迅速，生长最为健康的时期。
4．艰难期（1928—1949）抗日战争爆发使得上海经济全面停滞，从根本上改变了上海城市发展的走向。
1937年八一三事变，上海经济损失惨重，随后日军侵沪行动爆发，上海航政局内迁。
由于日军实行经济统制，因此上海内河航线几至全部中断，发展几乎停滞。
全市市政公用设施因原租界地区自成系统，网络支离分割，基础设施更是残缺不全，城市建设基本停顿。
战争时期，教堂或毁于战火，或被日军占用，损毁非常严重，教堂数量锐减。
抗战胜利后，由于因内战等原因，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处于修复和维护状态，基督教依旧没有复苏。
1946年开始的大规模内战又使教堂复兴雪上加霜。
直至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后，才结束了上海跌宕起伏的百年近代史，同时也终结了轰轰烈烈的近代上海基督教堂建设运动，教堂逐渐从城市中淡出，最终淹没在城市化的进程中。
三、影响基督教教堂分布的因素（一）城市经济发展上海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其经济的繁荣，可以说上海经济的增长与基督教的发展息息相关。
经济进步使得上海更加具有文化的兼容性，越来越多的外商流入上海，不同的文化在上海各界交融，而宗教正是其直观体现。
城市经济发展为教堂提供了物质基础、文化环境、传播渠道，在经济正向增长这一背景下，人们有精力去思考在物质生活意外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生活，教堂也随之兴起。
早期由于中国在科技文化方面落后于西方，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客观上促进了上海文化的近代化。
正因为上海具有兼容并蓄的品性，使传教机构更愿意在上海建立据点、开展其经济活动，进一步促进上海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发展，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促使上海宗教地位和文化地位同步提高。
无论使得上海在经济上取得突飞猛进的原因是什么，无可否认，上海整体出色的经济状况使得教会有资本除直接传教外，办了不少科技、教育、卫生、出版、慈善事业，使城市多元化发展。
（二）城市空间形态、货运交通上海交通在近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航运、铁路的建设使上海逐渐成为远东中心城市。
1915年，上海租界已扩大为32．82平方公里，为原面积16倍。
20年代之后，市区已经包括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华界南市，闸北，浦东，江湾等多个地区。
此时的上海，已是完全开放的通商口岸，一座新兴的城市由于西方商业的介入而诞生。
此外，战争使其他江南城市几乎无一例外遭受到破坏，上海因有租界的庇护，未受到战争的摧残，江南区域内大量人口、资金以超常速度涌向上海，促使这个通商口岸快速成长。
至1920年，已建成的港码头岸线长10．48公里，航线通达100多个国家300多个港口，吞吐量、集散力均居国内各港之首，居世界港口第十四位。
港口使教堂沿河流支流集聚，并在租界区内大量分布。
此时近代上海城市的格局己基本形成，城市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租界内的教堂也大量的重建、改建，稳步发展。
（三）城市人口变迁自殖民者在上海划分租界以来，外侨人口数量一直呈稳步上升，租界地内的人口密度却也随着租界的扩大而增加，租界人口逐步占据了上海人口的大部分。
传教士基数庞大，他们除了创办教会，从事传教活动外，也开办医院、学校和慈善事业，各国教会也派遣教士自由开设学校以加速基督教的传播。
而伴随着华人大量嵌入迁入租界，西方的宗教具备了与中国人交流更好的机会，华人在租界内居住历史，可分为“华洋分居”和“华洋杂居”两个时期。
租界开辟初期，实行“华洋分居”，禁止华人在租界内居住，1853年9月小刀会起义军攻占上海县城后，大批华人进入租界避难，打破了“华洋分居”的禁例，华人大量入居租界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庞大的人口基数。
随后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破坏，上海的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建设转入低谷，几经波折最终彻底崩溃，伴随的是基督教的发展突然基本停滞，新建教堂不多，且形式较为简单。
战争不但对基督教在上海的继续传播产生了严重阻碍，还对其已在上海取得的成就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特别是八一三事变后，江浙大部分地区先后沦陷，上海除租界以外全部沦陷，虹口、闸北等地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下转第130页）85为保证总分机构汇总纳税的准确性和严肃性，必须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与税收综合征管软件系统相挂接的总分机构征管信息管理平台，在全面准确调查总分机构层级管理和机构构成的基础上，经过严格的审核鉴定之后，建立总分机构基本信息和征管信息数据库，总分机构的各个主管税务机关都利用这个平台进行数据维护、日常管理、数据查验和信息反馈，其《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分支机构分配表》由总机构向分支机构提供改成由总机构主管税务机关在平台上发布，分支机构主管税务机关不用分支机构申报就可以直接根据发布信息进行税款征收，解决总机构不向分支机构提供企业所得税分配表、分支机构无法正常就地申报预缴所得税的问题，也消除了分支机构主管税务机关函请总机构的主管税务机关责成总机构限期提供税款分配表的额外麻烦。
（四）补充完善三因素分配计算办法对于二级分支机构处于税收优惠地区而三级机构及以下机构不应享受优惠税率的企业，修正为先由总机构统一计算全部应纳税所得额，然后依照三因素及权重算划分二级分支机构的应纳税所得额，各个二级分支机构再分别计算本身和所属三级及以下分支机构的应纳税所得额，然后按各自的适用税率计算应纳税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