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的风格

论翻译中原文风格的把握与再现翻译中再现原文风格是译者的任务之一，从微观到宏观分五个层面对语体和语域进行动态分析，表明翻译实践中应该如何分析把握文章风格，以实现风格对等。

标签：风格再现；语域；篇章英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泰特勒在《论翻译的原则》中提出了翻译的三大原则之一：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

翻译家刘宓庆在其《现代翻译理论》一书中说“就语际转换而言,对原语的风格分析工作至关重要,它是理解阶段的基本任务之一。

忽视对原语风格的分析,就谈不上对原作全部意义的把握。

”因此,在英译汉时不仅要选择正确的语义对等的词,更要体现原文的风格。

然而，原语风格往往不易掌握，我们可以从微观到宏观,就以下5个层面对原作进行风格分析。

(1)词汇层面。

词汇的正式程度是语体的重要特征之一。

英语的外来词主要来自法语,大都用于较为正式的语体语言；其次是拉丁语和希腊语,主要用于学术、政论等极为正式的语体；盎格鲁撒克逊词最为短小、朴实,是构成日常非正式交谈与一般写作的主要成分。

词汇能引起读者的联想,有褒贬之分,能够在读者的脑海产生不同的意象。

例如,印度作家拉什迪在描写印度儿童贫困受人轻视时采用尖酸刻薄冷嘲热讽的笔调:原文：I,SaleemSinai,latervariouslycalledSnotnose,StainfaceBaldy,Sniffer,BuddhaandevenPie ceoftheMoon,hadbecomeheavilyembroiledinFate.译文：我叫塞利姆·斯赖,后又先后被人蔑称为烂鼻子、脏脸、秃顶、抽鼻涕者、木头人,甚至月碴儿,已深深地被卷入命运的旋涡。

如果根据词典把sniffer,Buddha和pieceoftheMoon译成“嗅探者、佛爷和月牙儿”,便在读者脑海里形成截然不同的意象,在风格上便与原作不符。

(2)句法层面。

作者出于各种写作目的，或由于本人的写作风格，文章句法有时简捷明快，有时生动活泼，有时则晦涩难懂。

译⽂风格是近来翻译界讨论的⽐较多的⼀个话题。

⼀本《红与⿊》，经过⼆⼗位译家的⼿，⼏乎变作了⼆⼗本《红与⿊》，这⼤概真的只是⽂学翻译领域才能有的奇观。

传统的观念认为翻译的⾸要标准当是“忠实”。

然⽽“忠实”的概念并不确切：译者究竟应当忠实于什么呢？原著作者？原著的客观存在？甚或是译⽂的读者？其实受了⼀两千年的传统教育，⼤多数的译者还是想以忠实为本的，可每个⼈对“忠实”的理解不⼀样，结果也就不太⼀样。

在译⽂风格的问题中，第⼀要问的是，译者风格出现在译⽂中，究竟合不合理？若对翻译过程加以剖析，⼀般可以分为理解与重新表述两个阶段。

仅在理解阶段，不同的译者已经可能对同⼀⽂本产⽣歧义。

⾄于对原⽂风格的把握，各⼈的切⼊⾓度不同，感觉更可能会相差⼗万⼋千⾥。

⽽在重新表述阶段，受到⽬的语表达⼿段的限制以及翻译主体语⾔能⼒、认知、喜好的影响，译⽂风格千⼈千⾯当然不⾜为奇。

⽽部分正如现代阐释学所指出的，⽂学作品的⽣命⼒正是在于其不同读者对它所进⾏的阐释。

这⼤约也就是为什么，的译家往往都是翻译家，因为他们⾃⼰的风格早已为读者所接受与喜爱。

所以说，译者风格的存在不仅是合理的，⽽且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诚如郭宏安先⽣在《我译〈红与⿊〉》中所说的那样，⾸先，原著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其次，如果说“以⼀种语⾔传达另⼀种语⾔所传达的风格是困难的，也是不可能完全传达的，然⽽这并不意味着连部分地传达也是不可能的，更不意味着连传达的努⼒也不必做”。

这⾥就牵涉到了译⽂风格的第⼆个⼤问题：译者风格出现在译⽂中该不该有其⼀定的度？译者作为再创造者，他的⾯前毕竟有⼀个原⽂本，倘若不是为了体现差异，并将这种差异带⼊⽬的语中，翻译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翻译的这个最终⽬的要求我们的译者尽量束缚住⾃⼰过分个⼈化且与原作有所冲突的⾏⽂⽅式，“戴着镣铐”跳出优美的舞蹈来。

理想的译者的确应该是个“全知型”的读者和具有创造⼒的作者：⼀⽅⾯，他不能仅凭着⼀两分感觉便草草动⼿，胡乱操⼑，真正把译⽂变作⾃⼰创作的领地；另⼀⽅⾯，他也不能亦步亦趋，以“复制”为⾃⼰的最终⽬的。

我国传统译论中的风格翻译论评述本文试图从文艺理论角度对“我国传统译论中的风格翻译论”进行评述。

《中国传统译论》从“风格翻译”角度着眼于翻译过程中的风格方面。

以论说及文学创作为基础，译者着重突出原文中的旨意、精神和风格。

中国传统译论家倡导“风格翻译”，侧重于翻译艺术，不仅从文学角度出发，而且注重文字的灵动性，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更加表达原文的内容。

传统译论家也认为，翻译要服从原文的旨意，考虑语境，全文要精准、贴切。

“风格翻译”让翻译增添了一定的文学感染力，使译著在本国读者中产生更多灵感和共鸣，但是要注意不能过分拟人化，以至于使得原文的内容受到影响，也不能过分抽象，使原文的意义无法理解。

此外，还需要注意原文的文学特征、思想、意象等，尽量将原文的文字特征、文学思想和意象译成相应的形式和义理，让译作与原作一致，以及有更多的表达力和感染力。

另外，传统译论家也认为，翻译要有自觉性，不仅要解释原文，还要注意文学中的感情和情绪，关注原文的表达效果，以致于译文仍保留原文的文学特色，吸引读者的兴趣，传达出作者的艺术感染力，使译文更有感染力和可读性。

因此，传统译论中的“风格翻译”提倡将文学特征、思想、意象翻译得完整准确，以达到尽可能接近原文风格、感情和效果的目的。

尽管“风格翻译”并非完全能模仿原文的风格，但可以使文字更有活力，增加译文的可读性，有利于传播文学艺术，使读者感受到原文的文学特色和美感。

综上所述，“风格翻译”是中国传统译论家坚持的传统译论方法，它以文字的灵动性为基础，以拟人化和抽象化为手段，关注原文的文学特点、节奏感、情感和内涵，以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

“风格翻译”促进了文学艺术的传播，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体验，相信实践中会产生更多的翻译实践，以进一步提高翻译水平。

我国传统译论中的风格翻译论评述翻译是一种重要的语言技能，它对促进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相沟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翻译发展的历史上，我国传统译论特别引人瞩目，它被视为古代翻译理论史上的里程碑。

许多文献和材料记录着古代译者们对翻译风格技术的理解与运用。

历史上，我国传统译论比较晚起，但从前代文献来看，对翻译风格的论证早已有之。

《汉英翻译原理应用》的作者孔颖达在中英文翻译中提出了“精通母语，准确汉语”的三大原则，通过风格论证了句式的优劣，强调了音乐感和表达力，以及语义、句法和文字风格之间的关联。

另一位译言家李四光，也在《容文胜技》中提出了“对技艺，改容让文”的概念，强调翻译要在文字表达上进行充分的调整，以达到更优雅而精美的效果。

在此基础上，译论家宋应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风格翻译论，他在《宋译本艺文》中强调了翻译的审美性，指出翻译要具有“精准、巧妙、美妙”的特点，把原文的思想意识传达准确、完整地对外文中进行读者美学的反映，尊重原文文学性质，将其中的思想内容用艺术化的文字语言表述出来。

从宋应星的论证中可以看出，风格翻译是一种以文字文学性质为基础的一种重要的翻译技术。

它不仅要准确无误地表达原文的内容，而且要尊重原文的文学特色，充分运用文字表达和文学元素，来进行审美性的翻译，以促进交流和沟通的效果。

在宋应星的论证的基础上，翻译理论学者们争相提出了自己的论点，逐渐形成了完善的译者风格理论。

朱樱在《宋译本艺文总论》中提出了风格翻译要贯彻语言文学特色，彰显语言文学精髓的理论；魏源至《外语文学翻译原理》中提出了翻译的文学艺术性，要求翻译考虑读者的欣赏性，以维护原文的文学性质，充分吸收原文的文学元素；而谢灵运则在《风格翻译论》中认为翻译是一种综合性的工作，要能够在保持原文精神特点的同时，将句子语言表达得优美、得体，以及表现出较强的审美性。

总之，我国传统译论中对翻译风格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并深刻影响了后代翻译家们的工作行为和思维。

我国传统译论中的风格翻译论评述
中国传统译论是指从春秋战国到清末民初的传统文化和知识，具有独特的译论概念和理论，其中呈现了不同时期口译和书面翻译的流变，以及译言辞法的应用。

在传统译论中，风格翻译是一种独特的翻译理论，它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一种古典的文学样式，它的目的是将原文的文字和句子翻译出来，使其具有和原文相同的语言特点和语种特色。

传统译论中的风格翻译，是根据原文中的含义、文字、表达特点、语法结构、比喻修辞等来调整目标语的语言特点来实现译言辞法的应用，究其本质，风格翻译是一种忠实翻译，其重点是完整地传达原文意义，模仿原文表达特点和文体特点，使译文尽可能接近原文。

在我国古典文学中，著名诗人李白的《将进酒》是一篇典型的风格诗，翻译出来便是一篇象征诗。

因此，要翻译出它，必须在译言辞法的应用上非常注意，避免译文的陈旧和枯燥，鼓励译者对原文的经典表达方式的模仿。

同时，传统译论中的风格翻译也涉及到译者的主观能力，例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根据自己的主观理解，以便在译文中体现出原文的精髓，以达到忠实翻译的要求。

此外，风格翻译也要求译者有良好的文学能力，有可以灵活使用句子结构的能力，并且能够运用写作技巧精确表达原文的意思，这样才能使译文自然、流畅，从而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

总之，传统译论中的风格翻译是一种独特的翻译理论，它的实践
要求译者拥有良好的理论基础，有可以进行准确、完整传达原文意义的技巧，以及有可以运用写作技巧精确表达原文的能力，只有通过这样多方面的练习，才能够完成风格翻译，达到最佳的翻译质量。

弗米尔提出的翻译目的是目的与功能理论的基础概念，目的论成为该理论的核心。

弗米尔是莱斯的学生，也是海德堡大学的翻译教师，著名的翻译理论家。

弗米尔在1976到1977年的一系列讲座中，提出了翻译的普遍理论的框架，随后出版了《普通翻译理论框架》(Framework for a General Translation Theory，1978)，成为目的论的基础。

1984年，弗米尔和莱斯撰写的《翻译理论基础概述》成为目的论的宣言。

在书中，他与莱斯提出，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过程，而应该把翻译看成是将一种语言中的语言和非语言交际符号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活动。

因此，翻译是一种人类行为，而任何行为都有一个目标，一个目的。

把翻译目的作为翻译任务的出发点与根本，大大转变了我们原有的翻译观念。

目的决定一切，从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到对原作形式与内容的取舍，到目标文本的制作都以这个翻译目的为参照。

弗米尔把原文只是看作是一种“信息供源”，仅提供翻译委托所需要的信息，而不再是评价译作的唯一或最高标准，译者有权按照翻译目的来取舍其中的信息，是否与原文保持篇际一致是由翻译目的来决定的，忠实于原文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

翻译位于两极之间——遵循目标文化的行为与预期，与用目标文化的方式来表达源语文化的特征，这两极间存在多种可能性，忠实于原文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

翻译目的实现的可能性取决于目标文化的条件，而不是源语文化。

委托只是间接依赖源语文化，因为翻译不得不涉及到原文本，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这个目的的实现需要依靠目标文化与源语文本的关系。

翻译中使用的很多术语，也需要根据特定的任务来定义，如翻译、释译、改编等。

学习翻译理论的人，都应该熟知翻译“目的论”。

应用翻译“目的论”来解释翻译现象，指导翻译实践与译员培训的论文也很多。

翻译“目的论”成为了当代德国最具代表性的翻译理论，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翻译理论。

让我们继续推动这个理论的发展，来纪念弗米尔博士。

浅议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摘要】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艺术性。

翻译的科学性包括准确传达原意、语言准确性、专业水平等要素；而艺术性则体现在灵活应用语言技巧、创造性传达文化内涵等方面。

在语言和文化的挑战下，翻译人员的专业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创意和灵活性也是不可或缺的素质。

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是翻译工作的核心，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未来翻译的发展趋势将更加注重科技与艺术相结合，提升翻译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推动全球化进程。

【关键词】关键词：翻译、科学性、艺术性、语言、文化、挑战、专业水平、创意、灵活性、跨文化交流、发展趋势。

1. 引言1.1 翻译的定义和重要性翻译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是沟通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桥梁。

翻译的重要性在于促进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和观念。

翻译不仅在政治、经济、科技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在文学、艺术、传媒等领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通过翻译，人们可以跨越语言障碍，分享知识和信息，推动全球化进程。

翻译的定义不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更包括对语言背景和文化内涵的理解和传达。

译者需要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和文化素养，才能做好翻译工作。

翻译也需要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语言和文化环境。

翻译是一项既具有挑战性又充满乐趣的工作，对于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与理解有着深远的意义。

1.2 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是翻译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两个方面。

科学性指的是翻译过程中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和方法，通过系统性的分析和处理来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

在翻译的科学性中，包含了词语的准确性、语法结构的正确性、语境的合理性等要素。

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更需要借助语言学、语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

与科学性相对应的是翻译的艺术性，它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和灵活性。

翻译并非机械性的替换文字，而是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根据不同语言和文化的特点，进行恰当的再现和表达。

翻译风格浅谈——以《红与黑》译本为例摘要：风格是一部作品的神韵所在，所以再现原文风格是译者应该也必须追求的目标。

首先，译者应完全把握原作的风格；其次，在自己的艺术个性和原作的风格之间，译者需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以期在“信”的基础上，达到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的一种动态平衡。

关键词：风格再现，《红与黑》，比较研究一、何谓风格在《翻译概论》一书中，许钧先生将风格归结为“神”的概念：“‘神’在许多翻译家和翻译研究者的笔下，又往往可与如下的说法联系在一起：精神、神韵、味、原旨、意义、气势、风格等等”1。

每一位作家的叙述风格都不尽相同，如梅里美的明快流畅，巴尔扎克的气势恢宏。

这些风格构成了作家的独特印记，也是读者辨识他们的标杆。

译界的各个译者对风格的体会和把握见仁见智。

翻译界前辈钱钟书先生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2这里钱钟书先生所说的“风味”，我们就可以理解为风格。

傅雷在《致林以亮论翻译书》中提到了“原文的风格”，他对林以亮说：“你不在原文的风格上体会，译文一定是象淡水一样。

而风格的传达，除了句法以外，就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传达。

”3这就是为什么傅雷这么要求自己：“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手，是为译事基本法门。

第一要求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翻译。

”4一位负责任的译者，唯有在完全把握原作风格的基础上再进行翻译，才能称得上对原作的尊重，才有可能延续原作的生命。

许渊冲在风格重现上强调“再创造论”，他认为再创造的译文可以传达原作的风格，使人像读原作一样得到美感享受。

在许老先生看来，翻译风格有“形似”和“神似”之分，在“形似”的译文和原文内容有所冲突时，翻译只能舍“形似”而取“神似”，这一点与傅雷的观点不谋而合。

他举了一个例子，《约翰•克里斯朵夫》文中有一句：“Il marchait sur le monde.”鲁迅译为：“他踏着全世界直立着。

从翻译风格论视角析葛浩文的散文翻译张艳;黄蕾【摘要】基于刘宓庆的翻译风格论,从音系、句法、词语、章法和修辞标记等角度分析葛散文翻译的语言特征和风格,并从翻译风格论分析其重现原文风格的翻译策略,即对应式风格转换、重建式风格转换和淡化式风格转换,以期为国内散文翻译实践提供启示和借鉴.【期刊名称】《韶关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35)005【总页数】5页(P135-139)【关键词】葛浩文;散文翻译;翻译风格论;风格【作者】张艳;黄蕾【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0006;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广东广州51042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315.9葛浩文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被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

国外对葛浩文的文学翻译研究并不多见，但不少作家和译者都对葛浩文有较高评价。

美国著名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曾在《纽约客》上曾说，在美国，中国当代小说译作几乎全部出自葛浩文之手。

这反映了葛浩文译作之多，也体现了葛浩文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Lingenfelter也曾对葛浩文的译作给予较高评价，他认为葛译极具启发性，为众多翻译家提供启示和灵感。

国内较多学者也对葛浩文的翻译进行了研究。

文军等以葛浩文小说翻译为依据，对其翻译思想进行探析，指出“忠实”、“背叛”、“重写”是葛浩文散文翻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李永东、李雅博从葛译《狼图腾》出发，对其翻译风格作出总结，提出“葛浩文的翻译自然、流畅、富于诗意，风格很像创作”［2］。

胡安江以葛浩文为例，探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者模式，强调归化式译法应成为翻译界共识［3］。

总的来看，国内外译界对葛浩文的研究越来越热，对其译作给予较高评价。

然而，多数学者对葛译研究集中在小说领域，少有人对其散文译文进行相关研究。

本文基于刘宓庆的翻译风格论，拟结合其散文翻译的成功译例，探讨其翻译风格，并分析其如何运用翻译技巧使译文与原文风格保持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