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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革应对新时期的调整2012年10月16日来源：《财经》杂志作者：马国川秦晓：博源基金会理事长、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而财政、税收、价格应该成为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
围绕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一场新的争论正在激烈进行。
一方认为，原有经济增长模式仍然有效，中国经济可以继续高速增长二三十年；另一方则认为，中国需要进行体制改革，否则不但高增长难以持续，而且还可能导致经济危机或社会矛盾尖锐化。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经终结，…新时期‟到来了”，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博源基金会理事长、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如是说。
在秦晓看来，要应对“新时期”所面临的挑战，唯有进行体制改革，才能激发新的增长动力，“当下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环境领域诸多弊端和矛盾，也只有通过全面改革才能有效地解决或改善这些长期积累、日益尖锐化的问题”。
“改革风险可控，成本也可承受”，作为一名体制内的改革者，秦晓对中国前景表示乐观，不过，他也发出了警告，“如果不改革，目前的社会矛盾会恶化，会导致经济危机或社会危机”。
秦晓呼吁珍惜目前的“改革窗口期”，重启改革。
他希望社会各界形成改革共识，良性互动。
秦晓认为，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而财政、税收、价格应该成为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一旦在财税价方面进行改革，就会有一系列的反应，产生杠杆作用，带动深层次改革”。
传统模式的终结《财经》：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明显减速，由此引发了各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激烈争论。
在您看来，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如何？秦晓：目前中国的增长速度已经开始下滑，但是速度下滑的含义很多，有短期因素的影响，也有内部、外部因素发生变化的长期影响。
前者需要政策应对，后者则需要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
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从高速向常态回归的过程，如果通过改革提升了增长的质量和均衡性，速度适度回落不是坏事。
《财经》：和您的看法不同，一些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还可以继续高速增长二三十年。
秦晓改革正当时作者：宗和来源：《创新科技》 2013年第1期目前是启动改革窗口期“目前是一个启动改革的窗口期，有压力才能改革”，“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论坛上，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说，“如果一过这个时期，可能今后改革的成本更高、难度更大。
另外，也可能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危机。
”在同一场合，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称，养老金缺口和广义卫生费用上升，是中国今后的财政压力和政府债务风险的两大来源，“如果错过未来十年改革机遇期，2050年中国将面临欧美式债务危机。
”秦晓就目前启动改革的客观前提和外部原因作了分析。
客观前提是，传统的增长模式已经失灵，不改不行。
外部原因是，中国已不能再靠规模要素投入了，但中国还没有显出其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人力资源条件。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还有劳动成本比较优势，还有后发优势，还有政府主导的实施产业升级换代的优势，还有城镇化、农村现代化、工业化。
所以，再搞20年（GDP增长）8%以上没有问题。
这个，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偷换了一个重要概念，速度是个结果，不是一个目标。
我们要争论的是，在什么模式下实现增长，要不要均衡，要不要效率，要不要质量，要不要绿色，要不要公平公正。
”秦晓说，高速代价很高，不应该是追求。
秦晓提出，政府自身的改革，应从一个主管经济、主导经济、管制经济的角色，变成提供公共产品的角色。
他说，有人提出国企的问题需要政府主导、国际竞争、产业换代，有人把它包装成“中国模式”。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在改革的初期有过正面的作用，但是总体来讲它有三个大的问题：第一，政府主导必然破坏价格，扭曲价格，扭曲资源配置，管制经济，增加交易费用，官僚主义这套东西必然产生。
第二，政府主导产生了培养官商勾结腐败的温床，这不可避免，无论是韩国，还是其他东亚模式。
第三，到一定时候就形成路径依赖和特殊利益团体。
”秦晓认为，新一轮的改革还是从政府职能出发，“财税价是一个集中的公共资源，应该从财税价作为突破口，价格主要是要素价格，包括资本、汇率和利率，包括原材料、能源、土地、工业用地，还有劳动力要素价格。
穿越者秦晓作者：李彤来源：《商界评论》2010年第10期十年一瞬,多少英雄跃马扬鞭终成霸业,多少豪杰折戟沉沙泯于烟尘。
2010年8月23日,63岁的秦晓正式卸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为十年的招商局生涯,也为央企掌门人这一特殊的职业身份划上了完美的句号。
秦晓近四十年走过的道路真的应了“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句话。
“优”字的含意重点不是成绩优秀而是“有余力”。
这也正是秦晓令人羡慕之处,不论是求知问学还是掌舵央企他都能举重若轻游刃有余。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早年毕业于北京四中的秦晓,怀着满腔热情主动要求下乡插队,在内蒙古一干就是四个春秋。
在跟随牧民追逐水草的马背上,秦晓把带来的几本文学名著读了又读。
尽管亲历了那段蹉跎岁月,但秦晓在学习上的有心还是让他在36岁那年获得了经济管理硕士学位。
在今天的职场,过了35岁找工作都不容易。
秦晓赶上了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先后进入中南海、中石油和中信集团。
至此,秦晓的人生划出了一条“学而优则仕”的漂亮轨迹。
十几年后的1995年,秦晓就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
两年后的1997年,他却出人意料地又回归到“学”的起点上,开始了一段对他影响深远的在职求学之旅。
他读的显然不是“西太平洋大学”,而是花了整整五年时间在剑桥大学精研学业,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从生产函数到替代函数》。
都说“人过四十不学艺”,年过半百身为中信老总的秦晓根本不需要用文凭当“敲门砖”。
孔子有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秦晓凭着对知识的热爱,年届不惑又完成了“仕而优则学”的壮举。
在秦晓一边忙于中信的工作,一边攻读剑桥的学业之际,命运为他安排了又一次的“学而优则仕”。
2001年,秦晓从中信集团空降到招商局集团任董事长。
招商局这块牌子源自李鸿章,几经沉浮,于1978年迎来了又一次辉煌,独资开发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并相继创办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
招商局集团秦晓：制度是件很有魅力的事情“避免一种情结”王利芬：您在中信工作了十五年，离开中信的时候难受吗？秦晓：没有。
我在那儿尽我可能地做，而且我也看到了一些成果，至于后来的人怎么样，我不管了。
结果要在乎一些，但是更重要的是过程。
我觉得“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句话很精彩，在哲学上很美，我写的文章经常把它作为引用……王利芬：但是你突然被调走的话，没做完的事情会不会搁浅？秦晓：这些因素是人力不能抗拒的。
如果你投太多感情在里面你的心态会扭曲，我觉得应该克服这种心理，我跟有些朋友聊天我觉得他们的感情投入太大了。
我们都是一个过程中的一小部分。
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我一点也没有包袱，我避免一种“情结”，有的人太投入了，把感情都投进去了，把企业当家了，他一离开他就挂着心，总想这事，他离开之后别人怎么样了。
我调动过很多工作，我每次都很投入，但是我走了尽量不去想，重新投入别的工作。
王利芬：您会经常想到这些问题吗？秦晓：也没太多的想，但是我有一个警惕，就是不要背这个包袱，否则的话自己会乱了方寸，你的感情投入太多的话，你听不见别人的意见：“我自己雕刻的东西你来给我拆掉什么？”还是要开放地想一些问题，容忍一些问题。
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中都在扮演各自的角色，你所从事的工作首先是社会所需要的某种特定的职业，是个人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同时又是每个人安身立命之所在，所以说也是对个人、对家庭的一种责任。
一个人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必然会有感情的投入，会有理想、追求，会有喜怒哀乐，会欲罢不能，甚至成为“工作狂”，直至“走火入魔”。
由此可能会产生伟大的成功者，但对大多数人来讲感情的过度投入却是不可取的。
除了一些像艺术家这样的自由职业者，对于多数人来说，其所从事的职业并不一定是他们最向往、最喜爱的领域，也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何况人都是要退休的。
在工作中应注意把握感情的投入，这样一方面可以防止处事、处人上因情绪化而犯错误，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努力做到“得也淡然，失也泰然”。
秦晓卸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
佚名
【期刊名称】《商务周刊》
【年(卷),期】2010(000)017
【摘要】近日，招商局集团宣布任命集团总裁傅育宁为集团新董事长，任命李建红担任集团董事、总裁，同时免去秦晓招商局集团董事长职务。
新闻稿引述傅育宁的话称，希望招商局能在新产业的探索和国际化的推进等方面取得新成就。
【总页数】1页(P17-1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279.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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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十年(shí nián) 如何重塑了招商局作者(zuòzhě)：屈丽丽| 发表(fābiǎo)时间：2010.10.112010年的国庆节，秦晓终于可以享受一下他退休以来的第一个黄金假期。
这也是一个重要(zhòngyào)的人生梳理时刻。
2010年8月下旬(xiàxún)，秦晓因到退休年龄辞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职务，傅育宁接任，随后秦又辞去下属子公司招商银行董事长职务，彻底告别招商局集团。
十年招商局，秦晓创造了显著的价值，但也留下了不少遗憾。
那些解决的与没有解决的问题，将成为一个个重要的历史符记。
“集团管控”的先行者——强力打造集团“价值链”“秦晓在招商局集团内部推动并着力实施‘集团管控’，整整比国务院国资委2006年提出通过集团管控方式增强央企控制力早了4年甚至更长。
”曾供职于招商局、熟知招商局集团历史的人士郭冰（化名）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作为成立于1950年以前的驻港四大中资企业之一，招商局集团有着100多年的历史，集团下属控股或参股了无数公司，业务链驳杂冗长。
秦晓2001年到任之初，意识到了由此导致的企业战略方向上的问题，并总结为，“阵线过长、中心产业不突出、盈利能力不强”，“负债比高，现金流量有缺口”等等问题。
秦晓对招商局集团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出售友联银行偿还债务，同时确定了招商局的三大核心产业：即交通运输及相关基础设施产业、房地产业、金融业。
郭冰告诉记者：“如果说出售港中旅、招商石化是在剥离集团三大板块之外的业务，那么，出售其作为发起人股东的平安保险，打造招商银行以‘银行股’而非‘全金融平台’上市，就深刻体现了秦晓集团掌控的内涵。
”出身中信体系的秦晓，素来对打造统一的金融平台有着梦寐以求的理想，作为原中信实业银行董事长，15年中信生涯，最典型的贡献是筹划了中信金融控股的建立。
但为何在招商局集团，反倒不支持招商银行的大金融平台概念，并将其带有明显的品牌标志的平安保险卖掉呢？按照秦晓的解释是：“我们能主导它，它就是我们的主营，我们不能主导它，它就不是我们的主营。
秦晓：悟道于围棋和高尔夫
佚名
【期刊名称】《管理学家：学术版》
【年(卷),期】2013()7
【摘要】掌管着成立于1872年的招商局集团的秦晓同时是副部级干部,他声称追求做"体现企业家精神和文化的现代职业管理者",不接受"企业家"帽子,被认为是"企业家里的经济学者"。
1947年出生的山西人秦晓是剑桥的经济学博士,好烟和围棋,很少接受媒体专访,怀念"文革"时在内蒙插队生涯,认为内蒙古文化是马文化而非狼文化。
为了工作得有效率,他在公司吃盒饭,六七点就下班。
他重逻辑,不信口开河,缺乏形而上的张狂,写文章常常引用"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总页数】1页(P7-7)
【关键词】高尔夫;企业家精神;招商局;围棋;管理者;制度经济学;马文化;目标函数;媒体;相关性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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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奖——香港招商局集团关键词：百年老店、和而不同、风险管控这家企业已经存在了136年，它被称为中国民族企业百年历程的缩影，董事长秦晓提倡的和而不同的思想有效平衡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其严格的风险管控让它安全度过了上世纪两次金融风暴，我们期待在新的时期，面临新的挑战，它能继续稳健前行。
这家企业就是集团管控奖获奖企业香港招商局集团。
招商局的君子之道——解析“和而不同”集团管控模式招商局几乎见证了中国工商业发展百年来的跌宕、沧桑和繁荣，跨越了三个世纪的招商局，成为中国企业中少见的137岁的公司。
从招商局集团总部大楼俯瞰下去，整个香港维多利亚港湾尽收眼底，蓝天碧海，轮船不停地经过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之间的港湾，一片繁忙的景象。
可以说，无论是在成立初期所触及的广泛的工商领域，还是通过改革开放的窗口蛇口工业区所开始的一系列的改革运动，招商局集团创造了中国很多第一，2007年，招商局又取得了新发展，实现利润总额196.2亿元，净利润109.51亿元。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把三年再造取得的成绩都归结为集团制定的发展战略——规模、质量、效益均衡发展。
招商局董事长秦晓表示：“招商局集团已经创造了两次辉煌，我们希望能有第三次辉煌。
”对于目前已经管理着千亿资产的招商局来说，未来将如何管控越来越大的资产？秦晓认为，招商局三大核心产业未来的发展“将是稳步推进，逐渐完善的过程，不再是革命性的颠覆，而是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随时作出调整。
”这种“和而不同”的集团管控模式，就是招商局独有的“科学发展观”。
2003年，招商局刚过完130岁的生日，秦晓就开始着手招商局集团的重组。
在2年前，2001年，秦晓刚从中信来到招商局的时候，招商局和其他红筹公司一样，经历了上世纪的亚洲金融风暴的巨大的冲击，公司财务正在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招商局集团上一年总债务高达235.6亿港元，净利润却只有0.44亿港元，不良资产近50亿港元,经常性现金流量尚不足以支付债务利息。
秦晓：我对下个30年的思考2010年10月19日07:43来源：东方早报作者：秦晓网友评论(0)手机访问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资料图）我认为，中国又面临一个新的三十年（相对于之前改革开放30余年而言），有很多基本条件会发生变化，社会面临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在第二个三十年里不突出，但是第三个三十年比较突出。
我认为之前持续三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但不会突然停下来，依然有很大的增长惯性和空间。
在这个转折阶段，会面临很多看得见的变化。
从经济层面来看，首先是人口红利发生变化，中国已经过了最高点，进入一个平滑的下行阶段。
我们城镇化的速度太快，造成了几个问题。
首先，所谓46%城镇化的数据有水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所言，约有12%的人没能真正变成城市居民，其户籍没解决，各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没完全解决，他们很不稳定，稍微有变化就回去了。
其次，受年龄、知识结构等局限，农业部门能进入工业部门就业的剩余人口不多了，但是农业部门依然有过多的人口需要解决。
因此，一方面我们还有大概两三亿农民要出来，另一方面这些人遭遇到工业化改革，导致人口转移失衡。
人口红利的变化可以引起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改变以储蓄、投资为主的资金结构，因为全社会可能面临赚钱的人少、被赡养的人多的局面；其次，支撑国民经济的建筑业会变化，住房问题是一级推一级的，最底层往上推，到中产阶级再到富裕阶层，假设城市人口未来几年增长速度慢了，算算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什么水平了？因此，建筑业高峰已经过了，不可能再上涨那么快。
另外，农民的问题解决难度更大，因为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机会给他们。
第二大变化就是出口结构性调整比较大，虽然今年恢复比较猛，但是要维持30%以上出口增长率，我认为太难。
因为中国生产，欧美消费的模式不能持续，这对于中国和外国都是一种失衡状态。
第三大变化是我们的经济领域还没有完成一些重大改革。
比如要素价格改革，首先是土地，改革初我们认为资本是稀缺的，土地不是稀缺的，所以用廉价的土地换取资本，未来土地真正的价值反映出来的话，企业价值就会发生变化，国民经济也会发生变化，靠土地来维持的地方财政也要发生变化。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的演讲bimawen 于2010-7-31 20:58:15 发布在凯迪社区> 猫眼看人亲爱的清华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班的同学们：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
大约一个月前，钱颖一院长邀请我时，我当时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我确有一些思考和体验想和同学们交流；另一方面，我缺少和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的年轻一代沟通思想的经验，不知道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否能为你们理解和认同。
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来了。
我算是共和国同龄人的一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
在这6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工作的管理者，我的关注点从企业管理、宏观经济逐步扩展到社会问题及相关的制度和价值。
在思想认识上我也走过了信仰—困惑—独立思考—不断寻求真理的路径。
我想先从大学的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的使命谈起。
关于大学的功能，在欧美曾经历了精英教育─专业人才培养─通识教育这样一个复归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大学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使命的再认识。
简而言之，大学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它还是文明传承和发扬的载体；大学学生进入社会后不仅要成为一个有专业知识、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同时要有对普世价值担当的意识和公共关怀的责任。
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秉承普世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支柱。
精神价值的缺失和重建在当代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问题的表现是不同的。
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
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
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典礼上演讲
亲爱的清华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班的同学们: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
大约一个月前,钱颖一院长邀请我时,我当时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 我确有一些思考和体验想和同学们交流;另一方面,我缺少和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的年轻一代沟通思想的经验,不知道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否能为你们理解和认同。
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来了。
我算是共和国同龄人的一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
在这6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工作的管理者,我的关注点从企业管理、宏观经济逐步扩展到社会问题及相关的制度和价值。
在思想认识上我也走过了信仰—困惑—独立思考—不断寻求真理的路径。
我想先从大学的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的使命谈起。
关于大学的功能,在欧美曾经历了精英教育─专业人才培养─通识教育这样一个复归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大学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使命的再认识。
简而言之,大学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 它还是文明传承和发扬的载体;大学学生进入社会后不仅要成为一个有专业知识、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同时要有对普世价值担当的意识和公共关怀的责任。
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秉承普世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支柱。
精神价值的缺失和重建在当代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问题的表现是不同的。
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
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
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
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
在
此以后的几百年中,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
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
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
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
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
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
“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
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
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
“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我们把以“启蒙价值”为源头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视为普世性的。
虽然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但这种差异不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架构的颠覆和拒绝。
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
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学术界的这场交锋或许还没有引起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年青一代应有的关注。
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社会精英绕不开而且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它关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
我在这里提出三个与经济和管理相关的问题。
1、政府职能:发展主义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
中国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己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是应该继
续坚持强力政府,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和要素价格,还是应该从“替代市场”转向“干预市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的政府。
前者被称为“发展主义政府”,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从长期来看它会造成权力与资本结合並导致腐败、
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造成资源错配、抑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社会的不公。
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己充分显现。
2、国有资本:政府化还是社会化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
在“发展主义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
这正是当前关于“收入分配不均”、“国进民退”争议的背景。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的财富) 而不是 The Wealth of Governments(政府的财富)。
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从而稳定了社会。
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
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臵到公共服务领域。
3、城镇化:土地经营还是人的发展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达46%,这一进程至少还会持续10年。
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并行的,也是解决城乡差别的必然选择。
尽管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但相关的观念、制度、政策却明显滞后。
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城镇化伴生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现象。
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政府主导经济的理念和模式上。
土地的获取是政府的“征购”行为而不是市场的交易,农民由此得到的“补偿”并不是真实的市场价格。
在土地征购、转让和建筑、销售环节中,政府的收益主要不是用来向农民转移支付、为城市低收入群体建造廉租房。
虽然城市更现代化了,但农民和城市居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它们在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但是在深层次上都是是否认同“普世价值”的问题。
“普世价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
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正好相反: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
对此,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
清华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明年将迎来百年华诞。
一百年来,清华和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非凡贡献。
我们的共和国已走过了两个三十年,未来的第三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现代性社会构建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
我期待,同时我也充分相信,今天在座的新一代清华学子一定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