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语言学与比较文学
一、比较文学与文化语言学
比较文学之所以作为一门国际学术研究的学科得以成立，与语言的跨界和学科的跨界有关。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交集两种及两种以上的不同语系之间，因此他们必然是本土文学与异质文学的对话者，而文学建立在语言的书写形式——文字的基础上。所以，比较文学研究者以本土的语言及其思维观念来透视异质语言书写的文学现象时，他们第一时间所无可回避的就是语言问题，也就是文字的问题。不同的语言必然造就其不同文字书写的思维观念，也正是不同文字书写的思维观念在跨界中构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关键点。
我们在比较文学研究中首先面对的是作为母语的中文与外语的差异。
汉语在书写的形态上是由语素文字构成的符号系统，因此在文化的思维观念上，汉字文学一定不同于由音素文字与音节文字所书写的两种文学现象。不同于国族文学研究，语言身份决定了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立场及其思维观念。国际语言学界将文字划分为语素文字、音素文字与音节文字，则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者是运用音素文字从事国际文学研究，而把汉语语境下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则运用语素文字从事国际文学研究。
有学者认为，“汉字成为一种文化又因为汉字构形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其结构规则甚至带有文化元编码性质，这种元编码成为中国人各种文化行为的精神理据”。就西方印欧语系的音素文字来判断，书写的字母只是对语音声波的连续带的记录，而不是一种直接参与思维的表达方式，也因此，音素文字的字母延缓与遮蔽了声音表达意义的鲜活在场性。汉字思维应该成为现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及西方的汉学家或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所关注的前沿学术问题。
二、语言学与比较文学译介学实践
比较文学派强调文学的多元体系，认为翻译是译语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而不仅仅是另一文本的再现。作为翻译研究来说，其对象不仅是文学文本，还应包括普通语言文本和特殊语言文本。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也是文化转换，不仅仅是解码过程也是交际行为。以国人翻译外国文学的初期状况为例，“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前，文言在中国语言文化系统中占统治地位，与之相对的，中国早期的文学翻译大都采用文言作为译入语。但是从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发展的总体来看，以文言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翻译作品使用的译入语都是现代白话——现代汉语。文言和白话虽同属于汉语语言文化系统，从文言到白话的变化也是汉语语言文化系统内的变化，但这两者之间却有很大的区别。它们的不同涉及到语言观、社会观乃至文化观的不同。
文言有着鲜明的稳定性，首先是语言层面上的稳定性。文言有它常用的字眼和词汇，有相当严格的句法系统，对所有使用它的人都具有约束力。文言自汉代基本定形后，就成为一个可以不随时间和地域而变化的相对稳定的语言系统。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前，在此之前，以书面形式保存下来的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基本都是用文言作载体的。长期的两相结合，使文言与中国古代文化之间形成牢固的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关系。现代汉语则吸收了文言、外语的因素创造出了浑然一体的新语言风格。与相对固定的文言相比，现代汉语紧随时代的发展，表现新意的力量要强得多。但从另一方面说，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虽然可以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却不一定真的能与现代汉语相溶合。文学是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翻译文学中甚至含有两种或多种文化的成分。早期的中西文学文化交流首先表现为文学翻译，这两种彼此存在巨大差异又相互不了解的文化就在文学翻译中直接交锋，使得误译、错译的现象时常出现。
三、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理论的影响
近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的一大特点是把翻译问题纳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翻译理论研究迎来语言学转向。以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对尤金·奈达翻译理论的影响为例，受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的启发，奈达认为在语言的深层结构中蕴含语言的普遍规律，语言背后实则埋藏具有普遍意义的语义规则。人类语言在语义层面的共通性和相似性正是翻译得以进行的基础。基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结合自身的理论实践，奈达提出“逆转换”和“动态对等”两个重要概念。转换生成语法认为，语言的深层结构通过转换机制可以得到其表层结构，但在翻译时，译者可以对源语言进行解构，从源语言的表层结构追溯到深层结构，进而得出源语言的核心语义。逆转换得以实现的关键之处在于人类语言在深层结构具有相似性。奈达“动态对等”理论则借鉴了“读者反应”理论。动态对等注重的是翻译结果，即读者对译文的接受程度和理解程度。动态对等是指基于源语言和目的语双方深层结构所具有的相似性，由逆转换机制得出的译文，可以使目的语读者获得和源语言读者一样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感受。在很大程度上，动态对等在翻译过程中实现与否及其实现程度的强弱直接决定了翻译质量的高低。因此，动态对等是衡量逆转换是否正确、翻译是否成功的一把标尺。语言学理论不仅推动了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