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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无民法之我见从清末变法修律到今天，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民法引起了学者们的热议，学界对此争论不休。
有相当多的人持肯定说，即中国古代存在民法；也有一部分人持否定说，即中国古代不存在民法。
我国古代法律体系呈现出“诸法合体、以刑为主，民刑不分”的特点，这就使人们误以为中国古代没有民法。
梅因在《古代法》中提到“大凡半文明的国家的法律多半是刑法多而民法少”，一些日本学者据此说中国古代没有民法。
但中国法学界的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是有民法的。
民法一词，中国古已有之。
《尚书孔氏传》曾记载：咎单, 臣名, 主土地之官, 作明居民法一篇亡。
虽然中国古代没有一部形式意义上的民法典，但是，实质意义上的民事法律规范却真实地存在着。
中国自秦朝以来，历朝律、令、诏、例中的户婚田宅等有关特定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事法律规范，即为实质意义上的民法。
根据民法论者研究考证, 中国古代的民事立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处于初创阶段, 《秦律》标志着我国封建民法的初步确立, 从隋开始封建立法进入确立时期, 《唐律》则标志着我国古代民法已形成自己的体系。
比如说, 《唐律》十二篇中, 除捕亡、断狱两篇与民事没有直接关系外, 其他各篇均不同程度地涉及民事问题, 其中尤以户婚、杂律、厩库等篇为重, 内容包括户籍、婚姻、收养、继承、家庭财产、田宅、钱债、买卖等。
但是，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是不存在民法的。
我国古代法律体系“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特点表明：中国古代法律规范，无论律、令、诏还是例, 都具有明显的刑法性, 其中虽然有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皇权，稳固统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反映了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因而要靠刑罚来调整和制裁, 属于刑法规范。
另外，民法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产物，倡导自由平等，权利本位。
而在中国古代，官本位一直处于统治地位，人民只是义务主体，不存在所谓的自由平等，因此，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民法。
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为了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法律措施，以保障其权益和发展。
本文将从法律保护的角度探讨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情况，并分析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立法保护的基础我国的宪法和民法典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提供了法律基础。
根据宪法第36条的规定，我国保护少数民族的自主权、传统习惯和风俗。
民法典中的民族风俗的保护规定也确保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得以保存。
此外，我国还制定了一系列专门的法律法规，例如《民族地区自治法》、《国家民委办法》等，明确规定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二、立法措施为了保护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我国采取了多种立法措施。
首先，针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该法规定了国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责任，明确了国家、社会和公民的义务和权益。
此外，还设立了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保护专项基金，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
其次，我国还制定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该法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机制，明确了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责任和义务。
同时，该法还设立了非遗名录和非遗传承人制度，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弘扬。
另外，我国还通过《民族地区自治法》明确了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和自治范围。
这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使得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能够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本地区的传统文化。
三、存在的问题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法律措施，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针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
目前，我国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还存在一些空白和笼统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其次，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冲突问题仍然存在。
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一些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中逐渐被边缘化和遗忘。
少数民族面临的现代化冲击，使得传统文化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根本法辨析
民法典不是国家的根本法，但是治国安邦的基础性法律。
民法典是民事法律的基础。
民法典确立了民事法律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基本规则，全面列举了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全面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和民事责任制度。
公司法、证券法等商事特别法，都要根据民法典进一步修改完善。
民法典是法治建设的基础。
民法典规定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具有目的性和终极性。
民法典是社会治理的基础。
民法典充分保障个人领域的权利和自由，明确保护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各种人格权益。
民法典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民法典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2021年1月1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经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开端实施。
这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不只是市场经济的根本法，而且在国度法律体系中居于根底性位置，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完善中国特征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性立法，在新时期我国法治建立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那么，《民法典》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又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呢？
简单来说，民法典主要的任务就是维护公民的民事权益，是保证人民私权的根本法，因而它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民权维护之母”。
民法典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共1200多个条文，掩盖了一个公民所能触及到的衣食住行、家庭婚姻、消费借贷、消费生活等方方面面的事务。
有基于此，民法典也被形容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
一、引论：中国古代“民法”概观中国古代法律具有自身特色，形成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中华法系，传统中国法律一向以“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礼法之治”为其特点。
中国古代具有深厚的家族观念和特权特征，颇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1]可见，中国古代法律在很多方面不同于西方的法律。
其中，有关“中国固有民法”的探讨在中国法律发展的过程中也得到诸多学者的重视，例如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赵晓耕、张晋藩、梁治平、李显冬等，包括法理学家、法史学家和民法学家在内的法学研究者对于中国固有民法进行的研究，大致包含了两种争议：中国古代没有民法、中国古代有民法。
针对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证成，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随着对于中国古代民法从非严格意义上的理解日益加强，中国古代存有“民有私约如律令”的法律思想[2]，关于中国古代存在民法的观点日益成为主流。
正如马小红所说，“民事法”则散见于“载籍”之中，“为官方所认可的一些乡规民约、家族法规也都具有民事规范的性质”。
[3]81需指出，如果用当代人的眼光去看待中国古代对于法律的理解，以西方的现代法治观念去看待中国古代的伦理法情节，其中的差异大于相似度，强行将两种法律加以比较难免牵强附会。
倘若非要比较起来，中国古代的民法发达程度、对于民法的重视度远不及同时代的西方私法发达国家，体现在中国古代至始至终都没有单独的民法典，包括债法、物权法、亲属法、继承法等民法的组成部分亦未具体划分出来，中国古代民法相对于刑法数量极少、且不成体系，多数汇合入礼法、道德法、刑法之中，这些皆可表明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是基本态势。
二、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分析探讨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需基于同传统与现代法律文化的张力———兼论中国古代民法欠发达的原因陈子盼（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8）摘要：近代以降中国法律文化开启向西方学习的路径，从古代“民法”切入，凸显传统与现代法律文化之间的张力。
传统社会中的家族本位、重农抑商与权力意识并不利于形塑现代自由、平等之观念，严重制约契约关系的发展，而重视诚信、集体利益与和谐社会可以为民法的发展提供本土资源。
传统文化对民法的影响民法原本属于一种调整范围内的财产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通常调整的内容包括权利主体、物权、债务、继承、劳动关系、婚姻关系等。
无论是中国民法还是刑法，其形成均取决于社会文化背景，属于传统文化的产物。
本文将简单分析传统文化对中国民法进程的影响，对比分析中西方文化视角下的中国民法发展，系统论述传统文化和中国民法不可分割的关系。
一、传统文化对中国民法进程的影响从整体结构来分析，传统文化对中国民法进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礼乐制对中国民法的影响。
“礼”最初是指祭神时的器物和仪式，后演变为一种社会生活规范和道德规范。
夏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礼”，因此被称为“夏礼”、“殷礼”和“周礼”。
礼到周公时代已经较为完善，随着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传统礼乐制遭到破坏，孔子、荀子纷纷倡导和维护礼。
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荀子著有《礼论》，论证了“礼”的起源和社会作用。
在历史发展中，“礼”作为社会的生活准则和道德规范，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对中国民法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西周开始，礼可以统称“礼乐制”，是维护社会关系与民事关系的准则，家庭、婚姻、继承等方面均要遵循“礼”，正因为有了礼乐制，才有了后来的“嫡长子继承制”。
而且，从先秦时期开始的父权家长制也是出于“礼”。
“嫡长子继承制”和“父权家长制”也对婚姻法有重要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制虽然遭到破坏，却在大体上还遵从“礼”。
人们认为婚姻应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诗经· 齐风· 南山》中说：“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意思是婚姻必须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从汉朝到唐朝，民事法律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在汉唐时期，封建家庭制度和婚姻制度已经确立，唐律不仅订立了婚姻法，而且对婚姻之礼有所限制，针对离婚提出了相关条款，例如“若夫妻不相安谐而离者，不坐”“七出”“三不出”“三从四德”等。
传统中国是否存在民法辨析【摘要】关于传统中国是否存在民法，判断的首要及基本标准应是考察中国传统法律体系是否有相应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
虽然不少学者否定传统民法的存在，然而，传统中国法律场域中所存在的民事调整对象、民事调整手段、民事表现形式和民事具体制度等方面，无疑表证出传统中国民法存在的事实。
【关键词】传统中国民法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关于传统中国是否存在民法，中外学术界曾长期争论，尚无一致看法。
台湾学者潘维和先生在《中国民法史》一书中，把中外学者的种种意见概括为“否定说”、”肯定说”、“民刑合一说”、“民法与礼合一说”四派。
后三派实际上都认为传统民法是存在的，但对传统民法是不是发达，则莫衷一是。
撇开是否发达这个问题不谈，后三派可大致归为肯定说的类型。
笔者先行探讨否定说。
否定说在国外学术界中，英国著名的古代法史学者梅因和日本著名法学家滋贺秀三对传统中国有无民法这个问题就持否定态度。
梅因曾武断地宣称：“中国古代只有刑法，没有民法。
”不少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与梅因持同一看法。
促成这一观点的原因颇多，笔者以为其中较显而易见的原因之一是，在人类法律文化发展过程中，罗马法一向以其发达的民法而著称，传统中国则以刑法的成就与之平分秋色。
然而正如古罗马民法的辉煌掩盖了其刑法的残酷一样，人们在关注传统中国刑法的同时，也忽略了其民法的存在，以致形成“中国古代有刑法而无民法”的认识。
滋贺秀三的看法也与此相似，他认为：“在中国，虽然拥有从古代就相当发达的文明的漫长历史，却始终没有从自己的传统中生长出私法的体系来。
中国所谓的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则是官僚统治机构的组织法，行政的执行规则以及针对违反规则行为的罚则所构成的。
”①另一类否定说依据传统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事实，断言传统中国不曾有过民法。
如台湾学者王伯琦认为，中国数千年处于农业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绝少商品经济的成份，在清末以前根本没有产生民事法的基础。
作为民事法，它所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身份关系。
而在清末以前，财产多为不动产，极少流通。
因此，无民事法产生的可能。
在身份关系方面，于自西周以来即推行宗法等级制度，个人只是作为宗法等级关系中的一员而存在，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是家族，而不是个人。
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主体的关系，而纯属君臣、父子、夫妻、长幼的宗法等级关系。
因此，它不是靠民法来调整，而是部分靠刑法、部分靠习惯来调整。
另外，还有些学者从传统中国欠缺自平等、私权至上、意思自治、尊重个人权利等角度论证传统中国没有民法。
肯定说尽管对传统中国民法的存在持否定态度的不乏其人，但学术界多数人还是肯定传统中国存在民法。
台湾学者胡长清认为：清律中“户役、田宅、婚姻、钱债者，皆民法也。
谓我国自古无形式的民法则可，谓无实质的民法，则厚诬矣。
”②薛梅卿学者认为：”商朝已经出现民事法规，这种初生的民事法规通过商朝的土地所有制、婚姻制度和继承制度有所反映。
”而到西周时期，“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各种民事关系的活跃，民事关系的法律调整也相应出现，并有一定规模。
如‘八成’、‘六约’等涉及民事、民讼等方面的成例或法规。
‘八成’中有‘听闾里以版图’等调整土地、借贷、买卖关系的法律规定，‘六约’中的‘治民之约’、‘治地之约’则规定了买卖、赊欠、土地使用转让等契约的管理及违约的惩罚。
”③类似的论述不胜枚举。
学者们从大方向上肯定了传统中国民法的存在，而我们又可以从较具体的角度为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的民法正名。
对于传统中国民法是否存在的这个问题，笔者以为，判断的首要及基本标准应是考察中国传统法律体系是否有相应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
民法的调整对象。
民法就是调整整个生产过程中诸关系法律规范的总和，是社会经济生活在法律上的表现。
民间生产、交换、民族繁衍活动是整个社会存在的基础，传统中国必然存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婚姻家庭等基本人类活动。
有民事活动，自然形成民事关系。
传统中国的宗法网络没有也不可能消灭以“士农工商”四民为主体的百姓个人和其他组织体系的民事主体身份，甚至皇帝、贵族也要以普通民事主体身份“买田宅、起第观”。
④“天下为公”、“父母在不敢私其身，不敢私其财”之类的道德理想，并没有否认现实生活中“天下各为其家，货力为己”的私有权利。
“产不出户”、“重义轻利”、“唯贾为下”，也并不能抑制“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⑤的经常性财产流转与交换活动。
所以，过分强调宗法专制的统治力，看低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民间生存活动；只承认传统中国有一般意义的私有经济，而不认为中国存在民事关系、个人主体、民事权利、权利交换等民事活动的基本要素，都脱离了中国历史生活和人类各民族生活的基本事实。
民法的调整手段。
传统中国法律调整手段中尽管表现出泛刑法化倾向，但也不乏民事、行政等调整手段。
一般而论，中国传统民法的调整手段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纯粹的或者说大致符合今天民法概念的法律调整手段。
例如关于时效和典卖，古代民法规定：“如是典当限外，经三十年后并无文契，及虽执文契，或难辨真伪者，不在论理收赎之限。
”⑥对于添附，相关法律规定：“今后，如元典地栽木，年满收赎之时，两家商量。
即交还价值；不要，取便斫伐，业主不得占吝。
”⑦关于相邻关系，传统民法规定：“地原从官地上出入者，买者不得阻障……”，“居住原有出入行路，在见出卖地者，特与存留”⑧等等。
这类法律规范在传统中国民法中虽属凤毛麟角，但毕竟真实存在，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第二类是民事与刑事混合的法律调整手段。
如有关债的发生，传统民法规定：“其有用功修造之物，而故毁损者……计庸从赃论，各令修立，违契不偿，匹以上满二十日，笞二十……各令赔偿。
”有关买卖契约，传统民法规定：“卖物及买物人，两不合同而较固取者……杖八十”等等。
其中“各令修立”、“各令赔偿”这些明显属于“恢复原状”及“损害赔偿”的现代民事制裁方式。
第三类是礼的调整手段。
如传统民法中关于宗祧继承的规定，妇人七出的规定等。
因此，从总体上来看，传统中国追究民事侵权、违约责任的形式繁多。
仅侵犯财产的民事责任就有强令赔偿、赔偿、偿所减价和偿减价之半、折割赔偿、追本利给主、追雇赁钱、排除侵害、恢复原状，还官给主等多种责任形式，归责原则也有故意与过失之分。
传统中国民法正是于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调整手段、责任与制裁体系，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确认和保护私人所有权、保护债权和公平交易的安全，维护正常的民事经济秩序。
民法的表现形式。
传统中国的法律文献中虽无民法一词，但有关钱债、田土、户婚等民事法律规范，或规定于历代法典当中，或自成律令条例，经历了从无到有、简趋繁的发展过程。
法典、律、令、格、式中的这些民事规范性条款，以及与民事有关的判例、习惯法、礼、家法族规这些民法渊源大致构建了一个传统中国多元化的综合民事规范体系。
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认为，法律不仅仅包括规则，还包括活动。
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在这种过程和事业中，规则只有在制度、程序、价值和思想方式的具体关系中才有意义。
笔者以为这种观点与中国传统的民事法律状况极其贴近，那种认为法律仅仅制定法和法院判决的规则体系的传统观念，完全不适合用以探讨跨国的法律文化。
即便在西方公认的四种法律渊源即立法、判例、衡平法和习惯中，一开始立法和判例远不如后来几个世纪那样多，大量的法律正来自根据衡平法予以检验的习惯，传统中国的民事规范体系恰恰强烈地表现出这一特点。
民事法律制度。
传统中国实际上早已形成和发展着自己比较完备的民事经济制度，如土地制度、租庸调制、户籍、财产、债和契约、工商业、外贸、钱粮盐茶铁、婚姻家庭和继承制度等。
西方传统民法中的民事主体制度、物权、债权、侵权行为与责任制度等，也在传统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存在并发挥着各自的重要功能。
例如土地及其他动产、不动产的私有、取得和处分，相对发达的契约交换活动，家族家庭关系的纷繁复杂，国家对民事经济生活的调控干预，都在很大的社会规模和很高的社会层面上运作。
一个长期实行私有制、人口众多、社会生产生活规模巨大、民事经济关系复杂的民族，历史上没有实际存在并发挥巨大作用的民事法律制度是难以想象的。
综合上文可见，从中国传统民事法律中所存在的调整对象、调整手段、表现形式和具体制度这些角度着手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坚定的判断，即传统中国民法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
注释①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比较法研究》，1988年第3期，第35页。
②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精选公文范文，管理类，工作总结类，工作计划类文档，欢迎阅读下载==============页。
③薛梅卿主编：《新编中国法制史教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④《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⑤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⑥《宋刑统·户婚律》卷十三。
⑦《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农田杂录》。
⑧《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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