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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与时代价值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一位杰出的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他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贡献可以称得上是深远而重要的。
他的研究方法论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在当今社会科学领域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本文将从历史角度和时代价值角度分析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探讨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和影响。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社会科学领域正在蓬勃发展。
马克斯·韦伯生于这一时期，他的研究方法论对当时社会科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价值理性的概念，这一概念成为了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核心。
价值理性强调个体在行动时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对其行为的影响，而这些价值观念受到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马克斯·韦伯提出了理解型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即通过深入了解个体的意义论解释行为和社会现象。
这一方法对于当时强调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价值理性和理解型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推动了社会科学从自然科学范式走向了人文范式，使社会科学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在当时，欧洲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正迅猛发展，各种官僚制度大量涌现。
马克斯·韦伯通过对官僚制度的研究，提出了官僚化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
他指出官僚化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对社会的稳定和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对官僚制度的研究，马克斯·韦伯为当时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指导。
对官僚制度的研究也为后来的组织理论和管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斯·韦伯对权威和社会变革的研究也具有历史价值。
在当时，欧洲社会正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和挑战，政治、社会和文化都在快速变化。
马克斯·韦伯通过对权威和社会变革的研究，提出了“合法统治”、“理想型”等重要概念，并对这些概念进行了深入的解释和分析。
1、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贡献（1）、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旨在对社会行动做出的解释性理解以获得对这一行动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的解释的科学。
可见，韦伯继承了德国历史主义的传统：理解和解释人类行为必须深入研究其意义，即认识个人的主观取向与意图、价值观及意义。
韦伯开创了与孔德实证主义对立一整套研究社会与行动个体的方法—理解社会学（也叫诠释社会学）主张用主观的、理解的分析方法研究社会个体行动与意义。
（2）、韦伯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价值评判：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
价值是文化科学概念形成的先决条件。
文化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者要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和需要去选题，做出自己认为正确和合理的判断或评价。
研究对象或资料本身不会说话，必须通过研究者在一定认识的基础上来理解或诠释。
在韦伯看来，“一切行动最终都是在价值中孕育的，也正是价值决定了政治、经济和宗教领域中的斗争。
因此，一个社会科学家在分析一个行动时，必须要了解行动背后隐藏的意义，也就要探讨这个行动所表现的价值。
”可以说，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都必然地或多或少地渗透了研究者的价值，所以韦伯提出了要在价值关联中保持价值中立。
韦伯把价值中立确立为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对文化科学提出了客观性的要求，将价值判断从科学的认识中剔除出去，划清科学认识与价值判断的界限。
价值中立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方法，更是一种规范或是伦理守则，时刻提醒社会学家不越俎代庖地处理自身所不及的价值评判问题。
（3）、韦伯与“理想类型”。
“理想类型”是韦伯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体现在他的多部著作中，也是他比较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
韦伯提出了一种关键性的概念工具——理性类型。
“理性类型”中的“理想”，不是指这个类型是最好的、人们期望的，而是表示某种现象是接近于典型的或最可能接近现实的，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用作参照的标准模型。
在现实生活中抽象出一个最接近于现实的理想类型，以后就可以参照这个理想类型，通过比较原型与理想类型有没有差异、差异有多大来更好地认识原型。
马克斯·韦伯有着哪些学术成就？有着怎样的学术理论本文导读：韦伯的早期著作通常与工业社会学有关，但他最知名的贡献是他后来在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上的研究。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开始了他的研究，文中他显示出某些禁欲的新教教派—尤其是卡尔文教派，教义逐渐转变为争取理性的经济获利，以此表达他们受到上帝的祝福。
韦伯主张，受到这种理性教义基础扶助的资本主义很快便会发展的越来越庞大，并且与原先的宗教产生矛盾，到最后宗教便会无可避免的被抛弃。
韦伯在后来的作品里继续研究这样的现象，尤其是在他对官僚制和对于政治权威的分类上。
在这些著作中他隐约了这种社会的理性化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宗教社会学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研究开始于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并且继续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以及《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古犹太教》里进行探索。
他对于其它宗教的研究则由于他在1920年的突然去世而中断，使他无法继续在《古犹太教》之后的一系列研究—包括了计划中对于诗篇、塔木德犹太人、以及早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研究。
他所完成的那三个主要研究都关注于宗教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社会阶层与宗教理想间的关系、以及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提出了一个知名的论点：“那就是新教徒的生活伦理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般宗教的传统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务，尤其是经济成就上的追求，但为什么这种观念没有发生在新教里发生呢?”韦伯在这篇论文里解释了这个悖论。
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精神”定义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
韦伯指出，若是只考虑到个人对于私利的追求时，这样的精神并非只限于西方文化，但是这样的个人——英雄般的企业家——并不能自行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资本主义)。
韦伯发现这些个人必须拥有的共同倾向还包括了试图以最小的努力赚取最大的利润，而隐藏在这个倾向背后的观念，便是认为工作是一种罪恶、也是一种应该避免的负担，尤其是当工作超过正常的份量时。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与时代价值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一位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他被公认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具有时代价值。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具有一定历史背景。
在当时，德国受到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社会科学面临着一种尝试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的趋势。
韦伯认为社会领域的研究不仅仅限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还应该考虑到社会与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他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强调了"理解"（Verstehen）的重要性。
他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该致力于理解个人和群体的意义与目的，而不仅仅是进行客观的观察和测量。
他强调了对于社会行为背后的意义和动机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的复杂性。
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还强调了价值中立性与价值标准的区分。
他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该遵循道德中立的原则，即研究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不应该影响研究的结果。
这种方法论对于确保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韦伯的方法论强调了对社会行为背后动机的深入研究，这一观点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理解和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深入挖掘背后的动机和意义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韦伯的方法论强调了价值中立性与科学研究的分离。
在当代社会中，科学研究往往面临着伦理和道德挑战。
韦伯的方法论提醒我们，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应该尽可能地避免主观意识形态的干扰，确保研究结果的公正性与客观性。
韦伯的方法论强调了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
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涵盖多个学科领域，从而更全面地理解社会现象。
在当代社会中，社会问题往往具有多个维度和复杂性，因此跨学科研究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与时代价值马克斯·韦伯是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
韦伯的研究方法论始于20世纪初期，他提出了“理解型社会科学”方法，该方法是针对人类行为的深层基本现象进行研究，并通过这些现象揭示出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的内在意义。
韦伯将理解型社会科学视为一种较为客观且有用的研究方法，该方法主要通过研究社会文化系统和社会行动的动员和流程来获取知识。
在理解型社会科学的范围内，社会学家的目标是获得真正的解释和说明，而非单纯的观察、测量或预测。
韦伯的研究方法论主要聚焦于深度理解，他认为能够通过深入分析和解释一个个案或人类行为来推断出一般的人类行为趋势。
他还提出了理解型社会科学的三大方法：研究社会行动的意义和目的，以及相关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通过比较分析不同社会文化系统和制度的差异来揭示这些文化环境和制度的特殊意义；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深入研究来理解现代社会。
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方法论对于现代社会学的发展和研究具有极大的影响。
他的方法论不仅具有时代价值，同时也是其历史价值的表现。
韦伯的研究方法论强调了对个体行为进行深入分析的重要性，这种深度分析可以用来理解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的运作机制。
通过深入研究某一个特定的案例，可以洞察到一个社会制度的运作规律和特殊意义，而这种深入分析的价值在于可以帮助社会学家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和相应的文化环境。
此外，韦伯也强调了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
他提出了许多跨学科的思想和方法，并且在他的研究中也常常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
这种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在当代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一趋势具有很高的时代价值，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和当前社会文化的特点。
总之，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在当今社会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他提出的理解型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及跨学科研究的思想和方法为当代社会学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启示和借鉴。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与时代价值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被誉为现代社会科学之父。
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极具历史和时代价值，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石。
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强调对个体、文化和历史的重视，对此他提出了“理解性社会科学”的概念，认为只有通过对文化、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复杂关系进行理解，才能真正了解社会现象。
他还提出了“价值自由”的观念，即研究者在探究社会现象时需尽可能抛开个人观点和价值判断，以保持客观性，这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思想之一。
此外，韦伯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中还提出了几个重要概念，如“社会行动”、“社会现象”、“社会类型”和“社会变迁”，这些概念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社会科学研究。
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有时代价值。
在当今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他关注文化多元性的观点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韦伯的理解性社会科学理念对跨文化研究具有启发作用，让研究者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不同文化间的社会现象。
此外，韦伯的价值自由观念也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有着直接关联。
在当代社会问题研究中，要求研究者不偏袒任何一方，避免价值判断和偏见，这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总之，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启蒙，他对文化、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理解，以及对价值自由观念的强调，在当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中依然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
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学方面的成就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人，社会学大师,是现代一位颇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
科塞曾评价他说:“韦伯以永不停息的斗争为代价获得了清晰透彻的认识,很少有人达到他那样的深度,他带来的是对人和社会的深刻理解。
”他对当代社会科学和社会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而这种贡献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的方法论学说。
《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斯韦伯著、韩水法、莫茜译:《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收录了马克斯韦伯的三篇文章,它们分别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文化科学逻辑领域内的批判性研究》和《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
这三篇文章集中地讨论和阐述了韦伯方法论里一些为世人所重视并且为方法论研究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无法回避的基本思想,是了解韦伯方法论思想的重要线索。
一、“文化科学”的性质及其研究目的通常所说的社会科学的范畴包括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等,而韦伯经常使用的“文化科学”这个概念,其范围兼顾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领域,因此本文尊重原著中的概念用法,亦随韦伯用此词的广义。
韦伯关于文化科学性质的基本观点渊源于狄尔泰和李凯尔特。
狄尔泰认为人类生活的每一刻承负着对于过去的觉醒和对于未来的参与,这种时间结构组成了包括感觉经验、思想、情感、记忆和欲望的人类生活的内在结构,所有这些构成了生活的意义。
人们凭借“神入”他人的内在状态而理解人类生活,把握人类生活的意义便是“精神科学”的内涵和基础。
李凯尔特则认为,为人所承认的价值划分了文化现象和自然现象,因而研究方法的特殊性使得两类经验科学从本质特征方面区别开来,这既需要建立质料分类的原则,也需要建立形式分类的原则。
韦伯基本上接受了李凯尔特的划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界限的原则,同时也吸收了狄尔泰关于意义和理解的学说,把它与李凯尔特的价值学说、特殊性和个别性学说结合起来,形成他自己关于文化和文化现象的观点。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与时代价值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德国社会学家和思想家，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后世的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更具有时代的深刻意义。
本文将对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与时代价值进行深入分析。
我们来看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价值。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都比较混乱。
马克斯·韦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深入思考和系统整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
他首先提出了价值中立性的原则，即社会科学家在研究社会现象时应该尽量避免个人价值观的影响，尽量客观地进行研究。
这一原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它为社会科学的严谨性和客观性奠定了基础。
韦伯还提出了“理解”（Verstehen）的方法，即通过对个体行为的理解来揭示社会现象的内在规律。
这一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为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还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当时社会科学研究的需求，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
当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快速发展，社会问题复杂多样，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方法来应对。
韦伯提出的“理解”方法，对于揭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帮助社会科学家更准确地认识社会现象。
这种对当时社会需求的回应，也使得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与时代价值马克斯·韦伯是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贡献在学术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社会科学家，而且是一位重要的社会观察家和社会理论家，他的社会科学方法和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学术研究和实践中，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值取向的选择与研究目标的确定；二是研究方法和技术的选择与实施。
他强调需要对社会现象进行客观和价值中立的分析、把握社会现象内在的规律和结构。
同时，他认为人们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可能会影响研究的选择和结果，因此，研究者需要清晰地表达其价值重点，同时也应当避免让这些价值观念干扰对客观情况的判断。
韦伯主张研究者需要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暴露出来，并且通过研究设计和实施过程的透明度来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他同时还强调了研究的制度性，认为研究者需要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进行研究，同时也需要在分析中关注制度因素的影响，并遵循其规律。
这些方法的应用，有助于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可靠性和公正性。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在历史上，他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和贡献，促进了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和进步，深化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
在当代，其对可持续发展、社会公正、社会变革、新形势下社会问题等方面的贡献，对社会科学的应用和实践是有深远意义的。
总之，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今天，社会科学研究仍然需要在韦伯的方法论的基础上进行，结合当代社会的问题和挑战，不断推进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践价值。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与时代价值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对后世的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不仅具有历史的价值，更在当今时代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将从历史与时代价值的角度，对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进行深入探讨。
1. 理性化与现代化的分析
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对理性化和现代化的分析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他提出了“理性化”的概念，并认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理性化的过程。
在工业革命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理性化的重塑，这对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行为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韦伯的理性化理论为后世社会科学研究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启示，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2. 个人信仰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韦伯在其社会科学研究中强调了个人信仰和社会结构的关系。
他认为，个人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对社会的现实结构和制度起着重要的影响。
韦伯通过对宗教对社会影响的研究，揭示了宗教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为后世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他的这一观点对于理解现代社会的宗教问题、价值观问题以及个人信仰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1. 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启示
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对当代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当代社会，理性化的问题、宗教对社会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系统化与理论化等问题依然是重要的议题。
韦伯的研究理论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指导，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学方面的成就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人，社会学大师,是现代一位颇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
科塞曾评价他说:“韦伯以永不停息的斗争为代价获得了清晰透彻的认识,很少有人达到他那样的深度,他带来的是对人和社会的深刻理解。
”他对当代社会科学和社会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而这种贡献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的方法论学说。
《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斯韦伯著、韩水法、莫茜译:《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收录了马克斯韦伯的三篇文章,它们分别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文化科学逻辑领域内的批判性研究》和《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
这三篇文章集中地讨论和阐述了韦伯方法论里一些为世人所重视并且为方法论研究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无法回避的基本思想,是了解韦伯方法论思想的重要线索。
一、“文化科学”的性质及其研究目的通常所说的社会科学的范畴包括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等,而韦伯经常使用的“文化科学”这个概念,其范围兼顾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领域,因此本文尊重原著中的概念用法,亦随韦伯用此词的广义。
韦伯关于文化科学性质的基本观点渊源于狄尔泰和李凯尔特。
狄尔泰认为人类生活的每一刻承负着对于过去的觉醒和对于未来的参与,这种时间结构组成了包括感觉经验、思想、情感、记忆和欲望的人类生活的内在结构,所有这些构成了生活的意义。
人们凭借“神入”他人的内在状态而理解人类生活,把握人类生活的意义便是“精神科学”的内涵和基础。
李凯尔特则认为,为人所承认的价值划分了文化现象和自然现象,因而研究方法的特殊性使得两类经验科学从本质特征方面区别开来,这既需要建立质料分类的原则,也需要建立形式分类的原则。
韦伯基本上接受了李凯尔特的划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界限的原则,同时也吸收了狄尔泰关于意义和理解的学说,把它与李凯尔特的价值学说、特殊性和个别性学说结合起来,形成他自己关于文化和文化现象的观点。
在《社会科学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一文中,韦伯指出:社会科学(文化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括着两种基本的要素,这就是价值和意义。
韦伯强调:“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是指我们是文化的人类,秉具有意识地对世界采取一种态度和赋予它意义的能力和意志。
”他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不应仿效自然科学的方式建立某种可以从数量上来把握的合乎规律性,或者依照规律的设想通过历史归纳法对其他事件加以化简。
文化科学的研究目的在于对人们的理性行动作可能性的因果分析,并认识文化事件或实在的独特性质。
韦伯坚持认为文化科学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并要求维护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反对自然科学的肆意浸染。
这显然是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属性的,但其否认精神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因果联结合乎规律的思想却是黑格尔哲学的“改头换面”,事实上两大科学领域的交融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尤其在参考材料、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及其各方面均已趋向统一。
因此，韦伯方法论的缺憾在于否认“规律对社会文化个体的认识的有效性”,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由行动的理性实现程度,从而将对“文化科学的经验客观性”的理解导入了独立的理性世界。
二、解释社会学在韦伯的时代,社会学还处于形成阶段,他的“解释社会学”是与“功能社会学”和“还原社会学”相提并论的三大社会学理论体系。
社会学研究主要应集中于探讨社会生活的本质上,通过研究社会的精神气质和分析人们社会行为的动机进而把握社会行动的意义。
人们的社会行为既是主观也是客观,但主观理解才是社会学研究的真正意图所在,也是社会的学所独有的特点。
韦伯认为,社会学研究的目的不是要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而是要对社会中人们的个别行为进行理解或作出解释。
三、“理想类型”( idealtype)又译“理想型”“理念型”, 是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重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也是其社会学方法论的精髓所在。
理想类型不是对实际社会存在的概括, 只是理论家为了分析现象、理解现实而构想的理论模式。
它是韦伯试图为社会科学研究奠定坚实的逻辑基础而建立的, 这与康德以来的德国哲学关注概念建构的传统是一致的。
1.“理想类型”方法提出的原因社会学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存在着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由此也产生了两大对立的阵营: 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反实证主义社会学。
这两个学派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促进着社会学的发展。
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英法早期实证主义者, 在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和生物学方面取得巨大成果的背景下, 反对超自然力量和抽象思辨, 把社会现象视为与物理现象相同的自然现象, 期冀用自然科学方法和手段来研究社会和人, 建立一套完整而严密的研究范式。
而深受德国人文熏陶的狄尔泰, 则从本体论出发, 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
在他看来, 无论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 还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 都无法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精神的特殊性, 自然科学所做的工作仅仅是依照自然规律,把一些观察到的事物与另外一些事物联系起来, 并对它们做出解释。
正同他的名言, 我们解释的是自然, 而我们理解的是精神生活。
这样, 他就将各自的方法相对立起来。
新康德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李凯尔特同狄尔泰一样, 反对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到人文科学。
他认为“,自然与文化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自然是任其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 与自然相对, 文化或者是按照预计目的直接产生出来的, 或者是虽然已经现成, 但至少是由于它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特意地保存着的”。
韦伯当然不能对这场旷日持久的人文科学方法论之争无动于衷, 他秉承了李凯尔特的思想, 认为文化科学的任务是获得关于具有完全特殊性质的文化现象的知识, 因此, 任何一般化概念都无法完成这个具体任务。
于是, 韦伯认为要想社会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就必须如自然科学一样, 建构一套精确而谨慎的概念体系作为衡量现实的标准, 审视现实与概念之间的差距, 并对此差距做出因果解释, 韦伯称其为“理想类型”。
而理想类型的构造正是韦伯社会学的魅力, 也是其学说饮誉学界、闻名遐迩的原因之一。
2.“理想类型”的界定与应用理想类型是作为与自然主义相对立的方法提出来的,韦伯以此作为对抗自然主义偏见在文化科学 ( 社会科学)领域内影响的手段。
如前所述,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带有很强的独特性及主观随意性, 换句话说, 是有动机和有意志的主体行为。
这样, 也许会有人问, 那社会学是否还具有客观性?在韦伯看来, 客观事物的性质只有经过概念化才能得以认识。
所以, 韦伯想通过“理想类型”来建构一种抽象理论的概念结构, 来掌握社会领域的复杂性, 以此把握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这种概念结构的基本成分是一般的概念,但它与其它一般的概念又是不同的。
因为这个一般概念是达到个别之物、达到文化现象的特异性的手段, 是文化科学认识实在的特有方法。
韦伯看来, 采用这种概念模式的本质是“把历史生活中某些关系和事情集合为一个复合体, 它被想象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体系。
而实质上, 这一结构本身就像一个通过着重分析现实的某些因素而得出的乌托邦”。
韦伯认为, 参照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类型”就能把社会关系特征变得更实际、更清晰、更便于理解,也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在研究中推断原因的能力。
韦伯对“理想类型”的诠释有如下观点:理想类型的一词适用于指关于行动者与行动要素之间的关系的分类和陈述, 亦即根据或参照行动者心中的思想和行动取向所依据的一个或几个行为准则所作出的分类和陈述。
理想类型是这样形成的: 单方面地强调一个或几个观点, 并将与这些单方面强调的观点相匹配的现象, 亦即许多弥漫的、无联系的、或多或少存在和偶尔又不存在的个别现象, 综合成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思维图像。
这个思维图像由于其概念的纯粹性, 所以在现实中的任何之处都不可能由经验来发现它。
它是一个乌托邦。
理想类型是关于肯定了某些要素组合的存在的一般形式的陈述, 这些要素只是由于属于每一类型所指的一类现象的例证而在经验上是相近的。
理想类型是一个思维图像, 它既不是历史现实 ( 即其内容不是具体现实的完全再生) , 也不是“真正的”现实( 即它不是从绝对意义上表现了现实的“本质”) , 它的目的甚至不是作为现实的一部分可以在其中找到其作为一个例证的位置的图式 (即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一般概念),但是它必须被解释为一个纯限定概念, 亦即为了强调经验现实中的某些有意义的部分而与所研究的现实进行比较所用的概念。
韦伯的上述评论, 可以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 理想类型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分析结构通过这种分析方法, 可以使其与经验实在相比较。
我们可以这样简单地说, 由于经验现实是复杂多样的, 包含无数的关系和事件, 就研究者来说, 他不可能穷尽社会实在的所有特征, 那就可通过理想类型, 借着片面地强调或夸张现实里面的某些成分, 然后把它提升到一种纯粹的概念。
这种纯粹的概念是一种乌托邦, 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 它只是我们建构出来的思维图像, 而借助于这个建构出来的思维图像, 我们可以把它去跟我们研究所寻得的资料, 或是我们在现实里面对经验的整理加以对照, 看看现实与理想类型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并力图说明存在这些差距的原因。
可见, 理想类型仅仅近似于社会现实, 绝不等于社会现实。
正因为有这样的相似性, 才使比较成为可能, 从而能够更好地获得对现实的认识。
譬如，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研究, 就是用此方法的。
什么是“资本主义”? 韦伯按照他本人的价值所涉,特别强调了西方的某些质素, 例如“理性化”这个概念, 这就等于是从西方社会上或历史上种种复杂的情况里面, 特别挑出来一些这种趋势或变化, 再用“理性化”这个概念,把这些特征统统收拢起来, 达到一种内在的统一性, 然后再借用这种“理想类型”的资本主义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比较, 从中说明其“为什么西方是今天西方”的原因。
第二, 理想类型是一种思维逻辑上的完善物, 它对经验现实不是摹写和复制, 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虚构, 而是综合和建构。
“理想类型”是对社会现象中许多各不相同的、离异的、偶然存在的具体个别现象分析综合而成的, 它源于研究者根据经验获的解决相关问题的基本思路, 并在这些相关的经验中获得一种规律性的理解, 最后将其确立为解决相关问题的一种通则性方法。
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帕金所做的比喻分析:“它( 理想类型) 几乎必然是有点歪曲和夸张的描述, 确切地说, 如同英国漫画家的漫画一样是一种仍然认得出来的夸张的描述”。
由此可见, 理想类型只是一种有关社会现实的抽象的概括, 那就必然会出现与这种模式不合的情况, 韦伯称其为“理想类型”的偏离。
但由于每个主体都会凭自己的价值取向去从事活动, 所以“从建构类型的科学角度出发, 研究和描述这些意向关系的最清晰的方法, 是把它们看成从假想的含目的的纯粹理性过程的偏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