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中国经济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
- 格式:doc
- 大小:58.00 KB
- 文档页数:15
《温铁军践闻录》观后感《温铁军践闻录》观后感近期,部门组织观看温铁军教授的《温铁军践闻录》,该视频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是简单地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而是在资源稀缺为零的条件下,用劳动力的成规模投入来替代资本,完成资本积累,进入现代化。
温教授的视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中国农村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初期爆发经济危机的转嫁载体,能确保经济危机“软着陆”;二、面对1957年苏联停止对华投资,中国运用革命意识形态,重新动员老百姓,用劳动力的成规模投入替代资本,完成了现代化建设;三、温教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治学理念,无论是在日常工作,还是在自主学习上,都有着极强的启迪作用。
一、中国农村确保历次经济危机“软着陆”据统计,1950年以来,中国每一次引进外资都会引发两次危机,苏联投入5亿美元引发了1960年和1968年两次危机,1971年引进43亿美元外资带来了1974年、1979年两次危机。
研究发现:能够向三农转嫁的就能实现经济危机“软着陆”,不能向三农转嫁的就砸在城里引发改革。
温教授的这一观点,让我瞬间觉得,作为农民的儿子应有的自豪感。
他让我明白,原来之前在大众眼里瞧不起的农村,居然有这般“神力”——可以使经济危机“软着陆”,让经济危机带来的损失最小!作为农民的儿子,我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很多年,但始终没有能够融入城市。
在最开始进城上大学的时候,还常常引来同班城里同学的嘲笑,我内心的坚韧,也从没有被这些嘲笑所吓倒,但我内心也从来没有因为是农民的儿子而由衷地自豪过。
有时在城里待久了,对农村人甚至有点“麻木不仁”。
记得有一次和同事结伴回XA,高铁票没有买到,我们只能坐绿车皮。
高铁上的乘客,着装不说有多上档次,但至少不差,但坐绿皮火车的乘客就不一样了。
我们刚上车,就看见门口呼啦啦涌进来一群农民工,他们肩上扛着蛇皮袋子,手里拎着大水壶就往前挤,离老远都能闻见阵阵的汗味,我们下意识地赶紧躲开。
回家后,我给我妈说:“现在的城乡差别、社会贫富差距也太大了,一看经常坐绿皮车的人,基本上都属于社会底层。
农村在我国八次经济危机中的作用转变我国从1958年开始到2008年共经历了八次主要的经济危机,温铁军教授的《八次危机》一书以大量的史实资料系统全面地向我们呈现了八次危机的爆发原因、表现特征以及应对措施等内容。
从书中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在危机的解决过程中起着持续不断且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作用的转变也体现了我国农村经济自身的发展壮大。
标签:八次危机;“软着陆”;农村《八次危机》一书是温铁军教授在他“以脚做学问”的精神引领下,深入中国社会实践中搜集整理而成的关于我国自1950年以来经历的主要危机及应对措施问题的系统论述。
在此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系统学习到我国社会发展中发生的八次经济危机,同时通过温铁军教授在书中提供的材料和史实可以让我们真切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到现在所历经的种种尝试与不易。
本文主要以农村在我国八次经济危机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及其作用的转变为视角认识、学习八次危机,以期使农村、农业、农民等问题受到应有的重视。
一、八次危机概述温铁军教授在广泛收集、分析材料和数据基础上把我国所经历的危机分为八次,分别是1958年—1960年的危机、1968年—1970年的危机、1974年—1976年的危机、1979年—1980年的危机、1989年—1990年的危机、1993年—1994年的危机、1997年的危机以及2008年发生的危机。
这八次危机之间既有一定的相似性、关联性,同时每次危机在爆发原因、特征表现以及解决措施等方面具有各自的特殊性。
我国的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58年—1960年期间,此次危机主要是由于我国在启动国内工业化进程中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而遭受到苏联援华投资中断所导致的。
1968年—1970年发生的第二次危机正值我国“三线建设”战略的实行阶段,此次危机不仅表现出“赤字加失业”的危机形态,而且具有“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的特点。
而到1974年至1976年,我国由于引进国外技术设备等引发了财政赤字连续高升的国家工业化的第三次经济危机。
《八次危机》读后感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的经济史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通过农业的“剪刀差”进行原始资本积累,以及利用广大农村和农民来承载经济危机,成为了一种常见的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三农”稳定,条件允许,就可以通过转嫁城市危机来实现“软着陆”。
例如,60 年代、68 年代和 74 年代左右的经济危机,分别通过“上山下乡”运动成功实现了危机的软着陆。
改革开放后,村社制度瓦解,农村无法再容纳失业青年。
因此,第四次经济危机不得不在城市中硬着陆,导致城市失业人口增加。
为了解决债务危机,城市出台了严打政策,稳定社会秩序;同时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借助“三农”的恢复来度过危机。
由于承包制的推动,以及国家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调整和水利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业大幅增产,农民积极性得到释放,农村工业化乡镇经济崛起,共和国因此安然度过第四次危机。
然而,随后出现的第五次危机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危险的时刻。
1988 年,CPI 从年初的 9.5%飙升至年底的 26.7%,随后企业因连锁负债而生产停滞,各地出现抢购风波,社会矛盾加剧,导致次年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并引发了西方的全面封锁,“中国崩溃论”的舆论甚嚣尘上。
此次危机的原因除了乡镇经济带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导致货币发行量增加外,还与价格双轨制和 1988 年的价格闯关密切相关。
政府采取了向农村转移的政策,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让出原材料和市场,乡镇经济因此衰败。
这是令人惋惜的,因为它断送了中国的一个发展思路,基本宣告了乡镇经济在中国的破产,从此乡镇甚至县域经济开始走向衰落,倒逼中国开始走城市化道路。
十四大后,新的领导班子上台,加快了改革的步伐。
1992 年取消了票证制度,标志着中国进入了货币化时代。
但这也带来了中央政府的债务危机,1993 年出现了第六次经济危机。
中央政府通过外汇改革、分税制改革和国企改革等措施来应对危机,缓解了债务危机,并使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
《八次危机》读后感本书以时间为线索,详细阐述了自建国后60年以来的八次经济危机,以及这些危机与国家工业化不同阶段特征的关系。
作者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深入分析,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苏联援华投资中断之后,中国面临了巨大的经济困境。
在这一时期,中国通过“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等运动,试图实现工业化,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这一时期的教训让中国认识到,工业化不能仅仅依靠外部援助,而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和创新。
第二次危机发生在“三线建设”时期,中国为了应对周边地缘战略环境的紧张局势,将大量资源投入到内地的工业建设中。
这一时期的建设虽然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但也带来了财政赤字和城市经济危机的问题。
第三次危机则是“上山下乡”运动,中国将大量城市过剩劳动力转移到农村,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
这一时期的农村改革为中国的农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四次经济危机。
在这些危机中,中国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等措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其中,“三农”问题在每次危机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然而,中国经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1997年和2008年,中国先后遭遇了两次“输入型”危机,这两次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在应对这些危机时,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强金融监管、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等,成功地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
《八次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窗口。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以及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就。
同时,这本书也让我们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阅读过程中,我也对书中的一些观点持有保留态度。
例如,作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内源性”的过程,而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
第一次危机:挑战权威在温铁军的第一次危机系列讲座中,他提到了挑战权威这一主题。
温铁军认为,在面对权威时,我们应该保持怀疑和质疑的态度,而不是盲目地接受。
他强调了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指出只有通过不断地怀疑和审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事物的本质。
这不仅是对权威的挑战,更是对自己思维能力的挑战。
在现实生活中,也许我们需要更多地借鉴温铁军的这种批判性思维,不轻易相信表面的权威,而是要通过思考和探索,找到事物的本质。
第二次危机:伦理道德在第二次危机系列讲座中,温铁军探讨了伦理道德这一主题。
他认为,伦理道德是现代社会和职场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他指出,一个人的伦理道德水平直接反映了其素质和品格。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应该更加关注自己的伦理道德,尊重他人,恪守承诺,做一个有责任感和道德观念的人。
温铁军的这一观点给了我很多启发,也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伦理道德水平,希望能够在这方面有所提升。
第三次危机:日常修养温铁军的第三次危机系列讲座着重强调了日常修养的重要性。
他认为,一个人的修养决定了他的思想境界和人格魅力。
温铁军教导我们要注重日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积极向上的心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等。
这一观点让我深感启发,我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日常修养,希望能够在这方面有所提高。
第四次危机:社会责任在温铁军的第四次危机系列讲座中,他着重谈到了社会责任这一主题。
他认为,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们应该肩负起社会责任,关心社会、关心他人,为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
这一观点深深地触动了我,让我开始思考自己在社会责任方面是否做得足够。
我相信,只有每个人都能够担当起自己的社会责任,社会才能更加和谐、美好。
第五次危机:变革思维温铁军在第五次危机系列讲座中提到了变革思维这一主题。
他认为,人们应该拥有变革思维,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认知,勇于接受新事物,不断地变革自己,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这一观点让我深感启发,我也开始反思自己的变革思维,希望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的变化。
先富带不动后富辩论素材
一直以来我们认为应该是“先富带动后富”,三农学者温铁军教授却说:“实际上,先富是不太可能带动后富的。
”
因为按照市场规律,先富群体将会不断追加他的收益,而弱势群体将会不断地承担成本,越是市场经济,越是贫富有差距。
说实话,温铁军教授这段话真值得大家认真思考下,作为国内有名的经济学家、三农问题专家,他一针见血直指问题的核心要害。
中国的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毕竟只有国家强大了才能保持独立自主,所以我们才有了先富带动后富,集中精力搞工业化,而现在也已经初具规模,已经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了,那也应该带动下后富了。
温铁军教授曾写过一本《八次危机》,这是他30多年的思考,这本书把新中国如何基本实现工业化讲的清清楚楚,而核心的观点就是:成本转嫁,将城市工业化的危机代价向乡村转移,从而让城市发展实现软着陆。
危机代价可以转移,但是不会消失,本应该先富带动后富,结果先富的不想管后富的了。
如果需要牺牲城市的一部分利益反补农村的时候,却没人愿意了。
社会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它就像一块大蛋糕,先富的群体成为了最先分享这块蛋糕的群体。
近四十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都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
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就是使生产资料集中,人力资源集中,导致各种生产的集中化,垄断化。
而市场只能解决效率问题,解决不了公平问题。
最后得出结论,先富带不动后富。
《八次危机》读书笔记《八次危机》读书笔记1.写在前面的话关于作者温铁军,1951年5月生于北京。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反正抬头很多,看的眼花缭乱。
为什么要这本书?读书会王琦主席推荐,并且带着一起读。
读书也是项技术活,想要提高读书的效率,读什么书?怎么读?很重要。
其实看到书名,就很有阅读的欲望。
生在这个国度,不了解这个国家,不能说活的有多明白。
关于版本出版社:东方出版社版次:202X年1月第1版2.原书节选“中国在1949年提出的是新民主主义战略,试图建立多元经济体制和人民民主的上层建筑,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的规律不可逆。
在城市经济领域中,1949—1953年这前4年主要的是民族资本主义;在1953—1959年这后6年主要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
”——P004页,对三大问题领域的初步清理之意识形态问题。
“无论意识形态对本源客观经验之异化是多么地有利于那个特定时空下局部的政治需求,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性‘搭便车’——借助已经异化的意识形态,对人们身处其中的当代社会发展困局作符合本集团利益的可以扭曲——既不受惩罚也不顾后果”——P007页,对三大问题领域的初步清理之意识形态问题。
“中国并没有构建西方人所说的‘中央化’集权体制的经济条件,长期以来其实是以‘地方化’为主的资源资本化发展过程.......中国自1957年苏联中辍对‘二五’计划整体投资以来中央财税占比就长期在30%以下,根本不可能形成对地方政府利益的有效约束!”“‘条块分割尾大不掉’是自1958年放权以来,中国这种‘政府公司化’政治体制中延续至今的最大难题!”——P007页,对三大问题领域的初步清理之政治体制问题。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和人‘土地均分制’的财产关系制约下,乡村中内在形成的‘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得以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使数以亿计的农民打工者以聚落于村社的家庭为单位,既以非市场化平均分配得到的无风险资产土地来承担‘非农就业’风险,又无形之中拱手把风险收益让渡给了企业家和发达地区的政府”——P008页,对三大问题领域的初步清理之城乡二元问题3.心得体会初读本书,是稍微有点晦涩的,需要有一点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基础。
原典读书笔记王寅晓2011200052书名:《八次危机》副标题:中国的真实经验作者: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等简介: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
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
而且中国自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八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资本原始积累和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
核心概念1.制度路径依赖:一切的制度一经形成就会自然而然地不断照着其模子因袭下去。
因为改变或改革都会造成成本或一个受损的群体。
2.经济软着陆,是指国民经济的运行经过一段过度扩张之后,平稳地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
基本指标是:经济增长率>7%,失业率:4.5—6%,通胀率:≤4.5。
3.经济硬着陆:经济增长不仅是短期向下波浪式的运动,而且在2-3年内,无法回到原来的高点。
同时,向下调整往往是不能够计划的,是没有办法人为控制的。
因此,向下调整的幅度比较大,不是随机的简单波动,而是激烈的向下调整。
用计量经济学的概念,硬着陆是经济增长长期向下移动的开始,因而出现明显的结构性断层。
4.成本转嫁论与发展陷阱:西方特色的资本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造成的危机代价,主要是向殖民地与发展中国家转嫁。
这个是西方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矛盾。
而“解殖”成功的国家,因其普遍参照西方特色资本主义模式发展,却又不可能向外转嫁制度成本而大多数堕入“发展陷阱”。
能够跳出“发展陷阱”的国家,大多都归因于有条件向内转嫁成本。
譬如中国,在改革以前的城市危机主要靠向集体化的农村转嫁从而实现在城市的软着陆。
之后的危机不得不在城市“硬着陆”,进而才引发了“改革”。
《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温铁军目录:1我对金融的理解2 本书简介3 我为什么要读这本书4 这本书中的精彩内容5我从中了解到了什么正文1 什么是金融?我们的老师说过,简言之,金融就是资金的融通。
我不是金融学专业的学生,不关心艰难晦涩的理论,也不注重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产品,这些是数学方面的问题。
我最关心的是把金融作为工具解释现实问题,为实践服务。
我这样理解:如果把经济比作皮,那么金融就是依附于皮上的毛。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毛,皮也不能保暖。
它们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关系。
如果把资金比作肥肉,金融从业者无疑就是肉贩,在不断的倒手之时,参与者的双手沾满了油。
利率就是反应油水多少的指标。
我这个比喻的意思是,食利阶层从不关心生产,依靠吹起金融的泡沫从中揩油。
比天还长的杠杆吹起的泡沫一触就破。
泡沫一破就是金融危机,更加恶化就是经济危机。
康熙王朝中有句台词“君子如水,小人如油,油滑油滑的”“可是你做饭能不放油吗?用的好做饭才香”因而,虽然金融的投机性很强像小人,但是却必不可少。
全面客观的看待更有利于解决问题。
常言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没钱就要挨饿,借钱就有金融!2 本书简介。
《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作者温铁军,著名“三农”问题专家,管理学博士。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建学院执行院长。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
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
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通识教育大讲堂----中国发展经验解析之第一讲录音整理讲座名称:危机与趋势讲座时间:2010年2月24日18:00-19:30讲座地点:明法201主讲人:温铁军整理人:刘亚洲刘尧环整理日期:2010年2月25日音频名称:0224第一讲录音内容简介:本讲由两幅漫画作为引子,引出中西方话语表达的差异,殖民文化与殖民文化,由此提醒学生注意在大学阶段要学会思考,学会判断。
接着给出了两个对科学的判断标准:1、看其是否可重复;2、看其逻辑解释能否与其背后的历史经验过程相结合。
本讲的主体内容为分析全球经济危机与发展趋势的讨论。
主要讲了四点:1、什么叫危机规律?;2、危机发生,成本怎么转嫁? 3、怎么进行战略调整?4、调整过程中间,什么样的路径依赖在发生作用。
最后是对下一讲内容简单概述。
结合历史经验过程分析新民民主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造,三次大规模引进及与由此带来的两次经济危机。
录音原文:[00:00]大家请先看一下这两幅漫画,一个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这时的中国处于半殖地半封建社会列强瓜分中国的态势之下;一个是现在,所谓中国龙脖子上挂的,一个是美元符号,一个是银钻,还有一个挂的什么?(。
)什么意思呢?说你是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
你们各位大伙是90年以后出生的,你们知道90年的时候是什么论?(答:中国威胁论。
)错!那时是中国崩溃论,到90年代后期才是中国威胁论,现在说因为你是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所以跟我们一样,是中国责任论。
从崩溃论,到威胁论,再到责任论,背后是什么呢?是典型的殖民主义文化。
到目前为止,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以意识形态(Based on ideology)来看,无外乎是Colonial Culture殖民文化和De-colonial Culture 反殖民文化。
人文社会科学中有无数复杂的问题,但如果你是去分析他的背景,都有colonial,de-colonial殖民化和非殖民化,这种文化是具有对比意义的殖民化的典型。
《八次危机》读后感《八次危机》读后感(一)嘿,朋友们!最近我读了温铁军老师的《八次危机》,真的是感触颇深啊!这本书就像是一部中国经济发展的纪录片,把咱们国家从建国以来经历的八次危机,清晰又生动地展现在我眼前。
我以前吧,对经济危机的理解特别简单,觉得就是市场出了问题,钱不好赚了。
但读了这本书我才发现,原来每一次危机背后都有着那么复杂的原因和影响。
比如说,那些年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咱们国家付出了很多代价。
农民们默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他们的付出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和回报。
这让我心里有点酸酸的,也更加明白如今农村发展的重要性。
还有啊,书中提到的那些应对危机的策略,真的是让人佩服咱们国家领导人的智慧和勇气。
每一次危机都像是一场大考,而我们总能在困难中找到出路,化险为夷。
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对国家的发展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
它让我明白,我们国家能有今天的成就,那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挑战和努力才换来的。
我强烈推荐大家都来读一读这本书,保证会让你对咱们国家的过去和未来有全新的思考!《八次危机》读后感(二)亲人们,我刚读完《八次危机》,忍不住要来跟你们唠唠!这书可太有意思啦!一开始我还担心会很枯燥,结果一读就停不下来。
它把咱们国家经历的那些危机讲得明明白白的。
我发现每一次危机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国内外的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
就像一个复杂的大网,让人越看越觉得神奇。
而且哦,书里还提到了好多我们平时不太注意的细节。
比如说,城市和农村在危机中的不同角色,以前我可从来没想过这方面的事儿。
通过这本书,我才真正理解了国家政策的制定有多么不容易。
每一个决策都是在权衡各种利弊之后做出的,为的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我还特别感慨那些在危机中默默奉献的人们。
他们可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也可能是决策者,但都在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努力着。
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好像穿越了时空,亲眼见证了国家一路走来的艰辛与辉煌。
《八次危机》阅读感想如果未来中国能够产生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式经济学时,温铁军也许会是其中的奠基人之一。
作者对东西文明差异的历史高度上的理解,对三农问题基于实践基础上的深度探索,以及对未来发展道路的思考,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按照书中所讲,核心观点如下:第一,以债务危机和次贷危机为例,欧美文明下的政治治理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非常大的缺陷,我们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对此要有足够的重视。
第二,要高度重视农民以及小有产者阶层的存在对于社会进入稳态结构的意义,对于缓解工业经济和金融经济危机冲击的缓释平台的作用。
第三,未来二十年内存在一定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对此一定要未雨绸缪。
产业的结构设计上要考虑到国家安全的因素,要海陆两条腿走路,要发展自己的地缘战略等等。
以下是对上述核心观点的详细阐述:一、欧美文明下的政治治理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非常大的缺陷以伦敦-纽约为轴心的盎格鲁-美利坚金融帝国,成功地将苏联、东欧和中国纳入西方货币体系,为其注入新鲜血液。
在全世界政治家都以经济增长来表现权力合法性的压力下,中国也不得不选择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道路。
然而,这种发展模式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
同时,经济危机发生时,中国可以依托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来分散转移各种经济和社会成本,维持工业化进程的不中断。
但这种方式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农村社会冲突的加剧等。
二、农民以及小有产者阶层的意义农民以及小有产者阶层对于社会进入稳态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他们是缓解工业经济和金融经济危机冲击的缓释平台。
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按家庭人口数量为基数承包到户的特殊体制,为农民提供了“无风险”财产基础,使他们能够在城市中维持低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然而,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征地、环境污染等问题引发了农村社会冲突的加剧。
因此,我们需要重视农民的权益,加强对农村的支持和保护。
三、未来二十年内存在一定大规模战争的风险未来二十年内存在一定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对此我们一定要未雨绸缪。
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读书笔记《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是一本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遭遇的八次危机的书籍。
通过对这些危机进行深入剖析,书中提供了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宝贵经验。
下面是我的读书笔记:首先,本书回顾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八次危机。
这些危机分别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1994年、1997年、2003年、2008年、2011年、2015年和2020年。
每一次危机都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阻力和挑战,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通过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来应对,并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其次,本书提到了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
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放缓、财政压力加大、金融系统风险、产能过剩、高房价、失业率上升、环境问题和贫富分化等。
这些问题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需要相关部门采取果断的政策来解决。
再次,本书提出了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主要策略。
其中一项重要策略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通过增加投资和消费,政府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并提高就业率。
同时,政府也应加强对金融系统的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此外,政府还应加大对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的关注,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贫富均衡。
最后,本书总结了中国在应对危机方面的一些经验。
首先,政府的领导和决策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政府通过制定科学的政策和措施,使得中国可以在危机中保持相对的稳定。
其次,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
再次,加强对金融系统的监管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
最后,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应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
总之,本书通过对八次危机的深入剖析,提供了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宝贵经验。
在面对危机时,中国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等措施成功地应对了挑战,并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果。
同时,本书也提出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例如加强对金融系统的监管和推动环境保护等。
这些经验对于中国及其他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居危思危温铁军读后感
一是“新左派”立场。
这在他的政策研究观点中尤其明显,例如,他在著名的《八次危机》一书中,与众不同的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危机,而这些危机均有共同点,那就是中国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从工业领域向外部输出“问题”,譬如原材料问题、工业发展时的人力资源来源问题、工业受挫后的失业问题、土地问题等等。
而这些问题,尽管付出了代价,但最终都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农村领域,农业基础和农村人口而得以顺利解决。
二是国际化视角。
与一些只从国内视角出发,温铁军具有较为主动的宏观国际视野,在他最近的《居危思危》一书中,他通过地缘政治的角度,判定俄罗斯不可能与中国走到一起,只有眼前利益的交换,这几年的国际形势证明了这一点。
更让我觉得佩服的,是他早在2010年左右,也就是08金融危机之后,他就预言了美国会进行工业化制造业的调整,而这种调整最后将会影响到中美贸易。
2018年上半年的中美贸易大战也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八次危机》读后感在阅读《八次危机》的过程中,我起初怀揣着相当高的期望,期待能从中获得一本类似于《大国大城》或《小镇喧嚣》那样基于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入分析之作。
然而,实际的阅读体验却令我深感失望。
在我看来,作为一名三农问题学者,温教授在本书中展现出的格局显然不足以描绘新中国历史上的这八次危机,确切地说,这更像是八次经济危机。
当一个人缺乏扎实的经济学学术功底时,从农业视角切入这些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复杂问题,就如同用一个维度绘制出一张平面图,试图以此来完整呈现整个问题,这无疑是失真的。
关于这八次危机,我诚然无法说已完全理解,但对于其中的两次半,即 08 年次贷危机、94 年的通胀转通缩,以及半次 60 年的“自然灾害”,我所掌握的材料相对较多。
书中涉及的部分,在我看来只是截取了片面,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
此外,他试图用城乡二元结构和外资输入来构建一个危机的“统一场论”,在我看来是无法完成且不必要的。
横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时期,用一种范式去看待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这也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本书开篇就明确指出“第一是意识形态问题……研读本书,不仅能还公平于社会主义,还正义于自由主义,同时还能把罪恶还给资本主义”,但这也未免有些过于直白。
在我看来,本书在观察问题时显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其中的一些内容也就不足为奇了。
更进一步地说,对于陈平、温铁军这类学者的出现,我最初是持积极接纳的态度的。
我确实认为,随着大批有留学背景的经济学家回国,一些经济问题容易出现西方经济学的教条化倾向,且忽视了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土壤。
在这种情况下,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现在我觉得,对于这类非主流的经济学体系,甚至可以说还未形成体系的观点,即使在不那么“科学”的经济学领域中,也很难经得起推敲,至少在学术层面上难以验证和自圆其说。
不客气地讲,读过这本书后,温教授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恐怕与胡鞍钢类似了。
温铁军:从三农研究到中国经验2019-09-25退休后的温铁军似乎⽐退休前还要忙碌。
中国⼈民⼤学明德楼9楼,温铁军的办公室是在⼀个普通⼤⼩的办公室⾥⽤玻璃隔出的1/3空间。
5⽉13⽇,62岁的温铁军正式辞去中国⼈民⼤学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第⼀任院长的职务。
这⼀天上午,他在接受学校组织部门的例⾏谈话时,有两拨媒体记者在他的办公室⾥等候采访。
在此之前的周六,温铁军作为演讲嘉宾参加了两个级别很⾼的论坛。
作为国内三农领域和乡⼟中国治理领域⾥明星级别的专家,他的观点深刻独到。
和退休前不同的是,没有学术“官位”的羁绊,他的观点更加尖锐且⽆所顾忌。
温铁军被媒体所关注更多是因为他是⼀个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者。
从2003年开始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和晏阳初⼀脉相承的是,温铁军要通过这种建设⽅式,⼒求从制度上和改变农民⾃⾝上探索解决三农问题之道,达到重建乡村、改良社会的⽬的。
⽽引起业界和媒体⼜⼀波热切关注的,不是他在三农领域⾥的研究新成果,⽽是他的⼀本新书——《⼋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
在书中,他对新中国60年的发展经验作出独出机杼的梳理和总结,给⼈以颠覆性的震撼感。
“我要把时间多留给⾃⼰⼀些,有五本书计划要出版。
”温铁军说。
⽽他的博⼠⽣董筱丹告诉记者,其实⾄少有8本书已经摆上了他的⽇程。
与三农结缘爷爷是商⼈,“旧社会的剥削阶级”,⽗亲是⼈民⼤学的⽼教授,温铁军出⾝于典型的知识分⼦家庭,⽽他的命运却在国内政治运动的⼤势与个⼈选择的偶然结合中与三农结下了⼀⽣之缘。
17岁,初中尚未毕业,温铁军就随着上⼭上乡的⼤潮到⼭西汾阳插队,⼀去就是⼗多年。
“我就这样在社会的底层滚爬,滚出了⼀⾝泥巴——我不再是⼀个传统的读书⼈出⾝的⼩知识分⼦,⾄少,我懂得了农民,懂得了⼠兵、⼯⼈。
”从⼈民⼤学毕业后,⼤概是1985年到1995年间,温铁军⼜从事了11年的基层调研⼯作。
这期间,他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作经历对其影响深远。
中国经济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教授课程前言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经济始终保持着高速的增长,据统计在1978年至2010年的32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9%,因此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经济奇迹”,2010年据日本内阁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也曾经说过,世界上还从未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但是在对中国经济的一片赞扬声中却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教授就指出,中国自建国以来的60年间,其实已经发生了八次经济危机,新中国到底经历了哪八次经济危机?这八次危机又是如何化解的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温铁军教授做客《世纪大讲堂》,来为我们拨开迷雾揭示中国的真实经验,让我们欢迎温教授。
解说: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中国农村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温铁军教授是我国农村经济基础方面的三农问题和乡土中国治理结构的三治问题等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试验研究专家。
温铁军教授主张深入实地调查,形成问题意识,坚持从历史视角考察事务发展的脉络,倡导理论逻辑的起点,必须与经验过程的起点一致,才能真正做到联系实际,由此才能对制度变迁的国别比较研究超越一般意识形态化研究的羁绊,实事求是地探寻复杂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
王鲁湘:温教授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世纪大讲堂》,我记得是上一次我邀请您,就您的最近的这一本将要出版的新书来专门给我们观众做一个演讲,这本书现在我已经拿到手了,出版了,《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标题非常耸人,标题非常耸人。
温铁军:对不起。
王鲁湘:那么您这八次危机是指1949年,就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到今天的这60年间的八次危机,是这个时间段来的。
温铁军:稍微纠正一下,我原来想把1949年到1950年那次危机放进来,那次放进来的话就是九次,因为1949年到1950年那次危机是民国以来高通胀危机延续了13年的一个尾声。
王鲁湘:一个尾声。
温铁军:所以就没把它放进来。
王鲁湘:对。
温铁军:如果要把那次放进来的话,那次危机的特征也很明显,1949年到1950年按月的通货膨胀率高达百分之三十几,没算那次,所以我们现在是八次,所以这个算账是从50年代中国进入工业化开始算起的。
王鲁湘:那么我们过去就是上大学的时候,上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这个词是一个核心词,但是这个危机似乎只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中间,社会主义是没有经济危机的,所以我们从来也没有讲中国曾经历史上,就在社会主义的阶段里头有过经济危机。
温铁军:你说得有道理,就是我第一次提出危机论的时候是1988年,当年批判我的人就是你的这个说法。
王鲁湘:用的这个观点。
温铁军:说你怎么敢把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危机周期这样的规律拿来描述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那个时候这个批判是我无法应对的。
王鲁湘: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
温铁军: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意识形态化的批判,所以我才特别强调希望这次我们的讨论,包括在座的各位年轻的听众、学生们,希望你们千万。
王鲁湘:去意识形态。
温铁军:去意识形态,否则我无法回答你们的问题。
王鲁湘:按照你的这种对60年的我们中国的经济实践的这一种观察和大量的数据的统计,您是确确实实的总结出了有八次危机。
温铁军:是的。
王鲁湘:那么这八次危机就是,当然这里头有一个还是回到一个这个理论原点的问题,就是你怎么给危机下定义?温铁军:还是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我没有新的定义,只要你去意识形态,你就能够把经验归纳出一个规律性的现象。
王鲁湘:您这本书其实这个一笔红颜色底下还有几个白色的字,中国的真实经验,这几个字其实非常的重要,就说这是来自中国的您总结出来的真实经验,但是我大概的了解了一下,您这本书的这个内容以后我说句老实话,我有一点倒吸一口凉气,为什么呢?就是根据您的这个描述和总结,百年以来甚至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精英人物选择的这条道路在您看来实际上是错了。
温铁军:不是,没有对错,去价值化,去意识形态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去价值判断,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对错好坏来评价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只是说这过程已经发生了,那对于学者来说他的责任是去梳理、归纳、分析、总结,如果说我这里边有点儿什么价值导向,我是觉得大国,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人口膨胀、资金短缺的国家激进不得,中国人激进了一百年,现在再不改,我们不是一般的去受这种所谓资源和人口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的约束,而是受到了环境、气候,包括进出口,包括所有的一切,就是今天的约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制度约束或者理念的约束,而是实实在在的有着这样一个全球气候变化、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这样的一个这个约束是不可解的。
王鲁湘:好,下面我们欢迎温教授为我们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大家欢迎。
解说:1949年到2009年,回顾建国60年的历史,中国已经发生过八次经济危机,中国到底发生过哪八次经济危机?这八次危机与引进外资有何关系?中国经济危机化解的真实经验是什么?《世纪大讲堂》《中国经济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正在播出。
一、中国经济危机的规律性梳理温铁军:为了表明我们做研究的一个目的,我先出一张片子是想告诉大家,如果我们到处去讲中国特殊论,那其实是不可能做国际话语的建构的,上边这张图是美国的周期,经济危机周期的规律,它的经济波动最大的波幅发生在一战和二战这种热战期间,中国也同样存在经济周期波动,这个是统计数据,中国的波动更多的发生在冷战时期,现在我们烫平波动的能力要强得多,这个片子就不多讲了。
接下来第二张片子,就是完全把中国的经济波动过程做了一个规律性的归纳。
我们指出中国有四次先后有四次引进外资,大家都以为中国是1978年以后才改革开放的,其实1950年朝鲜战争中国就已经对苏东开放了,朝鲜战争联合国制裁中国不可能对西方开放,当时只有苏东国家可以向中国投资,所以那次外资主要是苏联、东欧的外资,而且以苏联外资为主,所以50年代就是所谓对外资开放,而且是当时也是无条件开放,因为在战争这种压力之下。
那60年代是中苏交恶,所以不光西方封锁,苏联、东欧也封锁,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只好自力更生,所以整个60年代中国是没有外资的,但是中国在60年代必须还当年外资进入所形成的外债,所以整个60年代是艰苦奋斗的,确实是大家生活非常差,是穷困的,到70年代中国已经开始从1972年引进西方资本,那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外资,这就和1950年代,那个十年引进苏联资本的差不多,1950年代的苏联资本进入中国是54亿美元,1970年代的第一批进入中国的西方资本是43亿美元,差一点儿,但接着毛泽东去世之后,当时的陈云、邓小平、华国锋等等这一批,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代领导这些人,在70年代延续着毛泽东、周恩来的引进外资,只不过提出的数量更大叫82亿,叫“八二方案”。
周恩来、毛泽东的“四三方案”和邓小平、华国锋的“八二方案”在整个70年代构成了一个120多亿美元的外资进入,那就比50年代多了,就是50年代的两倍半了,那任何外资进入都会转换成外债。
外债都会表现为财政赤字,财政赤字都会导致投资不足,投资不足就导致就业下降,我们过去不说失业,我们过去苏联停止外资的时候,停止资本投入的时候,我们遭遇的1960年那次危机,那次危机有多大失业规模呢?如果你们好好的查查数据,你会发现最高的,就是在1959、1960年这个阶段,最高的就业一亿三四千万,然后一两年危机打击之下,下降了多少呢?下降到大概只有不到四千万,也就是说你其实排斥掉的就业排了多少呢?两倍于你后来留下的就业人口,减掉了大约八千万左右的就业,这个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如果说你只有一亿四千万的就业,突然减掉了八千万就业,失业率多少?我们没算过,而且也不承认这叫做失业,为什么?因为你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呢?就哪儿来哪儿去,50年代我们动员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力进城,就像要搞“三通一平”,你总得是挖土方修马路,这些人哪儿来哪儿去,你回去了,不算账,这一下就接近两千多万,因为你当年动员了两千多万青壮年农民进城,支援国家工业建设,一遭遇危机你让他们先回去了,接着城里人下乡又是一千多万,这就得三千多万,算大账我们光用这种行政手段就直接减少了三千多万的就业。
你们如果有机会在国际上做交流你会发现,你们跟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你说,我在某个年代出现了几千万的失业,他都会吓一跳,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当他听到几千万失业的时候,只要他是一个做政策研究或者做经济研究的人,他都会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你们去看看今天欧洲,你把整个欧盟国家的失业加总,多少?要能达到一千万它就已经是很大的数了,但总之我们说一次大规模失业,就每次大规模失业的前提都是财政的严重赤字。
我们这么看,看下来它是一个每一次大规模进入外资,转化成严重的外债,外债转化成赤字,赤字转化成失业,那每一次外资进入,在一个十年的期间内,它会导致差不多两次的危机,这个就是一个规律性的梳理,对不对反正我尝试着做一做,大家可以看,这个是专门解释改革开放之前,它的截止的这个点大家注意看是在1980年,是因为1980年可以作为一个起止点。
我们把1980年之前叫做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1980年以后叫做中国工业化形成了产业资本之后的结构调整和产业扩张阶段,那从2000年开始,中国进入叫做产业资本过剩阶段,如果这么看这个阶段是清楚的,我们一定要把你构建理论解释那个逻辑的起点放在经验过程起点之上。
二、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的经济危机所以我倒是觉得把这个经验这样去做归纳,相对来讲大家都能心平气和,你想进入工业化吗?那你就得原始积累,而任何资本当它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积聚的时候,都会同步带来风险,而这个风险同时积聚随资本积聚风险集中,它就一定会表现为危机爆发,所以我说如果我们看50年代,我们这几个数值大家可以看,你就看凡属于财政出现赤字的时候,一定是投入下降,投入下降的这个年份一定危机爆发的,所以我们说开始50年代因朝鲜战争打来了一个重工业,要不是朝鲜战争,谁会给你上重装备工业呢?1950年朝鲜战争,苏联紧急向中国境内大规模转移重工业设备,这时候突然谁接了重工业设备呢?当然不是私营个体经济,更不是中农富农,国家接了,因为是战争状态,国家接了就变成国家资本主义,而在那个年代,党内外都没有讳言过我们是在搞国家资本主义,所以到国家资本主义初步形成结构的时候,就开始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这个阶段在毛泽东那儿说得很清楚,我们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