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藩的学术思想及汉学与宋学之争_王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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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第22卷第2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 na l o f Hebei No rma l U niv er sity(Social Science)Apr.1999V ol.22N o.2江藩的学术思想及汉学与宋学之争王树民摘 要 江藩是纯正的汉学家,在经学上依经立说,有理有据。
在史学上叙事简明,实事求是,不为个人恩怨所转移。
所撰《汉学师承记》,阐述清代汉学家的学术思想、著述及师承关系,条理分明。
但为其汉学家法所限,收采过于狭隘,导致汉宋之学门户之争的表面化。
关键词 江藩 汉学 宋学 《汉学师承记》 《汉学商兑》 汉宋之争分类号 K09249江藩字子屏,号郑堂,又号节甫,江苏甘泉(今江苏扬州市)人。
生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卒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
以考据为主的乾嘉学风,当时已经成为学术主流,而子屏从余萧客、江声等游,余氏等皆出于苏州学派汉学家主将惠栋之门,汉学家最重家法,苏州学派尤为严守师训,因此江藩修养成纯正的汉学家。
扬州地区多从事于汉学者,如江都焦循、江中,高邮李忄享,宝应刘端临等,江藩都有深交,而仪征阮元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学者多受其提携。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阮元任两广总督,江藩在其署中,参与修撰《广东通志》,乘便刊行所撰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是为江氏的一部主要著作,也是当时在学术上引起波澜之书。
在刊行之前,龚自珍已对其书用“汉学”之名提出“十不安”的意见。
刊行之后,同在阮元府中的方东树,著《汉学商兑》,取为宋学鸣不平的态度与之对立,所谓汉宋之争,由此正式公开表面化。
宋学即理学,或称道学,以程颐、朱熹等之学说为主,发展到明末,其空疏之弊已无可掩饰,清初颜元曾讥之云:“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
”然清初统治者颇有意提倡理学,以便控制学术思想,而长于独立思考的学者如顾亭林等,别开生面以经世致用相号召,认真研究经书,采用考据的方法,以便寻求圣人之真义。
由于政治力量的约束,经世致用的主旨得不到发展,而考据的方法大为盛行,时人称为汉学,与宋学各行其是,实际上暗中已互相排斥。
而清统治者见汉学势盛,亦渐转而支持汉学,因而两派之间,矛盾加剧,势成水火,至此方公开表面化。
江氏的主要著作,除《汉学师承记》外,有关于宋学的《宋学渊源记》三卷,以考订经义为主的《隶经文》四卷,《续隶经文》一卷,又著《周易述补》四卷,《乐悬考》二卷,《尔雅小笺》三卷,《王氏经说》六卷,《经解入门》八卷,《半毛斋题跋》二卷,《乙丙集》(诗集)二卷等。
其一般性文字,则编为《炳烛室杂文》一卷。
而以《隶经文》及《汉学师承记》与《宋学渊源记》三书为最重要,今就此略论其学术成就与影响。
《隶经文》四卷,皆释经之作,其文体有议(卷一),有辩,有论,有解(卷二),有说(卷三),有释,有原,有考(卷四)。
其特点为依经立说,有理有据,究其实际,则正如方东树所说,“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
如关于车的制造,依据《考工记》作了极详细的说明,而按其法⒇收稿日期:1998-05-20DOI:10.13763/ k i.jhebn u.p sse.1999.02.024120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制造,只能恢复一种古文物,无益于现实人生。
其可取者,在说明古代某些久已湮晦或混乱的事迹制度等。
如《昭穆议》,指出昭穆之制有五:“庙制之昭穆,一也。
公墓之昭穆,二也。
合祭之昭穆,三也。
赐爵之昭穆,四也。
世系之昭穆,五也。
”后人比而同之,乃“自紊乱丝”。
又如《私谥非礼辨》,引经据典,论证张王番、荀爽以私谥为非古之误。
《雨员,引申为鼓员石解》,指出齐人谓雷为雨声,于是说到“古人制鼓取法于雷”。
《释言解》,指出雅言与方言之异。
总之,《隶经文》虽篇幅不多,而立论都比较坚强,是其过人之处。
其弱点则为脱离现实人生,成为似实而虚的学术。
由于信古太过,有时更陷于明显的错误。
如《尔雅》第一篇《释诂》,旧有为周公所作之说,邵晋涵辨明其误,乃出于陆德明误读张楫《进广雅表》之文而起。
江氏不从邵氏之说,在所作之《尔雅小笺》与《经师经义目录》中,认为《孔子三朝记》中已言及“尔雅”,旧说自必不误。
按《三朝记》之文见于《大戴礼·小辨》,其文云:“夫小辨破言,小言破义,小义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简。
是故循弦以观于乐,足以辨风矣。
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
”北周卢辩注,“尔”作“迩”,云:“迩,近也,谓依于雅颂。
”从语法上看,“尔雅”之词正与“循弦”相同,实与《尔雅》之书名无关。
江氏强以为证,是由于其泥古思想使然,这也是汉学家常犯的一种错误。
江氏的著作招致反对最强烈的是《汉学师承记》一书,尤其是书后所附的《经师经义目录》。
这部书初编成时,对他称为晚辈的龚自珍就写了一封信,指出其名目不妥当,应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其主要理由即谓“汉学”二字不能概括清朝开国以来的学术,而汉人之学也多有“与经学无与而附于经”者,尤其是书的写法有明显的门户之见,不容易为世人所接受。
不过这只是建议,而不是公开反对,所以龚氏为之作序,特别指出:“既老,勒成是书,窥气运之大原,孤神明之突往。
义显,故可以径求指繇,故可以纵横而侧求。
词高,故可以无文字而求。
”对其书作了适当的评价。
同时又指出:“有后哲大人起,建万石之钟,击之以大椎,必两进之,两退之,南面而扌为之,衤虎之,予之,不以文家废质家,不用质家废文家,长第其序,胪以听命,谓之存三统之律令。
江先生布衣,非其任矣。
”表明其成就自有一定的限度,不足以当转移风气的大手笔。
《汉学师承记》原编七卷,收录自清初至嘉庆年间从事于经学考证者数十人,以阎若璩、胡渭为首,而终于扬州地区之学者陈厚耀、汪中等,每传之后,附叙与之有关的学者,或为同族,或为同郡,或为同调,或为师弟,皆条理分明。
但其收录标准,以依据汉人之说研治名物制度,小学训诂者为主,而以开清代学术风气之先的黄宗羲、顾炎武,认为“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
”故屏之不录。
后以二人之学术地位非可轻予否定,始编为第八卷,附于全书之后,使全书编制显为失调。
其后又编成《国朝经师经义目录》,附于第八卷之后,其子江钧在跋文中记其著录之意,大凡有四,第一条即“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固不著录已”,可见其所取范围之狭隘。
如黄宗炎之《周易象辞图书辨惑》,“力辟宋人图书之说,可谓已不遗余力矣。
然不宗汉学,皆非笃信之士也。
”又如:“国朝为《左氏》之学者,吴江朱氏,无锡顾氏。
而鹤龄杂取邵宝、王樵之说,而不采贾、服。
震沧之《大事表》虽精,然实以宛斯之书为蓝本,且不知著书之体,有不必表者亦表之,甚至如江湖术士之书,以七言为歌括,不值一噱矣。
兹不著录。
”黄氏之书被排斥的理由是“不宗汉学”,朱氏之书被排斥的理由是“不采贾、服”,顾氏之书被排斥的理由是“不知著书之体”。
虽然承认其书很有价值,而不肯承认其应有的学术地位,这是极狭隘的看法,实际上是自我孤立起来,同时反映着清代的汉学已经走入绝境。
江藩编成《汉学师承记》与《经学经义目录》后,又续编《国朝宋学渊源记》三卷。
特举其祖师红豆先生(惠栋)的联语:“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
”因而称“藩为是记,实本师说”,以示调停之意。
自《汉学师承记》行世后,受到宋学家的强烈反对,故不得不略示退让。
其书以孙奇逢、李二曲等为北学,刘氵勺、张履祥等为南学,又以兼言儒佛者沈国模、史孝咸等为附记。
调停之言为其主调,如云:“东京高密郑君集其大成,肄故训,究礼乐,以故训通圣人之言,而正心诚意之学自明矣;以礼乐为教化之本,而修齐治平之道自成矣。
”又称:“苟非汉儒传经,则圣经贤传久坠于地,宋儒何能高谈性命耶?”不仅极力调停汉宋之间,于程朱、陆王之间亦极力调停。
如云:“朱子主敬,《大易》`敬以直内’也。
陆子主静,《大学》`定而后能静’也。
姚江良知,《孟子》`良知’、`良能’也。
其末节虽异,其本则同,要皆圣人之徒也。
”《宋学渊源记》虽原则性承认理学家“皆圣人之徒”,而其根源在汉儒所传的经书,明显为有本末之分。
其实汉宋之争,自汉学初起时已伏其根,至乾嘉末,由暗争转而为明斗,江藩之书适当其焦点所在,自非口舌笔墨所能转移矣。
宋学或理学至明末已入穷途,黄梨洲教学者说经则宗汉儒,立身则宗宋学。
又说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
顾亭林提出经学即理学。
于是开出直接研究经学之路,但并未完全放弃理学。
清初统治者亦有意提倡理学,任用汤斌、李光地、熊赐履等,而民间讲学者多从黄、顾所开之路。
惟黄、顾等强调读经,原以经世为目的,其后世人惟遵行其以考证方法读经之教,而淡化了经世之义。
清统治者亦以文字狱等手段相逼,又以高官厚禄相诱,于是以考证方法读经发展成为学术主流,代替了以言心言性为主之宋学的传统地位。
这是长期暗斗的结果,到嘉庆道光之间,以《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二书之对立而表面化了。
《汉学师承记》云:“自黄梨洲起而振其颓波,顾亭林继之,于是承学之士知习古经义矣。
”《汉学商兑》则就之发论:“顾、黄诸君虽崇尚实学,而未专标汉帜,专标汉帜则自惠氏始。
惠氏虽标汉帜,尚未言厉禁言理,厉禁言理则自戴氏始。
自是宗旨祖述,邪讠皮大肆,遂举唐宋诸儒已定不易之案,至精不易之论,必欲一一尽翻之,以张其门户。
江氏作《汉学师承记》,阮氏集《经解》,于诸家著述,凡不关小学,不纯用汉儒古训者,概不著录。
……夫说经不衷诸义理,辨伪得真,以求圣人之意,徒以门户之私,与宋儒为难,非徒不为公论,抑岂能求真得是。
”又说:“黄顾二君,盖得汉学之精而宋学之粗者也。
如江氏、惠氏,乃拾汉学之渣秽者也。
”(卷上)对于汉学家,直为破口大骂了。
戴震说:“以理为学,以道为统,以心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如反而求之六经。
”方氏则云:“实事求是莫如程朱,以其理信而足可推行,不误民之兴行,然则虽虚理而乃实事矣。
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是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释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
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
”(卷中之上)方氏所言虽指明了汉学的缺点,用以辨驳戴氏之说,则为射非其的。
戴氏之意谓直接言理、言道、言心,得不到实际效果,不如求之六经,可以有所得。
方氏避开这一点,只言汉学之失,以与宋学相对比。
其实程朱之学,在明代时即已走入绝境,与此时方走入绝境之汉学,可称难兄难弟,其互相间之争论,除自陈其理论外,殆无是非曲直可判。
究其争论之真实目的,方东树说的很明白:“以上略举诸说,以见汉学家宗旨议论,千端万变,务破义理之学,祧宋儒之统而已。
”(卷中之下)是谓其假学术之名以争夺政治社会地位,方氏急起力争者,实亦在此。
这是最根本的一点,其他皆为枝叶,可以存而不论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