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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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对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所形成的思潮的总称。它既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概念，又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与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对应，具有独特的思想内涵，是西方社会历史状况和民族文化传统特色的体现。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思潮，它提出并回答了现时代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完善”所作的理论尝试中，始终跟着当代社会的发展步伐，不断调整其思路和方法，不仅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也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走过了它的发展和鼎盛时期，成为流传了大半个世纪的国际性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大致可以分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基本派别。前者受整个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着重挖掘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渊源，试图发扬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阶级冲突学说演绎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后者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下，尽力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通过实证主义或结构主义的解释，找出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实现条件。这两大派别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和分歧，各有自己的理论倾向，又表现为多元化的社会思潮。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的旨在寻找一条适合西方革命和人的解放道路的社会思潮。 最先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是德国哲学家科尔施。他在他《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一个新增补的材料里，提到了两种马克思主义，即“俄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其解释是通过阅读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归纳出来的，其含义比较狭窄，仅仅是指一种不同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解释的理论倾向。1955年，法国学者梅劳·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正式使用了这个词，以后便广泛地流传开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共产国际内部。匈牙利共产党人、理论家卢卡奇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在共产国际内部掀起了一场风波；德国共产党人、理论家科尔施，在192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公开向第二国际的代表人物伯恩斯坦等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与此同时，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领袖葛兰西，结合意大利的政治斗争实际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新的说明。卢卡奇的代表作《历史和阶级意识》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人们把由卢卡奇等人开创的理论视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头，而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也就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是对20世纪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 2 事件进行的理论总结。以卢卡奇为代表的理论家力图寻求西欧工人阶级为什么没有取得革命成功，而落后的俄国却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最直接原因之一。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成功以后，西欧不少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爆发了以工人和士兵为主的城市无产阶级起义，但是很快地便无一例外地被当时的反动势力镇压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少西方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和左派思想家们都开始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在资产阶级实力强大的西欧，俄国革命的道路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存在另一条实践的道路？鉴于这种思考，一些早期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者开始探寻新的理论问题。在他们看来，西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无产阶级缺乏足够的主观精神准备，从而产生了阶级意识的危机，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由于第二国际右翼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庸俗的机械决定论的片面理解，也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商品经济产生的物化意识影响。

为了重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及其社会主义变革的理论，他们的理论批判的锋芒指向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并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要求。在哲学理论上他们注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强调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总体辩证法，强调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分析与批判。他们明确提出有两种“马克思主义”：一种是由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和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又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是以卢卡奇、科尔施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从挖掘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来源”、突出“总体性”范畴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揭示“阶级意识”及意识形态斗争的决定性作用、回到马克思的异化学说及其人本主义哲学、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实践原则等方面，将自己的观点放入到“重建”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中去，并且宣称自己的学说是真正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性和人的主观意识在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作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等人的思想无论是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相比，还是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主义相比，确实有着很大的不同。正是这些被称为“异端学说”的理论观点，在当时的东西方理论阵营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变

自从匈牙利的卢卡奇、意大利的葛兰西和德国的科尔施开创西方马克思主义先河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在发展趋势上从高潮逐步走向低潮、在理论形态上由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到“补充”和“完善”的演变过程。

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期

20世纪3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期。当时西方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之中，法西斯的暴力，尤其是希特勒纳粹在德国的掌权，开始了西方社会的一个灾难时期，整个西方国家陷入了战争灾难的深渊。在社会大动荡、大灾难的历史背景下，德国、奥地利、英国出现了一批信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急于要弄清法西斯主义的起因，力图使西方国家从独裁主义的暴政下解脱出来。因此他们不像卢卡奇那样仅仅是 3 “回到马克思”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而是要突破原有理论的框架来“补充”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由于他们大多数都受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因此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就成了他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以“社会批判理论”而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正是这种“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他们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批判的唯物主义”，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机械论观点，倡导研究“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尤其注重分析社会经济变化和社会心理变化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被赋予了更浓烈的哲学色彩和心理学色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他们的手上变成了文化批判或者意识形态批判。在对法西斯主义进行的心理学分析中，他们用“独裁主义性格”来说明法西斯主义一时得逞的原因，从大众心理结构方面揭示社会运动的深层动力。这些观点为以后的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采纳，这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某种西方哲学学说结合起来的理论尝试也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盛行的一种理论思路。

2．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

20世纪50～6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种流派和观点竞相出现，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人格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流派都宣称自己的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相继出现了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使得西欧一大批左派人士走向消极，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谷。此时在国际共产主义内部相当一部分进步人士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本主义在所谓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风潮里一度大浮大起。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异化和人道主义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从人本主义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针对西方国家战后的持续发展和相对稳定，法兰克福学派站在批判的人道主义立场上，对西方社会的种种异化现象进行了剖析。他们中有的人用“文化工业论”来指责操纵的意识形态；有的高举“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的旗帜，把发达国家视为不健全的病态社会进行批判；有的用“单向度”一说，强调西方社会具有集权主义的性质，即用技术统治代替暴力统治，使得现代人沉溺于物欲而不再有否定精神；有的提出“晚期资本主义论”，宣称国家干预的增加和科技的决定作用使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原有结构彻底地改变了。总之，他们所有新观点的宗旨就是要消除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人性扭曲，真正实现人的主体性地位。法国的一些存在主义者更是要求用人道主义来彻底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原有精神，其中萨特所作的尝试尤为引人注意。同当时西方国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萨特出于对斯大林主义的厌恶和对现代社会个人地位的关注，试图把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以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人学理论体系。有人称这种使马克思主义完全人道主义化的思潮为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可以说从20世纪20～60年代，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人道主义的观点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在60年代达到了它的巅峰，从而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推向了一个鼎盛时期。

就在盛行这种人道主义的主流思潮的同时，法国出现了一个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受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他们既批判马克思主义阵营中长期存在的以政治实用主义来对待马克思主义，贬损马克思主义 4 科学性的做法，又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做法，坚持要求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上面，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以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密性和独立自主性。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尤其是一种经验科学，因而不能用人本学的观点来歪曲马克思主义。

3．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极盛逐步进入低谷时期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由极盛逐步进入低谷时期。60、70年代后，特别是以新的科技革命为先导，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进入所谓“新的产业革命阶段”（后工业社会）后，西方马克思主义随即发生了从人本主义哲学思辨深化为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全面社会批判的重要转向。60年代末西方的新左派运动中，特别是在法国的“五月风暴”中，这一思潮一度被激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奉为思想武器，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显示自身的重要力量和作用。可是随着学生运动的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狂热的巅峰上跌落下来，坠入一种新的理论幻灭，开始走向衰落。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派别和代表人物似已“隐逸”，但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则开始了更加深沉的思考。他们面对现实社会的种种疑难问题，更加潜心地研究诸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研究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包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等，并且已经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有的研究者还把注视科学和社会的目光投向了全球化趋势中的某些理论问题，如“生态危机”、“后工业社会”、“女权社会”、“现代家庭”等等；还有人运用总体性思想，进一步把本国、本民族的现实生活问题与人类全球性问题、人类未来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探究，形成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新的派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注重阶级与革命的研究逐步转移到注重生态与全球问题的研究，反映了他们对时代主体转化的一种适应，也表现出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正在向新型的社会主义观念转变。可以说世纪之交整个世界的变化，使得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出低谷并以一种新的理论表现形态重新兴起，它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和探索将会在新的文化、历史背景下继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