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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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
摘要:建国以来至今的农地制度的变迁:在短短的五六十年当中,我国经历了土地改革、集体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次重大的变迁,同时集体化时期还存在着较为重要的农地制度的变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之后又有几经完善。
(一)“土地改革”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业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随后在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全国范围内,没收富农的大部分土地分给无田或少田的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私有制。该法的第30条还规定,农民对拥有的土地“有权自由经营、买卖和出租”。农民与土地实现了最直接地结合,这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刺激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为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1952年底,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农业人口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0%以上,农民也被赋予新的政治地位,土地改革中获得经济利益的农民,约占农业人口的60%一70%,土地改革,“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7亿亩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700亿斤粮食的沉重的地租,而且土地改革以后,贫农、中农占有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90%以上,原来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部耕地的8%左右”。(1)这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二)、集体化的过程
1952一1957年,我国农村又进行了以土地集体所有为核心的合作化运动。1953年春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组建了生产合作组织,包括从简单的临时互助组和有少童共同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完全实行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至70年代末又实行一大二公为基本特征的人民公社制度。在互助组中,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及产品属于农户私有,经营是独立的,农户只是在人工互变、并地种、伙种等形式之中相互提供帮助;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社员仍然保留土地的所有权和少量的自留地,耕畜和大型农具则归合作社,有偿使用: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实行土地、耕畜和大型农具作价入社,取消土地报酬,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允许农业合作社留下总耕地的5%由农户分散经营,社员还保留零星树木,归自己耕种和所有,但社员私有的果园和其它成片的林木归合作社所有,自留地归集体所有,不征公粮,不交集体提留,规定经营者不得私自出卖、出租和非法转让。
1、从互助组到高级农业合作社
1952年土改完成后,农村主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决议(草案)》精神,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其目的是帮助农民解决农具、牲畜不足等困难,本着资源互助的原则,土地、牲畜、农具仍旧归农户所有,主要是“以工换工”等形式进行互助。互助组运动开始时条件宽松,规模不限,入组自愿,退组自由,极少数为常年组,大多数为季节性互助组或临时性互助组。为了加快农业生产合作化的进程,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指出了党在农村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促进农民联合起来,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决议肯定了我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是:由互助组到初级形式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7月以后,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大风攀”运动,加快合作化的步伐。到1956年底,我国农业合作化基本上实现了。
2、人民公社的确立
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中央做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是响应毛泽东呼吁制度转变而应运而生的新组织,人民公社的特点是既大又公。自从毛泽东赞成以人民公社后,全国农村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合作社不断升级合并,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了规模更大的公社所有制,公社成了全部财产的主人,包括自留地、私有井、牲畜、大中型农用生产资料以及一些耐用消费品。在1958年10月底,大多数省份都宣称完成了向人民公社的过度。
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关系,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时间为1958年至1959年夏初;二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大队所有为基础。从1958至1982年人民公社制度在我国农村存在和延续了25年之久,虽然规模和结构有所调整,但人民公社的基本组织原则和运作方式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农民把这一时期统称为“大集体时期”。
(三)、集体化时期的农地制度创新
1、“包产到户”:底层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
1957年,为改进农业社的经营管理,四川的江津地区、安徽的芜湖地区、浙江的温州地区等都不约而同地先后实行过包产到户.温州地区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经过亲自试点和调查研究,1957年1月27日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矛盾的好办法》的长文,对包产到户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论证了包产到户不会使农村产生资本主义,不会使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质的问题。但不久,包产到户就被指责为“一股歪风”,是“戴着合作社帽子的合法单千”,在严厉批判中被“纠正”。
但到1959年,当时不少地方针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一平二调”造成的后果试行“土地下放”,“定田到户”,全部或大部分农活“包千到户”或实行“地段责任制”等,实际上也是包产到户。这一次“包产到户”的努力,很快就被中央制止,而且当年11月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以《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为题的评论员文章,指责“包产到户是极端落后、倒退、反动的做法”。
在三年困难时期中的1961年,安徽省推行了“责任田”(2),实际上是“包产到户”(3),责任田式的包产到户,对当时恢复生产、渡过难关确实起到了巨大作用,被农民称为“救命田”。面对1959至1961年“凄风惨雨”的农业经济危机,实际上全国上下都在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我国渐渐调整农村政策,并着手缩减农村集体组织的规模,1961年中共中央下发《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全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固定给生产队使用”,“固定给生产队的土地、劳力、耕畜和农具,登记造册,不再变动”,对人民公社规模,则明确根据“利于经营管理,利于团结,利于群众监督,不宜过大”的原则,在分配体制上承认生产队的利益主体地位,如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在产权上承认生产队的排他性利益。
2、“包产到户”制度安排的失败
在全国农村纷纷实行包产到户期间,发生了要不要让包产到户制度合法化的争论,1962年初,曾希圣在‘七千人大会’上因安徽在‘大跃进’中刮‘五风’(4)严重而受到批评,也把实行‘责任田’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进行批判,认为搞‘责任田’,‘犯了方向性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并被撤了职”(5)。1962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一方面指出,全国人民当前迫切的任务是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经济总方针,把农业放在首位,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墓础的轨道上来;但同时重提阶级斗争,并把它扩大化、绝对化。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阶级斗争的浪潮滚滚而来,首先是批判“单干风”,1962年春或更早时候,有些农村,为了度过灾荒,克服当时农业中出现的困难,《贯彻农业六十条》,克服平均主义,改善经营管理,调动农民积极性,曾出现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邓子恢对此持肯定态度,但是他却被批判成: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最根本的问题是搞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是在刮“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批判邓子恢的同时,还把“三自一包”(6)当作所谓修正主义观点在党内普遍地进行了批判。这样,农村中正在纠正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现象,又恢复了起来,并且发展得更为严重。人民公社制度最终得以保留。
(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
1、家庭联产承包贵任制的制度安排的确立
真正的联产承包经营方式起源于1979年春安徽省凤阳县悄悄搞起的“大包干”,当时安徽省遇到千早,秋种难以落实,在偏僻的安徽凤阳县的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聚集在村民严立华家中,在队长严俊昌的主持下,通过了一项后来引发了我国农村大变革的有关“包产到户”的“保证书”。他们竟偷偷地把属于生产队集体的517亩耕地和10头耕牛按人头平均分给“社员”们承包经营,这一措施使该村当年的粮食产量等于1966一1970年整整5年的总和,该村由过去的“讨饭村”一跃成为“冒尖户”,在全县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从此以后“大包干到户”像一股潮流一样“势不可挡”,新的农地制度安排迅速在全国推行开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千问题的决定(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这个文件提出了促进农业发展的具体政策,但明确提出“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不过1979年9月正式公布上述《决定》时,联产责任制开始得到肯定,到1980年9月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和中发1982年1号文发布之后,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才得到明确肯定,自此,联产承包贵任制在全国迅速展开,至今几乎所有的农村组织都实行这种农地制度.这种制度是在土地终极所有权仍然归集体所有的条件下,农业经营权大部分下放:农民根据自己的客观条件决定种什么,怎么种,卖不卖等具体经营问题。而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集体统一经营与农户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集体经营表现在:管理集体所有的土地、农业设施和公共财产;确定公共提留的数量、比例和用途;组织农民从事某些农业基本建设;为承包户提供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等各种服务。农户分散经营体现在:集体所有的土地分别由各家农户承包使用:耕畜和一般农具归农户所有;流动资金由农户投放;农户自主决策、自主经
营和自负盈亏;劳动成果在纳税和集体提留后归农户所有。
2、家庭联产承包贵任制的制度安排的变迁
1979年至今的农地制度变迁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9—l983年,这一阶段的特征可以归结为农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在经历了生产队—不联产责任制—联产责任制—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最后确立了农地的集体所有、农户家庭经营的基本形态。此农地制度变迁有明显的激励机制而且富有效率,制度安排同意的一致性程度高。同时农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得以分开。二是1984一1993年,期间确立了农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框架,并且在1984年,中央明确将土地承包期限延长至巧年不变。实现了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当然,这期间关于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缺陷和制度绩效是有争议的。三是始于1993年直到现在。其特征是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与完善,强化农户家庭对土地经营拥有稳定的权利,并于1995年强调土地承包期实行30年不变,进一步提出: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经营权。2003
年3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又明确规定:“耕地承包期为30年„„”,“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等。
注释:
(1)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