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西厢记》研究

近百年《西厢记》研究

张人和

同世界上任何事物发展过程一样，《西厢记》的研究历程也是波澜起伏的。自从这部古典名剧问世以来，七百年间其刊刻、评论及演出，曾出现两次高潮。一次是元末明初，一次是明中叶至清代初年。元末明初，杂剧虽然趋于衰微，但《西厢记》的影响却伴随南戏的复兴与日俱增，获得人们越来越高的赞誉。这一时期存留的文献资料虽然不多，但从朱权“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贾仲明“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等言简意赅的评价里，不难想见《西厢记》及其作者在当时所受到的尊崇和在文坛曲苑中的至高地位。明代前期，由于统治者对戏曲的偏爱与控制，把它作为粉饰太平和宣扬封建道德的工具，使戏曲创作成为封建政治的图解，充满伦理道德的说教，扼杀了戏曲发展的生机，明传奇陷于僵化萎靡的境地，《西厢记》的流传和影响也受到抑制，翻刻和演出皆处于沉寂的局面。到了嘉靖万历年间，直至康熙初年，随着经济领域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意识形态领域“反传统”思潮的出现，戏曲小说的繁荣，《西厢记》的研究也进入新的高潮。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戏曲家都竞相参予《西厢记》的评价与论争，许多名人校注本和批评本，各种各样的翻刻本不断涌现，形成传播评论《西厢记》的热潮。清代中叶，封建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大兴文字狱，不少文人遭到迫害，许多书籍遭到禁毁。乾隆十八年(1753)皇帝亲自下令将《西厢记》、《水浒传》作为“秽恶之书”，以“使人阅看，诱以为恶”，“满洲等习俗之偷”，“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书之所致”的罪名，加以禁止。此后，诬蔑《西厢记》为“淫书”的种种谬说，又死灰复燃，甚嚣尘上，禁止出版、演出的舆论和法令，纷纷出笼。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曾通饬查禁“淫词”小说，《西厢记》首当其冲。在统治者高压政策的淫威和严酷的思想文化专制的阴影笼罩下，《西厢记》的研究也和整个戏曲创作一样陷入低潮。近百年的《西厢记》研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西厢记》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引进了一些新方法，产生了一些新观点，开拓了一些新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成果，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就整体而言，《西厢记》研究沉闷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厢记》研究才从低谷中崛起，成为新的热点，同整个学术研究一道步入新的高潮。为了使读者对近百年的《西厢记》研究状况有所了解，兹将有关问题分别加以介绍。由于建国后的情况已为人们所熟知，本文的叙述侧重在建国以前。

作者:王实甫作的重新确认

关于《西厢记》的作者，明清以来，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体上有四种说法:王实甫作、关汉卿作、关汉卿作王实甫续，王实甫作关汉卿续。就其时间顺序来说，以王实甫作说出现最早，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等文献记载，从《西厢记》问世到明初宣德年间一百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西厢记》毫无疑义地被肯定为王实甫作，从未有他人所作的说法出现。以后直至清代初年，许多有识之士在众说不一的情况下，仍力主《西厢记》为王实甫作。其次，至明代成化初年则出现了关作王续和关汉卿作说。此说皆为“俗传”，多出现在成化弘治以及嘉靖年间刊刻的有关《西厢记》的民间说唱(如《西厢十咏》)中。与关作王续说相反，嘉靖末年又出现了王作关续说，由于文坛领袖王世贞等人的误信和推波助澜，使之大为盛行，从明中叶直至清末民初将近四百年间，成为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说法，近代许多知名学者，如王国维、吴梅、王季烈、刘世珩、鲁迅等人，皆未加详察沿袭旧说，以《西厢记》为王作关续。 本世纪三十年代，《西厢记》的作者问题，又被重新提起。马玉铭1934年6月在《文学》杂志第2卷第6 号上发表了《〈西厢记〉第五本关续说辩妄》一文，他认为“第五本《西厢

记》文字恶劣，决不是王实甫作”，“也不是关汉卿作”，他赞同金圣叹的说法:“这部续本是狗尾续貂”，“不知出何人之手”。此后1936年和1937年，《逸经》杂志第19、24、34、36各期，对《西厢记》作者又展开了讨论。魏复乾在《〈西厢记〉著作人氏考正》一文中，针对“今则王作关续之说已占优势”的情况，提出《西厢记》“实乃关汉卿作，而续之者其门生董君章也。”实际上，关作董续说已不是什么新的发现，乾隆二十年(1755)修的《祁州志》卷八《纪事》“关汉卿故里”条曾有记载。但此说的出现，距《西厢记》作者生时已近五百年，且为神话式的传说，州志的编者亦自言“无稽”，实不足据。贾天慈不同意魏氏的关作说，仍主张《西厢记》为王实甫作，第五本是否为关作姑且不论。退翁则主张关汉卿作，王实甫仅补《围棋》一折。事实是《西厢记》既非关汉卿作，《围棋》的作者也不是王实甫。《围棋》描写月下联吟之后，莺莺和红娘在后花园下围棋遣闷，张生闻棋声逾墙偷看，将棋局惊散。这一关目为《西厢记》原本所未有，乃是《西厢记》之外的增补之作。至于作者，据《录鬼簿续编》乃是元末明初寓居福建的詹时雨。詹时雨别署“晚进王生”，是出于对王实甫的崇敬，视王实甫为先辈，这恰好反证《西厢记》的作者是王实甫。针对以上各家之说，赵景深发表了《〈西厢记〉作者问题辨正》一文，在批驳上述说法的同时，根据《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的记载，指出“《西厢》五本皆为王实甫作”。他认为“他如王世贞《曲藻》、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清初《西厢》都说是王作关续;以其为明嘉靖以后人的话，也都不足置信。”“在没有找到比公元1330年《录鬼簿》更早的记载以前，王实甫作《西厢》全二十一折这主张是永远成立的。”1944年《国文月刊》第28、29、30期合刊登载了王季思《〈西厢记〉作者考》一文，文章力驳王作关续说之非。首先，从时代上看，据《录鬼簿》“实甫时代实远后汉卿，王作关续之说，自万万不能成立的。”其次，就作品风格而论，认为《西厢记》第五本与前四本相同而不同于关作。“汉卿诸作，工于摹写人事，刻画种种社会相，而短于写景言情”，“《西厢》所长，正在善状眼前景物，工写儿女情怀。 此不独前四本为然，即第五本虽状写景物处较少，……写儿女相思情态，仍独擅胜场也。”最后，就剧作的结构而言，第五本因为在全剧高潮之后，难免不有元剧草草终场的通病，但仍是作品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说:“自金批本盛行，读者每视第五本为蛇足，可以无作，不知《西厢五剧》，全本《会真记》及董解元弹词，决无至草桥惊梦而止之理。”“且五本连续，每本之末，俱有络丝娘煞尾二句。”“且《西厢》全剧虽丽词艳曲，指不胜屈，而主意所在，实只„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一语。金圣叹讥第五本为下截美人，不知传神之处，正在阿堵也。”对于《西厢记》作者的论争，是与第五本的评价紧密相关的。明中叶以来，王作关续说的盛行，认为第五本为续书，其原由之一就是认为第五本的风格不同于前四本，成就亦稍逊。王季思的论述，进一步澄清了第五本为续书的误解。至此，王实甫对《西厢记》全剧的著作权又得到重新确认，从而基本结束了王作关续说的历史。建国后，虽然也有人重新提出《西厢记》为关汉卿作或第五本为关汉卿续，但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研究者仍认为《西厢记》是一个艺术整体，为王实甫所作，从而比较科学地解决了《西厢记》这部古典名著的作者问题。

主题思想:反封建反礼教说的提出

中国古代的曲论，源于儒家的诗说乐论，虽然重视戏曲的教化作用，但早期对《西厢记》的评价和赞美则多是着眼于曲词的婉丽和音韵的和谐，而对于剧作的主题和思想倾向则很少论及。明代中叶，有人指出《西厢记》乃“情词”〔1〕，为“词曲之《关雎》”〔2〕，“变风之滥觞”〔3〕。但也有人“嫌其导淫纵欲”〔4〕，“病其为宣淫导欲之囮窟”〔5〕，认为“《西厢》韵士而为淫词”〔6〕。金圣叹曾对此谬说力加批斥，但是此说并未销声匿迹。清代中叶以后，随着思想文化领域专制主义的加强及禁毁政策的施行，“《水浒》诲盗，《西厢》诲淫”之说喧嚣一时，而且愈演愈烈。本世纪初仍然有人认为《西厢记》所演无非是“幽期密约，亵淫秽稽之事”，主张“欲风气之广开，教育之普及，非改良戏本不可。”〔7〕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 席卷全国的反封建文化的浪潮，才使“《西厢》诲淫”的谬论被彻底粉碎。

1921年5月2日郭沫若撰写了《〈西厢〉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一文，文中指出: 反抗精神，革命，无论如何，是一切艺术之母～元代文学，不仅限于剧曲，全是由这位母亲产出来的。这位母亲所产生出来的女孩儿，总要以《西厢记》为最完美，最绝世的了。《西厢记》是超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普遍的生命。《西厢》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

文章还将《西厢记》与《倩女离魂》作对比，认为“虽同属反抗旧礼教的作品，《西厢记》的态度更大胆，更猛烈，更革命”，“《西厢记》所描写的是人类正当的性生活，所叙的是由爱情而生的结合，绝不能认为奸淫，更绝不能作为卖淫的代辩～”郭沫若当时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影响，但他把《西厢记》看作“反抗旧礼教的作品”，“所叙的是由爱情而生的结合”，“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是相当深刻的。这一论断，不仅标志着以往诬称《西厢记》“诲淫”历史的终结，而且开启了后来《西厢记》主题为反封建反礼教说的先河。1933年刘修业在《读书月刊》第2 卷第6、7号上发表的《读〈西厢记〉后》一文中也指出:“《西厢记》比别的旧小说更深刻的就是说到人类理不胜欲，把一向束缚旧礼教的假面目打破，说人所不能说的，这《西厢记》所以成为禁书，这也是它的特点，不象别的小说以男必志诚女必贞洁的。”文章不仅分析了《西厢记》的思想特点，而且说明了它所以成为禁书的原因，是很有见地的。此前，1924年11月张友鸾在《〈西厢〉的批评与考证》一文中，对《西厢记》背逆封建礼教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也有所论及。他说:“《西厢》在精神一方所反映的时代色彩，更是明鲜。不过在那当时，金元初入中国，一切俗尚，都有许多转易的地方，元人于男女间事，并不如内地的礼法严重，许多抒情诗，都产生在那一时。象《西厢?酬韵》一折，大胆的写，若不是在那时代，此文也定不能出世。”建国以后，研究者普遍认为《西厢记》表现了反封建的主题思想，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对青年男女自由幸福的摧残，歌颂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及其斗争的胜利，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理想。这一共识与郭沫若等人在二三十年代的论断是一脉相承的。《西厢记》“诲淫”说的消失，反封建反礼教主题思想的确定，是“五四”以来《西厢记》研究的突出特点。

人物: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运用

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对人物形象的研究，起步较晚。在《西厢记》的评论中，除成化、弘治及嘉靖间刊行的《西厢十咏》等民间说唱文艺外，比较正式的人物形象分析至明末清初才出现。金圣叹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提出《西厢记》只写得莺莺、张生、红娘三个人，而且写张生、红娘正是为了写莺莺〔8〕。 李渔在《闲情偶寄?立主脑》中则认为“一部《西厢》止为张君瑞一人。”此前不久，槃硕人在《玩西厢评》中特别提醒人们对红娘的注意，他指出:“看《西厢》者，人但知观生、莺，而不知观红娘。”他认为“红固女中之侠也。生、莺开合之机，实操于红手，而生、莺不知也。倘红而带冠佩剑之士，则不为荆、诸，即为仪、秦。”以后整个清代直至“五四”以后，戏曲评论对《西厢记》的艺术形象很少论及，专门的评论文章则寥若晨星。1915年7月杨澹庐在《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