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文献综述

《西厢记》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西厢记》以其惊世骇俗的思想内容，“花间美人”般光彩照人的格调，达到了元戏曲创作的最高水平，无论是在它的人物刻画、情节设置、结构安排、语言描写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成就，对后世文学影响颇大。一大批的学者专家对其创作过程、文本本身、历史地位、影响意义等方面进行专门的研究，并出现了不少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文化影响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对这些研究文献进行综述。

关键词：《西厢记》；文献综述；人物形象记及心理；成就与地位；主题思想，同类比较

正文

诚如大家熟知，《西厢记》取得的艺术成就对当时及后代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剧本所展现的张生和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以及其传达出的追求自由恋爱，反对封建礼教对人的束缚的主题思想为历代人津津乐道，并流传至今，历久弥新。一大批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对《西厢记》进行了全方面的研究，达到一个又一个高潮，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把近二十年来不同学者对《西厢记》研究的文献进行综述。

一、 人物形象分析

《西厢记》中人物形象的刻画是其一大成功之处，尤其以张生、崔莺莺和红娘的形象最为为突出。除此以外，研究者们的研究文献还涉及到剧中其他典型人物，比如老妇人，普救寺的僧人。

1、对崔莺莺的研究

郭慧对剧中人物形象崔莺莺的研究中，对莺莺的作假予以研究和分析，挖掘其复杂而矛盾的性格心理及其叛逆精神。塑造了一个既矜持而又敢于对抗封建家教礼法的贵族少女的形象， 这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同时也成为古典文学画廊里十分鲜活的人物典型。

岳上铧以莺莺之美为出发点，认为《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是王实甫怀着极大热情塑造的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人物形象, 是《西厢记》的灵魂之所在, 而形貌美与灵魂美亦是莺莺形象的灵魂之所在。一个“美”字道出了王实甫塑造的崔莺莺形象的内核。明朝的戏曲家朱权曾评价《西厢记》为“花间美人”, 此“美”有曲词之美, 亦道出了莺莺形象之美以及戏剧整体之美。《西厢记》确立了作者理想中的古代女子美的标准, 构建了中国古典戏曲美的典范。

陈兴焱在其研究中提到，莺莺性格的另一面是深沉，作者通过爱情心理描写来体现这一性格。莺莺用心思考、用心恋爱、用心斗争。这也是莺莺主动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最典型的情节主要体现在莺莺的假意儿上。所谓假意儿，实际上是真意假状，都是莺莺为了达到目的，对红娘的忠心、张生的志诚的试探。 戴不凡先生在《论崔莺莺》一书中写道：他(王实甫)是在写一位背着封建家长追求幸福的人物，这个人物的特点就在于她永远不被老夫人，但也永远不去正面顶撞一下老夫人，她坚决要做在当时世俗观念教条是“非法”的事，但她总是在利用‘合法”的条件去达到奋斗目标。莺莺作为一个贵族千金小姐，而且早已是‘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给了郑恒。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居然和一个落寞书生眉目传情，陷墙酬韵，这对于当时的封建社会来说，不但是“非法”的，简直就是惊世骇俗。她也深知自己的叛逆行为一旦被老夫人发觉，其结局如何，可想而知；对于“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的老夫人：来说，怎能容忍亲生女儿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做出如此“伤风败俗”的行为来呢?莺莺深知在通往自由爱情的道路上存在着许多坎坷，但她不愿像当时社会千千万万的女子一样，成为封建婚姻的牺牲品。莺莺性格的典型意义，不只是在于她是封建社会里追求合理幸福生活的人；更在于她是采用了自己特有的行动逻辑在追求这种生活。老夫人的“赖婚”，使莺莺领悟到和张生走“明媒正娶”的光明大道是行不通的。只有把恋情转到地下，当一切木已成舟，她的愿望也就实现了。

2、对张君瑞的研究

陈增辉对张君瑞人物形象进行了研究, 认为张君瑞实为《西厢记》剧情发展的推手, 并结合剧情论述了张君瑞哭笑由我、爱情至上的人物性格, 最后指出了张君瑞的形象在中国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的地位及其文学史意义。他比《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更充实, 更丰满。同时也为后来《牡丹亭》中的为爱舍生忘死的柳梦梅和《红楼梦》中的风流情种贾宝玉奠定了基础和提供了借鉴, 甚至于在中国关于婚恋爱情题材的作品的人物画廊中也自有他重要的位置。 刘怀堂，李书安仔细研读该剧后提出, 《西厢记》中的张君瑞是一位庸俗无行、机诈百端、心地歹毒之辈, 与明清以后的张君瑞大相径庭。“读孔圣之书, 达周公之礼”的张珙所为,暴露了他无耻虚伪、道貌岸然的嘴脸。连反对此说的段启明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全部行动, 一切斗争, 都是为了他自己”。可见,元代之张君瑞远非明清所赋予之反封建礼教内涵的张君瑞，其种种卑鄙行为于元史信而有征。

3、对老夫人的研究 陈云发先生在其著作《元杂剧选解》中提出作为有丰富社会阅历的相国夫人, 考虑问题自然会更全面、更长远、更深层次一些, 这就是张生和莺莺结合以后, 他们的婚姻有没有保障？是否因此就能一了百了？于是她必须逼迫张生赶快赴京科考求官。求官成功后的张生，最终与崔莺莺喜结连理。为了女儿的幸福，老夫人也颇用心良苦。

4、对红娘形象的研究

王亚非在其研究文献中提出，红娘在《西厢记》中的作用不仅仅是个丫环, 她的作用更表现在她是剧中剧外的联络人, 既是剧中人物, 同时又超出了剧情范围。红娘的积极意义在于她极其符合台内、台外以及作者的各方面要求, 但由于红娘的媒介作用, 她不断地消解了矛盾冲突, 致使戏剧矛盾无法达到真正的高潮, 从而造成《西厢记》的价值弱化。

5、对普救寺众僧形象的研究

赵路燕认为在《西厢记》中普救寺的僧人有血有肉, 有情有义, 他们并没有抛弃了世间的情, 而是溢满了情与义, 王实甫如此塑造僧人形象, 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为主题服务, 二是迎合市民口味。

法聪尽责职守, 天真直爽;法本救苦救难, 急人所急;惠明是众僧中性情独异的一位,喝酒吃肉, 豪爽、正义、敢于厮杀是他的特点。王实甫对寺内僧徒如此的描绘, 是同全书歌颂的反抗,叛逆精神一致的, 是张生、崔莺莺反抗封建礼教的一个有力补充。

二、《西厢记》取得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

唐明明从生动的抒情内容、优美的抒情话语、个性化的抒情动作、典型的抒情环境四个方面对《西厢记》的抒情艺术进行透辟的研究。首先，王实甫正是通过亦喜亦悲、亦张亦弛、悲喜相生、张弛交替的艺术手法体现主人公情感变化过程, 营造了生动的抒情内容。其次，《西厢记》的抒情话语则不仅表现在唱词上, 还表现在对白上。再次，在《西厢记》中的抒情动作描写中, 无论是外在动作还是内心动作, 作者都力求其个性化, 人物性格也随之跃然纸上。最后，在抒情环境方面，“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王实甫有着敏锐又细致的审美感知能力, 他善于捕捉和运用语言艺术来叙述情节, 传达人物的心声, 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

李振龙从情性的自然美、情爱的性灵美、性爱的理性美三个方面对《西厢记》中变现出来的人性美进行研究。作者昭示给人们的是人的情性的自然美。它唤起了人们的情性, 给予了理解与同情。它不仅真实地反映了金元之际人的情性与社会风尚, 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就是对后世的个性解放, 婚姻自主, 尊重人性亦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顾海在对《西厢记》的研究中，用了一个“错”字，认为其戏剧冲突都在一个“错”字上, 既有时间、地点、人物身份等的错误, 也有张生对诗意理解的错误, 正是这一个个的“错”成为全剧向前发展的动力，组合成了一出精彩的好戏。

陈文兵从诗情与剧情的平衡、意象与形象的平衡、诗语与剧语的平衡三个方面研究《西厢记》的诗剧特征。

张文秀认为，《西厢记》的艺术成就最突出表现在剧本对“真”的探究和揭示上，《西厢记》所反对的并不是礼教本身，而是对礼法的阳奉阴违。是惠明所谓的“僧不僧、俗不俗、男不男、女不女”，颇类似于“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这些对“假”的批判，正是通过对“真”的褒赞来折射的。而这样的“真”，在汉族正统文化的霸权地位整体上处于一个失语的状态，社会呈现着一种所谓“礼崩乐坏”的倾向时，对社会风气的挽救尤为重要。

陈也喆从剧本反映出来的道家思想出发，认为《西厢记》是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璧之一，它的主题是追求爱情的自由与人性的解放，这与道家的基本精神相一致。《西厢记》的主人公崔莺莺、张生、红娘这三个人物折射出来道家哲学思想的三个方面，即上善若水、素朴之美、追求自由。

邹壮云从解析《西厢记》的典型环境入手，分析它的艺术成就。剧中的典型环境可以概括为四个，这就是普救寺、梨花深院、月夜、长亭。这四个典型环境是作品结构的基础，其中以月夜环境的描写最为详细丰富，它具有整体上起承转合的特色，构成了整个戏剧的中心意境。而《西厢记》“化工之美”当首先得益于作者所描绘出的典型环境， 这四个典型环境彼此独立又相互响应， 浑然一体地构成了整个作品的大框架，其中又以“月夜”为这个框架的中心支柱。 俄罗斯学者孟列夫在叙述《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时，提出王实甫不同于其他戏剧家的是在发展中展示人物形象,而不是展示一个静态的，不变的人物，尽管他还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张燕瑾在分析《西厢记》的历史意义时提到，人的本体愈识复苏了, 人的地位, 人格开始恢复了。而《西厢记》正是这种思潮的最美妙绝世的产儿, 它丰富, 深厚, 完美, 是时代文学的骄子。它之所以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不仅仅是因为它在描写范围上有新的突破, 写了前人所没有写、不敢写的内容, 而且首先是从美学上审视和把握男女关系这种社会现象的, 他写出了发现美和创造美的历程。

三、《西厢记》的主题思想及其蕴含的喜剧因素

薛文秀在研究《西厢记》的爱情主题中提到，《西厢记》纯粹写爱情，不应成为诟病。郑振铎认为《西厢记》的爱情描写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时代的高度。古人婚姻是父母之命的常识如同男尊女卑一样，是如同鱼儿离不开水，人要呼吸一样的常识。所以写出了男女相爱为自主婚姻抗争的《西厢记》达到了时代高度、空前高度。但它只空前没有绝后，后人有高于它的作品存在。

立峰通过研究《西厢记》的喜剧结构特征，得出结论，《西厢记》喜剧情节的三个主要构成特征：人物有悖常理的言行举止导致的可笑性。人物身份性格的差异所导致的矛盾性。既定人物戏剧重心的置换所形成的喜剧性。这三个特征本源于又外在地表现出《西厢记》自然的喜剧艺术品位。与《西厢记》同时的其它几部著名喜剧作品都没有达到这一艺术高度。

何衍良，何烨同样针对《西厢记》的喜剧特征，提到，《西厢记》中有很多矛盾冲突和剧情突转的描写。“无冲突无戏剧”, 正是因为这些矛盾冲突和突转,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一次一次感受到《西厢记》的喜剧性, 它们对《西厢记》喜剧效果的表达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陈兴焱从戏弄性、调侃性的艺术手法着手，提出王实甫的《西厢记》以其诱

人的喜剧力量震撼着剧坛。作者用锐利目光去观察和沉思现实社会, 运用幽默风趣的戏弄性和调侃性艺术手法, 设置喜剧情境, 凸现人物性格, 塑造人物形象, 营造喜剧氛围, 显示了《西厢记》独特的艺术魅力。而优美的情景、“花间美人”般的语言与幽默风趣的戏弄性、调侃性语言和情境相碰撞, 崩射出美丽的、在古今中外戏剧百花园里永不衰败的喜剧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