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性的社会属性、国家利用及其他——析《中国的妇女与性》(1)埃文斯（Harriet Evans）是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民主研究中心高级讲师，从事中国研究，先后受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国哥伦比亚大学、北京语言学院和北京大学，《中国的妇女与性》（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 Dominant Discourses of Female Sexuality and Gender Since 1949）是她最近的研究成果之一，本书分析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出版的涉及「性」的大量文章以及一些表现妇女的「性」的可视的手法，以便检验与「女性」一词相联系的「性别」（gender）所包含的各种社会意义（引自该书页4；下文只标页码者均引自该书）。
该书所分析的材料包括从50年代起中国编辑出版的期刊，如《大众医学》、《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还有普及性知识的小册子，以及全国、地方及省级报纸（主要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等），更包括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版的大量性学研究成果，如吴阶平、刘达临、潘绥铭、李银河等人的著作。
该书主要采用比较分析法，通过对上述文本内容的比较，分析文革前后女性的性活动、性取向、女性地位、婚姻、生殖以及多元的性关系等，为妇女在「性」的背景和关系中的责任和特征画出轮廓。
同时，对于这些在革命和改革时期里涉及性的文本，作者也阐明了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张力、反差和继承性。
在分析的过程中，明显贯穿著作者自己的西方个体自由主义的方法论。
一许多学者认为，1949年至1980年间，「性」在中国是一个禁止触及的主题（页1）。
但作者发现，从1950年到1953年，随着新婚姻法的颁布，不少杂志有大量篇幅讨论性爱主题。
直到60年代早期，仍有大量涉及性的出版物面世，并为80年代早期讨论的假设、视角和参数建立了知识的基础（页1-2）。
埃文斯认为，对于中国人的性取向，文革前只有由政党定义的单一标准，它将社会定位的优先性普遍化和绝对化，强化了政党对性领域进行道德控制和干涉的理念及实践，使得属于私人兴趣和私人关切的「性」受到党国（the party-state）权力的侵犯。
中国建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国建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妇女地位的提升和社会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建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
一、平等法律地位的确立在中国建国后的妇女解放运动中，确立妇女平等法律地位成为首要目标。
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及后续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废除了封建旧制度中对妇女的不平等待遇，赋予妇女和男子平等的权利和地位。
这些法律承认女性的个体独立和法人地位，废除了大男子主义的婚姻制度，禁止包办和童婚，保障了妇女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益。
二、参与社会生产的广泛机会中国建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还促进了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广泛机会。
为了使妇女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在城市和农村，兴办了许多培训班和学校，提供了专业技能和知识的教育，培养了大批妇女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政府鼓励妇女从事各类职业，积极参与劳动，妇女的就业机会大幅增加。
同时，通过解放妇女的劳动力，妇女解放运动也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普及妇女教育的推进中国建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还推进了妇女教育的普及。
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倡导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使妇女有机会接受基础教育，提高文化素质。
同时，政府还推进了妇女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为妇女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和职业培训，帮助她们提高就业竞争力。
妇女教育的普及不仅对个体妇女的成长有着积极的影响，也有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建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在法律地位确立、参与社会生产和普及妇女教育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这一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为妇女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在后续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功经验对于当前社会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教会我们要坚信妇女的力量，并为推动妇女地位的持续提升而共同努力。
双重压力：当代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的新困境
顾玮玮
【期刊名称】《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9(023)011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婚姻家庭道德观念的不断进步,夫妻平权互动模式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家庭所接受,中国妇女的家庭地位得到了实质的改善和显著的提高.但是新的问题和矛盾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不断凸显.中国妇女在对自身的家庭地位评价较高的同时也存在承受双重压力的困境.当代大多数中国女性扮演着职业妇女和家庭主妇的双重角色,如何处理、协调双重压力成为提高女性家庭地位的当务之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缓解妇女面临的双重压力是一个事关妇女发展的新问题,更是当下提高妇女家庭地位的新目标.
【总页数】4页(P42-45)
【作者】顾玮玮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南京,210016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913.68
【相关文献】
1.孰强孰弱:个人禀赋与家庭禀赋对城镇青年女性职业地位的影响——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J], 吴帆;王琳
2.相对资源禀赋结构中的女性社会地位与家庭地位——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
查数据的分析 [J], 吴帆
3.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的变化——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J], 唐永霞
4.当代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的现实与评估 [J], 张永
5.新时期中国妇女婚姻家庭地位的变迁——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J], 杨玉静;郑丹丹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中国建国时期的妇女解放中国建国时期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时期，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权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保障。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论述中国建国时期妇女解放的历程：平等权利的确立、教育权益的巩固和经济地位的提升。
一、平等权利的确立在中国建国初期，妇女的平等地位和权利得到了法律明确的保障。
新中国的宪法和妇女儿童保障法等一系列法律文件的颁布，明确规定了妇女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权利。
这一举措为妇女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建国后，中国开始普遍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废除了妇女包办婚姻和家庭暴力等陈旧传统。
此外，新中国积极推动并参与国际妇女权益保护和促进的事务，为世界妇女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教育权益的巩固在中国建国时期，教育是妇女解放的重要途径之一。
新中国积极倡导普及教育，特别是妇女教育的普及。
此前，中国社会存在严重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然而，在新中国的倡导下，大量的妇女接受了教育，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
政府推行全民普及教育，为妇女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机会，进一步增强了妇女的自我意识和独立能力。
妇女参与各类学科的学习和研究，积极参与社会的各个领域，妇女在教育领域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为妇女解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建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妇女解放的进程，妇女的经济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得各个社会阶层都能平等分享社会资源，包括妇女。
新中国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法律和政策，鼓励妇女积极参与经济建设和劳动生产，并逐步实现了妇女在劳动就业、职务提升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平等。
此外，中国建立了全国妇女联合会等妇女组织，为广大妇女提供了庇护和服务，帮助她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和工作。
综上所述，中国建国时期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为妇女的平等权利、教育权益和经济地位的提升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
这些举措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世界妇女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性别平等与妇女权益中国的性别平等进程与挑战性别平等与妇女权益：中国的性别平等进程与挑战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性别平等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妇女权益的争取与促进也是数百年来不断进行的斗争。
相对于过去的封建社会，当代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仍面临着一些挑战。
一、中国性别平等的进程1. 法律保障中国的婚姻法于1950年代制定，并在以后的几十年不断修订。
这部法律保障了女性的婚姻自由和财产权益。
此外，一系列法律法规也确保了性别平等原则在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实施。
2. 教育机会平等中国政府致力于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鼓励女性接受高等教育。
据统计，中国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女性在大学和研究生院的比例也逐年增加。
3. 婚姻观念的变迁中国社会的婚姻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
过去，男女婚龄普遍较早，女性结婚后主要承担家庭和照顾子女的责任。
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推迟结婚，追求自己的事业和生活目标。
二、中国性别平等面临的挑战1. 就业歧视尽管法律禁止就业歧视，但在现实生活中，女性仍然面临很多挑战。
妇女通常在薪资、职务晋升和职业发展方面遇到更多困难，这导致了“玻璃天花板”现象。
2. 家庭责任压力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较为传统的家庭观念，女性常常被赋予照顾家庭和子女的责任。
这导致了许多女性在事业发展和家庭责任之间面临很大的挑战。
3. 家庭暴力问题虽然中国也颁布了《反家庭暴力法》，但实际上，家庭暴力问题在一些地区依然存在。
妇女在家庭暴力问题上的维权仍然是一个挑战。
4. 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一些传统观念对性别平等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性别刻板印象和贞操观念仍然存在，这会对妇女的权益保护和社会地位产生一定的制约。
三、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权益的措施1. 加强法律保护政府应加大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对性别平等和妇女权益的保护力度，并积极推进这些法律的实施。
2. 提高就业机会政府和企业应该采取措施，消除性别歧视，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女性提供平等的工资待遇和晋升机会。
㊃文学研究㊃D O I :10.3969/j.i s s n .1003-0964.2019.01.022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下的女性形象建构与性别平等以 十七年 农村题材小说女性形象为中心的考察胡延龙(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兰州730020)摘 要: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妇女解放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已然成了一组紧密相关的时代命题㊂ 十七年 农村题材小说中女性形象及其建构过程,实际上是对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下女性身份实现深刻转型的真实摹写㊂而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框架之下对性别平等所进行的广泛政治支持和社会动员,却也正是 新型主体 与 新的精神 形象建构的现实观照㊂其结果共同指向于立体的中国本土妇女运动和性别平等的新空间㊂关键词: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女性形象;性别平等;农村题材小说O S I D :中图分类号:I 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9)01-0110-06 新时期以来,在 改革开放 的 现代化 大潮中,在 去历史 去政治 乃至 去国家 的策略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女性主义,特别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裹挟女性主义话语长驱直入[1]㊂这样一个域外女性主义话语大规模地植入过程,使得中国妇女研究成了一个脱离本土妇女解放经验而走向空洞化的过程㊂因此在今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思考:我们如何在文化自觉的意义上重构理论话语体系,重塑自己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主体位置㊂从推动当代中国社会良性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主体位置的获得,不只是需要通过推动女性文学重构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之间的回应关系,来有效地应对中国社会转型之于公正的两性关系想象乃至社会公平理论再造的重大需求;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借此来推动当代中国妇女研究实现从失语㊁跟跑到对话再到能够体现本土的智慧㊁价值㊁理念与方案的角色转变,通过重新审视和阐释社会主义国家妇女解放历史实践,来消除国际学界在 后冷战 心态下对其的有意误读甚至污名化,在重建存在合法性的基础上探寻其可被 普遍化 的空间,以参与国际话语权的有力争夺㊂由此,本文回归到曾经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广泛㊁哺育过整整一代人心灵的 十七年 长篇小说上来㊂以 十七年 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建构为媒介,一方面将性别身份转型及对文本书写置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框架中来考察,注意女性身份转型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进而探讨在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下所被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的类型与象征㊂从而将 女性 从抽象的概念重新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使之从被狭隘的 女性主义 所刻写的纯而又纯的 女性 重新肉身化为具有 阶级族群 国家 等多重身份的 圆形人物 ㊂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文本研究,打开讨论中国本土妇女运动传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实践的新空间㊂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层面上讨论社会主义中国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的独特性与有效性㊂一㊁ 十七年 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类型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男权制社会中,女性一直处于劣势的地位,她们被 囚禁 在家庭生活中,承担着生育与操持家务的重任,失去或者被剥夺了发展的机会和能力,只能依附男性而存在㊂并且随着以 男尊女卑 为核心的性别观,以及由此所衍生出的一系列维护其封建父权文化㊁封建道德伦理的确立和完善而愈演愈甚㊂到了近代社会,女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性别主体浮出历史地表,但这个时候,女性即是作为被改造和解放的客体而依附于民族国收稿日期:2018-11-0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 Z W 011)作者简介:胡延龙(1989 ),男,甘肃白银人,硕士,研究方向:民族文化㊂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 o u r n a l o f X i n y a n g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第39卷 第1期 2019年1月 (P h i l o s .&S o c .S c i .E d i t .)V o l .39N o .1J a n .2019家建构的主体之上,纳入国家民族解放的轨道之上,与拯救民族危亡的民族国家话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㊂因此中国妇女的解放,本质上并不代表女性向男性社会挑战,而是从女性角度代表一种新生力量向行将灭亡的旧势力的挑战[2]㊂新中国以空前强大㊁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形象面世,也开启了妇女解放㊁男女平等的历史新纪元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国家自上而下地赋予了妇女各项权利㊂并且通过宣传和贯彻婚姻法㊁禁娼㊁扫盲等一系列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铲除了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制度性因素,砍断了束缚在中国妇女身上的政权㊁族权㊁神权㊁夫权四条绳索,破除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和传统残余思想对妇女的影响㊂这些使得中国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在政治㊁经济㊁教育㊁文化等方面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㊂她们从家庭走向社会,由男性的附庸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社会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从而由此实现了身份转型㊂在女性实现了身份转型的同时,其形象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㊂与 裹着小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忍受着社会特别是男人的种种压迫的传统女性形象完全不同的是,这种形象抛弃封建时代陈腐㊁桎梏的枷锁,逐渐转变为一种新制度下的女性形象㊂这些形象广泛见诸主流文学作品中,如 十七年 农村题材小说所呈现的大量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女性人物形象㊂通过对 十七年 农村题材小说女性形象的解读,我们看到文本中的人物形象设置基本上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因此我们不妨从 正反面 来对 十七年 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考察㊂这一时期农村题材小说摹写了大量的正面女性形象㊂在她们身上所闪现的是主动㊁热情㊁果敢㊁聪慧的个性,所投射的是新政权倡导的男女平等的观念㊂她们具有极高的觉悟和极大的建设热情,是新精神㊁新面貌的典型代表㊂大体上,正面女性形象凸显为两种类型:一为 妇女解放 概念的产物,一为具有英雄特质的 党的女儿 ㊂对于前者这一形象,所集中显现的是,她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且拥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自我解放要求,突出地表现在她们在爱情㊁婚姻生活中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上㊂这样的形象有诸多代表,在赵树理‘传家宝“里媳妇金桂,她才不管什么妇女就应该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勇敢地摆脱了封建守旧的家庭牢笼,追求思想解放和人格平等,不仅成为农业生产的一把好手,而且积极投身于农村政治活动㊂徐改霞(柳青‘创业史“)是蛤蟆滩一位勤劳善良㊁思想进步㊁热心社会活动的年轻女团员,同时她也是一位勇敢解除包办婚姻㊁大胆追求理想对象㊁选择通过事业实现自我价值的独立而有个性的新女性㊂她认为 一个闺女家,可以拿一切行动表现自己爱国和要求进步,就是不能拿一生只有一回的闺女爱,随便许人 [3]434㊂另外,如倪慧聪(徐怀中‘我们播种爱情“)㊁秀女(西戎‘终身大事“)等也都是此类女性形象的代表㊂可以说, 十七年 中新女性的 新 不仅表现在进一步发挥她们的精神姐妹 喜儿 们对旧制度㊁旧观念的斗争精神,而且还表现在必须承担建立新的妇女价值标准的职责㊂也就是说,妇女必须像男性一样在公众生活中找到作为劳动者的自我实现的位置[4]82㊂而这也是 十七年 小说中更为主要和着墨更多的正面女性形象,也正是具有英雄特质的 党的女儿 形象㊂她们一改 肩不能扛,手不能提 的传统女性形象,她们健壮㊁能干㊁大胆㊁泼辣,处处体现着英勇㊁豪爽与果敢的 花木兰 式的气质,具备了与英雄一样的崇高理想㊁坚忍不屈的精神和不畏困难㊁热爱劳动的品格[5]㊂如李双双(李准‘李双双小传“)泼辣㊁率直㊁有原则㊁敢说敢做,是一个什么农活都学过,能和男人一比高低,敢和丈夫喜旺所代表的旧思想做斗争,是争当先进㊁争做模范的女英雄㊂最终从他者指代的 喜旺家 喜旺媳妇 俺小菊他妈 成为众人皆知的李双双㊂黑凤(王汶石‘黑凤“)是一位 决心要作个生活在战斗中的女战士 ,她 干劲冲天 ,具有强烈的竞赛意识㊂在她的意识里: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㊂她参加进山背矿石的行动就是要显示与男人一样的体力和强者的姿态㊂结果阳刚质朴的黑凤被一个由矿石㊁ 猛虎连 ㊁窝棚等构成的男性世界的接受,并得以进一步以非凡的干劲㊁无比的热情和不怕吃苦的战士精神参与英雄事业,成为英雄人物的一员[5]㊂萧淑英(李准‘耕云记“)㊁盛淑君(周立波‘山乡巨变“)㊁张腊月(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㊁焦二菊(浩然‘艳阳天“)等等都是此类的典型代表㊂反面女性 人物与正面女性形象截然相对,这类形象大致可以归作三类㊂第一类即政治或生产劳动上的落后分子㊂她们的共同点是好吃懒做㊁逃避劳动㊁自私㊁喜欢占小便宜,她们大多是30岁以上的从旧社会过来的普通农家妇女,在她们身上所呈现的是,或者曾被旧社会所侵害过,或者有着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㊂如赵树理‘ 锻炼锻炼 “里的 小腿疼 吃不饱 都是但凡有便宜就占㊁没便宜就躲在一边的好吃懒做的形象,前者常假装小腿疼而不去做活,后者常以不能吃饱为由逃避集体劳动㊂又如‘山乡巨变“中张桂贞贪恋温情,不能理解一心扑在合作化胡延龙: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下的女性形象建构与性别平等事业中的社长丈夫,且好吃懒惰,搞得家里米缸㊁水缸常常是空的㊂赖大嫂(西戎‘赖大嫂“)前后三次养猪经历及其不同的过程和结局,活脱脱地凸显一个撒泼耍赖㊁好打小算盘的农村妇女形象,也把一个赖 字演绎得淋漓尽致㊂第二类我们称作 问题 女性㊂在 十七年 农村题材小说中,她们坏得不够彻底,但好似乎又无从谈起㊂与 一颗红心向太阳 ,积极投身于乡村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女英雄和女积极分子相比,这类的女人倾向于爱美㊁纵情任性㊁贪图安逸,满足于过个人的小日子,不爱 武装 爱 红装 ,缺少一心向 好 的激情,表现出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㊂孙犁在‘铁木前传“中塑造的小满儿就是这类女性㊂小满儿青春㊁美丽和性感,她认为自己的形象美是一种巨大的资本,是作为女人的 法宝 ㊂她出身不好,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自卑㊂她所呈现的行为特征复杂而充满矛盾,她对政治不感兴趣,从不参加村里青年们的集合和活动,但对宣传‘婚姻法“的活动,却表现出格外的积极,她不仅专心地听,而且 正正经经地沉默着,思想着 ㊂这说明她对生活与爱情也有着自己的向往和追求㊂她跟六儿整天厮混在一起,受到舆论的指责,她既感到委屈,又可怜和痛恨自己;她开始向堕落的深渊滑行,但又不自甘就这样堕落下去;她希望有一种新的生活,但又感到前途茫茫,不明去向,她内心里经历着激烈的斗争㊂这是一个具有许多美好的素质,但灵魂已遭受到严重的扭曲,尚未找到正确人生道路的青年女性形象㊂这样的形象还见之于‘艳阳天“中的孙桂英㊁‘创业史“中的素芳等㊂第三类便是 坏女人 形象㊂与前两种负面女性形象不同,在本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里还存在着一种属于被作者彻底批判的女性人物,这就是 坏女人 形象㊂她们集丑陋㊁恶毒和蠢笨于一身,是已然站在了阶级对立面的㊁作为道德上的 丑 和政治上的 恶 的反面人物形象㊂这类女性形象是单向度的,她们模式化㊁符号化㊁脸谱化的形象把 丑恶 表现到极点,同时成为先进人物的反衬㊂李翠娥(柳青‘创业史“)㊁马凤兰(浩然‘艳阳天“)等就是这类型形象的代表㊂李翠娥是原国民党军的穷下士白占魁的婆姨,又是姚士杰的情人,其人毫无道德感和羞耻心㊂她成为村民视之为 卑贱 的口头语,更由于其投怀送抱的对象是奸诈的姚士杰,从而于叙事中在道德败坏之外更平添了一种在政治上的自甘堕落[6]㊂马凤兰这个40多岁的地主婆,同样是政治化的人物形象,是个不安分的㊁积极替丈夫出谋划策的㊁作为同焦淑红等正面女性形象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政治矛盾的地主婆㊂二㊁ 新型主体 与 新的精神 的形象建构作家所进行的社会性别的书写,一般情况下与其经验及本身的性别观有着很大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所建构的形象就是出于作者自己的主观㊂像赵树理㊁柳青㊁周立波㊁马烽㊁王汶石等的作品,都是作家长期扎根农村,在对农村社会㊁农民生活进行细致入微地观察的基础上形成的长篇巨著,因而有着很强的纪实性和叙事性㊂另外,这一时期人物形象的建构完全受到 十七年 社会生活政治化与文学创作 政治标准第一 的思维模式的影响㊂在宏大叙事背景下,所有的人物形象都被统摄到 阶级 话语或革命 话语之下,性别书写只能屈从于其他方面的建构㊂因此,其书写目的更多在于说明上述正面女性形象即 新型主体 身上承载着其他形象主体所匮乏的 新的精神 ㊂首先,这种 新的精神 表现为修辞方式的 雄化 和 道德化 ㊂ 英雄 这个词,在很长时间里,是男性专用的,在 十七年 小说文本里出现的英雄也不例外㊂但与此同时,许多小说亦涌现一批如柳青所形容的那样有着英雄特质的 党的女儿 ,即 女 英雄㊂这类人物形象在性格特征㊁言行举止和工作表现上还是同男性相对照和相贴近,以像男人㊁模仿男人和追超男人为目标,即她们要成为英雄人物必然要进行 雄化 ,就要不断地抹去女性群体所固有的性别特点和 弱点 ,而这恰恰体现了时代话语的要求,其形象的建构也彰显着力量㊁进步㊁建设等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特点㊂因而,柔弱㊁爱美㊁温顺等传统所赋予的女性社会性别特征便显得格格不入,成为规避㊁祛除㊁批评㊁改造的 异质 ㊂但即便如此,纯洁与忠贞等传统道德却并没有被 同等对待 ,反而成为 雄化 的同时所评价正面女性形象上的最基本标准,以至单纯以突出女性的道德美作为 新型主体 的性别特征的修辞更为普遍,改霞㊁九儿(孙犁‘铁木前传“)便是这方面的例子㊂在这一点上,比起男性先进人物,对她们似乎有更严格的标准和有更多的描述,这不仅仅指对事业㊁革命㊁工作,更特别指私生活㊁爱情的领域㊂正是因为这样,反面女性形象的修辞方式主要通过对她们两性关系 非道德化 和对女性特征 物化 来完成的㊂ 非道德化 要取得的也是与女英雄道德形象相反的效果,她们不单是正面人物的对照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还会不自觉地参照这些丑恶的㊁具破坏性的女性人物,以肯定女英雄的善良㊁纯洁㊁忠诚等道德品质㊂从而使正面女性形象在性道德方面的美善,便无形中在反面女性人物的 非道德化 修辞中强化了㊂第39卷第1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1月其次,体现在 劳动 与 走出家庭 的话语机制上㊂ 劳动 叙事是 十七年 农村题材小说中最重要的一种话语类型㊂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劳动 体力劳动 集体劳动 就被赋予了多重的意义㊂在 劳动 叙事的具体话语中,通过 劳动 的引入,使得其成了塑造 新人 新 国民性 人民性 最重要的手段,完成了对妇女特别是 农村妇女 的形象再造,成为女性分享民族国家主体身份的主要途径㊂从祥林嫂㊁喜儿等到李双双㊁张腊月㊁黑凤㊁焦二菊等,这些典型形象的变迁所表现的或者所印证的,正是一种新的 农民 或 国民 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与以往的不同㊂她们已然脱离了 国民性 国民劣根性 和 封建礼教 的叙事,她们走出家门㊁走向社会,并且随着生产劳动在生活中成为日常化㊂对女性强烈的政治化㊁道德化和美学化的诉求,与所潜隐在文化深处传统的 齐家治国 ㊁家国一体㊁家国同构的模式,通过女性将家内的责任延伸到社会上,并在参与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实现其现代的再现[7]㊂这不仅完成了对妇女传统角色和功能的代替与超越,而且有效地确立了妇女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身份,并创造了她们新的生活世界㊂走出家庭㊁参加劳动的妇女不仅没有失去家庭,反而以国家㊁民族 妇女 的主体身份重新获得了对家庭的话语掌控权[8]㊂更重要的是,对于 劳动 附加的与现代化建设相关的时代含义,将女性也纳入了社会主义新秩序建构者的行列,拥有了社会事务的参与权与话语权,从而真正从 家庭人 变为 社会人 ㊂另外, 劳动 已然被作为塑造新/旧两代妇女不同代表的 中介 ,成了革命与否的一个判定词,成为女性形象正面与否的判定依据㊂以致在叙述者看来,诸如 小腿疼 和 吃不饱 这样的女性在农业生产劳动㊁生活中表现出的恶习全是从旧社会带来的落后思想和不合新时代的行为,是一种落后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9]㊂因此,无论出于什么视角,这样的女性都处在否定性的叙述中,所表现的也是一种对于社会主义劳动者形象的背离㊂再次,体现在 去个性化 去小我化 的叙事策略上㊂ 十七年 是一个激荡着集体意识的年代,这样本与女性命运息息相关的婚姻家庭功能和位置的讲述便逐渐被弱化和边缘化,这不仅是社会现象,而且是文本书写和形象建构的体现㊂在文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身上也呈现了一个新的社会伦理评判标准:是否为社会主义全心全意的服务,是否具有大公无私的品质㊂在这样的书写下,所有被颂扬的女性,无论在年龄㊁职业㊁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多大的悬殊,她们都有着为人民服务㊁为国家集体做出贡献的革命激情[10]㊂正如萧淑英㊁盛淑君㊁邓秀梅(周立波‘山乡巨变“)㊁韩梅梅(马烽‘韩梅梅“)那样的女性形象,叙述者所关注的从来不是她们的性别特征㊁生活体验和个体感情,而是她们作为消弥个性的群体进入公共生活领域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投入与贡献的程度㊂这种将女性作为性别整体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相关联的书写方式,消解了塑造女性传统角色和功能的叙事空间㊂从而使有关 家庭事㊁儿女情 题材的作品一度被列入批评的对象之中,日常生活叙事也设定了以防 溢出 合法 边界或将它们直接嵌入宏大叙事的链条之中,以致恋爱㊁婚姻和家庭这些 私人领域 问题成为不具备政治书写价值而被不断清除的 杂质 ,那些消除个人情欲需求㊁同心建设社会主义的 去个性化 及 去小我化 的形象与叙事则受到了大力宣扬㊂这样对女性形象及 狭窄 的 小世界 的层层 净化 ,并且随着 小我/大我 个体/社会 等关系被转化为个人利益小于民族前途的等级秩序,在女性 自传式 书写中的个体话语便逐渐为国家和集体话语所代替[8]㊂这样便为性别的整合与重置提供了一套新的符码,使得正面女性形象显得更加 高大 纯粹 干净 ;使得她们也同正面男性人物一样,所被建构的正面在 去个性化 去小我化 的过程中,在被阶级话语㊁意识形态㊁社会运动等所统合的宏大叙事中,具备了 同一化 的性质,从而使 男女平等 男女都一样 的 无差异 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始便成为一个被广泛认同的概念㊂三、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下的性别平等人类学家米歇尔曾说: 现在,在我看来,妇女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在任何直接意义上说都不是她的行为的结果,而是在具体的社会互动中她的活动所获得的意义的结果㊂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性语境中,中国共产党将妇女的解放和独立纳入党的意志和行动之中,并且努力建构社会性别平等的政治话语和营造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㊂可以说,我国妇女的发展,离不开党与国家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和社会动员,而这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框架之下进行的㊂其中所表现的主要形式便是频仍而广泛的社会㊁思想文化教育运动,以及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所确立的空前强大的爱国主义的文化政治认同㊂同时所遭围困㊁被封锁的国际环境,也更使其内倾于民族国家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从而这种对 民族化 的特别强调,使毛泽东所倡导的 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与鲁迅 越是民族的,往往就越是世界的 等论断的绝对真理化[11]㊂由国家高度垄断并定于一尊胡延龙: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下的女性形象建构与性别平等的文化实践,使得中国现代的各种 解放 ,不论是个人解放㊁妇女解放还是阶级解放都统归到了民族解放的目标之下,使得个体㊁个人的叙事都高度整合,集中到了国家话语的宏大叙事之下㊂因而女性走出家庭㊁参加社会工作以摆脱固有命运㊁体现自我价值的愿望并不是出于性别觉醒后的内心诉求,更多的则是出于对党和国家力量 询唤 的一种呼应㊂在这个过程中,广大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具有了经济权利和政治㊁社会价值,同样被看作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㊂但是党和国家在赋予她们同男性一样平等的各项社会权利的时候,与其说并没有去考虑她们的主体性需求,毋宁说实际上是把作为个体的女人和作为性别群体的女性已然一起纳入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之中,重新塑造了女性的价值观㊂女性个人价值的恒定和裁定不再仅仅指向于她的家庭角色和家庭功能,而更多㊁更主要的是指向于她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社会角色㊂由此,女性完成了社会价值指向的性别身份,从而使个人对自我性别认知具有了外在的一致性和内在的外延性,并表现在妇女定位自己的性别身份为 社会劳动者 [12],从而所表现出的是,她们纷纷以主人翁的姿态,勇敢地走出家庭,不怕苦㊁不怕累,舍小家㊁保大家,全心全意为国家建设做贡献㊂与此同时,她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其自身也在不断地获得发展,反过来也更加巩固了在社会中同男人相同的全新位置,真正地撑起了 半边天 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 妇女能顶半边天 男同志能做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做到 等口号的提出,到最高领袖的 男女同工同酬 告诫书的发出,体现了党和国家对 男女平等 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和社会动员㊂而由此所确立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模式,使男性㊁女性在心理上完成了对社会主义新秩序的服从和认同㊂在这种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改造之下,作为新的社会总体秩序的一部分的 男女平等 ,也就演化成了具有强制性的制度㊂而 正是在这种制度化或不如说制度性的男女平等关系中,产生了我们今天女性的生存方式 [13]211㊂我们不难发现,这里的男女平等,既不是要把男性的地位降下来,拉低到与女性相同的水平,也不是把女性作为弱势群体保护起来,硬性提高到与男性相同的水平,而是将女性视为一种人力资源,向女性提供发展的机会,使女性在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达到男女平等[14]㊂新社会对于女性与男性是否为优秀人才的评价标准也并无二致,都是以是否热爱社会主义㊁是否忠诚于党和人民,是否具有勇于奉献㊁大公无私的品质与精神来评判的㊂如果说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塑造的梁生宝㊁萧长春㊁高大全等人物形象构成了男性形象颂扬与言说的典型,那么 男女都一样 妇女能顶半边天 的话语便是女性形象建构的基础和目标㊂加之在一个突出国家㊁集体㊁阶级的年代,最直接地表现就是阶级差异成了取代㊁阐释㊁度量一切差异的唯一社会存在,因而使整个社会性别都被遮蔽和隐匿了,男女之间的性别的差异便也就突显不出来也不必突显了㊂正如孟悦和戴锦华所分析的, 她与男人同样从属于这个凌驾于一切个人之上的中性的集体或集体的象征,在这个巨大的集体面前,她的确与他人无别,也只能与人无别,既无高下尊卑之别,又无性别以及个性之别 [13]㊂在这样的基础上所体现的平等也是一种无性别差异的平等㊂但实际上,性别差异并不是导致男女不平等地位的主要原因,这种不平等的背后有其更为深层和根本的原因,即经济上的差异所造成的政治㊁文化等各方面的不平等㊂ 在妇女还没有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下,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和男子总有一种事实上的差别 ,但她们 一旦参加了集体劳动和集体生活,她的思想就会开朗起来,和男子一道走到时代的最前列 只有在她们同男子一样地参加社会劳动之后,树立了男女之间的经济上的真正平等地位,这种事实上的差别才能够逐渐消失 [15]㊂总之,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呈现出的一个历史情境和特点,尽管在这场解放运动中女性远没有获得完全个体意义上的解放,但她们融入了社会发展主流[15]㊂她们和男性一样,站在了革命㊁斗争㊁生产㊁改造的第一线,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实现了相当程度的解放和两性平等㊂四、结语20世纪50年代,作为在旧中国深受封建思想压迫和摧残的中国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地位获得了实质性改变和显著提高㊂那么,新中国女性获得的究竟是何等层次的解放和平等呢?虽然我们承认,凭借社会革命的胜利获得解放的中国女性更是在党和政府意志的积极干预下,获得社会地位的实质性改变,各方面素质及能力得到显著提高㊂但 男女平等 与社会地位的提高情况也有局限和差别,这与历史传统惯性和时代语境密切相关㊂因此一些女性主义批评者也正是在这种认识论基础之上,努力地突显这一解放形式的局限性:广大女性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规训下,只能去模仿或者像男性㊁做同男性一样的人,不能流露任何女性意识㊁特质或特第39卷第1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1月。
民国时期的妇女解放与女权运动民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国女性解放与女权运动的关键时期之一。
在那个时代，妇女们展开了艰苦卓越的斗争，为争取平等权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一、背景与觉醒在旧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女性地位一直处于弱势地位。
但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传入，社会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
在对外入侵和列强压迫的背景下，一批先进的妇女开始觉醒，开始反抗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束缚。
这是妇女解放和女权运动的孕育时期。
二、兴起的女性团体民国时期，一大批先进的女性团体迅速兴起。
1911年，中国妇女解放协会成立，在革命浪潮中，宣传和推动女性解放的理念，开展革命运动。
同年，清朝推行了新政，开始推动文明新风，为女性解放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三、女性解放的斗争在民国时期，妇女们不仅仅是要争取政治和经济的平等权益，还要争取思想观念的转变。
妇女们通过各种方式展开斗争，提倡性别平等和妇女权益。
她们组织妇女运动，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呼吁妇女应该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
同时，她们也开始关注婚姻家庭问题，鼓励女性树立独立的人格和思想，不再被传统观念所束缚。
四、女权思想与继承民国时期，中国女性解放和女权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不同的女性团体纷纷倡导女权，呼吁废除一夫一妻制，主张性别平等和女性解放。
她们尝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婚姻、家庭和教育等多个方面推动女性的解放。
一些著名的女性运动领袖如潘光旦等，也成为女性解放和女权运动的重要代表。
五、取得的成就与遗留问题民国时期的女性解放和女权运动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一方面，女性开始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进入职场，争取平等的工作权益，改变了封建传统观念对妇女的束缚。
另一方面，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女性的解放运动逐渐扩大。
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遗留问题，如传统观念的深入人心，社会仍存在对女性的不公平和歧视等。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妇女解放与女权运动是一段充满斗争与希望的历史。
妇女们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迎来了解放的曙光，为后来的女性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