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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由盛转衰的历史事件土木堡之变，并不是明朝走向衰落的起点和原因，但是却成为了明朝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15世纪中期，是一个全世界都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
1448年，葡萄牙在非洲西海岸建立了第一次殖民据点，标志着西欧开始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
1453年，奥斯曼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宣告东罗马帝国最终灭亡，一个新兴的土耳其帝国正式崛起。
而在中国，1449年，发生了土木堡之战，宣告明朝走向了衰落。
土木堡之变，不仅仅是明朝衰落的起点，也是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的开端。
此后，西方国家横行于大洋之上，将人类进入了海洋时代。
中国则不断走向了封闭自守，和世界潮流脱轨。
一，土木堡的大背景：明朝的衰落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
此后，经历了洪武的恢复时期，永乐的扩张时期和仁宣的收缩时期，明朝就衰落了。
从明朝建立，到衰落，只用了60多年的时间。
为什么明朝会衰落得如此之快，这主要在于明朝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缺陷。
在经济上，明朝推行了“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对工商业的打击十分严厉。
这使得唐宋以来发达的商品经济遭到了遏制。
打击工商业的结果就是导致明朝商税大幅度减少，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
作为对比，北宋的财政收入为6000万两，其中商税占据70%；明朝永乐年间的财政收入为1000万两，其中商税只占5%。
针对财政收入少的局面，明朝推行了“兵农合一”的军屯制度。
朱元璋时期，全国拥有180万军队，在永乐时期扩张为270万。
这些军队基本都通过卫所制度编制起来，在全国各地进行屯田。
而屯田所出产的粮食，一半需要交纳上级。
这就是使得明朝初期的军队不需要花多少财政支出，朱元璋曾经得意地说“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
永乐元年，全国税粮为3100万石，而军田缴纳的子粒就有2300万余石，军屯田收入占全国税粮的百分之七十多。
但是，军屯制度是建立在对军籍户口的残酷的剥削基础之上的。
从军屯制推行以来，军籍户口就不断的逃亡。
根据《明英宗实录》载，当时全国“逃故军士一百二十万有奇”，约占当时全国军队总数的一半。
土木堡之变：史上最坑人的宦官我们现在有一个网络用词叫作猪队友，专门指那些坑害自己伙伴的人，其实，这个词用在古代的一个人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个人挖了个大坑，不光让自己掉进去，还害得当朝皇帝也变成了俘虏，差点断送了整个大明王朝。
这个人是谁呀？公元1449年刚开春，又到了蒙古草原瓦剌部落向明朝进贡骏马的时节。
和往年一样的是，瓦剌使臣赶着一群马来到了北京城。
和往年不一样的是，这瓦剌使者的态度骄横了许多。
“为什么给我们赏银这么少？这不是瞧不起我们吗？“不给我们瓦剌一个交代，我们就不走了。
”肯定会有人奇怪了，你一个进贡送礼的，为什么不但不谦卑，反而耍性子呢？说起来，当时的瓦剌是明朝的藩属国，每年都会来北京进贡献马，但是，瓦剌部落的战斗力越来越强大，以前来进贡还有些送礼的意思，现在来进贡，恨不得就是来高价卖马了。
这不是，朝廷给他们的赏赐少了，正开始闹腾呢。
一个小太监慌里慌张地，把瓦剌使臣的进贡表呈给了大太监王振。
这个时候，王振正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什么重要文件都得他先过目。
“什么？荒唐！瓦剌明明只有两千多人来北京，却伸手要三千人的赏赐！这是一群强盗，反了他们了！”“大人，他们这会儿正闹得厉害呢，如何是好啊？”“区区的番邦小国，不用给他们面子！轰了出去！”这话说出来不要紧，却惹出了惊天大祸。
七月，瓦剌军队开始进攻明朝的北方边境。
理由是，进贡使者受到了侮辱。
战报一封接着一封快马加鞭送到京城。
一个个坏消息送到了王振的手里，王振怎么反应啊？他呀，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哈，好啊，我王振立大功的时候到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王振是这么想的：“哎呀，我久居宫中，想要驰骋疆场，建立绝世奇功，青史留名，在平时是万万不可能的，现如今机会来了！”王振连忙拜见皇帝，这一见不要紧，给皇帝挖了个超级大坑。
什么坑啊？他让皇帝亲自出兵打仗！“陛下不必惊慌，微臣在三天之内可以集齐五十万兵马。
到时候您御驾亲征，将瓦剌人杀个片甲不留。
”这话一出，朝堂之上顿时开锅了。
“土木堡战役”明军有多少兵力？“土木堡之变”标志着什么？本文导读：公元1449年，蒙古瓦刺也先以明朝削减马价为理由想明朝边境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大同守军失利，塞外城堡沦陷，边界战报传至朝廷之后搞得朝廷上下是惶恐不已。
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怂恿下，不顾群臣的劝阻，在七月明英宗令皇弟朱祁钰留守，亲自率大军出征。
结果由于组织不当，所有军政事务都皆有王振专断，结果55万大军在土木堡惨败殆尽。
王振被杀，明英宗被俘，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66名大臣战死，史称“土木之变”，也称“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一役中，真的有五十万明军被瓦刺杀得几乎全军覆没吗?各类史料笔记记载此次战役的战斗人数更是五花八门，让人看得是眼花缭乱，不知真假。
我们下面列举一些当时的记载：第一种说法是出发时号称五十万大军。
刘定之在《否泰录》末说道：“臣因取目击耳闻，参以杨善、李实所述《奉使录》，钱溥所撰《袁彬传》，约其繁复，著为此录。
”李实《李侍郎使北录》未记出征人数，杨善《奉使录》今不传，估计亦不及此。
钱溥《袁彬传》今亦不见，其内容应为袁彬于塞外侍奉英宗的事迹，也不太可能提到明军人数。
则刘定之所记应来自“目击耳闻”，即明军出发时的确有号称五十万之举。
第二种说法是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人。
关于土木之战中明军参战人数，最早的记载见于刘定之《否泰录》：“其从驾行者，尚书王佐、邝埜，学士曹鼐等。
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人，出居庸关抵宣府。
”私属指的是私人的家奴、奴隶，有时甚至还指奴婢。
《否泰录》意思说正规军是没有五十万的，加上这些家奴、奴隶和奴婢共有五十万。
第三种说法是官军共五十余万人。
嘉靖后期以来，几乎所有言及出征人数的明代史家均沿袭此说，直至谈迁犹于“官军私属”强调甚明，而清人谷应泰的《明史记事本末》开始写作“官军五十万”，丝毫不涉及“私属”两字之差，语意全非。
第四种说法是明实录中含糊其辞，称数十万。
《明英宗实录》“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条目下记载“中官惟喜宁随行振等皆死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
土木之变简介土木之变是明英宗朱祁镇北征瓦剌的惨败事变。
土木之变后，明英宗沦为瓦剌军队的阶下囚，于谦同文武官、内外臣拥立朱祁钰称帝，重新建立明朝政治核心。
以下是为你精心整理的土木之变简介，希望你喜欢。
土木之变分析中文名称：土木之变参战部队：明朝、瓦剌战争结果：明朝惨败，明英宗被俘时间：正统十四年(1449年)地点：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人物：明英宗王振也先土木之变详情记载土木之变其真其详者莫如当事大臣李贤记载的《顺天目录》：“明日于土木驻营。
宣府报至，遣成国公率五万兵迎之。
勇而无谋，冒入鹞儿岭，胡寇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杀之殆尽，遂乘胜至土木。
明日巳时，合围大营，不敢行。
八月十五日也，将午，人马一二日不饮水，渴极，掘井至二丈，深无泉(因为土木堡地势高)。
寇见不行，退围。
速传令台营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
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
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英宗被俘，英宗的护卫樊忠万分愤怒，抡起铁锤对准王振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
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恶宦，终于落得个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被俘兵部尚书邝埜一再要求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但王振不准。
土木堡地势高，无泉缺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处有河，被瓦剌军占据，将士饥渴难耐，挖井二丈仍无水。
隔日瓦剌军队包围土木堡。
也先遣使诈和，并主动撤离，以麻痹明军。
英宗不疑有诈，遣曹鼐起草诏书。
王振下令移营就水，当明军大军移动时，饥渴难忍的军士一哄而起，奔向河边，人马失序，瓦剌军趁机发动攻势。
明军只得仓促应战，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埜，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皆战死，明英宗盘而坐，不久被俘，王振被护卫樊忠用大铁锤所杀，樊忠不久亦战死。
抗战故事：土木堡之战明太祖在位的时候，吸取了历宦官专权引起国家混乱的教训，立下一条规矩，不让宦官过问国家政事。
他把这条规矩写在大铁牌上，挂在宫里，想要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遵守。
但是到明成祖的时候，这条规矩就给废除了。
明成祖从他侄儿手里夺得皇位，怕大臣反对他，特别信任身边的宦官，在他迁都北京以后，就在东安门外设立“东厂”，专门刺探大臣和百姓当中有没有谋反嫌疑的人。
他怕外面的大臣靠不住，让亲信太监做东厂提督。
这样，宦官的权力逐步大起来。
到了明宣宗的时候，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一个宦官代笔，叫做司礼监。
这个来，宦官的权力更大了。
有一年，皇宫招收一批太监。
蔚州（今河北蔚县，蔚音ｙù）地方的一个流氓，名叫王振，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参加几次科举考试没考取，在县里当教官，后来因为犯罪，本来该充军，他听说皇宫招太监，就自愿进宫做了太监。
宫里识字的太监不多，只有王振粗通文字，大家都叫他王先生。
后来，明宣宗派他教太子朱祁镇读书。
朱祁镇年幼爱玩，王振想出各种各样法子让他玩得痛快，朱祁镇挺喜欢他。
明宣宗死后，刚满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这就是明英宗。
王振当上司礼监，协助明英宗批阅奏章。
明英宗一味追求玩乐，根本不问国事。
王振趁机把朝廷军政大权抓在手里。
朝廷大员谁敢得罪王振，不是被撤职，就是充军。
一些王公贵戚都讨王振的好，称呼他“翁父”。
王振的权力可算顶了天了。
这个时候，我国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音ｌà）部强大起来。
公元１４４９年，瓦剌首领也先派三千名使者到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
王振发现也先谎报人数，削减了赏金和马价。
也先为他的儿子向明朝求婚，也被王振拒绝。
这个来激怒了也先，也先率领瓦剌骑兵进攻大同。
守大同的明将出兵抵抗，被瓦剌军打得大败。
边境的官员向朝廷告急，明英宗慌忙召集大臣商量怎么对付。
大同离开王振家乡蔚州不远，王振在蔚州有大批田产，他怕蔚州被瓦剌军侵占，竭力主张英宗带兵亲征。
兵部尚书（兵部尚书和侍郎是军事部门的正副长官）邝埜（音ｋｕàｎｇｙě，埜同野）和侍郎于谦认为朝廷没充分准备，不能亲征。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土木堡之变导语：15世纪初，蒙古族自元顺帝率蒙古贵族逃出大都(今北京)后，继续统治塞北地区，史称北元。
洪武后期(14世纪末)，蒙古族分裂为鞑靼、瓦剌及兀良15世纪初，蒙古族自元顺帝率蒙古贵族逃出大都(今北京)后，继续统治塞北地区，史称北元。
洪武后期(14世纪末)，蒙古族分裂为鞑靼、瓦剌及兀良哈三部。
鞑靼为明朝对东蒙古的称谓，游牧于贝加尔湖以南，大漠以北，东至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西至杭爱山、色楞格河上游，南及漠南地区。
瓦剌为明朝对西蒙古的称谓，游牧于阿尔泰山至色楞格河下游的广阔草原之西北部一带。
兀良哈乃古部名，明代聚居于漠北及辽东边外。
蒙古分裂后，东西蒙古互争雄长，征战不休，并不时出兵南下，骚扰明边。
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分别遣使与鞑靼、瓦剌“谕之通好”。
瓦剌首领马哈木为借助明廷力量对付鞑靼，向明廷称臣纳贡，明成祖亦分别封之为王。
经长期征战，鞑靼势力不断削弱，瓦剌逐渐强大。
永乐十六年(1418)，马哈木之子脱欢袭父爵为顺宁王。
几年之间，脱欢攻破鞑靼，兼并其众，又统一内部，其势日张，雄视漠北。
脱欢立成吉思汗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为太师(丞相)，掌蒙古实权。
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其子也先继位后，不仅漠南诸部全被征服，且东胁朝鲜，西略哈密，环明之北边，尽为其所制。
也先每年冬遣人贡马于明。
初，所遣使者不过五十人，后贪朝廷厚赏，岁增至二千余人，并屡屡索要贵重难得之物。
稍不遂，即制造事端，明廷所赐财物，不得不岁有所增。
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生活常识分享。
土木堡之变的真相是什么这场战争当中其实有很多疑点，为什么大军在行进之中会缺乏粮草为什么明英宗带的都是朝廷的劲旅，而且人数远远多于瓦剌，却败得一败涂地，而后来的于谦却使用残兵败将取得了京城保卫战的胜利其实，土木堡事件的产生是由于明朝内部的不和谐而产生的，是由于当时的文官集团联合起来的结果。
当时的明朝，程朱理学非常盛行，导致产生了一大批的知识青年，他们满嘴仁义道德，但其实内心迂腐不堪。
此时的明英宗因为从小更多地接触像王振这样的社会底层的人，他的思想比较愤青，明英宗对于程朱理学较为否定，对于那些满口仁义的士大夫更是在内心有一点抵制，所以那些文官集团便和明英宗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而历史很大一部分都是由这些士大夫所控制，所以他们尽力表现明英宗的愚蠢与王振的祸国殃民。
土木堡之变真相就是：明英宗在王振的建议下准备御驾亲征的时候，那些文官集团见无法阻止，又生怕他们取得战争的胜利，从而削弱自己的地位，便千方百计的搞破坏。
所以土木堡之变真相，是明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结果。
土木堡之变明朝为何被蒙古人打怕早在土木堡之变明朝被蒙古人打怕以前，明朝初期的洪武到永乐年间，明军就多次出塞与蒙古军交战，当时的明军出征虽说是有胜有败，但是总体而言在明军主动进攻蒙古大军的时候还是占据优势。
在永乐年间之后，明朝停止了对蒙古人采取大规模的行动，但是却在正统年间明朝来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出塞，这也就是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当时的明英宗不顾大臣的劝告非要出兵讨伐蒙古人，而此次战争无非是明英宗效仿早年明成祖五征蒙古军。
就在出征前才匆忙的准备了50万大军，在没有准备好的状态下去与蒙古军战斗，结果明军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
本来明英宗想着攻下蒙古军的领地后不仅为国家做出贡献，同时也可以让他手下的太监王振向他人炫耀。
到得知全军覆没的消息后，明英宗吓得立刻撤退。
后来明英宗想出以赠送大量财物的办法向蒙古军求和并让蒙古部落首领称臣。
明英宗班师回朝后整个明朝都在欣喜，因为明英宗向他们吹嘘说整个蒙古族都臣服了，其实真正的结果是土木堡之变明朝被蒙古人打怕了，明英宗将整个藏区都割让给了蒙古人，而当时的藏区约占当时明朝土地的一半。
土木之战志疑正统十四年秋，明军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土木镇）大败于瓦剌，英宗被俘，导致严重的军事危机，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
但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对这次战役的记载颇多歧异与疑点，尚需条梳史料以澄清事实；明军参战人数、瓦剌军行进路线、明军回军策略以及明边镇在土木之战中的作用等诸多问题仍需探讨；以此为例，并可初步认识明代中期京营、边镇的规模和有关明代前中期史实记载的可信程度。
关于土木之战中明军参战人数，最早的记载见于刘定之《否泰录》：否泰录》》末说道：“臣因取目击耳闻，参以杨善、李实所述《奉使录》，钱溥所撰《袁彬传》，约其繁复，着为此录。
”李实《李侍郎使北录》未记出征人数，杨善《奉使录》今不传，估计亦不及此。
钱溥《袁彬传》今亦不见，其内容应为袁彬于塞外侍奉英宗的事迹，也不太可能提到明军人数。
则刘定之所记应来自“目击耳闻”，即明军出发时的确有号称五十万之举。
但《实录》绝口不提出征人数，仅说“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
沿此例只记伤亡人数者渐由“丧士卒数十万”到“士卒死者数十万”。
从“官军人等死伤”到“丧士卒”再到“士卒死者”，衍化过程与“五十万”的遭遇相似。
上引《否泰录》作者刘定之是《英宗实录》副总裁，与总裁陈文、彭时及副总裁吴节等于正统十四年各任翰林院侍讲、修撰、编修之职，所见所闻应无太大差别。
修《实录》时“职任紧要，又在于副总裁官”，而《否泰录》早在景泰年间已写成，不采其“五十万”之说于实录，说明土木之变十余年后，时人已经怀疑当年五十万大军的说法。
但“死伤数十万”之说又不知何据，《否泰录》仅言“我师死伤过半矣。
”可能《实录》作者为交代战争规模，只好以“死伤数十万”含糊了事。
土木之战志疑(1)正统十四年秋，明军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土木镇）大败于瓦剌，英宗被俘，导致严重的军事危机，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
但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对这次战役的记载颇多歧异与疑点，尚需条梳史料以澄清事实；明军参战人数、瓦剌军行进路线、明军回军策略以及明边镇在土木之战中的作用等诸多问题仍需探讨；以此为例，并可初步认识明代中期京营、边镇的规模和有关明代前中期史实记载的可信程度。
关于土木之战中明军参战人数，最早的记载见于刘定之《否泰录》：“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人。
”[1]嘉靖后期以来，几乎所有言及出征人数的明代史家均沿袭此说，[2]直至谈迁犹于“官军私属”强调甚明，[3]而清人自谷应泰以下均不提“私属”，径作“官军五十万”乃至“五十余万”, [4]数字之差，语意全非。
刘定之在《否泰录》末说道：“臣因取目击耳闻，参以杨善、李实所述《奉使录》，钱溥所撰《袁彬传》，约其繁复，著为此录。
”李实《李侍郎使北录》未记出征人数，[5]杨善《奉使录》今不传，估计亦不及此。
钱溥《袁彬传》今亦不见，其内容应为袁彬于塞外侍奉英宗的事迹，也不太可能提到明军人数。
则刘定之所记应来自“目击耳闻”，即明军出发时的确有号称五十万之举。
但《实录》绝口不提出征人数，仅说“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6]。
沿此例只记伤亡人数者渐由“丧士卒数十万”到“士卒死者数十万”[7]。
从“官军人等死伤”到“丧士卒”再到“士卒死者”，衍化过程与“五十万”的遭遇相似。
上引《否泰录》作者刘定之是《英宗实录》副总裁，与总裁陈文、彭时及副总裁吴节等于正统十四年各任翰林院侍讲、修撰、编修之职，[8]所见所闻应无太大差别。
修《实录》时“职任紧要，又在于副总裁官”，[9]而《否泰录》早在景泰年间已写成，不采其“五十万”之说于实录，说明土木之变十余年后，时人已经怀疑当年五十万大军的说法。
但“死伤数十万”之说又不知何据，《否泰录》仅言“我师死伤过半矣。
”可能《实录》作者为交代战争规模，只好以“死伤数十万”含糊了事。
造成惊天危难的土木堡之变，起因竟然是如此的奇葩？除了大明朝灭亡之外，恐怕大明历史上危机能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土木堡之变了，经此巨难，皇帝被俘，朝廷半数以上的官员全部被杀，而护卫京畿的二十万守军也全部覆灭，蒙古部族更是兵临北京城下。
而让众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土木堡之变的起因竟然是源于一件非常奇葩的事情。
王振本是一名乡间的教书先生，后因生活所迫，进宫做了太监，而到了宫中，这位王公公也依然做的是本职工作，教太监们读书，除了教太监们之外，他还有一个特别的学生，就是明英宗朱祁镇。
所谓树大好乘凉，这自然不是瞎话，靠着皇帝学生的宠信，王振在宫中的势力发展的极快，后来也是到了独断朝纲的地步。
而这位王公公在成功上位之后，也是做了一件惊人的事情，将刻有太祖皇帝手书的石碑给扔护城河里去了，而这石碑原先就矗立在大殿门口，上头刻着“宦官不得干政”几个大字。
满朝文武都知道这是谁干的，却无人敢出面斥责。
自从大太监王振垄断朝纲之后，实际上就成为了大明王朝的实际掌权人，官员的升迁任免全在他的一句话之间，而蒙古部族的首领也先自然清晰的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每次和大明进行互市交易的时候都会对王振公公大肆贿赂一番。
说起这个与蒙古的互市交易，大明显然做的有些不地道，由于蒙古部族习惯放牧，抢劫之类的粗活，不太善于搞经济，虽然大明朝廷上的那帮老家伙玩政治，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的，但是玩起经济学来也丝毫不含糊，硬是把蒙古人唬了几十年，而且蒙古人还找不出任何瑕疵，要不怎么说蒙古人心眼实呢。
时间一久，蒙古人渐渐感觉到了不对劲，也知道自己长期以来都被骗了，可是却无可奈何，因为自己这边没人能玩得来经济学。
所以在每次双方进行双边贸易的时候，蒙古首领都会送来礼物给大明这边能说得上话的人，不求能公平交易，只要少坑点就行。
作为明朝实际掌权人的王振公公自然就是蒙古首领也先的贿赂对象，可是这位王公公的胃口一年比一年大，蒙古这边也开始逐渐的吃不消了，后来，有一次进行贸易的时候，也先居然忘记了给王公公送礼物，事情毁就毁在了这次的贸易上。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土木堡之变的疑团土木堡之变中的未解之谜导语：土木堡之变的疑团：土木堡之变的结果是很令人惊异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土木堡之变的疑团：土木堡之变的结果是很令人惊异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
上面的是传统史书上的答案，其实是忽略了一些细节。
其实是瓦剌为了多领赏物，瓦剌使者冒称有贡使3000人。
掌管朝廷大权的宦官王振发现也先谎报人数，让礼部按实际人数给与赏赐，并削减了赏金和马价。
其实这个按照道理来讲，王振这么做是可以说的通的。
毕竟是瓦剌谎报人数在先，而且原来所订的赏金和马价要高于其实际价值。
而由于王振这个人对待外族一向强硬，早就对于这种贡使贸易有所不满，这一次也是趁机发作而已。
但是也先虽然心里面有怨气，但是并没有这个时候攻打明朝，毕竟是自己不站在道理的一方。
瓦剌找的第二个借口就是求婚事件。
详细的过程是这个样子的：也先名为进贡，实为侦察。
经常贿赂翻译，探听明廷的虚实。
也先还曾提出过与明廷皇室通婚的要求，翻译人员私下擅自答应，而朝廷却不知道这回事。
这是土木堡之变的第一个疑点。
朝廷中的翻译人员怎么敢擅自代替朝廷答应这种大事？那是在封建王朝，这种事情是要抄家灭族掉脑袋的。
就是放在现在，引起国际纠纷也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小小的翻译如何有这个胆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后面又是何人指使？是郕王？生活常识分享。
土木堡之变明正统十四年（1449）秋，英宗朱祁镇亲征蒙古瓦剌，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突遭瓦剌军围攻，全军溃败的作战。
一、背景明朝建立后，元朝残余势力败退漠北，明太祖朱元璋修长城、设边镇、置卫所，有效地巩固了北部边防。
成祖朱棣称帝后，抑制蒙古军事力量的发展。
永乐十九年（1421），以天子守国门迁都北京，撤销塞北军事重镇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开平（今正蓝旗东北）诸卫，使北部防线南移数百里。
蒙古贵族乘机扩展势力，分为瓦剌、鞑靼、兀良哈三大部，互争雄长。
正统四年，瓦剌部首领也先嗣位，用武力迫使诸部服属。
同时，表面与明朝互通贡市，请求通婚，以保和好；暗中刺探明朝虚实，寻机举兵，图谋恢复元朝统治。
明朝北边守将察知瓦剌军蓄谋南攻，多次奏疏加强戒备，以防不虞。
而太监王振操纵朝中大权，竭力粉饰太平，致使北部边备每况日下、岌岌可危。
二、导火索明初对蒙古瓦剌实施“羁縻之策”，在宣化、大同等地开放马市，互通贸易。
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派2000人来进马，诈称3000，以冒领粮食，太监王振把瓦剌贡马价格削减，激怒瓦剌，成为战争的导火索。
三、过程1、亲征正统十四年七月，也先以为攻明时机成熟，以明廷刁难其贡使和毁弃婚约为由，倾全力分四路大举攻明。
命脱脱不花可汗率东路攻辽东，阿剌知院率中路攻宣府（今河北宣化），另遣一部为西路，攻甘州（今甘肃张掖），自率精骑攻大同。
十一日，也先率师进至猫儿庄（今山西阳高西北），击杀大同参将吴浩。
明廷闻败，命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总兵朱冕和左参将石亨各领兵万人出阳和口（今阳高西北）抵御。
王振欲图边功，竭力怂恿英宗亲征，企图以势吓退瓦剌军。
卜五日，英宗拒听兵部尚书邝埜、左侍郎于谦和吏部尚书王直等文武重臣再三谏阻，下令亲征，并命其弟郕王朱祁钰留守京师（今北京）。
同日，阳和口之战，明军又败，宋瑛、井源、朱冕战死，石亨败逃大同，塞北城堡接连失陷。
与此同时，阿刺部攻独石（今河北赤城北），破永宁城（今北京延庆东北），进逼居庸关。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土木堡之变的背景土木堡之变是怎么产生的？导语：土木堡之变的背景：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明朝北方的边界上崛起了一支强大的蒙古人部族，号称瓦剌。
也先继承瓦刺王位后，同明朝就开始发土木堡之变的背景：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明朝北方的边界上崛起了一支强大的蒙古人部族，号称瓦剌。
也先继承瓦刺王位后，同明朝就开始发生磨擦。
明朝的王振，本来也想讨好也先，但由于贸易方面的磨擦，激化了双方本就不协调的关系，战争终于爆发了。
这一年，也先派了两千多人跟明朝做买卖，为了多得一点赏赐，也先谎报了贸易的人数。
这件事给王振知道了，便说也先欺骗朝廷，单方面削了价，只给也先五分之二的钱，还下令礼部不给来贸易的人吃饭。
也先本就找不到发兵的理由，现在终于有了口实。
他立即发兵攻打山西的大同，打得明朝的守军节节败退，紧急军情很快传到了北京。
明王朝本来已经派了驸马都尉井源率兵四万去增援大同了，但是王振却还想扩大这次冲突。
他的家乡就在大同附近，只怕瓦剌人侵占了自己在家乡的田庄，又想趁这个机会，到家乡人面前抖威风，顺便建立奇功，巩固自己的地位，便竭力劝明英宗御驾亲征。
虽说这一年明英宗朱祁镇已经二十三岁了，但他依然像当年小王子时候一样，什么事都听王振这位“先生”的。
要知道，英宗小的时候，就这位王振先生是他的朋友，他觉得他最信任的人就是这位王先生了。
王振说要亲征，并说瓦刺人不堪一击，他立即信以为真，下令三天后立即出征。
朝中官员听到圣旨，吓得在午门外跪了一大片，都说御驾亲征不是儿戏，三个月能不能准备好还成问题，要英宗收回成命。
可是，这位似乎永远长不大的皇帝只信王振的，根本不管大臣们的建议，一意孤行地要按原来的命令行事。
生活常识分享。
战争故事：土木堡之变土木之变，亦称土木堡之变，是指发生于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北征瓦剌的惨败事变。
明英宗平日里对宦官王振言听计从，王振不顾王直等朝臣反对，鼓动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
因为准备仓促，途中军粮不继，军心不稳，导致大败。
大军撤退，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瓦剌军队追上，明军被团团围住，两军会战，明军全军覆没，王振被部下樊忠杀死，明英宗被瓦剌军俘虏，英国公张辅、时任户部尚书王佐（山东庆云县人）、时任兵部尚书邝埜（湖南省宜章县人）、时任刑部尚书丁铉（江西人）、时任工部尚书王永和（昆山人）与时任都察院右都御使邓棨俱于土木堡丧生。
背景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因为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
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
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
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
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
大同前线的败报持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
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
7月16日，英宗和王振率20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因为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使参预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
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
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
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
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
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
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
土木堡的惨败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土木堡的惨败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1884年，法国人为了争夺扎蕊海湾主权，出兵攻打中国冀东地区的土木堡，结果遭到惨败，这也成为中国人民对西方列强武装入侵的有力反击。
当时法国人出兵的目的是在扎蕊海湾地区建立军事要塞。
而土
木堡位于扎蕊海湾南端，更有丰富的水源和粮食资源，因此对法
国人来说是一个必争之地。
中国当时派出了由数千兵力组成的“北洋水师”前往土木堡，希
望守卫这片土地。
但是，由于清朝政府在近代化的进程中一直落
后于西方强国，在装备和战术等方面处于劣势。
而法国人则是近
代海军强国，拥有先进的火炮和军舰。
当时中国军队使用的火炮和舰船都很落后，无法与法国军队抗衡。
尤其是土木堡周边的河流比较浅，法国人可以轻易地驶入，
而中国军队则无法使用大型军舰进入战斗地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军队采取了比较原始的战术，即用火把
点燃渤海湾上的火药井，试图用火烧法国舰队。
但是法国军队很
快发现这个威胁，并进行了反击。
法国军队不仅使用了更先进的
火炮，而且使用机枪向中国军队发射，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最终，中国军队被迫投降，法国人夺得了土木堡，也赢得了扎
蕊海湾主权的争夺。
这场惨败成为当时中国弱点的一次显著体现，同时也让西方列强看到了中国军队在近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土木堡的抗战也是中国人民自发的一场抗法斗争，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的先例之一。
土木堡的
惨败虽然令人痛心，但是也唤起了中国人民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
土木堡之变的历史真相
土木堡之变，是发生在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北征瓦剌，在今张家口怀来县土木堡镇发生的惨败事件。
明英宗平日里对宦官王振言听计从，王振不顾王直等朝臣反对，鼓动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就这样他统帅50万大军仓促出征。
谁知天公不作美，大雨连绵，大军到了大同附近，发现尸横遍野，加之后方粮草供应不及，军心动摇。
于是，皇帝有心撤军。
王振为了顾及皇帝脸面，这个没有出征多久就悻悻然回师，太丢脸，他便建议绕道蔚州。
同时，王振老家就在蔚州，要是皇帝跟自己回乡，岂不是比衣锦还乡还来得及吐气扬眉？群臣反对，觉得这样耽误时间，容易发生危险。
王振不听，而皇帝体恤王振，便给了他露脸的机会。
大军准备开拔，前往蔚州。
不料王振心血来潮，担心大军过处，踩踏自己家的庄稼，而建议按照原路撤军。
等到大军行至怀来附近，辎重反而没有赶上。
于是，王振下令原地驻扎等候。
由于准备仓促，途中军粮不继，军心不稳，导致大败。
大军撤退，行至土木堡，被瓦剌军队追上，明军被团团围住，两军会战，明军全军覆没。
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用锤打死，明英宗被瓦剌军俘虏，英国公张辅、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刑部尚书丁铉、工部尚书王永和与都察院右都御使邓棨具于土木堡丧生。
明英宗朱祁镇被也先俘虏，掠至漠北。
明廷当即宣布由留守北京的郕王朱祁钰“监国”，不久又即皇位，改元景泰，尊英宗为太上皇。
后来，瓦剌认为朱祁镇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就把其释放回北京。
景泰帝把英宗安臵在南宫，严密防范起来，这样一过就是七年。
景泰八年，朱祁钰病重。
掌握实权的大将军石亨、大太监曹吉祥、左副都御使徐有贞把太上皇拥进紫禁城，英宗复辟，史称“南宫复辟”或“夺门之变”，其实质就是一场宫廷政变。
随后，宣布废除景泰帝及其年号，把重病在身的朱祁钰赶到西内（今中南海）。
后来，景泰帝病情好转，英宗怕夜长梦多，日久生变，遂命太监蒋安用帛将景泰帝及妃嫔等勒死（见于陆釴《病逸漫记》：景泰帝之崩，为宦官蒋安以帛勒死。
），葬在西山，朱祁钰时年29岁。
而历史的真像，真的是如此吗？王振，才是这次惨败的罪魁祸首吗？世人给王振定了“三宗罪”：1、逼胁英宗御驾亲征；2、擅自绕道耽误行军时间；3、停滞不走为了私人财产。
如果说这次亲征是王振逼胁英宗，那么他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元朝灭亡之后，蒙古向北分裂为兀良哈、鞑靼和瓦剌三部，其三部也是内讧不已、纷争不断。
明正统十四年二月，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
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
朱祁镇好大喜功，昏庸腐朽，宦官王振掌军政大权，不顾朝中大臣如兵部侍郎于谦等人反对，鼓励英宗御驾亲征。
不接受大臣们的正确建议，御驾亲征是英宗自己决策的结果，是当时的战争形势所迫使；
明朝体制，京军三大营只能由皇帝亲自率领，这是明朝军事制度的必然；英宗想亲率大军征讨瓦剌，御驾亲征却又不能无功而返，但其军事决策失败；不镇守宣府（今宣化）、犹豫不决、行动迟缓，又没有及时占领怀来城；路上又不断的寻找瓦剌诱使其与之决战；答应与瓦剌议和，轻易听信敌军，致使明朝大军溃不可击；而这次大军出征的统帅是英宗朱祁镇，在大同班师是既定的军事计划等等，这些说明，土木堡之变的主要责任人是明英宗朱祁镇。
土木之变震惊世人，不仅明英宗沦为瓦剌军队的阶下囚，而且整座京城也岌岌可危。
危难当头，掌管兵部的于谦挺身而出，他同文武官、内外臣一起说服孙太后，拥立朱祁钰称帝，重新建立明朝政治核心。
（刘定之《否泰录》：祖宗神器不可虚，圣母有命不可为；《明史〃于谦传》：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难，实出卿等。
）又率领各方力量，同仇敌忾，在京师居民支援下，击退了入侵的瓦剌军，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也先欲用英宗为人质，进行勒索、逼降，但未能得逞。
后又在勒索不成、进犯又被抗击的情况下，于景泰元年(1450年)放回英宗。
这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被俘而又安全回归的皇帝。
被放回后的英宗在南宫平静地做了六年太上皇后，终于在1457年的“夺门之变”中重新坐到皇帝的宝座上。
对于后来朱祁钰之死，明朝人确实多有避讳，不得不让人产生歧义。
（《皇明政要》：朕心有所不忍，可仍旧书之。
叶盛《水东日记》：事固无预弟弟，小人坏之耳。
）事发突然，确有蹊跷，但在朱祁镇复辟之前，朱祁钰确已患病，若说真要有人谋害，这可能并非是哥哥朱祁镇的直接命令，或许是朝中与朱祁钰在位时他的强硬打压有关。
综上所述，主观上来说，土木堡惨剧的发生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决策失误，而又被王振擅权、隔离大臣有直接关系，王振又在行军途中不断的为英宗打圆场，助长失误事件的发生。
朱祁镇有御驾亲征的权力，但却没有御驾亲征的能力，后人将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都归结于太监王振的身上，是因为受中国传统帝制观念的影响，因为后人多数都会是专制体制皇权的捍卫者，他们的观念和思维方式都是偏爱于皇家正统。
而对于王振来说，只能是承载越来越多的千载恶名。
明英宗朱祁镇，前后两次在位，共计二十二年。
三十七年的人生，七年太子、十四年皇帝、八年幽禁，最后八年又当皇帝。
少年不识愁滋味，肆意北征的热血，加上从皇位坠落的彷徨与毫无自由的恐慌，最终失而复得，勤政处事，这样的人生不可谓不复杂。
英宗的一生并不算光彩，他宠信过奸邪小人、打过败仗、当过俘虏、做过囚犯、杀过忠臣。
但英宗遗诏，废除自明太祖开始的宫妃殉葬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他历经磨难之后的灵光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