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最后一笔稿费_名人故事

名人“最后”的故事作者：杨海亮来源：《作文与考试·高中版》2013年第33期民国时期，大师辈出。

如今，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然而，他们的精神、思想、信仰种种，却不会轻易被雨打风吹去。

哪怕是他们生命“最后”的故事，读来也格外动人。

梁启超被协和医院误诊，割除右肾，术后病情加重，于1929年1月19日溘然长逝。

然而，就在半年前，在反对西医的声音甚嚣尘上时，梁启超却发表了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声明，公开为西医辩护，希望人们不要为了个别病例误诊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我盼望社会上不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西医坚定的支持者梁启超如是说。

陈独秀晚景惨淡，贫病交加，却并非无所作为。

他撰写的《小学识字教本》，颇有含金量。

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审查书稿时，认为“小学”两字不妥，要换。

陈独秀听说后，恼怒地答复：“陈立夫懂什么？‘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两字一字也不能改。

”国立编译馆慑于当局，不敢付梓。

但之前预付的5000元却没有再要。

陈独秀对妻子潘兰珍说：“书没有印，这5000元不能动。

”1942年5月13日，陈独秀卧病在床，正写到《小学识字教本》（下）中的“抛”字，便四肢无力，不能入睡。

半个月后，陈独秀撒手人寰，抛弃了世间一切的恩怨、成败和是非。

1949年末，梅贻琦客居美国纽约，“清华基金”全部掌握在他的手里，但是他住的公寓却小得连一间单独的卧室也没有。

在台湾，建立新竹清华时，梅贻琦不苟取分文，所有基金只用在图书、仪器、研究和聘请教授上。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逝世。

他的遗物是一只手提包，里面是清华基金的账本，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

梅贻琦执掌清华几十年，但从未沾欠公家毫厘，保持清白一生，让清华师生引以为慰。

1950年12月19日晚，傅斯年穿着一件厚棉袄伏案写作，妻子俞大彩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袜子。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

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

在近代学术史上，傅斯年是一个著名的人物。

他不仅是历史学家、教育家、胡适与傅斯年，胡祖望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一生还富有传奇色彩。

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知识分子的典范有风骨、有气节，英年早逝，为史学界不可多得的巨人。

学术与政治品格双重高尚，恪守一个知识分子的底线。

这是民族的脊梁！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游行总指挥。

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是一位爱国学者。

1.人文品格：爱读书、买书，知识丰富广博；生活简朴；富有血性，爱憎分明；善于修身，为人正直。

2.原因：善于察纳雅言，兼收并蓄，改正缺陷，日月精进。

3.我意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

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

”这几句话，最能体现傅斯年的人文品格，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

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37年赴重庆，连续四次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0位历史名人的理财小故事，听过3个算你厉害爱因斯坦、马克思、牛顿、丘吉尔、卓别林、猫王ElvisPresley、肯德基创始人桑德斯上校、胡适、鲁迅、马克·吐温，这些历史名人很多人一定听说过。

可是，关于他们的理财故事，99%的人应该都不知道吧，下面随小编一起看看关于他们的理财故事吧。

1、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说：“金钱只能用于满足私欲，并且常常被其拥有者滥用。

”所以他曾在普林斯顿大学要求$3000元的超低价薪水——后被校方以“太低”为由拒绝，在财务顾问劝说下，才终以$17000元妥协。

然而，如果你认为爱因斯坦是个天生的穷光蛋，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他让几千美元的股票升值到25万美元。

虽然他自己并不擅长理财，但是他很懂人，雇了一个理财顾问打理家里的财富，这也是他取得如此优异成绩的原因。

2、马克思1864年，马克思当时正在伦敦做研究工作，经济一直比较拮据。

有一次，他的朋友遗赠给他600英镑。

对经济学非常了解的马克思决定用它来投资股票，最后净赚400英镑左右。

看来，比起马克思伟大的思想，他的炒股规模却小得多。

即使如此，马克思的股票操作也非常谨慎。

他瞄准英国刚颁布《股份公司法》、股份公司开始飞速发展的时机，分批次购买了一些英国股票，之后他耐心等待市场变化，股格上升一段时间后就迅速地逐一清仓。

3、牛顿牛顿的一生是极“牛”的，他是近代经典力学的开山祖师，也曾任英格兰皇家造币厂厂长。

不过，他平生唯一一次炒股，却如同经历了2015年中国股灾一般……1720年4月，牛顿投入约7000英镑购买了英国南海公司的股票，仅两个月就股价翻番，随后卖出。

但到了7月，股票又继续增值了8倍，这让牛顿悔不当初——“恍然大悟”后，牛顿大概就开始变笨了，他随之决定加大投入，最终巨亏2万英镑——这相当于他当造币厂厂长十年薪水！4、丘吉尔1929年，刚刚卸任英国财政大臣的丘吉尔和几个同伴来到美国，受到投机大师巴鲁克的热情接待。

龙源期刊网 傅斯年的大爱作者：鲍海英来源：《高中生·青春励志》2016年第01期1950年12月，一代国学大师傅斯年逝世后第三天，一群好友和学生依旧围坐在吊唁的大厅，久久不愿离去。

傅斯年的夫人俞大彩被这份真情所感动，哽咽地讲起丈夫的往事。

那是不久前的一个冬夜，很冷，傅斯年穿着棉袍伏案写作。

因为次日有会要开，俞大彩便催他早点休息。

他搁下笔说：“我正在为董作宾先生主编的《大陆杂志》赶文章，急于要拿到稿费。

”他继续写，又说：“等钱到手后，你尽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

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了，不足以御寒。

”傅老一贯桀骜不驯、率性洒脱，现在却要为一条棉裤而赶稿，着实令人唏嘘。

众人感叹起来，一旁的董作宾再也坐不住，含泪掏出一个装满钱的信封，塞进俞大彩手中，说：“其实在请先生写稿时，我本来想先给他稿费。

他也盘算好了，一半留做家用，一半做棉裤，后来计算出棉花和料子太贵，便舍不得做，让我把钱存着，日后留给你们母子。

先生说你嫁了他，从没过过舒心的日子，这笔钱一定要留给你，算作是最后的爱。

”俞大彩手捧装满钱的信封，泣不成声。

这时，有个学生走过来，搁下一叠钱说：“它们才是先生最后的稿费。

先生视我们为自己的孩子，领到稿费后本想用来做棉裤，听到学校一些穷学生的境况后，就捐出了大部分的钱，只留下这20块，打算请我们吃锅贴。

如今先生走了，我们哪里还吃得下呢？”连续几个人都说自己手里的钱是傅老的最后一笔稿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董作宾缓缓地说：“先生在爱人前要表现出爱自己，在朋友前要表现出爱家人，在学生前又要表现出爱弱者，为了教育和温暖不同的人，他把稿费给‘用’了多次，这可是他最后的爱呀。

”终于明白，傅斯年在最后时刻，念念不忘的，仍是朋友、家人和学生，真是让人温暖不已。

傅斯年的故事范文台湾大学的工作，真是千头万绪，傅斯年像一个飞转的陀螺，从睁开眼上班，就这样飞快的转动，直到下班，也还没有停下来，很多没有做完的事还要拿回家里去做。

他在美国看病出院时，美国大夫就告诫傅斯年，你回国后，不要担任繁重的行政管理工作。

否则，你的高血压病会复发的。

到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

1950年春天，因工作过于劳累，高血病复发，好不容易治好，夏天又得了胆结石，住院仅一周，便出院投入了紧张的学校工作。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蒋梦麟主持的农复会的一次会议。

会议主要讨论农业教育，改进和保送台大学生出guo深造问题。

会上，傅斯年提了不少意见。

他有时用汉语发言，有时用英语与出席会议的英国人交谈。

饭后，稍事休息，便赶往省议会厅，参加下午2点召开的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

参议员们就教育行政方面提出不少咨询问题。

有时傅斯年上台回答参议员的问题，但多数问题由省教育厅厅长陈雪屏予以回答。

这时傅斯年身体感到不适，面色苍白，有头昏目眩的感觉。

因为晚上6点，邀请了机关有关人员在家里讨论台湾政府与台大合办“血清疫苗制造所”的事，在两点多钟时傅斯年曾打电话给秘书那廉君，让他把傅斯年亲自起草的合作条款送回家，并定一桌晚上鹿鸣春饭店的酒席。

此时，傅斯年感觉太累了，想休息一下，但没有空闲。

5点40分时，参议员郭国基开始提问有关台大的问题。

郭问：“政府从大陆抢运来放在台大的器材是怎样处理的?目前仍有很多学生难以入学，台大是否可以放宽尺度，进一步扩大招生数量?”这个问题非得傅斯年回答不可，他走上讲台，来回答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因为招生尺度已经放宽，招生数量已达最大限度，但社会各界仍不满意，以各种方式给学校增加压力。

傅斯年回答说：“存放台大的器材当然要遵照政府的意见处理。

杨茹萍的贪脏盗窃案已告一段落，以后台大将采取措施，严加防范，今后不会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至于台大的招生人数，已是一增再增，远远超过了台大的最大容纳数量，师资、设备、学校宿舍等的使用都已达到最大限度，所以台大放宽招生尺度，增加学生数量之事应放在这些基本办学条件得到解决之后再议。

▁▂▃▄▅▆▇█▉▊▋▌精诚凝聚 =^_^= 成就梦想▁▂▃▄▅▆▇█▉▊▋▌傅斯年的最后一笔稿费1950年12月的一个冬夜，一代国学大师，曾任北大、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还在赶稿。

虽然披着棉袍，可他还是被冻得瑟瑟发抖。

妻子俞大彩催他早点休息。

他搁下笔说：“我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办的《大陆杂志》赶文章呢。

之所以如此着急，是想等钱到手后，请你尽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

”想到丈夫的腿一向怕冷，西装裤又太薄不足以御寒，俞大彩这才不再劝丈夫休息。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几天之后，傅斯年就因病逝世。

前来悼念的好友和学生来到傅老的家中，久久不愿离去。

俞大彩哽咽着回忆起丈夫的往事，讲到棉裤这一段时，含着眼泪说，丈夫积劳成疾，自己一向不忍心让他深夜赶稿。

“那日他又要熬夜，若不是因为他说要换来稿费做棉裤，我也不会任由他辛劳。

”众人听了，欷歔不已。

一旁的董作宾坐不住了，他掏出一个装钱的信封，塞到俞大彩手中说：“这就是那笔稿费，先生嘱托我交给你的。

先生跟我讲了，自从你嫁了他，没过上舒心的日子，这篇文章的稿费，是要留给你贴补家用的。

做棉裤之说，只是先生的托词。

”“不，这才是先生最后的稿费。

”一个学生站起来，搁下一沓钱说。

几天前，傅斯年听说学校里有个贫困学生交不起学费：就掏钱资助了他。

“我们知道先生清贫，不肯收他的钱。

但他说不碍事，这是刚刚得来的稿费，还不知该如何用呢。

”原来，傅斯年为了让妻子不心疼自己，才将“做棉裤”当做赶稿挣钱贴补家用的借口；为了让上不起学的贫困生安然接受他的馈赠，又撒了个善意的谎，将自己的积蓄称做不知所用的稿费。

到了生命的最后，傅斯年惦念的仍是亲人和学生。

这位国学大师虽然晚年生活清贫，但他对周围人的爱依然是那么丰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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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的生平事迹傅斯年，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

傅斯年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影响深远。

下面是小编跟大家分享的傅斯年事迹，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 傅斯年个人简介傅斯年，初字梦簪，字孟真。

祖籍江西永丰。

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

1920xx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

1920xx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xx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

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20xx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

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

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

1920xx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

1920xx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傅斯年写信给李石曾，表示赞同清党。

从1920xx年11月起，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

1920xx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傅兼任北大教授。

1932年，他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

1937年春，傅斯年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

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

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在政治上亲蒋反共，他出于维护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目的，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制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

南渡北归读书笔记4篇南渡北归读书笔记1看过《南渡北归》后，只想再悲叹一次：21岁了，我才明白真正的中国历史。

小学到高中，我花了12年时间学习历史。

高中时，历史成绩常常全班第一，也是文科班的尖子生。

不过，上大学四年，我才发现之前学的历史教材，错误的知识占到一半，甚至还多。

这是什么样的感慨呢？生在这样的时代，年轻人，继续努力吧。

该著作分三部，约180万字，包括《南渡北归—南渡》、《南渡北归—北归》、《南渡北归—离别》。

书的封面写着一段话，颇具震撼力，“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代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

封面下半部分写着八个大字，“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然后就是9个大师的肖像，有胡适、蒋梦麟、傅斯年、张伯苓、鲁迅……乐哥在第一页批了八个字，“大师远去，专家横行”。

回想起高中和大一大二时期读小说，《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日》、《小二黑》……这些所谓的名著都是历史书上推荐的，它们花费了我好久的时间，读完之后也带来了许久的感动。

但是，当看过《南渡北归》后，突然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原来民国期间还有这么多伟大的科学家、教育家、哲学家、文学家，为什么中学时期的教材不向我们着重推荐他们，而单单选择介绍郭沫若、沈从文、何其芳、吴强、孙犁这些人。

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傅斯年、李济、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朱家骅、吴宓、陈寅恪、曾昭抡、董作宾、曾昭橘、叶企孙、刘文典、俞大维，可叹这些人物竟然不能够在中国历史书中占据一些地位。

还有卢作孚、张自忠、方先觉，看着这些感天动地的事迹，我想抹眼泪。

总有一天，他们会走出历史的角落，成为受人们尊敬的人。

西南联大数百人旅行团，从长沙到云南，徒步3000多里，这样的壮举令今天的大学生汗颜。

更发人深思的是，过路百姓，甚至土匪也主动对他们加以照顾，为民族之未来保存希望。

跟随保卫学生的军队官兵，在完成任务后婉拒了学校的酬谢。

如此义举，怎不动容。

作为史语所所长兼台大校长的傅斯年，临死前急着写__拿稿费，让其妻买一条棉裤御寒；董作宾主持史语所建造办公大楼和宿舍工程，一晃几年过去，眼看一座座楼舍立起，而董家生活依然极其艰难。

傅斯年趣闻轶事民国时期“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傅斯年被人称为“学霸”，其实他嫉恶如仇，不畏权贵，留下无数趣闻轶事。

作为民国时期学术界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傅斯年“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一生留下了数不清的趣闻轶事。

傅斯年出身名门望族，1913年入北大预科部，师从黄侃、刘师培等，打下坚实的国学底子。

1920年，傅斯年入伦敦大学跟随史培曼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兼及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物理学、化学等。

1923年9月，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研习相对论、比较语言学等。

傅斯年留学海外7年，但却不拿一个学位，是真正的“读书种子”。

傅斯年被称为“学霸”，实际上他很看重有学问的人。

傅斯年十分钦佩陈寅恪的学问，曾对人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抗战时，傅斯年与陈寅恪在昆明同住一栋楼。

傅斯年住一楼，陈寅恪住三楼。

每次“跑警报”的时候，别人争先恐后地往楼下的防空洞跑，傅斯年却摇晃着肥胖的身躯往楼上跑。

他是怕陈寅恪睡觉听不见警报，加之陈寅恪视力不好、行动不便，怕他遇到危险，所以急忙上楼搀扶陈寅恪下楼。

20世纪40年代，中研院筹备成立民族学研究所，拟聘史语所李方桂出任所长，李方桂坚辞不就。

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委托傅斯年前去说服。

傅斯年不厌其烦地劝说，结果李方桂说：“我认为，第一流的人应当做学问，第二流做教师，第三流才去做官。

”傅斯年听后不但不恼怒，反而立即躬身作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身高体胖，人称“傅胖子”。

有一个段子，说是抗战期间傅斯年、李济、裘善元去重庆赴宴。

宴毕，主人替他们雇了三乘滑竿。

裘善元第一个出来，抬夫们一看是个胖子，不愿抬，互相推让。

接着李济出来，比第一个还胖，于是四个抬夫又推让一番。

最后，等到傅斯年出来，剩下的两个抬夫一看，傻了眼，丢下滑竿，掉头就跑。

好友罗家伦曾跟傅斯年开玩笑：“你这大胖子怎样和人打架呢？”傅斯年回答：“我的体积乘以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