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与诺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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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教育公正,怎么判定公正,都要受到一定哲学观的指导。
不同的哲学观会产生不同的教育公正观。
罗尔斯(J.Rawls)、诺齐克(R.Nozick)与德沃金(R.Dworkin)是当代西方最具代表性的公正(justice)论者,他们的公正思想对我们构建理性的教育公正观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罗尔斯:平等即公正罗尔斯是自由平等主义者,他认为,正义的一般观念是:“所有的社会益品———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必须平等地分配,除非对某一种或所有社会益品的不平等分配将有利于最少受惠者。
”[1]在这一观念指导下,他提出了两个具体的正义原则。
第一原则为平等的基本自由原则:每一个人对于一个与所有人同样的自由之安排相容的、完全足够的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安排都拥有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第二原则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1)他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2)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
[2]根据自由平等主义的正义思想,教育的公正主要表现为:(一)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自由权利和机会罗尔斯认为:“社会的每一成员具有一种基于正义或者说基于自然权利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甚至是任何别人的福利都不可逾越的。
”“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基本的自由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由正义保障的权利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
[3]受教育权利作为人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是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都不能剥夺的。
罗尔斯指出:“获得文化知识和技艺的机会不应当依赖于一个人的阶级地位,所以,学校体系三种不同的教育公正观———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教育公正思想的比较冯建军(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97)[摘要]本文分析了三种不同的教育公正观。
自由平等主义主张教育资源在所有人中的平等分配;自由至上主义主张教育资源的分配要依据个人的天赋进行选择,不能为了平等而牺牲个人自由。
社会如何实现正义补偿正义补偿问题是资源正义分配问题。
做好正义补偿要求既让受损者获得补偿又不损害其他社会成员的感情。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平等理论和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在“为何社会应该进行补偿”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究其原因是二者在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义务的假定上存在根本区别。
而自由主义平等理论的正义补偿方案在理论上无法满足真正做好正义补偿的要求。
标签:正义补偿;自由主义平等理论;自由至上主义1986年,我国首次制定贫困户的贫困标准,后随物价不断调整。
同年起,我国陆续确定了331个重点扶持贫困县,后又进行了三次调整。
随着国务院发布《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扶贫转向精细化。
扶贫政策需要公共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而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撑。
扶贫政策的转变指向了在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的人性化、精准化要求。
社会保障问题本质上是社会资源分配问题,而建立人性化和精准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即是要确保社会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国家和社会在进行资源分配时要实现全体成员基本生存保障、社会福利等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并驾齐驱,就要在对社会中的受损者和弱者进行补偿时,既让受损者获得补偿又不会损坏社会成员的感情,保证资源的正义分配。
因此,首先应解释的问题是:为何社会应该进行补偿?其次,社会如何实现正义补偿?罗尔斯与诺齐克对此类问题持不同的观点,分属于不同的理论流派。
一、自由主义平等理论与自由至上主义的分歧(一)罗尔斯与诺齐克分歧的根本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中的平等主义者要求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应该对处于劣势的人进行社会补偿,同时要求政府介入资源分配过程。
而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强调财产权等自我所有权的不可侵犯。
此外诺齐克推崇一种“最弱意义的国家”即最弱的政府,这种政府无权对人们的财产提出要求,政府只具有保护性功能,承担一种“守夜人”的职责。
在论证各自的理论时,罗尔斯假设人们在处于无知之幕的原初地位之下完成社会契约,诺齐克则追溯一种初始获得的正义性和之后的转移正义性。
读书心得——罗尔斯《正义论》的西方批判的批判在我国,罗尔斯的《正义论》不乏有人将其视为圭臬。
它究竟如何,是一个不得不探究的学术疑难。
其实,西方诸多学者并不怎样看好罗尔斯,如诺齐克、德沃金、麦金太尔、泰勒、桑德尔、科亨、尼尔森、安德森,甚至还有阿玛蒂亚·森等,他们皆聚焦于对《正义论》的批判。
是以展开对这些批判的再批判,也许对我国如何借鉴国外学术资源,推进我国学术话语国际化提供一面镜子。
一、罗尔斯《正义论》的西方批判罗尔斯的《正义论》开卷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1]在这里,正义指涉的是一种制度正义。
它是一个十分耀眼的价值概念,直指社会的基础要件。
尽管罗尔斯的制度只涉政治制度,而不触及经济制度。
他说:“所谓主要制度,我的理解是政治宪法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
”[2]但还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招来了各种各样的批判。
这些批判的流派,复杂繁多,但就其思想观点来厘定,可分为立足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学派、秉持平等主义的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平等学派与将罗尔斯看作是“这个时代的中间派人物”的折中分析学派。
一是立足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学派。
这一派高举捍卫西方自由核心价值观的大旗,针对平等原则,认为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具有平等主义的倾向,损害了西方核心价值观之个人自由。
这一派的代表是诺齐克、德沃金、麦金太尔、泰勒、桑德尔等。
虽然他们皆为自由主义一族,但对罗尔斯《正义论》批判所持的立场各有不同。
诺齐克、德沃金可以成为自由或个人权利至上论者。
其中以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最为典型。
在西方,正义是“得所当得”的权利分配,诺齐克就以权利为核心展开了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判。
诺齐克认为,公平的分配就意味承认一种集中的分配,并直指过去的分配是一种不正义的分配,因而必须再分配。
它是国家扩张其权力与功能的理由。
这就关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关系,二是持有的正义问题。
诺齐克从个人主义出发,用霍布斯等人的观念阐明,国家权力无非根源于个人权利通过契约对国家的转让。
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大致上以穆勒(John S. Mill)为界,可以区分为古典自由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
穆勒的自由主义,正好是二者之间过渡的桥梁。
古典与现代自由主义的差异,主要在于对政府功能的看法不同。
前者主张政府祇应扮演一个「守夜人」的角色,不宜逾越消极性的功能;后者则认为政府不应局限于消极的角色,而应积极地谋求社会正义之实现,特别是在财富的分配方面,不宜放任市场机能之自然运作,而应谋所以调节之道。
尽管当代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彼此见解不尽一致,不过大致上分布于上述两个系谱之下。
以诺齐克而言,他是古典自由主义这一系谱在当代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
当代属于古典自由主义这一系谱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严守捍卫个人自由的观点,对于现代自由主义之转向平等(特别是财富平等)深致不满。
因此,为了表示与现代自由主义(liberalism)之区别,他们根据"liberty"的拉丁字源"libertas",另创"libertarianism"一字,代表他们的自由主义。
在此一自由主义观点之下,论述的主题集中在推究政府合法的功能究竟是什么?他们基本上以一种彻底的激进方式,来回答此一问题。
如同上述,当代此一新古典自由主义运动,不满于政府扮演积极介入财富重分配的角色,主张回归市场机能的运作。
其倡导人之中,颇多主张自由经济的重镇,诸如密塞斯(Ludwig von Mises)、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弗利曼(Milton Friedman)以及罗斯巴(Murray Rothbard)诸人。
他们强烈主张维护个人权利,特别是财产权与契约自由原则。
由于认为财富重分配不啻强制某些人为其它人劳动,乃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因而加以拒斥。
此一运动在二次大战之后,于美国此一标榜自由立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获得重大的伸展。
其在现实政治上的展现,则是英国首相余契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与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on),在1980年代的执政期间,达到了顶峰。
罗伯特·诺齐克一、诺齐克简介:诺齐克(Robert Nozick,1938-2002),20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诺齐克是二战战后至今最重要的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生前是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
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大致上以密尔(John l)为界而区分为古典自由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
两者的差异主要在于对政府功能的看法不同:前者主张政府只应扮演一个“守夜人”的角色,不宜逾越消极性的功能;后者则认为政府不应局限于消极的角色,而应积极地谋求社会正义之实现;特别是在财富的分配方面不宜放任市场机制之自然运作,而应谋所以调节之道。
以此为标准,罗尔斯是现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而诺齐克则是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
二、《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1974这是诺齐克第一部出版的学术著作,也是其成名作和影响力最大,最广为人知的著作。
它是继罗尔斯《正义论》之后出现的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之一。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总的来说,这部著作就是一种国家理论,全书分为三编,讨论三大问题一是探讨一种最弱意义的国家是否能够以一种不侵犯个人权利的方式从无政府状态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其结论是肯定的,国家因而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二是探讨国家即上述最弱意义的、“守夜人”式的国家是否能够管更多的事,其结论是“功能更多”的国家必侵犯人们的权利,是不正当的;三是探讨最弱意义国家的魅力,认为它是“权利的理想国”。
本书以个人权利为核心,归结于“最低限度的国家”乃是真正能在道德上被证成之理想的乌托邦架构。
诺齐克在本书中的论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根据洛克式的论证,指出国家的形成源自自然状态中个人权利的维护。
个人权利的维护如需由个人自己来执行,难免有诸多不便。
国家就是在解决这诸多不便的过程中形成的。
此一国家形成之说明,使其将国家角色定位在个人权利之保障。
他的最低限度国家,基本上沿循古典自由主义“守夜人国家”的基线,将国家功能定位在防止暴力、偷窃、诈欺,以及保障契约之履行等等。
评诺齐克的国家理论1971年,罗尔斯出版了他的道德与政治哲学巨着:《正义论》[②]。
此书中他采用了一种体现为反思平衡的融贯论方法。
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诺齐克的国家理论。
根据这种方法,他认为一种正义原则应该具有两种能力,首先,正义原则应该具有能力纳入我们抱有最大确信的信念;其次,在我们缺乏这种确信的地方具有能力为我们的行动和道德判断提供指导。
粗略地说,他的第一正义原则,即平等的自由就体现了纳入我们抱有最大确信信念的能力。
第二正义原则,即差别原则,正是试图在一个缺少确信的地方,特别是在分配领域里为我们的道德判断提供指导。
但正因为这个方面是我们缺乏确信的地方,因此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得到的正义原则也各不相同,因而对于此也有着诸多的争论。
罗尔斯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因为基本的自由总是相互平等的,有一个机会的公平平等;一个人不需要相对于别的价值来衡量这些自由和权利。
而那些在其分配中有变化的主要的社会善是权力和特权、收入和财富[③]。
不仅如此,正如德沃金所强调的,这些权力、特权、收入和财富等都是社会制度与法律的产物。
公民的财富大大取决于其社会颁行的法律当政府执行或维护这样一套法律而不是那样一套法律时,我们不仅可以预见到一些公民的生活将因它的选择而恶化,而且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预见到哪些公民将受到影响。
[④]这也就是说关于控制人们生活前景的社会经济框架而言,它做某事与仅仅允许做某事在道德上并不具有根本性差别[⑤]。
因此,我们具有什么样的正义原则,并据之形成什么样的国家制度与法律结构,对于人们的生活将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由于这种根本重要性,罗尔斯的《正义论》成了各种分析与探讨的焦点,诺齐克更是认为《正义论》是自密尔以来所仅见的一部有力的、深刻的、精巧的、论述宽广和系统的政治和道德哲学着作现在政治哲学家要么在罗尔斯的框架内工作,要么解释不这么做的理由。
在这种论争之中,托马斯伯格[⑥]和约叔华科亨[⑦]等人站在了支持的一方,但是G.A.科亨[⑧]、罗纳德德沃金[⑨]、理查德阿内逊[⑩]和诺齐克等人则站在了反对的阵营之中。
浅析诺齐克的自由意志论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滞涨”的困境,倡导政府采取财政政策进行经济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失灵,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国家对经济过度干预,限制了经济活力。
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是对三年前出版的罗尔斯的《正义论》的批评和回应。
一、最弱意义国家的产生为了反驳罗尔斯所主张的管事多的多功能式国家,诺齐克提出了“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即一种管事最少的国家,最低限度的国家,国家意义最弱但又还是国家的国家,除了保护性功能之外再无其他功能的国家,是古典自由主义所谓的“守夜人式”的国家。
1在诺齐克看来个人权利是国家行为的一种根本的道德标准和道德约束,证明最弱意义国家的道德依据就是看其是否侵犯了个人的权利。
与康德式的道德原则相一致,诺齐克同样赞同“个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即个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不能被牺牲或者被用来达到其他的目的,个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2他所推崇的限制国家权力,强调个人权利的至上性是其自由意志论观点的核心。
诺齐克从肯定和否定两方面证明了最弱意义国家存在的合理性。
首先在肯定的证明上,诺齐克反驳无政府主义所认为的最弱意义国家侵犯了个人权利,证明最弱意义国家就是从个人权利出发的,没有对个人权利造成侵犯。
在关于国家产生的证明中,诺齐克假设人是合理自利的,是会在判断上发生错误的,无穷的欲望和有限的资源的冲突就会产生矛盾,就会造成对别人的错误惩罚或惩罚过分,翻来覆去,就会导致世仇宿怨,造成社会的恐慌和动乱。
为了解决这些在惩罚和索赔的不便,于是出现了一些旨在相互保护的社团,他们最开始可能由亲朋好友组成,后来就发展到以地域、村镇为基础的联合。
这些社团在相互较量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支配性的社团或者由于双方势均力敌,出现一个更高的裁判机构或者上诉法庭,即最弱意义上的国家的诞生。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通过为被禁止对侵犯自己权益的行为进行报复和惩罚的自由人提供补偿,而实现了对被禁者获得补偿权利的尊重,而针对为赔偿被禁者而给他们提供免费保护1诺齐克,何怀宏. 无政府, 国家与乌托邦[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4-5.2谢俊. 诺齐克新古典自由主义浅析——论诺齐克的国家理论[J].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09, 29(2): 8-10.是否侵犯了被征收者的权利的问题,诺齐克认为通过为被禁者提供的免费保护可以使被征收者免受被禁者采取不可靠强行正义程序的危险,因此也是对被征收者免受强行正义危险的权利的保护,从而证明了最弱意义上的国家是符合自由主义基本立场的,以此来反对无政府主义者。
2006.11法制与社会从权利到利益——以正义为评价和分配原则□杜剑锋(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12)摘要获得利益首先需要正义对追求和维护利益的行为予以评价,如果得到社会赞同性的评价便会上升为受国家保护的权利。
但权利毕竟只是追求利益的法律活动形式,本身不等于利益,所以利益的获得还需要经过正义的分配,也就是采用一种不同于罗尔斯和诺齐克分配理论的符合中国现实情况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正义的原则。
关键词权利利益评价原则分配原则中图分类号:C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6)11-001-02“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利益是社会生活中唯一普遍起作用的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矛盾根源。
人类进入到“法治”社会,利益的获得就需要获得法律的认可,这不仅包括获得利益的权利,也包括实际利益的分配,而贯穿其中的是正义的评价标准和正义的分配原则。
在西方思想史上,正义“具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从亚里士多德到约翰罗尔斯,对正义的看法各不相同。
本文试图从法律权利的确认和实际利益的实现两个方面谈正义的体现。
一、权利—正义的评价结果(一)对权利的理解权利概念是现代法学中的概念,是法律规则的中心要素,贯穿于所有的法的部门之中。
夏勇曾富有创建性地将权利概念总结为五大要素:利益、主张、资格、权能和自由,并以为,“以其中任何一种要素为原点,以其他要素为内容,给权利下一个定义都不为错。
”他认为,有人类社会就有权利,从权利的起源上来看,权利和法律权利的顺序是这样的:先有权利,再有法律权利。
笔者比较赞同张文显先生通过对权利的8种学说的分析得出权利的定义,即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而法律权利则是法律主体为追求或维护某种利益而进行行为选择并因社会承认为正当而受国家承认并保护的行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