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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梦阳的诗学理论与诗学实践作者:吴兴华指导老师:方锡球摘要：李梦阳为明代“前七子”的领袖人物，他与“七子”中其他人一起掀起了明代文坛上一场文学革命。
其诗学理论主要体现在提倡真情、强调格调、重视比兴等方面。
诗歌创作内容广泛，成就突出。
能够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关心民生疾苦，具有较强烈的批判精神。
关键词：李梦阳；诗学理论；诗学实践一、明中期的社会现状分析前七子的活动时期，主要是弘治年间至嘉靖初年。
弘治（明孝宗）一朝，是明代政治最为开朗的时期，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呈现出兴盛景象。
统治者也实行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士大夫阶层的自信心增加了，精神大为振奋。
他们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充满憧憬，对封建主义社会制度抱有极大的信心，从而成为封建主义伦理道德原则的自觉维护者。
因此，明代大规模的文学复古运动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想象，他是整个封建主义文化在末日即将到来之前力图自振的表现之一。
复古派诸子对古典诗歌审美特征的向往和追求，对古典审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是以对封建主义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的信仰和追求为基础的。
有朝臣进谏之激切，受祸之惨烈，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相当突出的。
正德年间为弹劾刘瑾，嘉靖年间为弹劾严嵩，天启年间为弹劾魏忠贤，众朝臣前仆后继，视死如归。
如李梦阳的《迷愤》长诗十七首，其中十四首云：皇矣彼上帝，赫赫敷明威。
四序舒以惨，中有玄妙机。
烛龙跃天门，一朝景光回。
昔为霜下草，今为日中葵。
稽首沐罔极，欲抱难为词。
（《空同集》）此诗就表明当时若没有孝宗那样的开明皇帝，我们的复古派领袖恐怕要怨死狱中了。
我们知道，文学复古运动与他们敢于与恶势力抗争的政治活动以及耿直不阿的生活态度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弘治、正德之际，也是明代的社会生活习俗、民俗、土风、学风等发生显著变化的关键时刻。
小农经济遭到破坏（资本注意萌芽在沿海地区产生），市镇商业经济趋于繁荣，在弘治年间以初见端倪；受现实生活中种种新因素的刺激，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情趣都发生变化，越来越乐于追求感官娱乐，物质欲望日甚；鼓吹禁欲主义的程朱理学开始受到怀疑和嘲弄，阳明心学的兴起，反映了当时人们突破程朱理学的束缚、呼唤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的时代要求，复古派力图恢复古典审美理想，强调情与理的统一，就是针对宋元以来单纯倡导顺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而开发的。
中國文學、語言及文化碩士學位課程MASTER OF ARTS (M.A.)INCHINESE LITERATURE, LANGUAGE ANDCULTURE研究報告PROJECT REPORT李夢陽的文化性格及其詩學主張范菁14425483中國文學、語言及文化碩士學位研究報告導師：沈金浩教授香港浸會大學二零一五年六月香港浸會大學我們一致通過學生范菁的研究报告〈李夢陽的文化性格及其詩學主張〉作為結業要求的一部分，並推薦上述學生接受中國文學、語言及文化碩士學位課程委員會審核。
（簽名）論文導師（簽名）校內評審委員老師日期：聲明本研究報告，為本人個人研究成果，從未在本校或其他學院發表作為考取學位、文憑或其他學歷之用。
本人遵循學生學術誠信規例，無論徵引刊行文稿或非刊行文稿資料，一切直接引用或釋義內容均在論文中作出誠實而正確之標示；另詳細徵引資料列於正文後之引用書目。
學生簽名：日期：謝辭本研究報告，承蒙導師沈金浩先生悉心指導，得以完成，謹此衷心感謝。
又撰寫論文期間，曾得下列人士予以協助，本人在此致謝。
一、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二、黃梓勇先生提供寶貴意見學生：日期：目錄第一章緒論 (1)第二章李梦阳的文化性格 (4)第三章李梦阳的詩學主張 (8)一、風在雅微 (8)二、遠追漢魏 (9)三、尊唐抑宋 (9)第四章詩學主張與文化性格的關係 (10)第五章文化性格的形成原因 (13)一、自然性格 (13)二、文人士氣 (13)三、新興世風 (14)引用書目第一章緒論李夢陽（1473—1530），字獻吉，又字天錫，號空同子，今甘肅慶陽人，明代前七子的領袖之一，有《空同集》六十六卷傳世。
為扭轉文壇歌功頌德、強調思理的靡風頹勢，李夢陽等倡言復古,天下文士翕然景附，明中葉文風為之一變。
對於李夢陽的文學創作和復古論調，在其生前就褒貶不一，身後更聚訟紛紜，莫衷一是。
20世紀以來，研究專著中有關李夢陽的數目不斷增長，論文總數更是達到216篇1，主要涉及四個方面:文學理論的研究。
论李梦阳的民歌及乐府诗作者：田甜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0年第10期摘要:李梦阳诗歌或揭露社会黑暗,指摘时弊;或反映战争的惨烈,摇役和赋税的沉重,以及人民的灾难与痛苦;或流露对封建统治者的失望和感叹自己人生的不如意;或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
思想内容丰富,他的现实主义精神在明代文坛中无疑是独树一帜的,难能可贵的。
复占诗苍劲凝重,气象开阔;占乐府神韵飞动,飘逸洒脱是其诗歌艺术风格的特色。
关键词:诗歌;民歌;真诗;自然美;和美;乐府诗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9-0123-01郭绍虞先生在《中国古代文论选》说:“李梦阳指出人民的歌声,从未绝息,慨叹于采风无人;而把当时民间流行的俗调理语,比之于国风,认为是发自性情之真,因俗成声,只有古今之殊,而无雅俗之辨。
这种见解,足以使人耳目一新。
”郭绍虞认为崇尚民歌的观点“使人耳目一新”,这是非常客观的事实。
一、李梦阳的民歌李梦阳诗集《弘德集》序中,提出“真诗乃在民间”的诗学命题,这一理论在其后的诗文中被多次重申。
他早年大量拟作汉魏乐府和民歌,记录了他在“真诗”道路上的努力探索。
向民间寻求真诗是李梦阳诗歌崇尚真情的必然走向,“真诗”理论的提出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歌即自然美之歌对于李梦阳提出民歌是真诗观点,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其提出主要见于《诗集自序》。
序文中作者借王叔武之言表述自己的诗歌主张,认为民歌才是真正的诗,其言日:“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
今途粤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谓风也。
孔子曰:礼失而求诸野。
今真诗乃在民间。
”李梦阳认为,诗经中的风即是民歌,今之途粤、巷讴和风是一样的,都是天地自然之音,它们不同于文人学子的韵言,是真正的诗歌。
李梦阳认为民歌是自然美之歌,我们可以称之为“民歌真诗说”。
(二)崇尚自然美的影响我认为“民歌真诗说”具有重要的诗歌理论意义。
明前七子文学主张及李,何之争孰败孰胜——明前七子何李之争明代中叶，前七子复古文学运动的两个领袖人物——李梦阳和何景明之间发生了一次在文学上很有影响的争论。
论争由李梦阳发起。
他首先在《赠景明书》中，论述景明诗歌的弊处，劝他改易步趋;何景明写了《与李空同论诗书》加以反驳。
这以后，双方又反复诘难，到何景明不再答辩才算不了了之。
李何二家，都主张复古、宗古，在如何学古上见解不同，作品的风格也不一样。
李梦阳主张句拟字模，严守古法;何景明则主张用心神体会、摄取古代作品的精华，并把它融合在自己的心灵中。
那么，一有文思，提笔写来，自然具有古人作品的长处，合于古作的风韵了。
在作品风格上，李梦阳追求气骨，他的诗以气势宏伟，寓意沉厚见长;而何景明的作品则秀丽、和朗、飘逸。
李何同时的薛君采有二句诗：“俊逸终怜何大复，粗豪不解李空同”，就是说的何李二人诗风上的差异。
由于这两个人之间的这些分歧，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他们分手了。
表面上看，这场争论以景明不再回复而告终。
看似景明输了，其实未必如此。
二人的争论由李不满何诗的风格开始，最后的焦点落在是应该尺寸古法还是应该独创新意、自成一家上。
从现在的角度看，何的主张是进步的，大致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李的观点则会导致模拟代替创作的倾向。
但在当时滔滔的复古大潮中，李的观点和作品风格却代表了时流，何有理也难说清，更何况何也有大量模拟的诗作，这便使他在这场论争中底气不足，最后只好以不再答辩而告终。
那么，到底谁胜谁败也便很难说清楚。
很遗憾何景明没能在这次论争中取得应有的胜利。
这个遗憾告诉我们，文学创作应该走风格多元化的道路，人们不应该偏执于追求一种风格。
不要跟随别人的观点，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
试析李梦阳诗论的变化作者：杜颜璞来源：《速读·中旬》2014年第07期摘要：李梦阳是明朝重要的文学家之一。
他努力寻求文学新的出路，希望能改变明初文学萎靡不振的局面。
他的诗文理论经过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最后，他认为民歌是表现自然美的真正诗歌。
李梦阳的诗文创作、诗歌理论丰富了我国的诗文理论体系，是值得大家探讨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李梦阳；文学复古运动；创作实践；诗歌理论一、李梦阳的复古主张和早期的诗学理论早在宋末，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已主张学诗写诗应“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
到了成化弘治年间，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思想的解放，以及文学本身随着这种发展而显示出种种的弊端，越来越多的文人认识到需要改变这种文学的现状。
明人学诗、论诗有着强烈的古典情怀，明代诗学以古典主义思潮的汹涌澎湃为基本特征，其复古意趣的形成既出自于士大夫重振汉文化的历史使命感，也来自于对恢复古典审美理想的强烈诉求。
李东阳认为“汉唐及宋，格与代殊。
逮乎元季，则愈杂矣。
今之为诗者，能轶宋窥唐者，已为极致，两汉之体，已不复讲”。
他首先在诗论中提倡“格调”，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想要改变当时萎弱文风。
在弘治年间崛起的李梦阳等人在前人的影响下，高举复古的旗帜，积极探索文学的发展道路，寻求新的文学出路，而且李梦阳对李东阳进行了选择性的继承与创新。
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明史·文苑二》“李梦阳传”言：“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
”李梦阳认为“宋儒兴而古之文废”，“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
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
”提出近体宗盛唐，要学习秦汉文，盛唐诗，使人们了解那些富有激情，昂扬进取，气度恢弘的作品，希望能够纠驳明初以来那些僵化单一冗沓的诗风。
这些做法显示了李梦阳的文学审美的自觉性，也显示了他注重文学艺术体制的建设，对于当时的文坛是有十分积极的作用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如何复古的做法上李梦阳的见解一直受到争议。
论李梦阳、何景明论争的文体学意义
章回文
李梦阳、何景明论争是中国古典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争议的文体学意义亦在历史的演进上得以浮现。
李梦阳和何景明分別为两派重要学者，两人的异端争论的中心政治思想宗旨深受古典文学影响，积极推广着古典文学的原则，勇攀登文学之极高峰。
从文体学的意义来说，李梦阳的今昔对比文学理论和何景明的进步主义文学思潮，由命题、结构、情节色彩等诸多形式所构成，其影响深远，其效果则远比言说之意义直接无遗，成为中国古典文学断代上的重要变革经典。
在论证文体技巧方面，以李梦阳的故事重写理论以及何景明的角色感染理念为突出特征，也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传统发展思潮的征服独创。
李梦阳注重文章故事情节重组，运用曲折衔接，突出叙事主体意识，极大加强文章艺术表现力；而何景明则着重于人物心能引爆衔接，运筹帷幄，强调人物精神追求，为文章创作赋予激情力量。
因此，可以说李梦阳和何景明的文学争论不仅在文学发展方面注入强烈的文化冲击，而且以其鲜明的文体特点，促进了文学分枝发展的历史演变。
浅论李梦阳的文学理论
关键词：李梦阳前七子文学理论
李梦阳对于诗、文等文学作品的本体特征是如何认识和思考的呢?从他所写的文书诗序中可以看出，李梦阳对于诗、文等文学作品的本体特征有他自己的深刻认识，这些认识比明代以前古人对于文学艺术的认识更为深刻、更为准确。
李梦阳认为诗与文都应该具有形象性，这是他一贯的文学主张。
李梦阳在《空同集•论学•上篇》中说：“知《易》者，可与言诗。
比兴者，悬像之义也。
开合者，阴阳之例也。
发挥者情，往来者时，大小者体。
悔吝者，验之言。
吉凶者，察乎气。
”
李梦阳：《空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周易》是讲哲学思想的，对于深奥的哲学思想，如开合、往来、发挥、大小、悔吝、吉凶等自然现象，《周易》作者认为它们都包含有阴阳之道，这些自然现象都是阴阳之道的形象。
《周易》对其哲学思想的阐述，巧妙地立像以表义。
就形象性这一特点来讲，《周易》用形象表示抽象的哲学道理，诗歌用形象表示情感，二者有相通之处。
李梦阳把诗歌与《周易》做比较，看到了形象在《周易》与诗歌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他认为：“知《易》者，可与言诗”。
在《论学•下篇》中，李梦阳又说：“古诗妙在形容之耳。
所谓水月镜花。
所谓人外之人，言外之言，宋以后则直陈之矣。
于是，求工于字句。
所谓心劳日拙者也。
形容之妙，心了了而口不能解，卓如跃如，有而无，无而有。
”②在这里，“形容”即是形象之义。
所谓“古诗妙在形容之耳”，就是说古诗好就好在具有形象性。
宋人做诗，只言理性，不述形象，其作品缺少形象之妙，李梦阳是极力贬斥其拙的。
李梦阳不仅仅认为诗歌具有形象性，而且还认为散文也应具有形象性。
在《论学•上篇》中，他说：“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非宋儒废之也，文者自废之也。
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画焉，似而已矣，是故贤者不讳过，愚者不窃美。
而今之文，文其人无美恶，皆欲合
道，传志其甚矣。
是故考实则无人，抽花则无文。
故曰：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
” ③在这
里，李梦阳认为，诗文不能没有形象性。
古之文“贤者不美过，愚者不窃美”具有真实生动性。
如同图画一样，逼真神似。
宋人之文章描写人物、叙事说理，皆欲合道，没有真实生动的形象性，即没有把握住艺术的基本特征。
所以，“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
”
对于写人记事的历史，说理传道的经文，李梦阳认为它们也应该具有形象性。
他说：“夫文者，随事变化错理以成章者也。
不必约，太约伤肉，不必该，太该伤骨。
夫经史体殊，经主约，史主该，譬之画者，形容之也，贵意象，具且如，如丽姬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之类是也。
”
④引文中之“形容”、“意象”，均表示形象之意义。
在这段引文中，李梦阳认为：尽管
经史殊体，经主约，史主该，但是，它们都不应该太该太约。
太约、太该都要损伤艺术形象。
它们都应该象绘画一样，要有形象性，要追求其形象的逼真和神似。
经史然有别于诗文艺术，但是，从广义的艺术观点讲，它们也有写人叙事的内容，也是一种文字艺术，它们也应该具有形象性。
李梦阳评论经史作品，亦讲形象性，由此可见，李梦阳对于文学艺术之本体特征——形象性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李梦阳谈论文学艺术，首先能抓住艺术的基本特征，能从艺术的形象性入手，可算是高人一筹了。
在肯定文学具有形象性的同时，对于诗歌和散文两种文学形式的本体特征的区别，李梦阳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和精辟论述。
关于文的本体认识，李梦阳认为文是主理的。
“文主理”的文学本体观与“文以载道”的文学本体观是有联系的，中国古代有“文以载道”的文学本体观。
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有《明道》《宗经》《征圣》的专篇论说。
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和北宋欧阳修等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
都主张“文以载道”的文学本体观。
“道”，可以指客观事物的自然规律，也可以指社会生活的道德规范。
李梦阳主张“文主理”，他讲的“理”不是程朱理学认为的封建道德的“理”，他讲的“理”与传统文化的“道”有相通之处。
包含有自然规律和道德规范两种意义。
所以，“文主理”和“文以载道”是有相通之处的文学本体观。
从这一点讲，李梦阳的“文主理”的文学本体观是对“文以载道”的文学本体观的继承，这与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学认识是一致的。
形式表现内容，内容体现形式。
任何一种艺术，都是与它的形式相适应的内容。
有韵之言适合于抒情，无韵之音适合于说理。
关于诗歌的本体认识，李梦阳一贯主张诗是言情的。
由于李梦阳是诗人，所以，我们要重点谈谈他对诗的本体认识。
在《鸣春集序》中，李梦阳说：“夫天地不能逆寒暑以成岁，万物不能逃消息以就情。
故圣以时动，物以情征。
窍遇则声，情遇则吟，吟以和宣。
宣以乱畅，畅而咏之，而诗生恶。
故诗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鸣者也。
”
这段话从诗歌的产生说明了诗歌的本体特征。
所谓“窍遇则声、情遇则吟”，就是说，自然界的窍隙如果遇到气息，就会发出声响；人的精神世界如果产生情感，就会发出吟咏之音，就会产生出诗句来。
所以，吟咏之章是“情之自鸣者也”，诗歌的本体是人性情感之表露。
在中国文学史上，很早就有诗歌言情的观点。
《尚书》中有“诗言志”之语。
“志”指人的思想精神状态，与“情”有相通之义。
“诗言志”其实就是诗咏性情之理论。
《礼记•乐记》中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音”既指音乐，也可以指语言文学，这里所谈的亦是诗咏性情的道理。
魏晋六朝时期，文艺理论家都讲诗歌是言情的。
钟嵘就非常重视诗歌的言情特征，在《诗品序》中，他说：“感荡心灵，非阵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
”宋代严羽也明确地提出：“夫诗，吟咏性情也。
”和文主言理的理论继承关系一样，李梦阳之诗歌言情理论是对古之诗歌言情理论的继承。
但是，李梦阳的诗歌言情理论与古之诗歌言情理论又有完全不同的时代意义，它蕴藏着明代文人反叛程朱理学的时代意义。
诗人做诗主要是依靠情感的。
当客观事物激发了诗人的情感时，诗人才能产生诗的灵感，才能产生丰富的诗意。
当情感横溢之时，做诗也是开口成章的事情，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李梦阳经常做诗，他对诗之特点有深刻体会。
他理解情感是诗之生命的道理。
所以，他对诗与情的关系，才有上述深刻认识。
李梦阳对主张诗是言情理论的大力宣扬，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明代轰轰烈烈的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
李梦阳主张文学复古运动之后，明代“后七子”、唐宋派、公安三袁都也主张诗歌是吟咏性情的。
直至今天，坚持诗言情之理论已是常论。
所以，李梦阳判定诗歌的本体是情感，这是比较普遍的文艺观点，它对明以后文学历史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意义。
参考文献
［1］郭平安：《编辑批评学概论》，西安地图出版社，2004年
［2］何景明：《明代文论选》，蔡景康：《答周子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